据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将出现自黑死病流行以来的首次下降。在各大洲，婴儿“嗒嗒嗒”的脚步声正被“当啷当啷”的拐杖声所取代，因为在巨大的工作生活压力下，家庭规模正在缩小。面对工人的短缺和领取养老金年龄人口的增长，统治阶级对所谓的“人口结构转型”忧心忡忡。（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3年9月27日。译者：跃石）
教皇方济各谈到了“人口冬天”；中国共产党官员对中国现在的人口萎缩感到绝望，而英国央行行长则认为英国经济将被低生产率和人口老龄化这两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统治阶级）正在制定计划，让工人为这场危机付出代价，从摇篮到坟墓为止。
对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担忧是对人口过剩的焦虑的镜像。它们的根源都在于这个社会把利润看得高于一切，因此无法释放现代工业巨大的生产潜力，让每个人都能少工作、早退休，并拥有自己想要的家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有两个趋势在起作用。一方面，平均预期寿命在 20 世纪后半叶猛增。到 2050 年，全球将有 15 亿人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中，85 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两倍。与此同时，家庭规模也在缩小。1965 年，全球妇女平均生育 5 个孩子。如今是 2.3 个。当这一数字降到 2.1 以下时，在没有移民支持的地方，人口势必会下降。目前国内生产总值世界前15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节育措施的进步以及妇女大量加入劳动力大军，使她们在经济上更加独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育率。然而，孩子的数量却远远低于许多希望为人父母者的愿望。
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他们的研究，成年人平均希望有 2.3 个孩子，但只有 1.6 个。只有 2% 的成年人希望没有孩子，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个数字的五倍。在全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成年人的子女数量接近他们的愿望。
全世界妇女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约为5 小时。// 图片来源：非洲医生组织，库阿姆，弗里克
这条鸿沟是现代资本主义直接造成的。不断飙升的房租、漫长的工作时间和不完善的儿童保育服务压垮了工薪家庭。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大多数工薪父母在工作和睡觉之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养育孩子所需的家务劳动，而育儿、教育和家庭经营的成本却在不断攀升，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时至今日，全世界妇女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约为5小时，而人口较多的家庭更是加重了这一负担。社会化儿童保育不足或不存在，通常会将养育子女的责任推给母亲或整个家庭。
在美国，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平均费用为30万美元。如果孩子要上大学，还必须另外再增加10万美元。美国并非特例。在荷兰，育儿成本超过平均工资的一半。
因此，在那些子女数量少于自己意愿的美国人中，64%的人认为花费是决定性因素。对堕过胎的英国妇女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人表示，经济上的担忧让她们放弃了怀孕。
工作场所也不例外。在资本家眼中，准妈妈被视为生产力较低的工人。她们经常被污名化，半数妇女表示因怀孕而受到歧视。
当一位妇女告诉老板她要生孩子的好消息时，她的老板回答说：“如果你只买一个衣架，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会更容易些”。
只要工作场所还在为利润服务，母亲们就会在事业和孩子之间左右为难。她们被迫从事兼职和弹性工作，同时在晋升时经常被忽视。在西方，当第一个孩子长到 5 岁时，一位普通母亲工资会减少40%。
更低的薪酬和不断上涨的成本意味着，生孩子——假如这是可行的——就像一条锁链，将母亲捆绑在家庭领域，在经济上依赖于丈夫。只要情况依然如此，真正的妇女平等就无法实现。
资本主义下没有解决办法
目前的低生育率是家庭需求与资本家需求之间矛盾的产物。父母需要一个宽松的工作场所、负担得起的高质量托儿所，以及在符合人类要求的条件下养育子女所需的资源。然而，资本家总是为了利润而经营他们的工作场所，养育孩子所需的资源，无论是托儿所、宽敞的房子还是体面的教育，最终都必须来自他们的利润。
由于担心低生育率意味着新工人的供应会枯竭，一些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有利于生育”的政策来克服这一矛盾。这些提高出生率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当局非常担心人口老龄化，因此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现在鼓励家庭生育三个孩子。尽管如此，青年失业率现在仍然居高不下，政府拒绝公布相关数据。
这个问题在南韩根深蒂固，即使斥资 2,500 亿美元提供育儿补贴，也无法提高南韩创纪录的低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 0.78 个孩子）。尹锡悦总统败下阵来，转而攻击“女性主义”是问题所在。事实上，世界各地资本主义政府的“支持家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挑起一场文化战争。
例如，在生育率仅为 1.4 的意大利，梅洛尼大肆鼓动意大利人多生孩子。她所在的政党将低生育率问题与移民联系起来，煽动偏执情绪，声称除非生育率上升，否则意大利人将被外国人取代。
但意大利资本家阶级需要的是廉价的、可高度剥削的工人。梅洛尼关于移民的言论纯属蛊惑人心，她关于“支持家庭”的言论也是如此。无论是她的政府还是统治阶级，都无意为免费托儿所、更好的产假或任何其他能改善工人阶级妇女状况的措施买单。
几十年来的紧缩政策
世界各国政府都明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危机是无法克服的。哪个阶级将为不断增长的老龄化人口买单？不是资本家，他们正在各地削减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让老年工人工作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收入更少。
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标普（S&P）在一份名为“2023 年全球老龄化：时不我待”的研究报告中，对西方政府在实施这些攻击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祝贺”。退休年龄提高了，养老金计划调整了，缴费率也提高了。然而，标普很快指出，要阻止国家预算膨胀，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因为越来越多的灰发工人要求获得养老金和医疗保健。
他们预测，除非帝国主义国家大幅削减平均10%的GDP（前殖民地国家为18%），否则政府债务将飙升，导致利率飙升，政府信用评级将全面降至“投机”级。
资本家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迫使工人买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老龄化的人口的需要，对有家庭的工人和考虑组建家庭的工人施加压力，这将使组建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资本主义的逻辑正在造成恶性循环。
（统治阶级）需要的攻击规模是巨大的。在英国，保守党无情地实施了十年紧缩政策，但其效果只有标普所预测的一半。
工人们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在英国大学，讲师们五年多以来断断续续地罢工，以反抗养老金的反改革。在法国，当马克龙宣布打算提高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时，大规模罢工和骚乱已成为当今的主旋律。为了通过他的反改革，马克龙不惜绕过议会。这场斗争不仅限于养老金。从伦敦到马德里，工人们正在反击对医疗和社会福利的不断攻击。
不是人口紧缩，而是资本主义危机
标普报告的基本假设是，经济将继续增长乏力。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这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资本家们已经证明，他们无法释放世界所拥有的巨大技术潜力的哪怕一小部分。但是，一个合理规划的全球经济却能让生产力飞速发展：在缩短工作日的同时大幅提高生活水平，并将妇女承担的大量家务劳动社会化和自动化。
1930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预测，到2030年，每周工作时间将只有15小时。现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工作寿命将达到半个世纪。前几代人会认为近乎神奇的技术奇迹已经出现，但一些家庭仍在为在一个像样的大房子里抚养两个孩子而挣扎。当养老金、医疗保健和过去的所有改革在“财富不存在”的说法下遭到恶意攻击时，数以亿计的工人却在失业中煎熬。
只要经济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驱动，家庭就会受到挤压，直至吱吱作响。他们动不动就会在工作和养育子女的压力之间挣扎。结果将进一步加剧人口危机。由于无法利用巨大的生产力，资本家们将确保工人们为了更少的报酬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和更多的时间，而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其他千百种改革措施都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求。
这不是人口统计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衰落的问题。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对整个经济进行民主规划，才能打通这个死结。
衰老的不是人口，而是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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