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國企債券違約預示著動蕩的未來

2020年11月,迄今為止評級最高的一些中國國企發生了一系列的債券違約事件,這為從新冠疫情引發的低迷中相對穩固復甦的中國經濟蒙上了一層陰影。這表明中國國企無法從根本上避免資本主義體制的有機危機。(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0年12月9日,譯者:k2e4z7x9)

債券違約

今年以來,已有超過11家國企出現債券違約。換句話說,他們無力償還分期付款的債務。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投資者通常認為國企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因此不會有違約風險,而這就會保證了投資回報。然而今年他們從這個夢幻般的投資中猛然醒悟。據財新網報道,今年因國企債券違約所影響的資金超過470億元人民幣(約合71億美元),國企債務違約也占今年中國所有違約事件的35.05%。(「信用債塌方」,《財新周刊》,2020年第45期,2020年11月23日),這在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宣布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債券市場內,是相當可觀的部分。

今年違約的11家國企包括多個省份和行業的企業,這可能會影響到包括礦業、林業、化工、能源、機械、房地產和電子行業在內的數十萬個就業崗位。但是主要是永城煤業、清華紫光、華晨汽車的違約讓市場和國家感到恐慌。這些國企在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一流企業,但卻都在同一個月內違約。而這正如《金融時報》所解釋的那樣

「這些事態發展令中國近40億美元的公司債市場動蕩不安,其中國有企業估計占了一半以上。在永城煤業違約後的一周內,至少有20家中國公司暫停了總額為155億人民幣(24億美元)的新債發行計劃,理由都是『最近的市場動蕩』」。

「頂級」門面

這些國企的債券在最初大多被賦予了「AAA」的最高評級,而這是因為其和中國各地方政府的直接關系,而這同時也給人帶來了一種這些都是高度可靠企業的假像。然而,在這個假像的背後卻隱藏和積累了大量的欺騙,不負責任的冒險,以及不法行為。但不幸的是,對於這些國企的高管來說,紙還是包不住火的。

永城煤業是一家大型煤炭和能源企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是由河南省政府全資控股的河南能源化工集團的子公司。其2019年的淨利潤為9.95億元人民幣(約合1.52億美元)。據《財新網》報道,雖然永城煤業曾是河南能源的盈利部分,但河南能源在近年來進行的不計後果的擴張和兼並導致了其旗下大部分子公司的經營虧損。為了掩蓋這些虧損,「河南能源化工利用永城煤業的流動資金做了很多事情。最後導致(永城煤業)被捆綁了太多的垃圾企業,使得其負擔越來越重,最終造成了債務危機。」

河南能源化工集團不僅把問題轉嫁到子公司的賬上,還轉嫁到了員工的身上。河南能源化工有17.8萬多名員工,2018年下半年就開始拖延支付員工工資,有時甚至拖延時間長達4至5個月。自2019年12月以來,許多工人抱怨說他們根本沒有得到工資。河南省政府終於在4月對這些投訴做出了回應,並在2020年9月再次做出回應,承認了這個問題並承諾他們會整頓財政並優先保障員工的工資發放。然而,我們還沒有看到這些承諾的結果。(「信用債塌方」,《財新周刊》,2020年第45期,2020年11月23日)

作為寶馬、雷諾等國際汽車品牌在中國的合作伙伴而因此聞名的華晨汽車集團又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這家遼寧國營汽車制造商曾雇佣了4萬多名工人,創造了2000億人民幣(306億美元)的收入,然而現在它已經宣布破產,它的CEO祁玉民現在正因嚴重違紀而被接受調查。祁玉民是遼寧國企的一名中共高級官員,曾任大連市副市長。華晨汽車可靠的形像背後再一次隱藏著價值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未償還債券、拖欠供應商的貨款以及普遍的管理不善等問題。銀行是最先發現華晨汽車問題的,一位知情人士對《時代財經》表示

「這個事情(破產)其實8月份就有一些征兆了,當時華晨東亞汽車金融針對經銷商的批售貸款(庫存融資)斷了,銀行不給他們錢了,原因是覺得華晨系風險太高了,就讓我們覺得很奇怪,這塊業務按理說穩賺不賠的」。

以寶馬、雷諾等國際汽車品牌在華合作伙伴而聞名的華晨汽車集團已經破產。//圖片來源:汽車觀察者以寶馬、雷諾等國際汽車品牌在華合作伙伴而聞名的華晨汽車集團已經破產。//圖片來源:汽車觀察者

這些掩蓋事實的故事對於西方讀者來說應該是非常熟悉的,多年來,他們已經習慣了不斷出現的企業醜聞和弊端。有些人可能會指出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國家的角色,國家對這些巨型國企的所有權和支持給人一種這些國企能在市場波動中立於不敗之地的假像,讓管理層肆無忌憚地行事,從而積累了最終爆發出來的所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作用無疑加劇了問題,但這不是根本問題。我們看到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這是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型的直接結果。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由社會需求驅動的,也不是由人民和國家的直接意圖驅動的,它是由追逐利潤驅動的。每個資本家在與其他資本家的競爭中,被迫不斷地通過擴大生產來實現利潤最大化,並同時降低他們的成本——比如工資。由於所有資本家都以這種方式行事,生產超出了市場的承受能力。商品太多,機器太多,這必然導致危機。資本家可以通過信貸手段暫時克服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知道債務是遲早要還的。在資本主義下生產過剩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在過去的12年裡,我們看到中國的統治階級為了應對生產過剩而大肆舉債。國家官僚機構、管理者和資本家都一直在推動在貸款的基礎上擴大生產。然而,這個過程現在又回來困擾中國。

進退兩難的國家

為了應對接二連三的高調違約,所謂的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一次由中國經濟沙皇、副總理劉鶴主持的高級財政官員會議。劉鶴宣傳「對融資交易中的不當行為,如誤導性披露,或公司試圖逃避債務等行為秉持『零容忍』態度,以維護市場公平和秩序」。這裡暗示的是,國家不會再容忍國企的這些高風險行為,也不再保證為它們提供救助。它還向投資者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他們應該摒棄國企債券根本不承擔風險的假設。

撤銷國家救助的直接影響是什麼?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在接受官方媒體《人民日報》采訪時指出,這些事件將將改變如東北省、河南等這些財政薄弱,信貸風險頻發的地方政府的借貸優先權。面臨產能過剩問題的行業和國企也將遭遇信貸緊縮。換句話說;貸款將從不良企業轉向表現較好的企業,從而實現中共國家通過「健康市場」優化經濟的目標。

但故事是否如習政權內以強烈支持市場而著名的劉鶴宣稱的那樣簡單嗎?雖然這些企業自身也存在積累問題,但他們的違約是由銀行貸款的整體緊縮引發的,而銀行貸款是在一段時期內擴大對企業的貸款以支持它們應對由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類似的違約潮也發生在2018年,當時政府啟動了一場去杠杆運動,限制向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借款。2018年的運動也是在多年來國家通過擴大貸款以實施大規模刺激政策來保護中國免受2008年經濟衰退的影響之後發動的。

但這些國企與地方政府的財政緊密相連,地區政府在處理這些危機時無法進行推脫,因為它們將面臨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後果,尤其是因高層失職而工作受到影響的員工的反擊。11月20日,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批准了華晨汽車的破產重整請求以避免徹底破產。為了避免社會危機,國家不得不采取行動以保護這些有缺陷的國有企業。

自2017年11月以來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以億元為單位。//圖片來源:恆大經濟研究院自2017年11月以來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以億元為單位。//圖片來源:恆大經濟研究院

這些問題不僅僅是地方政府面臨的。雖然早在2014年中央政府就宣稱地方政府債務由自己負責,中央政府將秉持「一個都不援助」的原則,但在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危機的時候,中央政府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不能袖手旁觀。中國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等人在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地方政府的收入只占其支出的89%,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有11%的支出是靠貸款來解決的。中國經濟的放緩則使得這一趨勢雪上加霜,當然,GDP的增長是影響官僚仕途的重要政績指標,這會造成地方官員故意借貸,通過政府支出來拉動GDP,這當然也無濟於事。

最終,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極其矛盾的發展圖景,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舉債維持生計,以避免立即崩潰和不穩定,而這種信貸擴張只會為今後更多的危機鋪路。

未來的日子

世界上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雖然中國的整體債務與GDP之比似乎低於日本或許多西方國家,但一些地方政府卻依舊面對著動蕩的未來。任澤平等人的報告指出,青海、貴州、海南等省是債務風險最高的省份。債務峰值也將集中於2020年至2024年之間到來。這裡還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數據是在疫情之前提供的。

最新的一系列國企債券違約事件則是資本主義制度完全不可避免的危機的表現。無論中共及其國外的同情者如何多次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或「工人國家」,中國的經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正處於生產過剩危機中。習近平領導下的信貸擴張和金融市場自由化只是延緩而不是避免這個問題的嘗試。羅莎·盧森堡在《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一書中,簡明扼要地總結了信貸的雙重效應:

「可見,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機的手段,也不是哪怕減輕危機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對於危機的形成倒是一個特別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這樣。信用的特殊職能一般地說不外是消除一切資本主義關系中的固定性的殘余,處處灌輸最大可能的彈性,把一切資本主義的力量變成高度能夠擴展的、相互關聯的、敏感的能力。因此,危機這個無非是資本主義經濟中互相對抗的力量的周期衝突,只能因信用而易於發生和加深,這是非常明顯的事。」

中共及其支持者一再宣稱,他們強大的黨國機器能夠通過嚴密的監控和不時的激烈干預來調節掉結構性問題,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明,是市場在牽引著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官僚,而不是相反。經濟繼續放緩,而債務繼續積累。

除此之外,中國並不是運作在真空中,而是活在一個正在經歷著幾個世紀以來最嚴重劇烈衰退的世界。隨著即將上台的拜登(Biden)政府尋求與歐盟合作以對抗中國,中美貿易戰也不太可能出現明紀以來最嚴重劇烈衰退的世界顯的緩和,而這只是對中國經濟構成壓力的眾多外部因素之一。

中共國家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如何處理這一局勢還有待觀察。不排除他們可能會訴諸凱恩斯主義的措施,偶爾對某些企業進行國有化/再國有化也有可能緩解社會危機。無論他們怎麼做,債務遲早是要還的。中國的動蕩和不穩定已經提上日程,隨之而來的是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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