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與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

我們很榮幸地發表《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的首部中文版,將這些思想提供給國際工人階級和青年中的重要部分:華語世界的讀者們。這本由艾倫·伍茲(Alan Woods)和泰德·格蘭特(Ted Grant)撰寫,並於1969年出版的小冊子,是對當時大不列顛共產黨對托洛茨基主張的歪曲和偽造的回應。當時本書對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至今仍是對斯大林主義思想和方法的最佳駁斥之一。


 2020年中文版序言

佛萊德·偉斯頓(Fred Weston)

這本由艾倫·伍茲和泰德·格蘭特完成的著作,答復了前英國共產黨理論家蒙迪·約翰斯通在英國共青團期刊《我思》刊登的關於托洛茨基和他與列寧的關系的扭曲和誹謗。筆者這篇簡短的序言的目的不在於重復本書的內容,我們讓中文讀者們自行研究和思考它。

不過,我們想讓中文讀者們注意到的是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之間的理論和意識形態聯系。毛澤東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著名的中蘇分裂期間與蘇聯決裂時,聲稱自己堅持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修正主義」。中共將中蘇出現衝突的原因表現為毛反對赫魯曉夫訴求與西方「和平共處」的政策。

在此基礎上,各國親蘇聯的共產黨與親中國的毛派之間出現了世界性分裂,毛派通過在其黨名中加上「馬列」來區分自己,即「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借此將他們與蘇聯的分裂裝飾成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實際上,蘇聯和中國官僚之間的衝突源自於各自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如果這兩個政權是真正的工人國家,即工人民主政權,他們就應該形成中國,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聯邦,將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結合成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計劃生產。如果那時做到了這點,這些國家的人民都將會受益匪淺。

當時,蘇聯已經發展了工業和技術,這本可以提供給中國工農加快中國發展的步伐。但是,只有消除當時統治所有這些國家的特權官僚機構的利益,這種情況才有可能實現。

這也是同時體現了斯大林治下(和他死後)的蘇聯和毛澤東統治下中國的一個基本要素:試圖在一個國家內尋找通往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這一思想源於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個思想從未是列寧主義傳統的一部分。列寧理解社會主義是必須以一個世界性的體制來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重視建構共產國際。

列寧在1918年3月的俄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解釋道:「…如果德國革命不爆發,我們就會滅亡。」幾周後,他說:「...我們只有同世界各國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勝利。」 5月,他重申:「…只有靠各國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夠最終取得勝利。」列寧畢生從未放棄這一觀點。

只有在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才采納了完全反馬克思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個想法反映了蘇聯官僚主義的興起,他們在口頭上繼續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同時,實際上希望享受他們作為工人階級和農民之上的特權階層所取得的得利。這意味著他們對爭取國際社會主義沒有興趣,而是尋求與世界資本主義相適應。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思想證實了這一事實。他們沒有為推翻世界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而鬥爭,而是將自己局限於捍衛自己的「勢力範圍」。

與此相關的是斯大林主義思想的另一個關鍵要素:在任何國家建立社會主義之前,首先必須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在此基礎上,他們在許多國家內宣布:由於該國尚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所謂的「進步資產階級」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無恥地回到了1917年10月俄國革命期間孟什維克的主張,後者譴責布爾什維克堅持當時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

基於這一思想,在斯大林和蘇聯官僚機構的指導下,各國共產黨在對許多國家的工農群眾發揮了關鍵性阻礙作用。不論是在1926年的中國革命,193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以及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意大利和法國,這項事實都清晰地顯現出來。他們進入了所謂的「人民陣線」,即與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政黨結盟,從而安全地將革命工人和農民的精力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外。

在東歐,情勢發展有所不同。斯大林在這個地區內著重於在蘇聯和歐洲主要大國,特別在德國內建立一個緩衝區。蘇聯國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從這種力量地位上,斯大林得以與帝國主義談判,並達成一項協議。在該協議中,東歐應被視為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在此過程中,東歐的社會發生了變化,並引入了蘇聯的集中計劃模式。

在世界各強權在二次大戰後瓜分世界的原先計劃中,中國並不被指望落入蘇聯勢力範圍之內,這解釋了斯大林為何原先建議毛澤東應該要與蔣介石妥協。 1945年8月,正當中共儼然成為能夠奪政的勢力時,蘇聯與蔣氏國民黨根據雅爾塔協議簽署了一項友好條約,因此直到1949年,斯大林的立場一直是訴求中共與國民黨達成協議。

我們在希腊也看到了這一點。在希腊內戰期間,希腊共產黨人被蘇聯拋棄了。南斯拉夫本來也不應該成為蘇聯集團的一部分,但是鐵托的游擊隊獨立上台執政,這也解釋了他後來與斯大林主義俄國的衝突。中國的情勢也是類似於這些發展。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被期望是可以持續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也是1940年代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初觀點。承襲著斯大林主義的方法,中國共產黨尋求與進步資產階級結盟。 194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在許多著作中清楚地表達了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也不可能是當下的任務。

這裡不是詳細討論1949年中國革命實際上是如何發展的地方。不過可以說:事情沒有按中共的計劃進行。中國資產階級支持國民黨,並在毛澤東率領農民軍隊奪政後與國民黨一同逃亡。但是,即使大權在握,毛澤東也試圖與資產階級份子結盟。這體現於他的「新民主主義」構想。該構想假設一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可以形成。按照毛澤東當時的認知,這個情況將要持續數十年。

活生生的歷史經驗則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不但沒有一丁點的「進步性」,而是完全反動的。因此,毛政權為了發展經濟,被迫沒收資產階級階級的資產,並實行國家經濟計劃。這證實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觀點(盡管是以一個扭曲的形式達成的),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統治世界的情況下,必須非常迅速地走向社會主義任務,不然就會面臨失敗。

於是,將近五億個中國人從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枷鎖中被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者們當時歡迎1949年中國革命為世界勞工階級的一大進步,並將其視為是既1917年俄國革命以來世界歷史上第二重大的事件。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們也指出,由於手握政權的中共領導層堅持斯大林主義思想,他們會建立了一個以蘇聯形像為藍本的政權,即不是建立於1917年俄國最初的工人民主制,而是建立了斯大林領導下的官僚主義畸形政權。

由於中國情勢的演變,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可能反對以「斯大林主義」一詞來描述毛主義政權。毛澤東試圖創造他與蘇聯官僚有著根本不同的神話。毫無疑問,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存在差異。毛澤東實際上領導了一場成功的革命,使億萬中國農民和工人擺脫了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束縛,而斯大林在俄國革命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列寧和托洛茨基是革命首要的兩位領導人。

但是,就理論觀點而言,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根本性地堅持:在落後國家內,革命將必須經歷兩個階段。第一步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隨後是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只有到那時,物質條件才能發展到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即使到那時,這種觀點也不是認為世界革命是必要的,而是各國可以獨自通往社會主義,每個國家都在建設「一國社會主義」。

這就是為什麼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斯大林主義者」一詞不僅指斯大林他人本身,而是指一整套經蘇聯官僚主義墮落所產生的理論觀點。即便毛主義與蘇聯正式決裂,它仍然表現著同樣的理論。

左派運動內部的有些人聲稱,毛澤東其實代表了中共內部的某種真正的革命趨勢,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當時毛曾與「官僚們」宣戰,不時高喊著國際主義的口號,或者聲援在其他國家爆發的群眾運動。

我們無法在此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歷年來扮演的角色進行透徹分析。對此,讀者們可以參閱我們Wellred出版的其他有關文獻。但是,我們敦請讀者們特別注意列寧和托洛茨基如何分析官僚化的過程,並將其與毛澤東及其盟友在1960年代對官僚現像的解釋做比較。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不僅限於文字,這也表現在他們為了建立世界革命組織和領導團隊而建構共產國際的努力中。毛澤東盡管就「國際主義」誇誇其談,但從來未做出相同的嘗試。不僅如此,由於中國與蘇聯之間的衝突,毛澤東晚年還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等地支持當地的反革命武裝部隊,與如阿尤布·汗和其他極端反動派勾肩搭背,並同美國帝國主義和解,僅僅因為這些人都反對親蘇聯的運動。他的行為勝於雄辯。 

從蘇聯到毛主義的中國,越南或東德,所有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標榜自己延續了列寧的腳步。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不得不扭曲,隱藏和竄改列寧的真正理念。同時,他們將托洛茨基描述為與列寧截然相反。在這方面,蘇聯和中國官僚維持了他們的共同點,而本書則揭示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真正訴求的主張,即正統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理念。

今天的中國勞工和青年應該回顧一下後來在蘇聯和中國內部發生的情況。 1991年我們目睹了蘇聯斯大林主義舊政權如何瓦解,隨後許多前斯大林主義分子紛紛投誠成為資本主義的狂熱支持者。在中國,這一過程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但盡管如此,我們卻仍看到共產黨官僚在執政的同時引導中國重返資本主義。這是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興起並隨後在中國應用的邏輯性結果。

我們邀請您閱讀,學習並吸收過去的教訓。今天,我們現在正面臨全球範圍內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國已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它也無法擺脫這場危機的影響,其境內的階級鬥爭規模亦會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一場新的中國革命正在醞釀。但它唯一可以取勝的路線就是作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將涉及取消過去幾十年內發生的所有資本主義變革,包括將私有化的產業重新國有化,充公跨國企業以及重返計劃經濟。但是,這新一次的革命必須加入1949年所缺少的一個基本要素:工人民主。今天的中國勞工階級比1949年強大得多,他們將在21世紀全世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發揮關鍵作用。

2020年4月


2000年英語第四版序言

‬‬‬‬‬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 ‬‬‬‬‬‬‬‬‬‬‬‬‬‬

這本書第一版的出版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雖然在1972及1976年再版了兩次,這本著作還是絕版了很多年。1968年末,英國共產黨的主要理論家蒙迪·約翰斯通(Monty Johnstone)在英共青年團的團刊《我思(Cogito)》中發表一篇重新評價托洛茨基的文章。而《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原本是針對這篇文章所寫的回應。艾倫·伍茲(Alan Woods)及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在這篇回應中鉅細靡遺地澄清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思想之間的聯系。斯大林主義者從1928年發明「托洛茨基主義」一詞以來,就對此進行了系統性的篡改。要指出的是,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而是向所有英國共產黨及其青年團成員所發出的呼吁——重新發現有關托洛茨基的事實真相,回歸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作者們這樣寫道:「為日後的重大任務做好充足的理論准備,是每位同志的責任。」‬‬‬‬‬‬‬‬‬‬‬‬‬‬‬‬‬‬‬‬‬‬‬‬‬‬‬‬‬‬‬‬‬‬‬‬‬‬‬‬‬‬‬‬‬‬‬‬‬‬‬‬‬‬‬‬‬‬‬‬‬‬‬‬‬‬‬‬‬‬‬‬‬‬‬‬‬‬‬‬‬‬‬‬‬‬‬‬‬‬‬‬‬‬‬‬‬‬‬‬‬‬‬‬‬‬‬‬‬‬‬‬‬‬‬‬‬‬‬‬‬

《我思》上的文章‬‬‬‬‬‬‬‬‬‬‬‬

這篇《我思》上的文章名為《托洛茨基與他的理念》,於1968年10月發表,被約翰斯通描述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發表於1976年5月,題為《托洛茨基與世界革命》;第三部《今天的托洛茨基主義政策》始終都沒有發表。約翰斯通對於托洛茨基的攻擊也是讓英國共青團員及共產黨員參與到對根本問題的辯論中的一個絕佳機會。要知道,在這之前,英共內不可能有任何對於托洛茨基的公開討論 。就在此之前幾年,貝蒂·裡德(Betty Reid)曾在英共黨刊《今日馬克思主義》中發表了一篇題為《今天的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警告基層黨員不要與任何托派組織有瓜葛:‬‬‬‬‬‬‬‬‬‬‬‬‬‬‬‬‬‬‬‬‬‬‬‬‬‬‬‬‬‬‬‬

「我們必須要明確地指出:任何這類組織都毫無例外地以消滅本黨及削弱英國工人運動為目標。我們必須要解釋清楚這個問題,並警惕與他們的往來。最後,我們必須重申黨內邁向社會主義的意志是一致的,我們黨不會包容與這些人的交流,也不能容忍在他們面前捍衛黨的政策出現任何疏失‬‬‬‬‬‬‬‬‬‬‬‬‬‬‬‬‬‬‬‬‬‬‬‬‬‬‬‬‬‬‬‬‬‬‬‬‬‬‬‬‬‬‬‬‬‬‬‬‬‬‬‬‬‬‬。」

‬‬‬‬本書的作者們解釋道:「在此之前,在共青團與共產黨內討論托洛茨基主義是件無法想像的事。」就連約翰斯通也覺得這個討論是「姍姍來遲的,」格蘭特和伍茲則補充說:「遲了至少四十多年了!」‬‬‬‬‬‬‬‬‬‬‬‬‬

‬‬‬‬‬然而,約翰斯通針對托洛茨基的各種攻擊都是缺乏原創性的。我們將會看到這些論點大都是過去已有的誹謗的重申。約翰斯通撰寫的全文將會完整地收錄在這本書的附錄內,以便讀者參考、比較本書作者們對約翰斯通的回應。‬‬‬‬‬‬‬‬‬‬‬‬‬

‬‬‬‬ 這本書的附錄內還收錄了艾倫·伍茲所撰寫的原於1970年出版的小冊子《被禁止發表的列寧書信》。寫這本書的原意,一方面是為了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這份對約翰斯通的回復做重要的補充。文內收錄的列寧書信曾被斯大林政府故意藏匿,1956年後由為了與斯大林罪行撇清關系的赫魯曉夫逐漸公開。這些信件包含了很多有助於釐清列寧與托洛斯基的關系的證據。這些書信中的一部分最初曾被誹謗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偽造的文件,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卻由莫斯科出版在列寧全集英文版中。但是,尤裡·布拉諾夫(Yuri Buranov)教授最近指出,這些後來公布的列寧的信件竟也遭到斯大林主義者的竄改,意圖曲解歷史,擾亂視聽。‬‬‬‬‬‬‬‬‬‬‬‬‬

‬‬‬‬‬這本書自然將花很大的篇幅來論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因此,這本書的再版可以說是對艾倫·伍茲所撰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通往革命的道路》以及泰德·格蘭特的《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的補充。伍茲及格蘭特的著作對於十月革命之前的各種政治問題做出了更深刻、更細膩的分析。然而,這本書以論戰的形式撰寫,也是相當好的入門教材,值得廣大勞工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參與者們閱讀。其實,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是寫給激進的工人以及青年們的。如今,經過了過去三十年的風風雨雨,特別是俄國及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垮台,這本書所闡述的理念對當下的我們可以說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關於托洛茨基的問題

‬‬‬‬‬‬‬英國共青團在1968年突然將有關托洛茨基的問題拿出來討論決非偶然。1968 年是重要的一年。在法國,一場長達六星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革命性罷工在那年五月興起。這場運動讓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強大」政權完全陷入癱瘓。將近一千萬名法國工人起義占領了工廠。這場偉大的運動原本完全有機會在法國將資本主義推翻,但卻因為法國共產黨的錯誤政策及指揮而功虧一簣。當年的法國總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那時,法國所面臨的危機極其深重 。政府只有存在或是被推翻的命運,但是整個局勢不是靠一些內閣改組就能夠挽回的。因為受到質疑和挑戰的並不是我的觀點,而是戴高樂、第五共和國、甚至共和國制度本身‬‬‬‬‬‬‬‬‬‬‬‬‬‬‬‬‬‬‬‬‬‬‬‬‬‬‬‬‬‬‬‬‬‬‬‬‬‬‬。」

5月24日,戴高樂訴諸於他之前就用過的政治手段:發起公投,企圖利用公投來重振自己政府的威信。然而,公投根本就無法開展,因為法國上上下下沒有一家印刷廠願意印制選票。法國政府試著向比利時印刷廠下訂單,也遭到了支持法國工人的比利時印刷工人們的拒絕。五天之後,戴高樂失蹤了,原來他偷偷地逃到了西德巴登巴登城。蓬皮杜甚至回憶道,「灰心喪志」的戴高樂曾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告老退休。最後,在馬蘇將軍(General Massu)的力勸下,戴高樂才黯然回到巴黎。 灰心喪氣的戴高樂曾向美國駐法大使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都玩完了。共產黨過幾天後就會掌權。」當時的政權的確掌握在勞動人民的手中。可惜的是,在法國工人們有著決定性影響的法國共產黨不但沒有利用這個絕佳機會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反而帶領整個運動走向失敗。‬‬‬‬‬‬‬‬‬‬‬‬‬‬‬‬‬‬‬‬‬‬

這次運動結束了二戰後相對的階級 「和諧共處」時期,重新把革命提上日程,重振了歐洲各國的勞工運動,所引發的熱烈討論也激發了廣大共產黨員,特別是年輕黨員的關注。這也是他們對托洛茨基的思想重新燃起興趣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法國的事件則不是導致共產黨內震蕩的唯一原因。同年八月,蘇聯官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鎮壓杜布切克(Dubcek)政府所發起的一系列實驗性的民主「改革」。與 1954年莫斯科入侵匈牙利一樣,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撼動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共產黨基層黨員的分化使得各國共產黨內紛紛出現分裂,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者和「歐式共產主義者」(Euro-Communist)兩派的分裂。一部分黨員開始對蘇聯的發展、共產黨領導人的國內與國際政策提出質疑。在這場爭論中,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曾起到的作用也開始受到關注。

‬‬‬‬‬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美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發動的野蠻戰爭遭到了越南游擊戰士們的英勇抵抗。年初開始的春節攻勢漸漸將美軍逼向劣勢。越南人民的革命鬥爭也促使英國、歐洲大陸以及美國學生出現前所未有的激進化。一些激進的學生們開始把革命思想作為前進的向導。當時各國共產黨的內部危機不可避免地促使逐漸一些激進化的學生們以及年輕共產黨員開始認同托洛茨基的革命思想——在很長時間內都被斯大林主義者妖魔化的思想。‬‬‬‬‬‬‬‬‬‬‬‬‬

‬‬‬‬為了擊退這個趨勢以及鞏固英國共青團員們的忠心,英共指派蒙迪·約翰斯通新寫一篇對於托洛茨基以及其理論的批判文章。對英共來說,這是一項極其冒險的嘗試,因為就算是把竄改過後的托洛茨基主義拿來公然批判,也可能讓共青團員們對「老頭子」和他的著作產生更大的興趣。不過,英共在當時別無選擇。在這個情況下,約翰斯通開始在《我思》上連載長達三篇的有關托洛茨基的文章。有關托洛茨基的討論終於公諸於世,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主義提出了挑戰。伍茲和格蘭特當時這樣寫道:「我們歡迎約翰斯通同志的挑戰,也准備對他的論點做出細致的回復。」我們認為,這本書當今仍然是對托洛茨基思想的最好的介紹,以及對近年來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思想的詆毀和篡改的最全面的回應。因此,在托洛茨基被刺殺六十周年的今天,我們更毫無猶豫地再版這本著作,作為對他的紀念。 ‬‬‬‬‬‬‬‬‬‬‬‬‬‬‬‬‬‬‬‬‬‬‬‬‬‬‬‬‬‬‬‬‬

約翰斯通後來的疑惑 ‬‬‬‬‬‬‬‬‬‬‬‬‬‬‬‬‬‬‬‬

如今,約翰斯通已經改變了他對於托洛茨基的看法。雖然他同意我們重印他在《我知》刊登的文章,但是他也聲明:「如果現在重寫這篇文章,我在很多方面都會寫得跟1968年的文章不一樣,尤其是有關‘一國社會主義’的部分。」不過,約翰斯通還是強調:「讀者們最好還是要能完整地看到我原來寫的版本,畢竟這本書是針對那個版本作出的回應‬‬‬‬‬‬‬‬‬‬‬‬‬‬‬‬‬‬‬‬‬‬‬‬‬‬‬‬‬‬‬‬‬‬‬‬‬‬‬‬‬‬‬‬‬‬‬‬‬‬‬‬‬‬‬‬‬‬‬。」

約翰斯通亦於1992年7月在《社會主義者歷史社會》刊登了《我們的歷史-重新評價托洛茨基》一文。雖然我不應在這篇序言中對那篇文章進行完整的批判,但是那篇文章確實證明了約翰斯通對於托洛茨基的看法較《我思》文章有所改變。在各種事件的影響下,約翰斯通認為:「我們的評論也應該被重新評估‬‬‬‬‬‬‬‬‬‬‬‬‬‬‬‬‬‬‬‬‬‬‬‬‬‬‬‬‬‬‬‬‬‬‬‬‬。」

‬‬‬‬雖然我們非常歡迎約翰斯通真誠地願意做出改變,但遺憾的是,他的改變多半是表面的,而非實質的。比如,他仍然斷章取義地引用托洛茨基的文章,來歪曲托洛茨基在很多基本問題上的立場。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就托洛茨基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大會發言這一問題,雖然伍茲和格蘭特當時已經做出回應,雙方也進行了全面的辯論,但是約翰斯通依然固執地堅持 「爭論的主要焦點是革命性政黨的性質問題」這一缺乏證據的說法。當年發表的《列寧與托洛茨基-他們的真正主張》以及1999年出版的伍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通往革命的道路》都全面指出了這一觀點的錯誤。‬‬‬‬‬‬‬‬‬‬‬‬‬‬‬‬‬‬‬‬‬‬‬‬‬‬‬‬‬‬‬‬‬‬‬‬‬‬‬‬‬‬‬

‬此外,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布列斯特條約的爭論、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辯論」、蘇聯的工業政策以及其他重要問題也同樣做出了不實的闡述。約翰斯通同志一直依然堅持指控托洛茨基「對於西方革命前景估計過於樂觀過多的幻想,」還認為「他(托洛茨基)的經濟政策和他對無產階級民主的呼吁不符。」 與之相類似,約翰斯通說「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左翼反對派的經濟方針也提出要通過與農民不平等的交易為發展工業提供資金,這已經由斯大林政權在1920年末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實施了,只不過方式要粗暴很多。」約翰斯通簡單地將左派反對派對富農增稅的主張與斯大林「消滅富農階級」的瘋狂政策和暴力施行的農業合作化劃等號,是完全錯誤的。伍茲及格蘭特在當時的回應就說明了這一點。‬‬‬‬‬‬‬‬‬‬‬‬‬‬‬‬‬‬‬‬‬‬‬‬‬‬‬‬‬‬‬‬‬‬‬‬‬‬‬‬‬‬‬‬‬‬‬‬‬‬‬‬‬‬‬‬‬‬‬‬‬‬‬‬‬‬‬‬‬‬‬‬‬‬‬‬‬

‬‬‬‬‬左翼反對派自1923年起就反對與富農妥協,並提出蘇聯需要通過對富農增稅的方式來加速工業化。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及加米涅夫三人集團卻主張犧牲貧農及工人的利益來和富農妥協。他們的政策迅速加劇了農村地區的階級分化,並使富農們有機會將更多財富納入囊中。後來,布哈林甚至說富農們要「發財吧」!雖然農業收成有所提高,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為富農們所占有。工業的發展落後於農業。對於這個情況,左翼反對派認為會「破壞了城鄉聯盟,並且導致農民中產生迅速的階級分化。」‬‬‬‬‬‬‬‬‬‬‬‬‬‬‬‬‬‬‬‬‬‬‬‬‬‬‬‬‬‬‬‬‬‬‬‬‬‬‬‬‬‬‬‬‬‬‬‬‬‬‬‬‬‬‬‬‬‬‬‬‬‬‬‬

‬‬‬‬‬約翰斯通同志在最新的「重新評估」中一如既往地將托洛茨基的原話斷章取義地加以引用,並將其放入完全不同的情景中。例如,托洛茨基的《恐怖主義及共產主義》寫於1920年,裡面證明了在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合理的。但約翰斯通卻完全忽視托洛茨基寫這本書時所處的時空背景,直接引用這本書來證明:「我們無法忽視托洛茨基的獨裁立場,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初期……這讓人聯想起斯大林。」這些言詞足以說明約翰斯通想法的改變的局限性。與以前一樣,他試圖讓自己顯得既客觀又理性,說:「托洛茨基並不總是錯的,有時候雙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譯者注)都是錯的,」還說:「我們並不能傲慢地認為我們一定是對的。任何人都不能壟斷真理。」但是直接將托洛茨基在蘇聯面對內戰和21支外國軍隊入侵時所寫的政見與後來斯大林波拿巴主義恐怖獨裁相等同,是相當可怕的錯誤。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內戰期間所使用的暴力,針對的是十月革命的敵人們——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而且,即使在如此艱難的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黨依然維持著最完整的蘇維埃民主制度。斯大林政權的極權恐怖不是針對地主和資本家的,而是用來鎮壓革命者、工人、農民和布爾什維克黨員們的。這兩者之間怎麼會有相似之處? ‬‬‬‬‬‬‬‬‬‬‬‬‬‬‬‬‬‬‬‬‬‬‬‬‬‬‬‬‬‬‬‬‬‬‬‬ ‬‬‬‬‬‬‬‬‬‬‬‬‬‬‬‬‬‬‬‬‬‬‬‬‬‬‬‬‬‬‬‬‬‬‬‬‬‬‬‬‬‬‬‬‬‬‬‬‬‬‬‬‬‬‬‬‬‬‬‬‬‬‬‬‬‬‬‬‬‬‬‬‬‬‬‬‬‬‬‬‬‬‬‬‬‬‬‬‬‬‬‬‬‬‬‬‬‬‬‬‬‬‬‬‬‬‬

‬‬20世紀30年代的托洛茨基

‬‬‬‬約翰斯通寫道:‬‬‬‬‬‬‬‬‬‬‬‬

‬‬‬‬‬‬‬「……在絕大多數時候,他(托洛茨基)高估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西方世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如1926年英國大罷工以及1936-37的西班牙與法國。他經常透過十月革命的棱鏡來看待各地的革命情勢。在我看來,他特別錯在兩個地方:反對共產國際的人民陣線政策,以及支持共產國際1939-40年對第二次大戰的定性。‬‬‬‬‬‬‬‬‬‬‬‬‬‬‬‬‬‬‬‬‬‬‬‬‬‬‬‬‬‬‬‬‬‬‬‬‬‬‬‬‬‬‬‬‬‬‬‬‬‬‬」

‬‬ 即使對於那些大致了解西班牙、法國、德國、甚至英國歷史的人而言,上世紀20-30年代極大的革命可能性都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高估了當時的革命事件,而是反省為什麼這些革命潛力被白白浪費了。工人階級一次又一次試圖改變社會,卻一次又一次被自己的領袖帶向失敗。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在1923-1927年的中國、1926年的英國、1930-1933年的德國、1934-1936年的法國、特別是在1931-1937年的西班牙所執行的具有毀滅性的錯誤政策。

托洛茨基對於這些事件的分析裡,沒有一文一字高估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那些試圖把革命失敗全部歸咎於民眾、而避免對領袖責任的之一的人們往往持有與這種對托洛茨基的指責相似的論調。托洛茨基在上世紀30年代的作品既生動又深刻地刻劃出了當時階級、政黨以及領袖之間的關系。他解釋了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如何被斯大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們所挫敗。如果與十月革命有任何的相似之處,那就是在這些國家,革命的客觀條件要遠遠好於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所面對的條件。斯大林故意阻攔了1923年德國革命,聲稱:‬‬‬‬‬‬‬‬‬‬‬‬

「‬‬‬‬‬‬‬法西斯主義者們沒在歇著,可是他們先發動攻擊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這會把工人階級全面團結在共產黨員周圍(德國與保加利亞不同)。另外,根據所有的情報來看,法西斯主義者在德國勢力很弱。在我看來,我們應該遏止德國黨員們的活動,而不是鼓勵他們。」

在英國,斯大林緊緊依靠英國工會聯合會總理事會(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Trade Union Council)和英俄工會委員會(the Anglo-Russ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中的「左派」。這一機會主義政策阻礙了英共在1925至1926年的發展。英俄工會委員會是英國及蘇維埃工會之間的正式協議。而這一協議也被英國工會聯合會的右翼們用來給自己行動打「左翼」的幌子。英共的「一切權力歸工會聯合會」的口號也是這種機會主義政策的表現。這個口號加強了人們對工會聯合會的幻想,似乎它(在右翼的領導下)有能力發動和領導革命鬥爭。在他們背叛了英國大罷工之後,托洛茨基提出應該與工會聯合會中破壞總罷工的人決裂,但斯大林卻反對這一要求:「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政策是愚蠢的、是冒險主義的。」最後是英國工會的官僚們決定和蘇維埃的工會決裂,而斯大林的政策也徹底失敗。即便如此,英共卻依然在頑固地重申:「我們應該加強‘更多權力歸於工會聯合會’(「More power to the TUC」)的宣傳活動‬‬‬‬‬‬‬‬‬‬‬‬‬‬‬‬‬‬‬‬‬‬‬‬‬‬‬‬‬‬‬‬‬‬‬‬‬‬‬‬‬‬‬‬‬‬‬‬‬‬‬‬‬‬‬‬‬‬‬‬‬‬‬‬‬‬‬‬‬‬‬‬‬‬‬‬‬‬‬‬‬‬‬‬‬‬‬‬‬‬‬!」

在中國,1925至1927年的革命原本是將社會主義革命傳播至東方的絕佳機會。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一個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工人階級政黨。但是,斯大林不但沒有采用像1917年俄國那樣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方針,反而把孟什維克的二次革命論強行灌輸給了年輕的中共。中共被迫放棄獨立性,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中國國民黨合並,組成所謂的「四個階級的聯盟」。之後沒多久,民族資產階級的真正代言人——蔣介石在廣東發動政變。斯大林為了繼續打擊左翼反對派,封鎖了所有反革命的消息,因為左翼反對派一直反對斯大林在中國的路線。之後,蔣介石又在上海發動了一次政變,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

斯大林後來又轉而支持「左派」汪精衛。結果,汪精衛在不久之後也照著蔣介石有樣學樣地在武漢背叛了他的共產主義「盟友們」。這些事件使中共遭受了致命性的打擊,並擱淺了中國革命。但斯大林卻仍然堅持這只是「部分且暫時的失敗」。雖然這些事件證明左翼反對派的批評是正確的,但是一系列革命的失敗卻導致蘇聯工人階級的士氣低落,從而使得官僚階級取得了勝利。

 ‬‬‬‬‬‬‬‬‬‬‬‬‬‬‬‬‬‬人民陣線主義

共產國際從1928年開始執行的「第三時期」政策起到了特別糟糕的作用。在德國,這一瘋狂的政策將支持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劃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直接導致了工人階級的分裂,最終使得希特勒在1933年坐收漁翁之利。他自詡自己「連一扇窗戶都沒打破」,就輕易取得政權。上世紀30年代中,共產國際放棄了極左的「第三時期」政策,取而代之的則是機會主義的「人民陣線」政策。人民陣線政策並不是向列寧主義、而是向孟什維克思想的回歸。共產國際開始要求各國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尋求合作,來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威脅。孟什維克思想的核心——階級合作政策會癱瘓各國的無產階級運動。列寧在1917年返回俄國時堅決反對的就是這種政策,他當時提出不應該給予臨時政府任何支持,並要求維持革命政黨的獨立性。 ‬‬‬‬‬‬‬‬‬‬‬‬‬‬‬‬‬‬‬‬‬‬‬‬‬‬‬‬‬‬‬

用托洛茨基的話說,人民陣線政策在上世紀30年代始終扮演了「破壞罷工」的角色。1936年,法國的工人們占領了工廠。但法國共產黨為了與萊昂·布魯姆(Leon Blum)的人民陣線政府尋求和解,一直試圖阻撓和停止工人運動。當時法國共產黨領袖莫裡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

「當時,有煽動性的政客完全能夠率領工人們做出最悲壯的過激行為。但是,人民陣線代表了秩序、穩定和有組織的發展,人民群眾所堅持的社會和平,以及重返繁榮的心願。我用仔細斟酌的文字代表中央委員會直接宣布:

‘雖然徹底貫徹我們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適可而止。現在我們的任務不是奪取政權,而是贏得我們的經濟訴求,因此,我們應該知道在這些訴求得到滿足時,如何停止行動。’」

多列士繼續說道:

「我們一次次地反對那些過激的人們用來表達急切心情的左翼口號。這些口號只會限制和減少工人階級鬥爭的陣線。而我們也幾百次地重復強調,人民陣線不是革命。」

在1936年的西班牙,如果沒有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錯誤領導,加泰羅尼亞的大規模起義完全有可能成為成功的全國性革命的導火索。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發生,是斯大林最不想見到的,因為這將會重新喚起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勁頭,從而引領他們推翻官僚獨裁。斯大林早已放棄了列寧的國際主義政策,希望通過與西方「民主」國家達成外交協議,來孤立德國。而西班牙革命就成為他討好未來的「新朋友」的犧牲品。

西班牙工人階級領袖如果能貫徹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7-1921年的革命方針,那完全有可能擊敗佛朗哥(Franco)。但是取勝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戰爭的指揮權必須從陰險的資本主義政客們的手中奪回,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只有他們才會堅決與法西斯反革命奮戰到底。要打敗佛朗哥,工人和農民就必須掌管西班牙的各項資源——土地、銀行和工業。要保衛這些資源的社會所有,人民群眾就必須武裝起來。

但是,工人階級領袖們,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者,所采取的行動卻阻礙了這些的實現。西班牙「共產黨」盲目地遵循了莫斯科的人民陣線政策中的階級合作理論, 成為了資本主義法律和秩序最熱切的捍衛者。在「先贏得戰爭 (first win the war)」的口號下,他們系統性地破壞了各個獨立的工人和農民運動。與西共一樣, 西班牙全國勞工聯合會(CNT)的無政府主義領袖們以及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的領袖們都執行了階級合作政策,加入了人民陣線。他們以打擊法西斯主義和「保衛民主」為自己的政策辯解。但問題是,到底如何才能贏得勝利。對這一問題,托洛茨基是這樣回答的: 

「對抗佛朗哥是對的。我們當然要消滅法西斯主義者,但是我們的目標不應是將西班牙還原到內戰前,因為佛朗哥正是那時的西班牙的產物。我們必須清除佛朗哥產生的基礎,而佛朗哥的社會基礎正是資本主義‬‬‬‬‬‬‬‬‬‬‬‬‬‬‬‬‬‬‬‬‬‬‬。」

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們曾試圖遏制局勢轉向反革命,並於1937年在巴塞羅那發動 起義,把政權重新奪回手中。英勇的巴塞羅那無產階級最終失敗了,而斯大林主義者在其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一失敗所導致的一系列後續反應大大挫傷了工人階級的士氣,為佛朗哥的最終勝利鋪平了道路。一夕間,工人委員會就被迫解散,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取締,黨的領袖們則被監禁甚至殺害。在斯大林主義者的熱烈支持下,胡安·內格林(Juan Negrin)的右翼政府再次建立起了往日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共和國的未來就此葬送,共和國的領導們開始以組成聯合政府為條件,試圖與佛朗哥達成妥協。西班牙革命的失敗也為二戰的爆發鋪路‬‬‬‬‬‬‬‬‬‬‬‬‬‬‬‬‬‬‬‬‬。

托洛茨基早在1931年就已經警告,希特勒的勝利將會引發世界大戰。德國、奧地利以及西班牙革命的失敗最終導致了二戰的爆發。二戰其實是1914至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延續。托洛茨基始終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像列寧在1914年保持了堅定的階級立場。斯大林主義者曾誹謗托洛茨基是蓋世太保的間諜,但其實是斯大林在無法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在1939年8月與希特勒簽訂條約。這反而給了希特勒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德國得以在1941年夏季對蘇聯發起了猛烈襲擊。在這樣的情況下,斯大林主義者的立場再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們最初反對與納粹德國交戰,現在卻將這場戰爭稱作「反法西斯的正義之戰」。1943年,斯大林聽從了盟軍的指示,在沒有召開代表大會、沒有討論或表決的情況下,解散了共產國際。這也清楚地說明,斯大林其實是把各國的共產黨當做為蘇聯外交政策服務的工具。在英國和其他國家,共產黨不斷反對罷工,並成為最糟糕的沙文主義者。他們的宣傳甚至透露出「只有死了的德國人才是好德國人」的思想。而托洛茨基雖然在戰爭中呼吁無條件保衛蘇聯,但是卻堅持了列寧在1914至17年提出的革命國際主義立場。

在《重新評價》一文中,約翰斯通不可避免地得出了悲觀的結論,甚至開始質疑俄國革命本身: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1917年決定在農民占絕大多數的俄國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而在此之前當托洛茨基提出這一目標時,他們都加以反對。從回顧歷史的角度來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1917年的決定,到底是對是錯值得進行另一番討論,受篇幅所限,我無法在本文中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所以,這就是約翰斯通最後為大家得出的結論。在批判托洛茨基反對本質上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政策後,約翰斯通開始質疑1917年的革命。你看,當時的俄國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所以工人階級在那樣的情況下是否應該奪取政權是值得商榷的。這恰恰是將革命送給資產階級的孟什維克的路線。在十月革命爆發八十年後,約翰斯通還在懷疑這是否只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他好像在試問:如果把政權留給資產階級自由派,情況或許會遠比現在好。而社會主義呢?那只是一個烏托邦的理想,或者至少要等到在未來才能實現的美夢罷了。‬‬‬‬‬

‬‬‬‬‬‬‬‬所有這些論述都不是新的。約翰斯通只是在重復資產階級教授們幾十年來一直在使用的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論點。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沒有破壞資產階級的好事,那俄國就能夠避免之後所有的問題,發展成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然而,這個論點是完全違背事實的。俄國當時除了蘇維埃政權之外,並沒有發展成一個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這個選擇。因為在當時俄國資本主義下,這種政府是無法發展起來的,唯一能取代蘇維埃政權的只有殘暴的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科爾尼洛夫(Kornilov)將軍試圖發動的政變就是一個小小的警告。如果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沒有奪取政權,克倫斯基(Kerensky)必定會被邊緣化,從而使軍事獨裁政府成為可能。從白軍在內戰中對工人和農民的血腥鎮壓中,我們可以猜想這樣的軍事獨裁政府將是什麼樣的。俄國很有可能先於德國和意大利成為法西斯政權,其殘暴程度則絕對不亞於希特勒或墨索裡尼。

‬‬‬‬‬‬‬‬十月革命八十多年後,居然有自稱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人在質疑革命的合理性,這讓人難以相信。在我們看來,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除了短暫的巴黎公社,這是工人階級第一次成功掌握國家政權,開始塑造自己的命運。雖然有斯大林主義的負面影響,蘇聯在很長一段時期中都通過實踐證明了國有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它讓我們一窺人類未來的潛力,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

‬‬‬‬‬‬‬‬ 托洛茨基在他的巨作《俄國革命史》中寫道:

‬‬‬‬‬‬‬「即使蘇維埃制度,在惡劣環境之中和敵人打擊之下——我們姑且假定,——暫時地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的不可磨滅的印記仍舊留在人類以後整個發展上面。」‬‬‬‬‬‬‬‬‬‬‬

羅莎·盧森堡也毫不猶豫地支持十月革命:

「‬‬‬‬‬‬‬‬‬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他們的朋友,是首先做榜樣給世界無產階級看的。亦唯有他們能夠同胡騰(‬Ulrich Von Hutton,德國反教廷先烈 )‬一樣地高喊:我敢做這件事!」

‬‬‬‬‬‬‬‬‬十月革命至今仍在指導並鼓舞著所有為戰勝資本主義、奪取無產階級勝利而戰鬥著的人們。我們也將堅定不移地繼承十月革命的光榮傳統!‬‬‬‬‬‬‬‬‬‬‬

斯大林主義的崩潰

‬‬‬‬‬‬‬‬‬錯誤的理論必定導致災難性的實踐。當約翰斯通在《我思》雜志上撰寫他的原文時,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蘇聯是無堅不摧的。雖然它確實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些就好像「太陽上的太陽黑子」一樣,並不是什麼深層次的問題。斯大林主義者的想法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看來是多麼的空洞和愚蠢!與之相比,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裡的忠告則是多麼的深刻和正確!‬ ‬‬‬‬‬‬‬‬‬‬‬‬‬‬‬‬‬‬‬‬‬‬‬‬‬‬‬‬‬

在上世紀60年代,蘇聯雖然經過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的動蕩,但是仍然維持了其世界頂尖力量的地位。隨著經濟在戰後的迅猛發展,蘇聯躋身世界超級大國。東方和西方各國的評論者都認為斯大林主義會千年不朽。赫魯曉夫甚至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做出預測,蘇聯將會在1980年超越美國。可以說,除了我們組織之外,沒有人預見到了斯大林主義的危機。約翰斯通傾心歌頌著蘇聯「社會主義」是多麼的美好。他認為,蘇聯是個「得到完全發展的、繁榮、和諧和文化的社會主義社會。」(《我思》,P. 30) ‬‬‬‬‬‬‬‬‬‬‬‬‬‬‬‬

然而,本書的作者們在當年的回復中指出:「所有像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這樣的人都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踩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屍體爬上來的流氓和走狗。」他們還指出:「今天,蘇維埃波拿巴主義政權的內部矛盾日趨明顯。」伍茲和格蘭特問道:「過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中蘇交惡都嚴重的打擊了斯大林主義。那未來,我們又將看到什麼樣的發展呢?」他們預測,「新一輪加劇的國際階級鬥爭」以及「東方的政治革命」都是可能。蘇聯內部的矛盾當時正不斷地從內部侵蝕著它的基礎,並在將其帶向革命性的危機。 ‬‬‬‬‬‬‬‬‬‬‬‬‬‬‬‬‬‬‬‬

這一預測的前半部分在70年代在西方的革命浪潮中得到了證實。在那個年代,我們看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革命前的危機、英國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偉大的葡萄牙革命,希腊軍政府的推翻,佛朗哥政府的倒台,席卷印度、印度次大陸和東南亞的革命風暴,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和埃塞俄比亞資本主義和地主霸權的推翻。在革命形勢高漲的同時,經濟危機也在1974年第一次在世界範圍內同時爆發,這把世界資本主義帶向了一個新的風雨飄搖的階段。 ‬‬‬‬‬‬‬‬‬‬‬‬‬‬‬‬‬‬‬‬

可惜的是,這些運動,尤其是西歐的運動,都因為改良主義及「共產主義」領袖的錯誤而失敗,從而導致80年代以撒切爾、裡根和科爾執政為代表的全球範圍內意識形態的右轉。80年代的經濟發展更加強了部分蘇聯官僚和西方國家的改良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幻想,進一步鞏固了這一右轉。當然,80年代並不是完全沒有激進的工人運動的,如英國礦工示威,但主要的趨勢還是資產階級政黨的壯大以及傳統工人階級組織的式微。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政黨上層的壓力的增強也是這些政黨領袖右轉、全心全意擁抱市場經濟的基礎。布萊爾主義就是這種現像的一個極端案例。

同時,隨著經濟增長率的快速下滑,蘇聯經濟所遇到的困難也與日俱增。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蘇聯經濟開始停滯不前。馬克思曾解釋過,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關鍵。此時,社會主義東方的經濟成長不如資本主義西方。計劃經濟開始失靈。官僚對經濟的束縛以及無產階級民主的缺乏導致了俄國和東歐國家經濟上的危機。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市場和供需定律運轉,但是國有計劃經濟卻沒有這樣的檢查和制衡機制,因此必須不斷地開展有意識的規劃和指導。 ‬‬‬‬‬‬‬‬‬‬‬‬‬‬‬‬‬‬‬‬

官僚曾經為保衛蘇聯計劃經濟起到了相對積極的作用(盡管有嚴重的管理不善、腐敗和浪費)。但隨著蘇聯經濟的日益復雜化和現代化,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對經濟進行指導和規劃。腐敗和官僚作風在不斷地堵塞蘇聯經濟的動脈。對於蘇聯經濟發展來說,官僚體系此時已經從相對的阻礙發展成了絕對的桎梏。唯有一個無產階級民主政權——由真正的蘇維埃構成、由工人階級來掌握和管理經濟——才能滿足計劃經濟的需要。也唯有人民群眾民主地參與到工業和國家各層的運行中,計劃經濟才能成功運轉。而如果沒有這些因素,國有計劃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在某一階段陷入停滯。

在不斷發展的危機面前,蘇聯官僚拒絕放棄權力和特權,從而徹底破壞和削弱了計劃經濟。戈爾巴喬夫企圖在不觸動統治階層的權力和特權的情況下改革官僚系統,以此來讓蘇聯走出困境,但這無疑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當時,戈爾巴喬夫被世界各地的左傾改良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視為英雄,並被《晨星報》(‬Morning Star)‬、《論壇》(‬Tribune)‬等刊物大力贊揚。然而,就像我們組織當時所說的,這些改革並不能解決蘇聯的問題。雖然其中部分措施可以暫時起到一定的舒緩作用, 但是它們也必定會導致更大的矛盾。到80年代末,斯大林主義已山窮水盡。大部分官僚受到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開始傾向於重走資本主義道路。‬‬‬‬‬‬‬‬‬‬‬‬‬‬‬‬‬‬‬‬‬‬‬‬

‬‬‬‬‬‬‬‬1989年11月,在柏林牆倒塌之際,東德其實在向政治革命發展。那些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活動並不是傾向資本主義的,而是非常天然地在要求無產階級民主。很多人在這些抗爭活動中大聲地唱著國際歌。不幸的是,這一革命運動卻被思想混亂的「自由派」所領導,而改變了走向。這些人無力抗拒西德資產階級呼吁兩德統一的宣傳攻勢,之後又被資產階級復辟派所取代。東德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垮台迅速波及東歐其他國家。1990年兩德統一後,科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右翼政權席卷東歐。1991年8月,親資的前共產黨領袖葉利欽開始執政。斯大林主義,就像托洛茨基多年前預測的那樣,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坍塌。

‬‬‬‬‬‬‬‬‬諷刺的是,約翰斯通三十年前嗤之以鼻的恰恰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裡提出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他寫道:

‬‬‬‬‬‬‬‬‬「由於缺乏對蘇聯實際情況的了解,他(托洛茨基)聲稱‘蘇聯官僚正在為資本主義復辟做准備’,‘在未來必將在產權關系上為自己尋求支持’,從而向‘新的有產階級轉變’。」(《我思》,P. 33)‬‬‬‬‬‬‬‬‬‬

‬‬‬‬‬‬‬‬‬‬ 任何的理論都會經過現實的檢驗。托洛茨基的預測在約翰斯通發表批判文章三十年後,在《被背叛的革命》出版六十年後,被這些事件所證實。蘇聯和東歐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徹底走向資產階級反革命。那些之前手持共產黨員證、以列寧的名義發表言論的蘇聯高官們,一夜之間就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毫不猶豫地背叛了革命。托洛茨基很久以前曾解釋道:

‬‬‬‬‬‬‬‬‬「現在來說第二個假定:假使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聯的統治層,那它就會在現在的官僚、行政長官、技術專家、經理、黨部書記以及一般特權的上層當中,找到大批現成僕人‬‬‬‬‬‬‬‬‬‬‬‬‬‬‬‬‬‬‬‬‬‬‬‬‬‬‬‬‬‬‬‬‬‬‬‬‬。」

‬‬‬‬‬‬‬‬而這恰恰就是後來所發生的。普京、葉利欽、切爾諾梅爾金和其他前斯大林主義官僚們成為了寡頭資本家的重要代言人,掌管著今日的俄國。當然,就算是最精辟的遠景分析也無法完全預測未來的發展,人生是如此地瞬息萬變。列寧很喜歡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樹常青。」托洛茨基曾預測蘇聯向資本主義復辟的發展會引發內戰。工人階級和一部分(為了自己的利益的)官僚會為了保護計劃經濟的成果而揭竿起義。但這並沒有發生。因此,資本主義的復辟也進行得非常徹底,十月革命的成果消失殆盡。而就像托洛茨基所預測的,這給人民群眾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官僚們爭先恐後地洗劫國家財產,將蘇聯工人階級所創造的財富收歸己有。這些都最終證實了托洛茨基的分析和綱領的正確性,也最終揭開了斯大林主義官僚們十月革命掘墓人的真面目。‬‬‬‬‬‬‬‬‬‬

‬‬‬‬‬‬‬‬‬‬‬‬‬‬‬‬約翰斯通遲來的坦誠

‬‬‬‬‬‬‬‬‬‬‬‬‬對俄國可能發生資產階級復辟的觀點嗤之以鼻的約翰斯通,在1992年不得不承認:‬‬‬‬‬

「今天,我已不能像當年絕大多數的我們那樣,斷然駁斥托洛茨基對蘇聯存在資產階級復辟危險的預言。我們現在正在目睹,包括工廠管理者和政黨官員在內的官僚們,特別是在波蘭和匈牙利,正在的的確確正在把自己轉變成資本家老板們。」

但這一認錯實在是來得晚了些——晚了三十年了!幾十年來,西方各國的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為蘇聯官僚的每一個罪行、為莫斯科的每一次政策轉向和變化辯護。他們說這是為了「保衛蘇聯」。而現在,他們苦心保衛的官僚們卻儼然成為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代理人!然而,跟三十年前一樣,約翰斯通仍然保持了只承認無法爭辯的事實的陋習。所以今天,他所承認的也只是既成事實——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領導者。 ‬‬‬‬‬‬‬‬‬‬‬‬‬‬‬‬‬‬‬‬‬‬‬‬

蒙迪·約翰斯通居然不眨一眼就做出了這個驚人的坦誠。但是這意味著什麼?這些曾被約翰斯通及其他西方國家共產黨領導捧為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偉大領導」的這批人,是不是也是領導資產階級復辟、摧毀十月革命成果的罪魁禍首?「共產主義」領導們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資本家? 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在1914年8月的背叛與此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但是這該如何解釋?托洛茨基在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作出的分析是唯一的正確解釋。而這一分析不是在1992年,也不是在事件發生之後,而是早在1936年就做出的。約翰斯通之前完全否定了這個分析的正確性,而現在似乎也沒有從中學習多少。他寫道:

‬‬‬‬‬‬‬‬‬‬‬‬‬‬「今天,蘇聯內部絕對有不少人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我們必須希望反對者能取得勝利。但同時,我認為,我們也無法再把托洛茨基的預言視為幻想,這很讓人遺憾。」

或許‬‬‬‬‬‬‬‬‬‬‬‬‬‬俄國和東歐正在發生的這些事件對於約翰斯通來說不是幻想。可是,對於很多共產黨員來說,這確實是非常難以想像的。幾十年來,他們在黨的教導下相信蘇聯和東歐是「社會主義天堂」,然而在那裡,不但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而且這一資本主義反革命還是由前「共產」黨領袖的領導的!那麼,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些亂像?西方共產黨的領導者們過去的著作和演講完全沒有為我們提供這樣的解釋。然而,這樣的解釋不但存在,而且已經存在了超過半個世紀。它就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這些著作不但能幫助我們解釋過去,而且對現在和未來而言也至關重要! ‬‬‬‬‬‬‬‬‬‬‬‬‬‬‬‬‬‬‬‬

俄國的未來

‬‬‬‬‬‬‬‬‬‬‬‬‬‬‬當今仍然為斯大林主義辯解的人們並不認為蘇聯的垮台是其內部矛盾所造成的,而是把它怪罪於戈爾巴喬夫、勃列日涅夫甚至赫魯曉夫所制定的個別政策。 他們在絕望地尋找替罪羊。這也是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采用的策略,他在那次大會中把斯大林主義的所有罪行都怪罪到斯大林個人和嚴重的個人崇拜上。當然,這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的行為是物質利益、是社會階級或階層的反映,而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都是蘇聯統治官僚的代表。諷刺的是,這些試圖怪罪之前的領導者的人在這些領導人在位時,恰恰是這些「偉大」領導的最堅定和忠實的辯護者。這些「偉大」領導不可能犯錯,而且被刻畫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忠實的繼承者。‬‬‬‬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以及前斯大林主義者試圖讓我們相信,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就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失敗。但事實絕非如此。它代表的只是對社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的蹩腳模仿的滅亡——蘇聯的工人們所擁有的權利比西方的工人們還少!而官僚政權的內部矛盾則是造成危機,並最終導致垮台的原因。但是,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並沒有帶來什麼改善。事實上,所謂的「市場改革」時期帶來了和平時期最大幅的生產力下降。這也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的預言——蘇聯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將意味著生產力和文化的崩潰。我們今天所目睹的現像正是如此。

‬‬‬‬‬‬‬‬‬‬‬‬誠然, 資本主義反革命並沒有按照托洛茨基原先設想的方式發展。這主要要歸因於兩個原因:第一,斯大林主義官僚已是病入膏肓,這讓當地社會普遍產生了對資本主義的幻想;第二,幾十年的波拿巴主義極權政權的統治使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出現了較大的倒退。因此, 斯大林主義政權可恥地倒台了。它毫無支持和社會基礎,就連官僚們也是樹倒猢猻散,紛紛拋棄政權。‬‬‬‬‬‬‬‬‬‬‬‬‬‬‬‬‬‬‬‬‬‬‬

‬‬‬‬‬‬‬‬‬‬‬‬‬‬‬但是俄國的故事卻遠沒有結束。俄國資本主義已經暴露了其無法帶動生產資料發展及社會進步的本質。今天的俄國資產階級政權也非常不穩定。如果工人階級開始運動起來,要推翻這個體制並不困難。然而,這也會隨即提出黨和領導的問題。‬‬

‬‬‬‬‬‬‬‬‬‬‬‬‬‬‬在親身經歷了資本主義的「奇跡」(失業、貧窮、健康的倒退和飢餓)之後,工人階級還沒有做出決定。對俄國人民而言,資本主義復辟無疑是一場災難。在我們看來,這場向資本主義的「冷性」過渡還沒有徹底完成。1998年8月盧布貶值後「改革」措施的崩潰以及帝國主義的不安就表明了這一點。

‬‬‬‬‬‬‬‬‬‬‬‬‬‬‬‬資產階級的戰略家們沒有一個不在畏懼俄國再度發生革命。右翼雜志《經濟學人》希望「俄國人民異常淡泊的民族性」能夠繼續「防止社會發生動蕩」。但是這個每況愈下的情勢不可能一直繼續下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資產階級似乎已完全不報希望。《經濟學人》呻吟道:‬‬‬‬

「新的不幸不斷堆積在舊的不幸之上。俄國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已經被摧毀了。俄國貨幣化經濟規模還不到荷蘭的一半。謀殺率居世界之冠。男性預期壽命已經降低至非洲的水准:平均壽命僅58歲。總人口正按每年八十萬的速度減少。這個國家正逐步走向消亡。」‬‬‬

 ‬‬‬‬‬‬‬‬‬‬‬‬‬‬‬‬‬‬‬ 就像托洛茨基預測的那樣,新的資產階級政權將會是「一個衰敗的政權」,「預示著對文明的侵蝕。」‬很顯然,一切都無法保持原狀。俄國資產階級政府就是一場災難。《經濟學人》繼續道:‬‬‬‬

‬‬‬‬‬‬‬‬‬‬‬‬‬‬‬「事實上,(經濟改革的)效果非常糟糕。親西方的俄國政治家中最好的是政治上無能,最差的則是非常腐敗。伴隨著他們的失敗,西方在共產主義結束之後在俄國人民心中所獲得的道德地位也跌落谷底。二十年來,俄國人從沒有像現在那麼充滿懷疑、那麼憤世嫉俗。」

‬‬‬‬‬‬‬‬‬‬‬‬‬‬‬‬‬在這個窘境裡,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仍然是主觀因素——黨和領導。俄國群眾對資本主義的普遍反應本應表現為共產主義的快速回潮。如果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之後簡稱俄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的話,那俄國,即使在現在,將會處於新的十月革命的前夜。但是問題就在於此。政治上,大眾對於市場經濟的失望,尤其是1998年8月經濟崩盤以後,最初曾使得各個共產黨(特別是俄共)的支持率增加。但是,俄共的領導們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距離非常遙遠。他們在資產階級反革命面前一再退卻,更希望保持自己杜馬(國會)議員的特權,而不是立足群眾。這導致了他們的支持度出現下滑。在撰寫這篇文章之際,我們聽到了俄共中央執委主席久加諾夫以及其他領導們已經和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就如何瓜分杜馬下設委員會二達成共識。這要遠比孟什維克在1917年2月的所作所為可惡。‬‬‬‬‬‬‬‬‬‬‬‬‬‬‬‬‬‬‬‬‬‬‬‬‬‬‬‬‬‬‬‬‬‬‬‬

‬‬‬‬‬‬‬‬‬‬‬‬‬‬‬‬無論如何,俄羅斯無法永遠維持現在的局面。毫無疑問,各種事件正帶領俄羅斯走向新的革命。如果這個經濟危機不斷的深化,這是無法避免的,俄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在某一階段將會改變整個局勢。在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情況下,久加諾夫和其他俄共領導雖然不願意,但是仍然可能被給予政權。而在經歷過斯大林主義之後,俄國工人階級不會再接受極權統治。各個共產黨將會經歷一系列的危機和分裂。這個過程也會催生出新的能夠重建布爾什維克真正傳統、即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真正傳統的力量。一個新的俄國革命也將改變整個世界,它的影響甚至會大於1917年的十月革命‬‬‬‬‬‬‬‬‬‬‬‬‬‬‬‬‬‬‬‬‬‬‬‬‬‬‬‬‬‬‬‬‬‬‬‬‬‬‬。

‬‬‬‬‬‬‬‬‬‬‬‬‬‬‬‬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程度也非常之深。但是不同於俄國,中國的官僚們自上而下地控制著這個過程,以確保他們能成為新的統治階級。他們正努力避免發生像俄國那樣的危機,但是他們的目標跟俄國官僚是一樣的。但是,中國加入世界市場以及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使得農村人口大規模地湧入城,以尋求工作機會。上百萬的人找不到工作,上千萬工人們在極其險惡的工作環境中求生,簡直堪比沙皇時代的俄國工人們。這些情況,再加上東南亞市場的萎縮,正在醞釀著一場社會動蕩。這也是正在發展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進入了如上世紀20和30年代一樣的風雨年代。這將給工人階級提供很多奪取政權的機會。而要抓住這些機會需要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骨干組織在發展中與傳統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緊密結合。在此過程中,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將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後的叛道

‬‬‬‬‬‬‬‬‬‬‬‬‬‬‬‬‬‬從蘇聯瓦解至今,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領導們仍然無法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解釋這一切。從1989年起,有很多共產黨領導們與斯大林主義決裂,但也有一部分直接叛逃至資產階級陣營,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他們就這樣加入了改良主義者的陣營,甚至是這個陣營中偏右的勢力。英國民主左翼(the Democratic Left)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民主左翼是英國共產黨解散後的剩余勢力,約翰斯通也正式隸屬於這個組織。他們目前聲稱有800名黨員,比1991年減少了500人。英共在解散時有4600名黨員,但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仍然在繳黨費。1999年12月,民主左翼宣布解散,改組為新時代網絡(‬New Times Network)‬。這甚至讓約翰斯通都無法接受,他也因此「含恨」退黨。‬‬‬‬‬‬‬‬‬‬‬‬‬‬‬‬‬‬‬‬‬‬‬‬‬‬‬

‬‬‬‬‬‬‬‬‬‬‬‬‬‬‬‬前民主左翼和新時代網絡的領導們認為自己是「務實的」政治家,不需要任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意味著,他們是在政治上破產了的改良主義者,無恥地充當右翼工黨領導「左翼」辯護人。最近被授予「榮譽勛爵」稱號的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教授以及已停刊的《今日馬克斯主義》雜志的前編輯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新時代網絡創辦人之一尼娜·坦布爾(Nina Temple)這樣說道: ‬‬‬

「我們希望這個網絡能夠讓來自不同政黨和沒有政黨背景的人們參與其中——自由民主黨,激進的民主派,公民自由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綠黨,等等等等。這包括那些不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當然也包括那些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

因此,這個組織的章程中並不把社會主義列為一個目標。那他們用什麼取而代之呢?社會主義被「管制全球資本主義」所替代。這並非他們的獨創,即使索羅斯也在提倡這一「解決方式」!但這一解決方式的務實性,無異於試圖把一只吃人的老虎訓練為素食動物。當然,這些「務實的」女士們和先生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我們要如何實現他們所說的奇跡。

不過,他們雖然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也不知道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但卻非常清楚自己不要什麼:絕對不能重新回到國有計劃經濟的老路上。《新時代》雜志的一篇社論寫道:「他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歷史的鐘擺絕不會從市場經濟擺回社會公有制。這也絕不該發生。」他們的結論相當清楚: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堅持「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他們贊許地引用布萊爾主義政客查理·裡德彼特(Charlie Leadbeater)的言論:「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控制並主導市場及社區的力量,並利用它們來實現創造和散布知識這一更加根本的目標。」 ‬裡德彼特也是一個轉投陣營的前斯大林主義者,他成為了布萊爾的著名顧問和著名右翼智庫Demos的合伙人。這些人都放棄了社會主義,帶著自己的全部家當加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反動陣營。‬‬‬‬

前斯大林主義者們的行為贏得了右翼的大力贊揚。「民主左翼所提出的新的組織結構、目標以及價值觀應該會幫助他們在如‘工會21’的串聯成果上更加進步發展。」英國工會聯合會總秘書長約翰·孟克斯(John Monks)贊賞道,「我很期待與這些本著為現代化的進步政策建立合作的精神、在政治上開放和包容的組織合作。」湯姆·索亞男爵(Tom Sawyer)也說:「新時代網絡是一個相當好的主意‬‬‬‬‬‬‬‬‬‬‬‬‬‬‬‬‬‬‬‬‬‬‬‬‬‬‬‬‬‬‬‬‬‬‬‬‬。」

一個又一個前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家們最終走上了否認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的道路。而他們也通常用最令人厭惡的方式叛逃。前英共國際事務書記克裡斯·馬延特(Chris Myant)說,十月革命是「歷史性的錯誤……其後果相當嚴重。」新時代在對於反動書籍《共產主義的黑書(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的書評中則更為誇張,接受了所有資產階級反對共產主義的論點。書評中寫道:「《黑書》是一本語氣基本理智、信息量很大的書。對那些會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一個或大或小的錯誤、或者是‘必要的’的想法而倍感折磨的人們而言,這本書可能會是一劑良藥。」

這篇書評的結論很好地總結了那些曾經堅持斯大林主義、現在卻轉投自由民主的小資產階級學者的悲觀主義思想:「對於許多對共產主義‘工程’投以希望的人們來說,比錯誤或罪行更可怕的是,或許這一切都沒有意義?」 這句落井下石的評論,竟然出自與約翰斯通一樣曾駁斥托洛茨基主義的人們之口,充滿了叛道的語調及絕望的哲學。歷史終於對斯大林主義做出最殘忍的報復。‬‬‬

而那些後來創建不列顛共產黨的「強硬派」斯大林主義者也沒有好到哪去。他們仍然對托洛茨基充滿敵意,並堅稱前斯大林主義政權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的喉舌《晨星》仍然盲目地為蘇聯官僚的每一項罪行辯解。今年一月,《晨星》在《工人日報(Daily Worker)》(晨星的前身)創報70周年之際刊登了編輯約翰·海列特(‬John Haylett)‬撰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並沒有誠實地評價歷史,包括承認錯誤,而是粗糙地掩蓋了事實。全文只字未提「社會法西斯主義」時期、莫斯科公審、1956年入侵匈牙利、或各國共產黨對莫斯科指示的盲從。雖然不列顛共產黨經常把「社會主義」、「進步主義」的政策放在嘴邊,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政策卻是徹頭徹尾的改革主義,對工黨以及工會中的左翼改良主義者可謂亦步亦趨。

民族主義的立場驅使他們捍衛「英國主權」,在「民主反壟斷聯盟」或「保衛國家民主人民陣線」等幌子下提倡階級合作。他們雖然正確地反對北約,但是卻緊跟「盜賊的廚房」(沿用列寧對國際聯盟的形容)——聯合國的腳步。聯合國同樣也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但現在卻被不列顛共產黨錯誤地描述成「公正的」國際事務的仲裁者以及國際問題的解決方案。這種看法與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觀點和綱領相差得不止十萬八千裡。‬‬‬‬‬‬‬‬‬‬‬‬‬‬‬‬‬‬‬‬‬‬‬‬‬‬‬‬‬‬‬‬‬‬‬‬ ‬‬‬‬‬‬‬‬‬‬‬‬‬‬‬‬‬‬‬‬‬

托洛茨基主義與我們的未來

幾十年以來,托洛茨基都被視為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不存在的人」。他被貶為反動派、法西斯主義者。他的著作被禁,而歷史教科書中所有對他在俄國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的描述都被刪除。 1935年3月7日,俄共中央委員會下令蘇聯所有圖書館撤出托洛茨基的著作,這也是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審的序幕。之後,禁令甚至拓展到了所有駁斥托洛茨基的材料。《托洛茨基派:全民公敵(Trotskyists – Enemies of the People)》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幫派(Trotskyist-Bukharinist Bandits)》等書籍也被移除。甚至連斯大林的《論反對派》也因為書中有太多托洛茨基的引用,而被封禁。這項禁令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取消。俄國大眾直到十年前才開始有機會閱讀托洛茨基的著作。‬‬

過去,斯大林主義組織用一條血河隔離了托洛茨基主義。但是真理最終總會勝出。在那些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者之外,越來越多的前斯大林主義者開始被托洛茨基主義所吸引。著名的反納粹間諜組織紅色樂隊的領袖利奧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他的回憶錄中,特雷伯寫道:‬‬

「所有沒有站起來對抗斯大林主義國家機器的人都有責任,都有集體責任。我也不是例外。但是當時是誰對此進行抗議?是誰站起來表達他的憤怒? 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可以享有這一殊榮。他們忠實地追隨他們最後因自己的堅持而被被冰斧刺殺的領袖,與斯大林主義鬥爭到死。只有他們做出了這樣的舉動。

大清洗開始後,他們只能在冰雪荒原裡,在被處決之前,發出他們反抗的聲音。他們在集中營裡的壯舉令人肅然起敬,但他們的聲音也只能在苔原中徘徊。

今天,托派們有權批判那些曾經為虎作倀的人。但希望他們不要忘記,他們相比我們巨大的優勢在於,他們擁有一個能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連貫一致的政治制度。這讓他們在看著革命被背叛的郁悶中,還是有能夠堅持的理念。這也是讓他們從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認罪並不會給黨或社會主義帶來任何貢獻‬‬‬‬‬‬‬‬‬‬‬‬‬‬‬‬‬‬‬‬‬‬‬‬‬‬‬‬‬‬‬‬‬‬‬‬‬。」

現實正在劇烈地變化。不少基層共產黨員們以前一直被灌輸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多麼美好的,現在正在積極地尋找能夠解釋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也在尋找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景的分析。托洛茨基的理念正在這個新浪潮中受到日益增多的關注。

最近,對托派著作的正面評價開始出現在西班牙共產黨的刊物中。本書的作者之一艾倫·伍茲也曾在西共年度會議中做過好幾次演說。在意大利,托派在重建共產黨(Rifondazione Comunista)中的影響日益增加。印尼的一個共產主義政黨——人民民主黨(PRD)已將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列入推薦給黨員的學習讀物。在俄國,斯大林主義政黨的基層黨員們也開始對托洛茨基產生興趣,這個趨勢也必定會繼續發展,因為社會局勢的發展會表現為對政黨領導層的政策的不滿日益增加。‬‬‬‬

在南非,南非共產黨內部出現提議,要求學習一系列之前被禁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南非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建議:‬

「…在復興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南非共產黨必須讓其黨員以及更廣泛的群眾運動接觸更多元的進步著作及理論,包括之前因為被視為‘異議者’而被打壓的思想家們,如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羅莎·盧森堡‬‬‬‬‬‬‬‬‬‬‬‬‬‬‬‬‬‬‬‬‬‬‬‬‬‬‬‬‬‬‬‬‬‬‬‬‬。」

這個新的方針與斯大林主義的垮台以及新黨員的湧入有直接的關系。1990年,南非共一半的中央委員宣布辭職。而與此同時,隨著南非共成為合法政黨,它吸引了數以萬計的的新黨員加入,這些新黨員主要是青年。

因此,本書中所包含的討論與當前局勢的發展息息相關。在南非和其他國家,一場關於「二次革命論」(即關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路線)的辯論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南非學生大會(SASCO)‬即將卸任的副會長大衛·馬松多(‬David Masondo)認為,「‘第一階段’的革命能解決民族問題,但這並不會徹底改變經濟關系。而‘第二階段’則被視為工人階級把自己從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的階段」。他隨後正確地指出:「這不是一個新的辯論,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之前的辯論‬‬‬‬‬‬‬‬‬‬‬‬‬‬‬‬‬‬‬‬‬‬‬‬‬‬‬‬‬‬‬‬‬‬‬‬‬‬‬。」

越來越多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們開始摒棄斯大林主義者的二次革命論,並開始對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產生好奇。大衛·馬松多繼續道:「‘階段’這個用詞可能不太恰當。它有可能錯誤地讓人理解為階級鬥爭的延遲。其實,民族問題以及階級問題是辯證相連的……而民族鬥爭和社會主義鬥爭應該融合起來。」

更令人吃驚的事,南非共正在公開地辯論二段革命論的正確性,而且似乎已經摒棄了這一理論,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南非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文件清楚地指出:「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不能被延遲到社會轉變的後期。這就是為什麼南非共產黨自1995年4月第九屆代表大會以來就提出了‘社會主義是我們的未來,從現在就開始建設!’的口號。」

時代的變化是如此之大!上面所提到的只是幾個例子而已。老舊的斯大林主義豐碑己被徹底打碎。

在柏林牆倒下的時候,前英共總書記尼娜·坦布爾(Nina Temple)甚至在執行委員會中坦承:「托洛茨基主義這說對了,東歐這些政權並非社會主義。我認為,我們也早該說出這一點。」 共產黨高層會說出這樣的話,在過去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世界各地正直的共產主義者們在渴求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清楚的分析。大家正深刻地檢討過去到底在哪裡出了錯。要真正吸取過去所有的經驗教訓,這也是不可缺少的且必要的階段。這個過程也將會武裝並增強馬克思主義運動。而我們也希望能夠充分參與到這些討論中。我們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務暗殺60周年之際再版這本書,希望能夠幫助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解答關於斯大林主義的問題,並清楚地說明這麼久以來共產黨員們無法接觸到的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真正思想。

沒有一絲的悲觀,馬克思主義者們懷著對未來前所未有的信心走進了新千年。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世界性的僵局。21世紀由厄瓜多爾人民推翻總統揭開序幕。這樣的抗爭會在世界各國接二連三地發生。蘇聯的瓦解是一個挫折,但並不是工人階級的徹底潰敗。長遠看來,它可能只是一個更有決定性的過程——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的序幕。俄國當前的危機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一個新的革命時代在我們面前展開,它將延續到未來的十年及以後。這將是歷史上最為震蕩的時期。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很多推翻資本主義的機會。共產黨員們必將會成為關鍵的角色。但是這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他們必須以正確的理論和政治路線武裝和強化自己,為即將到來的劇變做好准備。新的一代背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我們必須齊心一致,重新建馬克思主義建立成一個國際性的群眾趨勢。

1976年,蒙迪·約翰斯通在讀完《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一書後,斥責:「這本書中吃力的狡辯在我看來是相當教條及狹隘的。」針對這一評論,我們留給讀者們來判斷。‬‬

毋庸置疑的是,這本書完全不是針對陳舊思想的無關緊要的辯論。它是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捍衛,這些思想和綱領也將是未來抗爭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本書特別希望能孤立勞工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參與者和青年們更深入地鑽研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這些著作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寶庫,供新的一代可以深入地學習,為即將發生的巨變做准備。誠如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所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這也是我們的任務!

倫敦,2000年3月


作者們的話

這本書是對於蒙迪·約翰斯通在英國共青團《我思》刊物(第五期)中關於托洛茨基的文章的回應。約翰斯通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歷史和理論問題,而這些問題對今天工人運動中每個積極分子而言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關於「不斷革命論」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史等問題是不能用只字片語來回答的,因為將這些解答縮短為一兩段文字不免會導致錯誤,甚至會造成錯誤解讀。因此,我們認為這本書的長度是有必要的。

在本書中,我們嘗試對約翰斯通的文章所提出的主要理論問題進行探討。因此,我們是按照約翰斯通提出問題的順序來回應他的論點。不過,這也意味著,在很多時候,討論不但會涉及到邏輯和理論問題,而且會涉及到這些問題產生的歷史背景。因此,本書在一定程度上會出現重復。但總體而言,針對重復出現的問題,我們基本做到在不同的部分通過不同的角度來探討。

比如,在不斷革命論、布爾什維克歷史、「一國社會主義」等多個章節,我們對不斷革命論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與此類似,在很多問題上,為了保證政治討論的清晰度,我們不得不在形式上做出一些犧牲。

同樣,對於本書中的引用,我們也盡量避免只引用只言片語,因為這樣容易導致篡改和歪曲。因此,本書中絕大多數的引用都完整摘錄了原文中的整個論述,以完整地展現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涵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讀者們閱讀的難度,但卻是防止被歪曲和篡改的必要措施。

約翰斯通已表明了他打算將這篇關於托洛茨基的文章分為三部份。探討「托洛茨基的思想」的第一部分已經發表。而探討「托洛茨基與國際工人運動」的第二部分以及探討「今天的托洛茨基主義政策」的第三部分在筆者著筆之際還尚未發表。從我們的角度而言,我們非常歡迎約翰斯通同志所提出的挑戰,也完全做好了逐條回應的准備。因此,我們只針對約翰斯通既有的論點做出回應,不會基於對約翰斯通未來將作出的論點而展開分析,比如我們不會提到中國革命或人民陣線政策的問題。在本書中,我們只是在討論其他問題時,在舉例和論證中提到這些議題。在未來的著作中,我們將對這些議題做出細致的分析。 

本書大量引用了列寧著作。其中一些著作因為較難、甚至無法獲得,對共青團員們和工運人士而言將會比較陌生。

這本書大部分對列寧的引用都來自最近才完全出版的42卷的英文版列寧全集。任何的例外都會加以標記。但是,必須指出的是英文版的列寧全集還是相當不完整的。俄文版的列寧全集長達54卷,收錄了許多英文版沒有收錄的材料,比如列寧去世前與托洛茨基的一系列重要的書信來往。作為本書的補充,我們會另外再出版一本收錄這些文獻的小冊子,來給英語讀者們參考[1]

艾倫·伍茲

泰德·格蘭特

1969年10月

注釋

[1]由艾倫·伍茲編輯的這本題為《被禁止發表的列寧書信》的小冊子,作為附錄二收錄在本書第四版中。


第一章 導論

「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關於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政治地位與角色的全面討論早就該出現了。如果將其納入到對俄羅斯的主要政策和事件,以及國際工人運動的評估中,將會產生廣泛、深刻但是又復雜的指導性意見。」(我思,P. 2)

這就是蒙迪·約翰斯通給共產主義青年團雜志《我思》的讀者許下的承諾。這一承諾一定會受到真正的共青團團員和共產黨人的支持,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一定在思考,為什麼如此重要的討論一直沒有出現;更准確一點來說,它遲來了四十多年。

甚至直到最近,在共產主義青年團與共產黨裡討論托洛斯基主義都是不可想像的。在過去四十年裡,對大多數共產黨員來說,托洛斯基的著作是「禁書」,他們的質疑與疑問由他們的領導借由穩定的反托洛斯基潮流來回答,而這些回答則是基於對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歪曲歷史。最近一次關於托洛斯基主義的討論是貝蒂·裡德(Betty Reid)四年前刊登在《今日馬克思主義》上的一篇文章[1],她宣稱莫斯科公審只是一個給蘇聯歷史學研究的事件!這樣的材料並不能滿足那些尋求真實解釋與相關問題分析的共產黨人。對這些同志,我們和約翰斯通同志都想說:

「我們希望……他們並不會滿足於只是學習那些經過精挑細選的國際工人運動史,和論文與課堂上學到的片面的共產主義論述,並以此來炫耀。「(《我思》,P. 3)

和約翰斯通同志一樣,我們也引用了列寧對俄羅斯共青團說的幾句話,我們需要吸收「所有的人類知識……這和我們理解共產主義是一樣的,共產主義也不是死記硬背出來的,而是你們自己仔細想過了的,這是從現代教育的角度得到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

一場討論首先預設了雙方。約翰斯通同志號召他的對手來回應他的申論。我們將看到,他和他領導的共產黨及共青團的准備工作做到了哪種程度,當基本的理論問題對於這些組織裡的普通成員來說也越來越清楚的時候,他是否能讓「徹底的討論」進行下去。

表面上來看,蒙迪·約翰斯通研究這個主題的方法是非常合理和客觀的。他非常痛苦的強調說他沒有任何「苦衷」,只是他被夾在兩個極端中間:

「如果依然從舊的出發點開始,從已經僵化了的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認知開始,那麼這樣的工作將會一無所獲。我們需要的不是護教學或者鬼神學;為了獲得平衡的估算,我們需要的是基於歷史經驗的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批判方法與自我批判分析。」(《我思》,P. 2)

約翰斯通這一崇高的客觀性論調的基礎是這樣的。既然他承諾不會「固守」斯大林的「老立場」,那為何他的對手還堅持捍衛托洛斯基的理論?這就是約翰斯通的論證的完美邏輯:既然現在沒有人提倡杜林的「老立場」,那為什麼要支持恩格斯的觀點?沒有人相信上帝在7天內創造了世界,那麼為什麼要讓這種對愛因斯坦和達爾文的單方面「崇拜」持續下去?

事實上,約翰斯通以一種完全非馬克思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是關於我們是否「固守」托洛斯基,斯大林或者任何個人的理念。這是一個關於我們是否仍然守護著馬克思主義本身最基本的理念的問題,這些理念的提出是科學的,對它們的補充也是基於歷史經驗的,而其核心理念與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時代,甚至於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核心理念依然保持一致。約翰斯通同志所回避的這個基本問題,卻是他所有論斷的支撐,而這個基本問題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老立場」是否適用於諸如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在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中的角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等基礎性問題。這些基本的理念受到了偽裝成「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機會主義者的攻擊,他們試圖削弱這些理念的影響,修正它們,或將它們還原成為一種改良主義的無能為力,而所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保衛了這些理念。借著「現代」「科學性」和「客觀性」的偽裝,蒙迪·約翰斯通試圖將這些理念作為「托洛斯基主義」加以孤立,將它們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與概念割裂開,而他的這一做法則讓他回到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孟什維克的「老立場」上。

蒙迪·約翰斯通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指控不值一提,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首先是基於嚴謹的誠實與真實性的,即便是在與辯論對手進行爭論時。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托洛斯基的辯論作品中,我們能發現最細致的精確引用。對於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誤引和歪曲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辯論本身就是一種方法,用來引出基本的意識形態問題和提升成員身份的政治層次,而不是為了贏的那些毫無價值的分數。他們不會用個人攻擊來代替爭論,但他們也並不會為了那個似是而非的「公正性」的光環而放棄將流氓描繪成一個流氓。

蒙迪·約翰斯通在他文章的第三頁中寫到:

「這是一個政治事件。個人攻擊與暗諷並不存在於其中。」(作者的重點)

確實,我們找不到什麼約翰斯通的同伙們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污蔑我們的痕跡,說我們是「托洛斯基-法西斯分子」、「政治墮落」或者「希特勒的代言人。」不過讓我們來看看幾個「超然客觀」的例子:

「托洛斯基的作品令人贊嘆,但卻有很強的偏向性」、「虛張聲勢的辯論,用幻想(代替)對對手立場的冷靜審視……」、「添加家長式的……」、「以旁觀的角度進行攻擊……」、「只能膚淺理解的推理……」、「一廂情願和對革命用語的迷戀……」、「空泛的推論(而不是)均衡的檢驗……」、「托洛斯基專制的教條……,」等等等等。

相較於帕爾默·杜特(Palme Dutt),波利特(Pollitt),古蘭(Gollan)和坎貝爾(Campbell)對於「托洛斯基-法西斯主義」理論的「平衡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約翰斯通同志已經有了一些進步。他的進步表現在替換了那些低劣甜膩的侮辱和有關回憶式的暗喻。

「個人崇拜」

「蘇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粉碎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空間……一些舊的黨派習慣、態度和官僚的抵抗阻止了它,但是許多共產黨都在這一方面發生了變化。」(我思,P. 2)

約翰斯通同志僅僅用幾句話就「解釋」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導者對於斯大林立場的態度的徹底轉變,而斯大林的立場是他們在過去三十年裡拼命維護的立場,是終極與本質的信仰,他們也依此來區分共產主義者與「托洛斯基-法西斯主義者」。盡管他花了不少篇幅說明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俄國與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確實受到了壓迫,他卻依然能愉悅的宣稱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一把魔法鑰匙,打開了所有阻礙通向知識的門。

但是約翰斯通同志,請等一等,那麼「基於歷史經驗的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批判方法與自我批判分析」呢?列寧關於「人類知識的綜合」與機械學習呢?蘇共二十大向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揭示了,在過去三十年,在整個歷史時期,它所有的領導、所有最為信任的理論家以及它最有才華的記者,其立場不僅不正確,還嚴重危害了俄國和國際工人階級。你要讓共產黨人不加反抗的接受它,整個消化它,還不能質疑?你確定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方法所沒有涉及的?確定這就是列寧五十年前所警告俄羅斯共青團的?

任何在思考的共產黨人首先會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為什麼斯大林主義會發生?它是如何發生的?我們知道沒有人是完美的,即便是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時也會犯錯……但是在這麼長的時間裡犯這樣的「錯誤」。這是駭人聽聞的。這是需要揭示的。這必須得到解釋。

但是蒙迪·約翰斯通並不准備做出解釋。他反而讓我們去讀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的講話。不過尋找莫斯科版本是沒有意義的。這一講話是在封閉會議上發表的,也從來沒有在俄國發表過。約翰斯通想要引用這部現代馬克思思想的傑作,而他引用的材料來自……曼徹斯特衛報!

那麼,莫斯科發表的材料中所包括的對斯大林主義的「分析」到底是什麼呢?是著名的「個人崇拜」「理論」。看起來似乎是在整個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由波拿巴獨裁者統治著,他將幾百萬勞工驅趕到西伯利亞,抹去了他們的存在,用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陷害消滅了整個老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而這一切都是他個人的力量。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分析法多麼拙劣的模仿!約翰斯通同志啊,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都不是孩子,他們怎麼還會相信童話,哪怕那些童話是從克林姆林宮或者國王大街編出來的。

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會以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會用個人的天賦或惡劣品質、「個性」或心血來潮來解釋歷史,它的分析是基於社會階層與團體,他們的利益和相互聯系的。個人能夠將其意志強加到整個社會之上是不可思議的。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曾指出,如果一個觀點,哪怕它不正確,但只有它能被提出、得到支持並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股力量,就說明它一定代表了部分社會的利益。如果約翰斯通對於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引用不僅僅只是文體上的游戲或者用詞好看,那麼我們堅持希望他能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斯大林到底代表誰的利益?只有他自己的嗎?

我們已經說了,每一個誠實的共產黨人都會歡迎有關斯大林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的徹底辯論。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同樣感謝約翰斯通同志所做的貢獻。分析最基本的社會過程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托洛斯基和列寧在不同時期所提出的觀點,然而如果只是華而不實的引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而並不試圖分析這最基本的社會過程,這算哪門子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如果不解釋歷史過程,整個分析就是武斷的,僅僅是一連串從列寧和托洛斯基著作中摘出來的孤立的引用,人為拼湊起來「證明」這一點或那一點的。當然,約翰斯通同志,這就是斯大林主義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實質,而他們也在過去幾十年裡使用著這個方法來歪曲列寧原本適當的語句。這樣的方法與馬克思主義並無關聯,倒是與——耶穌會——把持的方法緊密相連。

注釋

[1]作者注:正當本書付梓出版時,我們發現裡德夫人忙不迭地的又一次「創造性的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盡管蒙迪·約翰斯通比較「公允」,她對托洛斯基主義的惡意比起前一次來說不遑多讓,而在無知程度上則更上一層樓。


第二章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一)

「當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將托洛茨基視為列寧的忠實戰友,以及在列寧死後列寧主義的真正代言人時,我們有必要曉得他與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只合作了不過六年之譜(1917-1923)」(《我思》,P. 4)

約翰斯通這類似算術的邏輯似乎是無懈可擊的,但我們也必須了解這「六年」所代表的是些什麼。包括十月革命在內,這段時期托洛茨基扮演的是「列寧的第二把交椅」的角色;俄國內戰時,托洛茨基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直到1925年),並幾乎從無到有的籌組了紅軍;參與了第三國際的建設,並於前五屆的代表大會中撰寫了重要的宣言,起草了無數的政要綱領; 戰後的經濟重建時期,他領導了支離破碎的蘇聯鐵道系統的重建。而這些只是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合作的短暫期間中的一小部分成就。

然而蒙迪·約翰斯通對這些「小事」無動於衷。對於托洛茨基於與1903-1917年約莫十三、四年,身處布爾什維克黨外的時期倒是興致勃勃(毫無意外的)。約翰斯通看來並沒有搞清楚一件事,布爾什維克黨本身並不是建立於1903年,而是1912年。在此之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是同一個政黨下,即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兩翼。約翰斯通操弄著他那模棱兩可的用字遣詞、在文字引源上對重要時間點的疏漏,將布爾什維克黨硬是搬弄成」一個自1903年就發展完畢,並開始發揮歷史作用的政黨」,形同從宙斯頭上蹦出來的密涅瓦。

約翰斯通同志在他的文章的第六頁中談到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1912年的決裂時說:當時「布爾什維克派終於與孟什維克分裂並形成了獨立的政黨。」然而,約翰斯通在前一頁是這樣寫的:

「他(托洛茨基)於1904年脫離了孟什維克,但是仍持續地投稿於孟派報紙,並不時在海外代表他們,盡管在形式上仍然在1917年之前處於兩黨之外。」(《我思》,P. 5,我們的重點) 

讀者們想必會撓頭困惑:托洛茨基如何才能在1904到1912年間都處於「形式上存在與’兩黨’之外」?看來我們是該探究這段歷史,以揭露約翰斯通同志這奇異邏輯背後的種種原因。

「托洛茨基的這些攻擊是基於他反對列寧試圖建立一個穩定、集中且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分裂成支持這個建黨策略的布爾什維克大會選舉出的中央委員會上的多數,以及訴求較為松散組織架構的孟什維克少數派時,托洛茨基支持了後者…」(《我思》,P. 4)

約翰斯通這段陳述,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的嚴重扭曲。1903年位於倫敦的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的分裂,並不是像約翰斯通所言的,在「穩定、集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方針上產生爭議,而是在於黨中樞的委任問題,在於黨綱某一條文認知上的問題。直到經過了22次黨內會議,各種相異性才浮現出來。在此之前,列寧和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的「少數派」,沒有在任何的政治與策略問題上有所爭執。

「布爾什維克‘集中派’以及孟什維克’反集中派’因其相異性而完全分裂」,約翰斯通竟說出如此全然的彌天大謊,而這個論述其實源自為了對抗布爾什維克們,孟什維克們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後所做出的各種誹謗。對於有所爭議的黨綱條文,列寧曾親自表示:「為了與’孟什維克’派達成共識,我會親自回應這項要求,因為我完全不認為這個歧異對於黨來說是攸關存亡的大問題。我們當然不能為了黨綱內一項小小條文葬送了自己!」[1]

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後,當馬爾托夫及其支持者們拒絕了參與火星報編輯部的工作,列寧寫道:

「在仔細地考察了馬爾托夫派在大會以後的行為——拒絕撰稿(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正式請他們撰稿),拒絕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進行抵制的宣傳之後,我只能說這是一種狂妄的、不是黨員所應有的破壞黨的行為……為什麼要這樣呢?只是由於他們不滿意中央機關的人選,因為在客觀上,只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才分道揚鑣…」[2]

一而再、再而三的,列寧所強調的是,他與馬爾托夫少數派不是在於原則性上有分歧,也沒有任何分歧嚴重到足以導致分裂。因而當普列漢諾夫加入了馬爾托夫陣營時,列寧則寫道:

「首先我要說,在我看來,文章的作者堅持要維護黨的統一,避免新的分裂(特別是由於一些算不上嚴重的分歧造成的分裂),這是萬分正確的。一般說來,特別是在目前,一個領導人號召大家和睦相處,溫和謙讓,是值得大大稱贊的。」[3]

列寧在文中更是對開除部分派別的黨籍表示反對,主張必須在開放的黨內刊物讓任何相異性坦誠相見:

「我們認為必須盡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拋開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絕對服從紀律)讓這些小小組有發表意見的自由,讓全黨有可能來衡量分歧的深淺,判斷不徹底性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問題上,以及表現在哪一方的身上。」[4]

列寧對於解決黨內分歧的態度一向如此:用富以彈性、包容,更重要的是最誠實的意願,來面對他的政敵們並進行討論。不禁令人感嘆的是,對於今日的「共產黨」領袖們,同樣的態度恐怕是怎樣都談不上的。

蒙迪·約翰斯通故意創造一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分歧的「假像」來做出陳述。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他首先引用《列寧選集》(早期斯大林主義下的版本),在這僅十二卷的選集中,缺乏對於當時任何問題的材料。為何約翰斯通不引用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寧全集》呢?是超出了他們在倫敦國王街黨部的預算呢?還是為了誤導那些沒有時間和機會,無法直接接觸原文的英國共產黨青年團團員們?約翰斯通同志在個人的任何著作中,為了挑撿在《進一步,退兩步》中的」吉光片羽,」表現得像個煞費苦心、不遺餘力的研究員。但,只消一眼,透過《列寧全集》中所有關於這些議題的著作,約翰斯通論述中的偽造本質就暴露出來。因此,我們在《列寧全集》(英文版第七卷)第474 頁中讀到:

「例如盧森堡同志說,我這本書透徹而又詳盡地表達了一種」不顧一切的集中制」觀點。因此,盧森堡同志認為,我是在維護一種組織制度,而反對另外一種組織制度。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在這一整本書中,從第一頁起到最後一頁止,都在捍衛任何一種可能存在的黨的組織的任何一種制度的基本原則。我這本書所探討的不是各種組織制度之間的區別問題,而是如何在不違反黨的原則的情況下堅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種制度的問題。」[5]

事實上,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分歧在1903年並不是很明確,雖然有時候孟什維克派當時的發言可以被當作他們作為「溫和派」,即與資產階級建制和解的傾向。  因為許多事件的衝擊下,這兩個趨勢才開始各自形成,但直到1912年前,是沒有所謂的斷點的。絕對不如約翰斯通所說的,這「著名的13、14年」之間,這兩個趨勢已然是完全分離的政黨。在1912年之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裡,在為了在「原則上把黨統一起來」這件事上,因而充滿了不少重復這麼做的意圖。此外,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分歧,也不是約翰斯通所論述的只有在黨的組織問題上,更涉及到之後的兩派對俄國革命本質上的分析,並由此衍生出對政治基礎上的質疑。

目前為止,約翰斯通試圖要成立所謂的分歧,卻還是與事實相去甚遠。伴隨他令人驚駭的自以為是,他居然還能叫板托洛茨基,攻擊托洛茨基對列寧《怎麼辦?》這本書中的理論所做的批判,也就是單靠工人階級本身,只能夠發展出「工會意識(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而這種意識的需要是只在資本主義下做出對經濟要求的鬥爭。約翰斯通如同眾「共產黨領袖」們,顯然不曉得列寧自己否定了他早期對」經濟主義派」[6]的誇張判斷。後來,列寧談及此事時解釋道:「’經濟主義者’們將棍子折到那一方,為了豎直這根棍子我們必須將其折到另外一方。」列寧的觀點和斯大林主義主義者的理論也是差距甚遠,即「工人階級必須一致接受’知識份子’們隨心所欲的指揮」這樣的理論。

約翰斯通之所以將布爾什維克歷史扭曲的意圖又是什麼呢?在他之後的作品中,這個答案相當明顯。約翰斯通妄想維持的,是斯大林主義瘟疫下所傳染的「布爾什維克黨自從1903年開始就是一個獨立的群眾政黨」的迷思。這一妄想成立後,他就可以將托洛茨基改造成是個不群不黨的份子,才華洋溢卻毫無紀律。接著更進一步的做出最最主要的扭曲:「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外來、異質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列寧主義的敵人。

確實,在1903年的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中,托洛茨基與列寧是互相對立的陣營。但同為事實的是,當時的未來的「愛國社會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是站在列寧一方的。其實,這些相異性讓所有人都覺得訝異,包括列寧自己,一開始也無法體會這些相異性的意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的要點是:如何將整個組織從一個小型的宣傳刊物機關,轉變成一個真正的政黨,而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完全站得住腳。多年後,對自身的錯誤誠實以對並且毫不保留的托洛茨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列寧是對的。約翰斯通引用了這一自白,同時堅稱托洛茨基向來是個毫無意願承認任何過錯的人。

但是約翰斯通對當時的描述是:只有托洛茨基誤解了列寧的立場,這可說是一錯再錯。事實上,1903年與其後的爭執,在俄國國內的黨員看來,是毫無實質意義的吵鬧,或是斯大林獨家說法:「茶杯裡的風波」。讓我們引用一個經典橋段,來自約翰斯通也同樣喜愛的著作——盧那察爾斯基的《革命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分裂的消息如晴天霹靂般震懾我們。當時我們知道第二次黨大會是為了見證針對工人志業派(經濟主義)的鬥爭情況,但馬爾托夫與列寧對立的過程、普列漢諾夫在兩派間搖擺不定...誰都沒想到會有這種情況。就為了黨綱第一條,真的能就此導致分裂嗎?還有編輯部的委任改組...海外的人怎麼了?瘋了不成?」[7]

從列寧在這個時期的書信看來,可以確定的是黨內絕大多數並不了解為何要分裂,並反對分裂。65年後,只有約翰斯通對這些爭議的原因清楚明白。因此在第二次黨大會問題的分析上,他不是站在和列寧同樣立場,而是超越列寧!約翰斯通以他那」去蕪存菁」的《列寧選集》材料,居高臨下的譴責了托洛茨基,直指他:

「巧妙地把孟、布分裂從1903年移至1904年,從而讓他自己看起來從來沒有加入過孟什維克,並加諸他的路線‘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與列寧一致’」(《我思》,P. 5)

讀者應該只需要閱讀幾行字就注意到,一開始約翰斯通就指出,從1904年到1917年,托洛茨基「形式上都還是存在於兩黨之外」。在1904年布爾什維克主義剛出現時,還只是一股趨勢,而不是一個政黨,而約翰斯通直接把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年」從1912年「一手篡改」成1904年! 也因此「一手篡改」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

托洛茨基為何說自己「在所有基礎問題上都完全與列寧的主張相符」?約翰斯通他那」具高度選擇性,片面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讓讀者們困惑不已。但困惑不是來自於托洛茨基,而是來自於約翰斯通的陳述,讓托洛茨基與列寧的關系直觀看上去,就是扭曲的,而這個扭曲完全是出自於約翰斯通同志之手。現在我們看到了,他蒙蔽了讀者們認識布爾什維克及孟什維克之間真正在政治上的相異性,而引用的還是托洛茨基的說法。

約翰斯通對1903年倫敦第二次黨大會的陳述,我們已經可以確定是不值一提的。針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1903年就已經分裂成對立的政治趨勢,他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就算是真的,那在黨大會之後幾個月,不斷爭取與孟什維克合作的列寧也犯了調和主義的滔天「托派大罪」。列寧直到至1904年底,才承認了黨內有兩個派別的事實,並在黨內設置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委員會。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重要的政治上的分歧是在於:用什麼態度面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但這點直到1904年才開始浮上台面。是因為這個政治性問題,而非黨內對黨綱的爭吵,才將兩股趨勢引至不可逆的分裂,讓孟什維克在1918年轉而走上支持白軍的路線。托洛茨基就是在這個問題上與孟什維克於1904年做出決裂,而約翰斯通同志對此卻默不作聲。我們在本書的後續會看到,為何在這個問題上,約翰斯通會沉默不語。

注釋

[1]《Vtoroy S’yezd RSDRP Protokoly》,莫斯科,1959,P. 275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八卷,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01.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八卷,第十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15.htm

[4]同上

[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九卷,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9/008.htm

[6]譯者注:這個支持資產階級的派別聲稱任何政治上的鬥爭人物必須交給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人士來領導,而工人階級只能以提出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環境等經濟上的問題來做鬥爭。

[7]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英文版,倫敦,1967,P. 36,目前無網上免費中文版,摘文譯者自譯


第三章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二)

布爾什維克主義趨勢,在列寧稱為十月革命的總演習的1905革命的經驗和基礎下形成和成長。但蒙迪·約翰斯通卻對於1903年倫敦黨代表大會和1912年之間的 這一段歷史只字不提。難道這段時間的俄國是寂靜無聲的嗎?約翰斯通的沉默絕非偶然:他故意忽略了1905年的經驗以及這之後團結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各種嘗試, 這加深了他之前捏造的錯誤印像,誤導讀者們認為在這十三、四年期間,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已經有著壁壘分明的對立狀態。以及此時的托洛茨基是一直「站在黨外的」。

1905年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到底在1905年革命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他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此時又有著什麼樣的關系?當時身為列寧左右手的盧那察爾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必須要指出:在1905-6 年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中,托洛茨基當時雖然年輕,卻毫無疑問的證明了他是最有准備的。相較於其他領袖,他最沒有身為海外俄國人圈子內,就連當時的列寧都受影響的狹隘觀點。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發動大規模政治抗爭的意義。他在革命鬥爭中贏得了極大的聲望,而此時連列寧和馬爾托夫實質上都沒有什麼聲望。普列漢諾夫則因為他親近支持皇權的立憲民主黨(Cadets)的傾向而聲望重挫。當時唯有托洛茨基能夠鶴立雞群。」[1]

托洛茨基當時擔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Petersburg Soviet Workers’ Deputies)主席,列寧稱這些組織為「革命權力機構的雛形」。而此蘇維埃大部分出版的宣言及方案都是由托洛茨基撰寫,後來,他還同時擔任了該蘇維埃的報紙——《消息報》(Izvestia)——的編輯。然而,當時彼得堡的布爾什維克錯誤的低估了蘇維埃的重要性,因此並沒有積極的參與該蘇維埃的活動。流亡在瑞典的列寧曾致信布爾什維克刊物《新生報》(Novaya Zhizn),要求布爾什維克對蘇維埃的活動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然而這封信並沒有被刊登,一直到34年後才被公諸與世。

這個情況不斷的在俄國革命的每個重要關鍵點上重演:俄國境內的黨領導們在沒有列寧的指導下驚慌失措,無法采取必要的大膽和果斷的行動。

關於托洛茨基當時的政治立場和他與列寧的理念之間的關系,本書會在對於不斷革命論的討論中加以描述。但當時問題主要集中於革命運動中對於資產階級以及各種所謂「自由主義」政黨的不同態度。而托洛茨基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於1904年與孟什維克決裂。如同列寧,托洛茨基對於丹、普列漢諾夫等人提倡的階級合作的行徑嗤之以鼻, 並指出唯有工人及農民才能夠將革命運動進行到底。

1905 年,托洛茨基在廣泛發行的《開端》(Nachalo)月刊上刊登了他對於革命的看法在,這些看法明顯的傾向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路線大相徑庭。因此,雖然第二次黨大會中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依然存在激烈的爭執,但布爾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在革命路線問題的見解上完全相同。因此,托洛茨基的《開端》月刊和列寧編輯的布爾什維克《新生報》理所當然的團結一致,在雙方都受到反動攻擊時互相聲援,支持,完全沒有互相攻擊。《新生報》用以下的方式來歡迎《開端》月刊的首次發行:

「《開端》月刊的第一期已經開始發行。我們歡迎新同志加入我們的鬥爭。托洛茨基同志在這一期中對十月份的罷工的卓越描述更讓此刊物大放異彩。」

盧那察爾斯基回憶道,當列寧得知了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中取得的成功時,臉色雖然暗了一陣,但仍然說到:「托洛茨基傑出與勞苦的付出,為他贏得了理所當然的成功。」

革命的進展帶來了要求統一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極大呼聲。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工人們並肩發起了共同的口號;過去敵對的委員會突然同意合並。終於,在列 寧重新隸屬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建議下,統一的行動逐漸開始。托洛茨基在《開端》月刊中持續的要求統一,並試著置身於派系鬥爭之外。但此時他卻因為他在蘇維埃中扮演的角色而遭逮捕入獄,無法參加隨後發起的斯德哥爾摩第四次全黨(團結)代表大會。

這次的黨大會於1906年5月召開,但當時革命的浪潮已經開始平息,孟什維克的鬥爭意志以及「左派」言論隨之漸漸退卻。普列漢諾夫此時已經開始抱怨群眾的行動過於「操之過急」,並說出了他享譽天下的箴言:「他們不應該拿起武器。」在持續堅持革命和早已棄群眾於不顧並適應了反動浪潮的兩派之間,衝突是無法避免的。

斯德哥爾摩黨代表大會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這次黨大會中的主要分歧為:

1. 農業問題
2. 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
3. 對議會制度的問題
4. 關於武裝起義的問題

普列漢諾夫的發言透露了充滿恐懼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他譴責了列寧提出的動員農民來實現土地公有化的計劃,他認為該計劃「在(私有制)有可能復辟的情況下是危險的。」他更用以下的說詞總結了孟什維克對於工人和農民奪取權力的看法:

「當我們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時,奪權是必要的。可是現在的革命只有成為小資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所以我們有義務拒絕奪取權力。[2]

這種論點跟孟什維克在1907年提出的論點是相同的: 這次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因此這次革命的工作應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俄國當時並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的條件,因此任何促成工人奪權的嘗試都是冒險主義。工人們應該與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政黨們建立聯盟,並協助他們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那列寧是如何回應普列漢諾夫的呢?他並沒有嘗試否認這次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沒有聲稱社會主義可以在俄國獨立的建立。所有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 包括孟什維克、列寧、托洛茨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俄國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但是西方卻富有著各項成熟的條件。」 這是相當基礎的概念。 對於普列漢諾夫陰暗的對於「復辟的可能性」的警告,列寧解釋道:

「如果我們所說的是防止復辟的真正的、完全切合實際的經濟保證,即能夠創造防止復辟的經濟條件的保證,那麼應該說:防止復辟的唯一保證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保證。如果沒有這個條件,無論怎樣解決問題(地方公有、分配土地等),復辟都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3]

因此,列寧從一開始就將俄國革命設想為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他將俄國革命的命運與世界革命做了息息相關的連結,並認識到沒有世界革命,俄國革命必然會臣服於內部反動力量之下:

「我想這樣來表述這個論點:俄國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取得勝利,但是它絕對不可能單靠自己的一雙手來保持和鞏固自己的勝利果實。只要西方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就不可能做到這一步;沒有這個條件,無論實行地方公有也好,國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復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小業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復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勝利以後,小業主必然會掉過頭來反對無產階級,而且,無產階級和小業主的一切共同的敵人如資本家、地主、金融資產階級等被推翻得愈快,他們掉過頭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情形也就來得愈快。我們的民主共和國除了西方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以外,沒有其他的任何後備軍。[4]

我們完整的引用了列寧的這一番話來消除任何誤解的可能,並防止約翰斯通指控我們引用了托洛茨基,而非列寧。對於約翰斯通的讀者來說,列寧在此闡述的無庸置疑的是「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不但否定了俄國獨自「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更強調只要西方沒有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也無法保住。他「低估了農民的角色」,因為他意識到小業主們作為復辟的中流砥柱,必然在民主革命後反咬無產階級。

然而,列寧並沒有從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著作中取得這些想法,他其實從來沒有讀過這些著作,而在黨代表大會的同時托洛茨基自己也身陷牢獄。列寧所表述的理念正是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最基礎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原理。列寧抵御了「博學的」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扭曲。孟什維克在1906年罵道:「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列寧主義。」而蒙迪·約翰斯通則在1968年寫道:「這不是列寧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先生們,你們想怎麼稱呼這個理念都可以,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一個東西的精髓是不會因為名稱的變動而改變的。 

為了回應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不應該嚇跑那些「進步的」資產階級盟友的說法,列寧說道:

「孟什維克的基本錯誤在這裡表現得十分明顯。孟什維克沒有看到,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是自覺地趨向妥協。」[5]

這是列寧與孟什維克在接下來的期間鬥爭的關鍵點:有必要防止革命工人的運動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形成糾纏的同盟;必須堅持認同勞動階級為唯一可以貫徹革命的階級,以及唯一能夠推翻沙皇並在必要時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

 「防止復辟唯一相對的保證只有盡可能的堅決的進行革命,必須由革命的階級直接進行革命,盡可能少讓中間分子、妥協分子和各種調和分子插手,必須將革命真正進行到底。」[6]

列寧隨後批評了孟什維克對議會的迷信, 即他們毫無思考的和過於樂觀的看法高估了馬克思主義者能夠運用議會的可能性。他毫不留情的批評了普列漢諾夫放棄武裝鬥爭這懦弱的主張。對於這些議題的分歧才是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內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的主要原因。不是組織結構的問題,或者針對「集中制」的問題,而是在革命或改良,階級合作或依賴革命群眾之間的選擇。 然而對於這些史實,蒙迪·約翰斯通卻只字不提。這不免讓讀者們百思不得其解!我們可以大度的認為約翰斯通急躁的想要描述1910-1916年這段更為「精彩 的時期。」 畢竟,無論如何,「十三,四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忽略個五,六年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正這五,六年的發展跟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做出的種種指控「毫無關聯。」

反動時期

斯托雷平(Stolypin)於1907年開始的反動潮流帶來了俄國境內革命運動的極度艱困時期,並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內部催生了更多分歧。黨的各種合法運動完全被列寧譽為 「歐洲最反動的選舉法」束縛。而非法的組織運行,即所謂的「地下運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以便抗衡俄國當局所強加的限制。然而,一部分的孟什維克開始 傾向於逐漸遷就反動的要求,回避非法行動以便舒服的在議會中找到生存空間。這就是所謂的「取消主義(Liquidationist)爭議」的基礎,這在黨內造成了新的分裂。

在1907年倫敦黨代表大會中,托洛茨基首次有了在全黨面前闡述他對革命看法的機會。他對於如何面對資產階級政黨的發言,雖然只有短短15分鐘,卻被列寧評論了兩次,著重的同意托洛茨基的觀點,尤其是他提出的形成左翼聯盟來反制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提案。「在我看來,」列寧評論道,「這些事實足以說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們的觀點的。撇開「不斷革命」的問題不談,我們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上是一致的。」[7]

對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列寧當時還沒有准備完全同意。而我們之後會探討到這個問題。但是在基礎上對於當下革命任務的看法,兩人有著完全的共識。 對於列寧與托洛茨基兩人在這個時候立場的不同,我們會稍後再處理。但是,這些歧見對於列寧來說是次要的,這充分的在後來托洛茨基發動對於面對資產階級政黨態度的修訂案中得到了展現。列寧反對這項修正案,並不是因為他認為此案是錯誤的,而是覺的托洛茨基的修正案並沒有對原案進行任何補充:「我們必須承認,」他說道, 「托洛茨基的修正案並不是孟什維克,而表示了與布爾什維克一樣的理念。」[8]

但是,雖然他與列寧在對於當下革命任務的分析是完全相同的,托洛茨基仍然無謂的嘗試著游走與兩個敵對陣營之間以防止黨的分裂。「如果你們覺得分裂是無可避免的,」他在黨大會中說道,「那至少等到重大事件發生後(再做決定),不要讓這些議案就分裂你們。不要在事件發生前就急於分裂。」[9]

在 1905年經驗的基礎上,當時的托洛茨基認為新一波的革命浪潮將會把孟什維克內最好的人才,尤其是馬爾托夫,推向左派。托洛茨基的主要目標是在當下的艱困時期中維持馬克思主義勢力的團結,並防止分裂和對革命士氣的衝擊。這就是托洛茨基「調和主義」的原意,也是因為如此讓當時的托洛茨基無法加入布爾什維克。對此,列寧評論道:

「在這個時期,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從各種非常不同的前提出發,'陷入了'調和主義。托洛茨基所表現出來的調和主義比任何人都徹底,幾乎惟獨他一個人企圖給這個派別建立理論基礎。」

這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1917年之前辯論的關鍵;既不是關於「低估農民階級」,也不是「一國社會主義」,而是關於調和主義的不同見解。

托洛茨基這時的錯誤在於過度強調孟什維克裡「中間派系(半革命性的)」趨勢的重要性。他當時想像著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能夠重新在馬克思主義下團結,並清理黨內的「極右」和「極左」份子,即開除孟什維克取消派以及布爾什維克「抵制派(Otzovists)」。他並不像列寧一樣的了解:任何一致性必須要先在完全與任何機會主義趨勢斷絕關系的情況下建立。在革命處於困難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勢力的維持並不是確保一個抽像的「一致性」,而是有系統性的教育革命干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觀點。孟什維克組織的松散以及他們在反動時期間的驚慌失措都是他們毫無觀點的結果。另一方面,列寧對於建立一個「穩定,集中和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呼吁源自於訓練和教育一支不被低下士氣和機會主義者的犬儒主義影響的革命前鋒的絕對需要。

後來,托洛茨基了解了他之前的錯誤,並徹底地承認了列寧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一直以來都是正確的。然而斯大林主義者們依然持續的形容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辯論為派系鬥爭,並引用雙方在此辯論中撰寫的尖銳文章,試圖切割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理念整體上的關系。托洛茨基當時是犯下了錯誤,但他的錯誤不外乎是誠實的,從革命的利益上出發的。因此列寧也毫不意外地認識到調和主義是「從各種非常不同的前提出發」,而這些前提既有革命性的,也有機會主義性的。列寧自己有時也高估了與孟什維克統一的可能性而「犯下了機會主義」的錯誤。1909年他邀請了普列漢諾夫以及其他「支持黨的」孟什維克成立聯盟。盧那察爾斯基也表示,直至1917年,列寧仍然「想像著一個與馬爾托夫共同成立的聯盟將會是多麼的有價值。」後來事件的發展證明了列寧的錯誤。但這些真誠革命家所犯下的錯誤,遠不及半世紀後的這些「事後諸葛亮」們,躊躇滿志的在自己書房內用文筆來重演歷史,永遠站在勝利者的一方。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派

「在1907至1914年之間的幾年,卻是托洛茨基的生命中唯獨沒有政治成就的幾年…托洛茨基也沒有任何實際的革命成就可歸功於他自己。而在這幾年中,列寧在他的 追隨者的協助下鍛造了他的黨,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後來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長了才干,使他們在1917年能在黨內發揮領導作用。」[10]

  這段約翰斯通從艾薩克·多伊徹(Issac Deutscher)書中引用的話完全的展現了作者的庸俗。對於季諾維也夫(Zinoviev)、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在1917年的「領導作用」,我們將會在其他篇章中探討。值得一提的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對武裝起義的主張投下了反對票,而列寧也譴責他們為應該被開除黨籍的「破壞罷工份子」!但是讓我們先來看看這段話中提到的時期。

多伊徹所提到的「沒有政治成就」是正確的,但這不只是托洛茨基著一個人,而是整個革命運動在這個反動時期都沒有成果。那麼這個時候的布爾什維克是如何被影響到的呢?反動時期的開始造成了布爾什維克領導階層的分裂,列寧發現分裂後他只能孤軍奮戰。大部分的布爾什維克持有著「極左」態度,並拒絕承認當時的革命運動是在撤退的狀態。這個處於和孟什維克取消派極端另一方的立場被稱之為「抵制派」,即教條性的拒絕參與任何選舉和議會活動。列寧的親近戰友們,如克拉辛(Krassin),波格丹諾夫(Bogdanov),和盧那察爾斯基,都移動到了「左派」的一方。波、盧兩人當時的決定是因為受到了哲學神秘主義的影響,展現了反動時期在革命派系中造成的絕望感。

當時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內看似永無止境的派系鬥爭造成了以調和主義為形式的反應,而托洛茨基也成為這個反應的主要發言人。各個派系內都有支持調和主義的人,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托洛茨基在1910年成功的斡旋並讓所有派系領袖同居一堂並企圖以驅逐清盤派和抵制派來保全黨的團結。

「他(托洛茨基)當時在這場會議上達成的唯一成就是取消派被驅逐出黨,「前進派 (抵制派)」也差點被開除出黨籍,甚至暫時,微弱的削弱了馬爾托夫派和列寧派之間的間隙。」[11]

托洛茨基並不是唯一一個對黨內團結的問題有這種看法的。羅莎·盧森堡在1911年夏季曾寫道:

「挽救統一的唯一的道路,是召開由俄國派出來的人的會議,因為在俄國境內的人都希望和平與統一,他們是使僑居國外的好鬥的公雞們恢復理智的唯一力量。」[12]

這份對於俄國境內黨員情緒的描述是毫無意外的。在這整段「十三,四」年間,俄國境內社會民主主義者都認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裂是不方便和不必須的,是境外俄僑惡毒鬥爭造成的氣氛下的結果。約翰斯通和多伊徹把當時布爾什維克營造成一個同心齊力,團結在列寧背後穩步邁向十月革命政黨的印像,是對歷史的嘲弄。

列寧自己也從很早的時期就在書信中抱怨所謂的「委員會份子」,即俄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的狹隘觀點。他的抱怨在1910-14年間逐漸演變成了對自己俄國境內「支持者們」行為的一系列憤怒抗議。當時身處布爾什維克主義邊緣的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在他與列寧的通信中哀嘆的寫到「俄國工人開始對領袖之間的爭吵產生反感。」在一位身處高加索地區的布爾什維支持者寄給莫斯科同志們的書信中,也清楚的反映了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份子」對於境外黨員爭議的態度:

「對於我們所聽說的在境外的‘各種小題大做所產生的風波’,也就是列寧-普列漢諾夫聯盟以及另一方面的托洛茨基-馬爾托夫-波格丹諾夫一派。據我所知,工人們對前者是持有正面看法的。但是整體上來說工人們已經開始厭煩境外俄國人。我覺得最好的策略是讓他們(境外俄國人)盡情的龍爭虎鬥,而讓關切運動利益的我們繼續工作,其余的部分就會順理成章地解決了。」

這些被沙皇警察攔截下的一番話正是出自於一位「高加索人索索」,也就是朱加什維利,斯大林本人!

在俄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運動家中,對於理論辯論和「境外人爭吵」的排斥態度頗為嚴重,也因此引發了列寧對此的激烈抗議,如他在一封於1912年四月寄給奧爾忠尼啟則(Ordzhonikidze)、史班達爾言(Spandaryan)和斯塔索娃(Stasova)的一 封信中指出:「不要對國外取消派(清盤派)的行徑掉以輕心。有人對取消派不屑一顧,或‘一罵了之’,那就大錯特錯了。」[13]

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以及其他「務實派的」布爾什維克庸俗的調和主義,並非來自於機會主義或對於革命團結的期盼,而是對於相關的更大問題的無知。

而在1912年俄國境內工人運動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勢力和黨內調和主義打了一劑強心針,新開辦的《真理報》(Pravda)正好反映了這樣的氛圍。

正當列寧全力以赴的試圖將黨內的革命派與機會主義潮流做永久的切割之際,「取消主義」一詞也在《真理報》的篇章中消失。列寧撰寫的文章在被嚴重扭曲後刊登,任何對於取消派的批評也被略去,甚至完全消失。列寧和真理報的通信切實地刻畫出了當時俄國境內的情況:「委員會份子」沒有了列寧的指導,又一次脫離了正確軌道。在一封於1912年十月寄出的信件中,列寧氣急敗壞的斥責真理報對於揭發取消派的失敗。他寫道:

「如果真理報不及時說明這一切,它就要承擔(在工人運動中)造成混亂和分裂的罪責…在激烈鬥爭的時刻,《涅瓦明星報》(Nevskaya Zvezda,布爾什維克報紙)一封信和一個聲明也沒有就停辦了,編委會交換意見完全終止,政治撰稿人一無所知…我不得不對這種現像提出強烈的抗議,不得不解脫自己將造成今後長期無休止紛爭的不正常狀況的責任。」[14]

在1912年舉辦的選舉期間,列寧致信了包括斯大林在內的《真理報》編輯部:

「真理報現在在選舉期間的表現倒像是個無精打采的老處女。真理報不善於戰鬥。它不進攻,不追擊立憲民主黨人和取消派份子。」[15]

調和主義的疾病當然不僅僅侵害了《真理報》。在1912年的選舉內,六位布爾什維克代表從工人法庭中勝選。當時人在波蘭的列寧警告了這六個人千萬不要被孟什維克代表影響:

「如果我們這邊的六個人都是從工人法庭中選出的,那他們絕不能在一群‘西伯利亞人(知識份子,孟什維克)’面前忍氣吞聲。如果他們被霸道的鎮壓,這六個人必須清楚的表示抗議…」

然而布爾什維克代表們卻和「西伯利亞人」們結成了一個「統一派系」,並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要求整個社會民主勢力的團結以及《真理報》和取消派刊物 《光》(Luch)合並。四名布爾什維克代表和高爾基一起宣稱他們將成為 《光》的合作者。

列寧雖然憤憤不平,但他當時的抗議卻完全被忽視了。最後,忍無可忍的列寧終於放出狠話:

「(《真理報》的)編輯部寄給我們一封既愚蠢又無恥的信件。我們不會予以回復。他們必須要被開除…沒有任何計劃重整真理報編輯部的消息讓我們感到相當的不安…不只是重整,更進一步的是,我們絕對有必要完全開除所有的守舊派。」

再者:

「…我們必須在真理報編輯部內置入我們自己人,並把現在的這些人踢走。現在的情況實在是太糟糕了。這些人完全不呼吁一個從下到上的團結,是愚蠢且可恥的…這幫人還能被稱呼為編輯嗎?這些家伙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團肮髒的抹布,弄髒了我們的事業。」

列寧的這些措辭,不是用來攻擊托洛茨基或者孟什維克的,而是他自己陣營內向孟什維克倒戈的集團,他自己創立的報紙的編輯部!此時的列寧正努力的建立一個「穩定,集中且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時常被迫攻擊他自己辛苦建立的組織。

1917年的「老布爾什維克」們

在一段相當長的,比十三、四年更長的時間內,列寧不斷地嘗試著教育一整代的領袖,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干部中植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念,方針及政見。他更注重於強調工人運動必須不能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污染的重要性。他反復強調,(無產階級的)運動在組織上有必要完全的獨立於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以及也有必要獨立於那些企圖把運動收歸到資產階級旗下的機會主義分子。列寧的觀點的正確性在1917年孟什維克們紛紛叛逃到了資產階級民主派陣營的事實中得到了證實。

那,當時的「老布爾什維克們」,也就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斯大林,以及列寧其他的「忠實的追隨者們」,在1917年是持有著什麼樣的立場呢?他們每一個人都主張支持克倫斯基政府、與孟什維克團結、也就是說,從根本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以迎合鄙俗的資產階級民主陣營。在列寧長期苦心試圖教育的所有「老布爾什維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通過了事件的考驗。

為什麼布爾什維克黨,列寧建立的黨的領袖們,受過抗爭的冶煉,從1903年開始就持有者正確的路線,會在最關鍵的時刻叛逃至機會主義的一方呢?讀者不會從蒙 迪·約翰斯通的文章中找到解答,徒有更多的疑惑。我們這位「公平的」、「科學的」史學家對這個歷史事件完全不知情!從二月到十月之間的過渡很顯然的是布爾什維克輕而易舉的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情調裡「突然轉換」到了社會主義革命:

「在皇權被推翻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而俄國已經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後,列寧動員了布爾什維克黨來進行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將政權交給無產者和貧農手中,並將俄國抽離出帝國主義戰爭。」(《我思》,P. 11,我們的重點)

俄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在列寧於1917年四月抵達俄國之前,持有著什麼樣的立場呢?完全與列寧在一戰期間教導的理念背道而馳。當時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領導的真理報編輯部主張捍衛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在兩軍對峙之際,」加米涅夫寫道,「建議其中一方放下武器而回家是最愚蠢的政策。這不是建立和平,反而是建立奴役的策略,是會被自由的人民拒絕的。」[16]

列寧的革命失敗主義政策居然在革命前夕竟然被黨中央機構宣布為「最糊塗的政策」和「建立奴役的政策」!《真理報》編輯部又在別處宣稱:

「我們的口號不是毫無意義的‘拒絕戰爭!‘我們的口號是向臨時政府施壓(!)並令其(!)呼吁所有參戰國家的立即談判…在此之前所有的士兵都應留在他們的崗位上。」[17]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走的是最輕松的路線:只要臨時政府還「於反動勢力作鬥爭」,就支持臨時政府。只在口頭上喊著「向著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前進!」的空話。這種將建立社會主義列為遙遠未來的工作,而將向改良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妥協視為「當務之急」的習慣,對當今的各個共產黨領袖們來說當然不是新鮮事。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路線正是誠如人民陣線政策,以及「英國前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中所描述的一樣,是「列寧主義」的精髓!這根本就是孟什維克的政策,而「老布爾什維克們」也落入了這一圈套。

在布爾什維克所有的領袖都支持臨時政府的情況下,列寧又如何的「為了革命的第二階段而動員布爾什維克」呢?約翰斯通同志很顯然的急著想要陳述這個精彩的「動員」而完全略過了上述的發展。但是,為了嚴謹的對待歷史,我們將會為他補上這些細節。

在境外的列寧著急的目睹著黨內的這些發展。他不斷向彼得格勒方面寫信要求同志們與資產階級和護國主義的政策劃清界限。三月六日,他從斯德哥爾摩發了這封電報:

「我們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給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別要懷疑克倫斯基;把無產階級武裝起來——這是唯一的保證;立即舉行彼得格勒杜馬的選舉;決不同其他黨派接近。」

三月17日,列寧寫道:

「如果我們的政黨參與了這場騙局,那它會永遠的活在恥辱下,這是政治性的自殺…我寧可選擇與黨內的任何人分裂,也不會向社會愛國主義投降。」

列寧的這些話很明顯的是在警惕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但是兩人仍然堅持己見,而黨內基層激進的工人們也因為領袖的妥協而紛紛退黨。後後,列寧在抵達俄國後後馬上與「老布爾什維克」們展開了一場尖銳的派系鬥爭。在1917年四月,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中,列寧憤怒的談到了受妥協主義氣氛感染的領袖們: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對戰爭的態度問題。讀一讀關與俄國的報導,再看一看這裡的實際情況,就會看到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護國主義占上風,社會主義的叛徒占上風,群眾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在新政府仍然是帝國主義政府的條件下,在我們對戰爭的態度上決不允許對護國主義作絲毫讓步…

甚至我們的布爾什維克也有輕信政府的。這只能用革命的狂熱來解釋。這是會斷送社會主義的。同志們,你們對政府就抱著輕信態度。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走不到一起。我寧願處與少數…

《真理報》要求政府放棄兼並。要求資本家政府放棄兼並,這是荒謬的,是肆意嘲弄……

從科學觀點來看,這簡直是彌天大謊,對此整個國際無產階級,整個……是承認錯誤的時候了。賀詞、決議都已經夠多了,是動手干的時候了。」[18]

關於孟什維克對於蘇維埃作出的宣言「致全世界人民」,真理報將其譽為「蘇維埃代表之中不同趨勢的意識性和解」,而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也囑咐布爾什維克代表們為其投下贊成票,列寧說道:

「工人代表蘇維埃的號召書中,沒有一個滲透階級意識的字眼。全部是空話!危害一切革命的唯一東西,就是空話,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曲意逢迎。整個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不要受革命空話的影響,特別是在這種空話大為流行的時候。」[19]

約翰斯通同志,請問列寧到底在斥責哪些臣服於「革命空話」的人呢?難道是當時人根本不在俄國的托洛茨基嗎?不是的,約翰斯通同志。列寧痛罵的正是你所言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們,那些在1917年「在黨內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忠心「列寧主義者」們!會議前三天,斯大林公開支持接受孟什維克黨員策烈鐵裡(Irakli Tsereteli)聯合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提議。他的理由是:既然兩黨都認同了蘇維埃號召書中的主張,那兩黨就沒有原則上的不同。對此,列寧間接提出了鮮明的警告:

「聽說俄國有聯合的趨勢,即護國派聯合。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我認為,寧可像李蔔克內西(Karl Liebknecht)那樣單槍匹馬,1個對110個。」[20]

「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欺騙了群眾」、「荒謬的」、「肆意嘲弄」、「彌天大謊」。為了「動員布爾什維克黨」來展開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必須訴諸這樣的措辭!在列寧火力全開的責罵後,斯大林退出了公共辯論的舞台,悄悄的移動到列寧的一方。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則一直到十月前仍然堅持己見,並在決定是否發動革命的黨代表大會中投下了反對票,甚至為了阻止革命而奔走於黨內外。這就是「老布爾什維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寧甚至氣急敗壞的要求開除這些人的黨籍。

蒙迪·約翰斯通攻擊了托洛茨基1917年之前的調和主義,但卻不提斯大林和他的同伙們直到十月革命幾個月前,正當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之間的不同(革命和反革命)都應該要以最突顯的方式表達時,都還很明顯的支持調和主義,支持與孟什維克合並。

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必須要解釋道,雖然他們在很多方面是失敗的,但是這些「老布爾什維克」們都是真心誠意的革命家。他們當時犯下了一個基礎性的錯誤,而如 果不是當時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即時制止,將會引領運動走向災難。沒有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俄國革命就不會在1917年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或是科尼洛夫反動:這是列寧在1917年提出的面對俄國的兩條道路。如果當時沒有聲望很高的列寧不辭勞苦的糾正這些問題,那社會主義運動想必會敗於反動勢力的鐵拳之下。

雖然如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懦弱和妥協而被審判,沒有被指控為「德意志帝國主義的間諜」,沒有被虐待至招認假罪,沒有被處決。在布爾什維克主 的傳統,也就是一個包容,有分寸的傳統下,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不但沒有被開除黨籍,甚至還當選至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委員,承擔了最大的職責。而他們之後也不是完全都是對的,甚至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但是就算是「老布爾什維克」們所犯下的最大錯誤,也無法跟之後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及其全世界的支持者的罪行和對革命的背叛相比。斯大林主義極權傳統和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之間是由一條血河隔開的。

在1917年的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

我們看到了約翰斯通是如何地引用了對托洛茨基「相當有同情心但也極度客觀的傳記作家」艾薩克·多依徹。約翰斯通經常求助於多依徹的著作,一來閃躲了直接引用托洛茨基著作的痛苦經驗,二來也讓他能夠找到關於托洛茨基人格和心理狀態等等的一些瑣碎無聊的細節,利用這些來裝飾他對托洛茨基的「分析」,並理直氣壯的呈現如此:

「事實上,雖然托洛茨基於1917年7月為了(?)即將發生(?)的十月革命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並在革命中扮演著出眾的角色(??),我們在托洛茨基這十四年的人生裡...完全無法在非革命時期為建立一個稠密組織的任務奉獻,無法融入並准備接受組織的共同領導和紀律。這樣的表現將會在革命風暴平息後再次浮上台面。」(《我思》,P. 7)

約翰斯通企圖將托洛茨基描述成一個革命煽動家,一個被「革命風暴」鼓舞的「出色的演說家」、不錯的鼓動者,但始終還是一個士氣隨著革命落幕而消沈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約翰斯通的這番話真是一件相當不賴的印像派文字繪畫。而如同所有的印像派藝術,你只能在一段距離外眯著眼睛才能欣賞到它的美。

我們則首先要問問約翰斯通同志,這位「出色的演說家」怎麼可能「為了」一個還沒發生的事件而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呢?顯然的,蒙迪·約翰斯通實在很想要將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日期換到十月革命之後(「詭計的」)。然而我們這位原則端正的同志也做不出如此扭曲歷史的事來,他也因此心不甘情不願的斷言托洛茨基是「為了即將發生的十月革命」而入黨!

但是還有一個困難的小細節,也就是蒙迪·約翰斯通所說的在實現這個「即將發生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所扮演的「出眾角色」。實際上,托洛茨基並不是在約翰斯通所暗指的革命高潮,即將奪權的時刻才正式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反而是在整個黨所面對的「七月危機」,當列寧必須出逃和不少黨員被捕入獄時加入的。

為什麼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呢?首先,最大的原因是兩者之間沒有政治上的分歧。托洛茨基於1917年三月在美國撰寫的文章與列寧同時在瑞士寫的「遠方來的信件」中闡述的理念吻合。這些吻合難道只是巧合嗎,約翰斯通同志?從你片面的對於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過去的爭論的陳述,我們無法做出其他的結 論。但是,那些「老布爾什維克」在這個時期所扮演的可悲角色呢?這些人正是以你所言在之前成功的「融入了並接受組織的集體領導」。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只是意外嗎?列寧在他1923年對黨代表大會的致信內說這不是意外的。而且,約翰斯通同志,在列寧反抗「老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動搖的過程中,他最堅定的支持者正是托洛茨基。

革命理論和革命政黨的建設就是為了成功的執行革命才存在的。而理論,革命家,和政黨都會在「革命的風暴」之中,也就是受到其他階級強大壓力之下,受到尖銳的考驗。而「老布爾什維克」們之所以無法通過這項考驗而在革命的風暴中絕望的動搖的原因,正是因為在此之前,他們沒有吸收和了解列寧的方針和理念,也就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方針和理念。

「老布爾什維克」們在革命前的這段時期內,為了自己能夠「融入組織」而自滿,靦腆的尾隨列寧,並機械性的重復著他的理念,而這些理念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咒語。 結果是在面臨決定性的時刻時,當有必要面臨巨大的變動時,他們猶豫了,變得「暈頭轉向」,從而反對列寧,落到了孟什維克主義的陣營。反觀從不同出發點開始的托洛茨基,卻不約而同地與列寧做出同樣的結論。從那個時刻開始,所有過去的糾葛都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直到在列寧死後才又被斯大林主義者拿出來炒作,以便將托洛茨基驅逐出領導職位。

從托洛茨基在1917年五月抵達彼得格勒的那一刻起,他所有的言論和行動都是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對此回憶道: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當時並不是正式的黨員,但是事實上他從美國抵達的那一天開始就一直在黨內工作。在他第一次在蘇維埃會議上的演說後,我們都將他視為黨的領袖之一。」[21]

對於過去的糾紛,拉斯柯尼科夫寫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些糾紛和分歧已經完全消失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策略路線上不存在任何分歧。這個現像在戰爭期間就可以觀察到,在托洛茨基回到俄國後更加明確了。從他第一次演說開始我們這些老列寧主義者都覺得他跟我們是一伙的。」[22]

托洛茨基沒有馬上正式加入布爾什維克的原因,並不是出於任何的政治上的分歧(他有在與列寧和其他同志談話後立即表示想要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意願),而是他希望能夠贏得由4000名彼得格勒工人以及諸多重要左翼領袖如烏裡茨基(Uritsky)、越飛(Joffe)、盧那察爾斯基、梁贊諾夫(Ryazanov)、沃洛達斯基(Volodarsky)及其他以後成為重要布爾什維克領袖所組成的「區聯派(Mezhrayontsi)」的支持。對於這個組織,在一個革命後出版的列寧的筆記中指出:

「在對於戰爭的問題上,區聯派持有這一個國際主義的主張,而他們的策略也和布爾什維克相近。」[23]

在一個於六月初召開的全俄蘇維埃大會裡,當時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主導下,卡爾(E.H. Carr)觀察到:

「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隸屬於十名‘統一社會民主派’成員,並在為時三星期的黨代表大會中堅定的支持布爾什維克。」

在部分黨領袖反對的情況下,為了加快區際組織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步驟,托洛茨基將下列的聲明致信給《真理報》:

 「我的意見認為;現時,區聯派和布爾什維克派中間,無論原則上或策略上,都毫無不同之點了,因之也就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替這兩個組織分立存在作辯護了。」[24]

在這段艱困又危險的時期,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給臨時政府,我們認為有全篇引用的價值,因為這封信的內容能夠完全的反映出托洛茨基在1917年與布爾什維克的關系:

「各位公民部長們:

今天我得知由於在七月16-17日發生的事件[25],你們頒布了一道拘捕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通緝令,此令並沒有包括我在內。因此,我希望能夠告知你們下列的事實:

(1) 我同意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主要理論,並在前進報(Vpered)中以及我自己公開演說裡主張相同的理論。

(2) 我對於在七月16-17發生的事件的態度與他們是一致的。
(a) 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我首先在於七月16日召開的各行政委員會聯席會議中得知了機關槍部隊以及其他武裝團體的提案。我們聽完後立即試圖勸阻其他士兵離開兵營。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聯絡了布爾什維克,而我則通知了我所隸屬的「區際組織」。
(b)然而,雖然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士兵們的武裝抗議行動仍然發生了,我和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在塔夫利宮前做了多次的演說,並在群眾中推動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主要口號,但是我們同時也懇求所有參與的士兵和公民們以和平和有秩序的方式回到他們的軍營及家中。
(c) 在七月16-17日晚間於塔夫利宮內,部分布爾什維克以及市區團體召開了一場會議。其中我支持了加米涅夫要求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地防止同樣抗議行動於七月 17再度發生的提議。當下,我們從一些不同市區來的煽動者們口中得知了工人和士兵都已經決定再度發起行動,而在政府危機解決之前制止群眾抗議是不可能的。 所有在場的代表都同意最好的解決方式是盡量將抗議行動引導向和平的氣氛,並懇求所有參與者將他們的槍枝留在家裡。
(d)七月17日那天我都是留在塔夫利宮的。我和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不只一次的敦促群眾遵循我們上述的對於抗議行動的要求。

(3) 雖然我和真理報沒有實質上的關系,也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員,但是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有政治上的不同,而是由於我們各自政治團體上的一些情況,不過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

(4) 對於部分媒體希望引導大眾相信我和布爾什維克黨是「毫無關系」的嘗試,就如同有人說我請求警方保護我免受「群眾的暴力」或其他類似出自於同樣媒體的謠言一樣,都是無稽之談。

基於我列的事實,你們很顯然的無法邏輯性的將我排除於包括了列寧、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的拘捕名單之外。[26]
你們也可以毫無疑問的認識到我和上述的同志們一樣都是堅定的反政府革命家。不把我加到拘捕名單內只會凸顯對於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攻擊背後的反革命高壓。」[27]

在這段時期中,托洛茨基在數十次場合中表示了他認同布爾什維克的主張。在最艱困的時期,當黨被逼至地下,當列寧和季諾維也夫被迫潛逃至芬蘭,當加米涅夫 被逮捕入獄而布爾什維克被指控為「德國間諜」時,托洛茨基公開的保衛了他們,並認同了他們的立場。蒙迪·約翰斯通對這些完全知情,卻故意安靜的忽略這段歷史, 只恍惚地說到:

「看來,‘驕傲自大’的托洛茨基在此刻真心的相信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被「去布爾什維克化」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我思》,P. 14)

「去布爾什維克」一詞並非出自於托洛茨基,而是出自於「中立的」傳記作者艾薩克·多依徹;「驕傲自大」的形容則出自於盧那察爾斯基的「革命剪影」書中,全段如下:

「托洛茨基這個人是滿身帶刺且霸道的。然而,在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後,他對於列寧的態度則是感人且溫馴的恭敬。他以一個只有真正偉大的人才具備的謙卑來認同了列寧的首要地位。」

而在第43頁中,盧那察爾斯基繼續道:

「當列寧已經病入膏肓的時候,沒有人能夠比托洛茨基更能夠表達我們的恐懼。在世界巨變的混亂中,正是不愛透露情緒的托洛茨基,革命的另一個領導人,說出了:‘當你發現列寧可能要過世時,我們的生命都變得看似毫無意義,甚至不想活了。’」[28]

我們決定讓各位讀者來評判「驕傲自大」是否存在於這兩位偉大的革命家的關系之間。

兩年後,列寧強調了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主義吸引了它周圍社會主義潮流裡最好的人才。」這句話是在指誰呢,約翰斯通同志?是在指左翼孟什維克或左翼社會革 命黨嗎?但是這些勢力都在1918年與布爾什維克劃清界限。列寧的這番話很明顯的是指托洛茨基和「區際組織」。列寧對於「區際組織」的特別態度顯現在當他要求入黨機制必須變得更加嚴格以防止不可靠的人進入黨內時,「區際組織」成員們並不需要進入其他新黨員所要進入的觀察期,並且從入黨第一天起就享有正式黨員的所有權限。

這個舉動證明了列寧同意了托洛茨基認為兩派之間沒有政治上或策略上的不同的觀點。在「區際組織」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黨代表大會上。「驕傲自大的」托洛茨基也當選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他也是得票數最高的的四位候選人(其余三人為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一(得到了134票中131票)。

斯大林偽造學派

「如果我們忽略托洛茨基在對於布爾什維克早期14年間所做的鬥爭,或由於托洛茨基聲稱列寧在1917年11月在革命期間(而托式黨齡不到四個月時),在認識到無法與孟什維克聯合的情況下所說的一句「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而宣告全案完結,是不符史實的。」(《我思》,P. 8)

蒙迪·約翰斯通用了這種對「歷史之神」的祭奠來總結了他「廣泛,復雜但深具啟發性的」布爾什維克歷史陳述。盡管他如此細致的選擇他的資料來源,他卻拒絕承認列寧「據稱」對於「托洛茨基的地位所做出的評價」。列寧到底說了什麼?他為什麼要這麼說?

在彼得格勒委員會於1917年十一月14日召開的會議上,列寧提到了黨內領導之中的調和主義趨勢甚至在革命成功後仍然構成了威脅。在十一月14日,起義成功11 天後,三位中央委員會委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諾金(Nogin))以辭職來抗議黨的政策,並對黨發下了最後通牒,要求形成一個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政府,「如不如此,一個純粹布爾什維克的政府只能通過政治恐怖來維持。」 他們在聲明的結尾使用「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聯合政府萬歲!」這口號為基礎,呼吁工人們支持「立即和解」。這個黨內的危機威脅了所有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成果。列寧以要求開除這些人的黨籍來回應他們的訴求。在這個情況下列寧做出了以「絕不妥協!一個完全布爾什維克的政府。」為基礎的演說,在這個演講的原稿中包含著以下這些話: 

「至於組織一個聯合政府,我實在沒辦法把這個提議當一回事。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說了聯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這個事實,而從那時候開始就沒有比他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

列寧死後,掌權的統治集團(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開始了一個系統性偽造文件的行動,以縮小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影響力,而壯大他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首先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子虛烏有的名詞,試圖分隔托洛茨基和他們這些「列寧主義者」們的立場。偽歷史學家們開始埋頭在垃圾桶中翻找,尋找過去早已被當事人遺忘的糾葛。這些糾葛被遺忘,正是因為所有的問題都在十月革命的經驗中獲得解答,也因此毫無實質意義。但是對於這些偽造者最大的障礙則是十月革命本身。為了移除這個障礙,他們漸漸的從歷史書中刪除、竄改有關托洛茨基的篇章,最後在文獻中完全移除了任何相關托洛茨基在革命中角色的信息。

蒙迪·約翰斯通自己就引用了這樣被篡改的著作。在斯大林寫的《十月革命》1934年版本中,我們看到了一下的段落:

「在起義行動之中,所有的組織工作都是直接由時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同志領導的。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黨應該感激托洛茨基同志能夠快速地贏得軍隊對蘇維埃的支持,以及他對革命軍事委員會有效的組織。」

「這句話,」蒙迪·約翰斯通寫道,「被毫無理由的從斯大林於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P. 157頁中移除了。」(《我思》,注記3,P. 16,我們的重點) 

「毫無理由的被刪除」是一個被一些之前沒遇見的瑣碎細節驚訝,厭煩到的人所用的詞語。但是這沒有什麼可驚訝的,而約翰斯通同志的吃驚當然也是裝出來的。他完全知道所有有關蘇聯歷史的文獻至今還是充滿著對於俄國革命,尤其是托洛茨基的角色完完全全的謊言。而這項在1924年做出的扭曲,雖然粗糙,只是為斯大林接下來的謊言鋪路而已,上面被刪掉的段落則被下面這段話取代:

「托洛茨基同志當時才剛剛入黨,不可能在十月革命或在黨內扮演任何特殊的角色。」[29]

這只是斯大林官僚主義完全腐朽的第一步,整個官僚體系將會把偽造策略套用在所有「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們,指控他們與德國法西斯勾結密謀推翻蘇聯。在1930年 代的大清洗之中作出的各種指控內,包括了被列寧在被壓制的遺囑中形容為「黨內最受愛戴」的布哈林,竟然被指控為計劃在1918年刺殺列寧的主謀! 

而列寧「據稱對於托洛茨基地位」的贊賞則是存在於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記錄原文內,但後來因為「會議記錄誤抄了列寧的發言」而被刪除。當然,這份紀錄就如同許多列寧演說的紀錄一般,都沒有被好好的編輯,充滿著空白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就這本會議記錄來說總共只有一頁被刪除,也就是列寧提到托洛茨基的那一頁。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偽造學派」一書中,他提供了這一頁的照片副本。而會議記錄原文則被收錄在托洛茨基的文庫內,和其他許多在蘇聯境內被鎮壓的史料一起。蒙迪·約翰斯通並沒有質疑這些資料的權威性。他也不敢:這些史料被任何專業研究俄國革命的歷史學家以及蘇聯政府自己在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後公布的資料所承認,其中包括了早在蘇聯統治集團自己公開三十年前就被俄國的左翼反對派以及世界托派發表的列寧被藏匿的「遺囑」。當然,他們只發表了遺囑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列寧反對斯大林的部分。但是還是有很大一部分仍然被封鎖在列寧文庫的「禁書區」內,只供給黨內捏造歷史的「史學家」們閱讀。

列寧發言的真實性可以被他當時身處的環境證明。在對於調和主義的問題上,戰前沒有任何一個人像托洛茨基這樣公開的反對調和注意。當時的托洛茨基在1905革命經驗的基礎上相信,一段新的革命浪潮將會把孟什維克中最好的人才推向左翼,讓與布爾什維克合並變得有可能。事件後來的發展證實了這個見解的錯誤。托洛茨基在 1917年毫不猶豫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完全放棄了任何與孟什維克重新聯合的念頭。反觀「老布爾什維克」派系,一直到奪取政權之後,依然執迷不悟地緊抓調和主義的幻想。他們在11月做出的訴求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復辟,或者偽裝成民主的反革命思想。我們可以直接地問蒙迪·約翰斯通:誰在1917年表現得像是個布爾什維克?是托洛茨基還是那些自稱「老布爾什維克」的人們?他不會回答。不過沒有關系。列寧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約翰斯通在他文章的第21頁中從列寧被藏匿的遺囑中引用了列寧給黨代表大會寄得最後一封信,這本史料一直到蘇聯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後才被蘇聯領導們批准公開給一般的蘇共黨員。約翰斯通引用了列寧提到了托洛茨基的人格,但是並不提到一句對他自己文章很重要的話。列寧在對俄國共產黨的遺囑中,警告人們托洛茨基非布爾什維克的過去不應該被用來對付他。

蒙迪·約翰斯通至少用了自己文章一半以上的內容來展現他所能夠挖掘到列寧在1917年前對托洛茨基攻擊的成果。但是他毫無意外的不引用列寧對於托洛茨基和1917年前的布爾什維克黨關系的最後決斷。

對列寧來說,也對托洛茨基來說,1917年代表著一個大轉折,並將所有兩人過去的糾葛變得無關緊要。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在1917年後對此只字不提。這也是為什麼托洛茨基在1921年對奧爾敏斯基(Olminsky)說在當時發表他之前寄給奇赫伊澤(Chkheidze)的信是不合時宜的。蒙迪·約翰斯通藉此暗示托洛茨基自己和斯大林一樣,又偽造文件的嫌疑:

「當黨史委員會會長奧爾明斯基詢問托洛茨基是否發表這封信時,托洛茨基回答此舉「時機不對」,並如家長一般的斷言:「當今的讀者們不會了解,不會用適當的歷史觀點去看待這封信,只會更被迷惑。」這個動機與托洛茨基自己名正言順譴責的斯大林派掩蓋竄改歷史文件背後的用意,並無兩樣。」(《我思》,P. 7,我們的重點)

從蒙迪·約翰斯通完全沒有為這封信或其他部分提供任何的歷史背景,他引用這個例子的動機是明顯的。我們希望我們對於托洛茨基「動機」至少提供些許的描述,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統一的期望。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保衛馬克思主義》中完全地解釋了他立場背後的原意。約翰斯通一如既往的以「高度選擇性,只取片段」的手法引用了這本著作,只用了一小段話,也就是「對於組織,當時的我還是沒有將自己從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的思路中解放出來。讓我們把托洛茨基的話全段重復在此,而不是「方便的」縮短它:

「我想說的就是所謂1912年的8月聯盟。我積極地參加了這個聯盟。在某種意義上說,它還是我創立的。政治上我與孟什維克在一切基本問題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極 左派的布爾什維克,「前進」派不同。在總的政治傾向上,我更接於布爾什維克。但我反對列寧的「制度」,因為我還不曾懂得為要實現革命的目標,一個熔合得很堅固的集中的政黨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組織了這個成分龐雜的插話性的聯盟,它反對著黨中的無產階級派。

在八月聯盟中,取消派有他們自己的派別組織,「前進」派也有類似派別組織的東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無派別組織。大多數文件是我寫的。故意避免原則上的不同意見,目的要在「具體的政治問題」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沒有一個字提到過去!列寧予八月聯盟以無情的批評,而最厲害的打擊落在我的身上。列寧證明 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與孟什維克或「前進」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險主義。這批評是厲害的但是確實的。

讓我提到這個事實,作為「可恕之處」,即我本來的意思並不想擁護右派與極左派來反對布爾什維克,而要統一整個的黨。布爾什維克也被邀請來出席八月會議。但因 列寧直率地拒絕與孟什維克聯合(這是正確的),我便只能和孟什維克與「前進」派締結不自然的聯盟了。第二個可恕之處是:成為真正革命黨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這 一現像本身,那時還只有第一次發生,在第二國際的實踐上向無先例。不過我決不想藉此來解脫我自己的罪過。雖然不斷革命的觀念無疑地揭示出一個正確的前景, 但那時,特別在組織方面,我還不曾清除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對孟什維克主義的妥協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寧的集中主義的毛病,八月會議開過後,聯 盟立刻便開始分解成它所組成的幾個部分。不多幾月後,我不僅在原則上,而且在組織上也立於聯盟之外了。」[30]

因此,托洛茨基直接誠實的揭發並解釋他自己的錯誤。約翰斯通當然沒有意願讓托洛茨基為自己辯解,僅用只字片語(「妥協病」、「小資產階級革命主義者」)以斯大林主義者的姿態引用。他試著融合(斯大林造假學派最愛用的手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這一行為相當的可恥。他的「動機」有兩個層面:一來將托洛茨基污名化成一個故意藏匿自己與列寧過去關系的騙子和造假者,二來將斯大林主義者誣陷、算計所造成的血海與托洛茨基寄給奧爾敏斯基的一封信劃上等號!

蒙迪·約翰斯通利用了這封信來強化他對於托洛茨基如何「強烈的反對列寧」的論點。而托洛茨基的部分措辭似乎與他的形容相符。但是約翰斯通對這封信的使用正是完全的符合了托洛茨基在給奧爾敏斯基通信中預見到的,也就是不熟悉他書寫這封信背景的讀者們會做出的錯誤結論,也正是約翰斯通希望讀者們做出的錯誤結論。

托洛茨基在什麼時候,又為什麼會寫這封信呢?他在自傳《我的生平》中解釋道:

「就在這時候公布了我給奇赫伊澤的反列寧的信件。這件事發生在1913年春,與彼得堡的一份合法布爾什維克報紙使用了我在維也納出版的《工人真理報》的報名有 關。這事件造成了當時僑民生活中眾多的尖銳衝突之一。我寫信給一度曾站在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奇赫伊澤,在信中我曾在一時憤怒之下縱情發泄了對布爾 什維克中央和列寧的憤恨。如果再晚兩、三個星期的話,我自己一定會成為該信的書刊檢查官,再過一、兩年的話,我索性會把它看作笑談。但是這信件的命運卻不 同尋常。警察廳把它截獲了,在警察廳的檔案中一直存放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後轉到了黨史研究院檔案中。列寧對這封信完全清楚,他和我一樣,把它看做'去年 的皇歷',僅此而已。在僑居國外期間,什麼樣的信沒寫過啊! 1924年追隨者們把這封信挖了出來扔到黨的頭上,此時,黨的成員已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把時機選在列寧剛剛逝世那幾個月決非偶然。這個條件有雙重的必要性:第一,列寧已不能站起身來戳穿這些老爺們的真相;第二,人民群眾因領袖去世悲痛萬分。群眾因為對黨的以往歷史毫不了解,讀到了托洛茨基敵視列寧的評語,便會十分震驚。誠然,評語是在12年前寫的,但光憑引文看不出事件的年代關系。追隨者們利用我給奇赫伊澤的信件是世界史上的最大騙局之一。法國反動派在德雷福斯案中的偽造文件比起斯大林及其同伙們的政治偽造真是小巫見大巫了。」[31]

斯大林主義者們已經把誣陷發展成了一門藝術,這封信的使用不過是在無數卑鄙的算計中的一例而已。我們可以說信中許多被約翰斯通激動點出的措辭是魯莽且錯誤的。但是一急之下所說出的氣話或造成的糾葛,還是和冷血,惡毒的斯大林主義誹謗有著天壤之別。蒙迪·約翰斯通道貌岸然的譴責斯大林大清洗中的誣陷手段,卻毫不猶豫的引用了之前由季諾維也夫、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團在列寧死後所捏造的謊言。當蒙迪·約翰斯通重復了這些惡意的偽造時,他並沒有脫離斯大林的行徑,反而以一個比較「可敬」的偽裝下賦予其新生,但其屍臭仍然蕩漾。

蒙迪·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的「指控」其實也都是陳詞濫調。它其實只是之前從早已被完全反駁的1930年代「托洛茨基法西斯主義」,到後來在1924-1929年間蘇聯官僚體制興起期間更「微妙」的偽政治論證。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就立刻控訴托洛茨基是德國間諜而布哈林策劃刺殺列寧未免操之過急,所以官僚們則被鼓勵去從文庫中尋找證明托洛茨基先前「強烈的反對」列寧的只字片語,而這些指控則被蒙迪·約翰斯通喬裝為他自己對歷史科學的獨到貢獻。既然蒙迪·約翰斯通完全沒有對這些四十年前偽造的扭曲歷史加入任何新東西,那我們也可以適當的讓托洛茨基用他在1924年寄給黨史委員會的信為自己辯護:

「我已經聲明過許多次,在我同布爾什維主義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上,錯誤在我這方面。為了把我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質和程度用幾句話概括一下,我要這麼說:當我站在布爾什維克黨外的時期,當我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的分歧達到最高峰的時期,我同列寧觀點之間的距離也從來沒有像現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場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基礎之間的距離那樣大。」[32]

注釋

[1]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倫敦1967年,pp 60-1,本書譯者譯

[2]大會會議記錄,Chertvyoritiy S’yezd RSDRP, Protokoly,p.142,本書譯者譯,作者的重點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十二卷,「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5.htm,作者的重點

[4]同上,作者的重點

[5]同上,作者的重點

[6]同上

[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十五卷,「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5/040.htm

[8]於1959年發表的俄文版大會紀錄中指出:「事實上,托洛茨基在所有基礎問題上支持布爾什維克」,Pyatji S’yezd RSDRP Protokoly,莫斯科,1968,p.812,本書譯者譯

[9]大會紀錄,Pyatji S’yezd RSDRP Protokoly,本書譯者譯

[10]多依徹,《武裝的先知》,英文版,p.176,本書譯者譯

[11]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倫敦1967年,p.61,本書譯者譯

[12]盧森堡,引用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中文版,第十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19.htm

[1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6卷,PDF文檔中P88-89,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46.pdf

[14]同上,PDF文檔中P. 157

[15]同上,PDF文檔中P150

[16]引用自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倫敦1950年,p.86,本書譯者譯

[17]引用自裡布曼(Marcel Liebman),《列寧時期下的列寧主義》,倫敦1973年,p.123,本書譯者譯

[18]列寧,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中文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4.htm

[19]同上

[20]同上

[21]Proletarskaya Revolutsia,莫斯科1923年,p.71,本書譯者譯

[22]同上

[23]列寧,英文版全集,第14卷,p.448,本書譯者譯

[24]引用自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倫敦1950年,p.86,本書譯者譯

[25]編者注:這是指一起由軍中反克倫斯基政府勢力,尤其是機關槍部隊所發起的武裝抗議行動。布爾什維克有嘗試著勸阻士兵們發起這項行動,並解釋時機還未成熟,但是還是無法制止抗議的發起。士兵們的行動被克倫斯基政府當作鎮壓布爾什維克的借口,開始了反動、艱困的七月。

[26]編者注:政府在收到這封信後隨即逮捕了托洛茨基

[27]引用自《不斷革命時代》,多伊徹編,英文版,P. 98-9,我們的重點,本書譯者譯

[28]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P. 43和66,本書譯者自譯

[29]斯大林,英文版全集,《十月革命》,莫斯科,1934,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18/11/06.htm。譯者注:在中文版全集中同樣的文章既沒有包括被刪除的段落,也沒有本書作者所引用後來加上的新段落,中文原文可在此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4.pdf),PDF 文檔中 P. 153

[30]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中文版,《小創不治將成壞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22.htm

[3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文版,第四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3.htm

[32]托洛茨基,斯大林偽造學派,中文版,第二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22.htm,譯者注:這篇中文版的翻譯將最後一句話中的「列寧主義」翻譯成「恩格斯主義」,譯者按照英文版加以修改。


第四章 不斷革命論

蒙迪·約翰斯通在他的作品裡花了8頁以上(大約全文四分之一)來「揭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還把這理論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1]相對立。這些理論在1904-5年首先問世,且於1905年被實際革命的經驗所證實。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這些理念對於1914年前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辯論有多麼重要。蒙迪·約翰斯通對這只字不提。他顯然認為普通的共青團團員對於布什維克主義成型時期的思想鬥爭「不感興趣」。在這點,我們和約翰斯通同志的看法不一樣。我們不把我們的分析局限於「經過精挑細選」、脫離上下文的引文,因為我們確信所有正經的共青團團員和共產黨員,以及在工運中所有懂得思考的人士,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真相 。那麼,這些理論的區別到底是什麼?

蒙迪·約翰斯通是這麼闡述這個問題的:似乎(在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最主要的分歧出現在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立場之間。他一筆略過孟什維克主義的立場,從而以完全錯誤的方式來理解這個問題。讓我們詳究(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三個(主要)立場,並看看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這三個趨勢都同意眼前的革命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就是說,由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半封建的沙皇專制制度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革命。但只是籠統地承認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並不能指出具體哪個階級將會領導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鬥爭。孟什維克依據曾經宏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前鑒,推測革命將會由資產階級和小資階級領導,而工人運動則會支持這些階級。

反過來,列寧卻毫不留情地批評孟什維克這樣給工人的獨立運動拖後腿,並譴責了他們向「進步」資產階級討好的意圖。早在1848年,馬克思已經指出德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無法在和封建制度的鬥爭中發揮革命性的作用,因為資產階級害怕工人的革命運動而寧可和封建階級妥協。馬克思是在這時首先提出了「不斷革命」的口號。

馬克思曾把資本主義「民主派」描述為「對工人來說比從前的自由派危險得多」[2]。列寧跟著解釋道,俄國的資產階級,不但不會成為工人們的盟友,反倒不可避免地會與反革命勢力勾結。

 「只要資產階級的自私的狹隘利益得到滿足,」列寧在1905年寫道,「只要它‘離開’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它現在已經在離開徹底的民主主義了!),它就不可避免地會大批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制度方面去反對革命,反對人民。」[3]

那麼,在列寧眼中,哪個階級可以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剩下的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堅決走到底,因為它要走的路程遠遠超過民主革命。因此,無產階級就站在為共和制而鬥爭的最前列,它輕蔑地拒絕它所鄙視的那些勸它注意別讓資產階級退出的愚蠢意見。」[4]

這些話是對誰說的?托洛斯基和他的不斷革命論嗎?讓我們看看托洛斯基與列寧同一時期寫了些什麼:

「為全俄國利益而鬥爭的責任,已注定落在國內現有唯一強大的階級——工業無產階級身上。因此,工業無產階級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國爭取從窒息它的專制制度重壓下解放的鬥爭,已變成單純是專制制度和工業無產階級間的決鬥,在這場決鬥中農民可以給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領導作用。」[5]

再者:

 「在俄國,武裝革命首先意味著把工人武裝起來。自由主義分子知道並害怕這一點,所以完全避開民兵的問題。自由派在民兵問題上附和專制政府,正如資產階級的梯也爾(Thiers)僅僅為了回避武裝工人就把巴黎和法國拱手讓給了俾斯麥一樣。」[6]

在對資本主義黨派的態度這點上,列寧與托洛斯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像之前解釋的那樣),而不像孟什維克假借革命的資本主義性質來掩蓋企圖把工人政黨從屬於資產階級。列寧與托洛斯基同樣反對階級合作,並解釋只有工人階級,在與農民群眾的聯盟中,才能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蒙迪·約翰斯通照搬多伊徹在《武裝的先知》中完全錯誤的敘述,說托洛斯基關於不斷革命論的看法來自著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帕爾烏斯[7],其「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號受到列寧多次批評。托洛茨基卻從來沒有提出這樣的口號,他在1905前後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

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爭辯的重點並不是革命的性質(沒有人對這點有爭議),而是哪個階級會領導革命。在這個問題上,兩個截然相反的趨勢在俄國社會民主黨裡成型:在一方,孟什維克使勁鼓吹革命的「資本主義」性質,並試圖以與「自由派」和好的方式來局限馬克思主義運動;在另一方,有指出資產階級之軟弱、怯懦及奸詐的人,他們教導群眾:一定要在唯一始終具有革命性的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帶領下進行獨立的,和如果有必要的話,反對資產階級的運動。這就是著名的《社會民主黨的兩種策略》[8],在這本小冊子中列寧對此有詳細的解釋,而蒙迪·約翰斯通從中摘引,卻在過程中把它扭曲得面目全非。

約翰斯通把「托洛茨基的理論忽略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這個早已澄清的誹謗又搬出來,可見他已經彈盡糧絕。約翰斯通重復了斯大林對托洛茨基1905年立場的扭曲:「當時他「輕而易舉」的忘掉了農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號,即農民不需要參加革命的口號」。[9]

斯大林,以及蒙迪·約翰斯通,「輕而易舉」的忘掉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實際提出的口號其實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即自由派),而要人民」[10],就是一個涵蓋了工人及農民的口號。出現這口號的傳單,以及許多托洛茨基對他「忘掉了」的農民發出的呼吁,都可以在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境內印刷的托洛茨基《全集》(第二卷,上冊,第256頁)裡找到。

列寧的國際主義

列寧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態度是什麼?他主張農民應該由工人動員起來,以執行並落實民主反封建任務。而當工人繼續向社會主義前進時,階級的矛盾將開始顯現,而農民階級中的反動派波拿巴主義趨向(列寧多次警告過這點)將被轉為工人階級的敵人。在一個絕大多數人口為農民的國家,為社會主義的鬥爭會被農民中最富裕的階層全力反對。蒙迪·約翰斯通卻宣稱列寧在1905年已經設想了俄國民主革命「逐漸延伸到」社會主義的過程:

「在這段時期,列寧談到了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將會在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且'今天的農民的要求一得到滿足'後開始,也可想而知的沒有預見社會主義革命會在其民主先行者發生八個月後爆發。他認為將前者過渡到後者的主要決定因素為'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歷史證明了他正確地摒棄托洛茨基基本上從(?)沙皇政權跳躍過二月革命而直達十月革命的策略(!)。」(《我思》,P. 13)

蒙迪·約翰斯通試圖捕殺托洛茨基這條魚,但在魚鉤上蠕動不安的卻是自己!他斷言不斷革命論的「基本」內容是由沙皇政權不經任何中間階段「跳躍」到社會主義革命,這是胡扯。這只能證明蒙迪·約翰斯通要麼根本沒讀過托洛茨基,要麼重犯了他自己一套「科學性」、「客觀性」的舊習。我們想請教蒙迪·約翰斯通,不說別的,就說假如革命僅僅是需要從沙皇專制「跳躍「到社會主義,那革命的「持續」、「不斷」性到底在哪裡?

蒙迪·約翰斯通不甘只扭曲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立場,還等不及以同樣的方法對待列寧!約翰斯通讓列寧說一些和自己的分析極其矛盾的話,把十月革命的領袖形容成了一個愚昧的人。一方面,約翰斯通沒完沒了地重復列寧把革命看作是資產階級性的(也毫無作用,因為除了所謂延續了列寧主義傳統的斯大林主義者可恥之徒以外,所有人都承認這點)。在另一方面,他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會「逐漸延伸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看法冠在1905年的列寧頭上!讓我們看看列寧關於「民主專政」的階級性質究竟說了什麼:

 「但是,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它不能觸動(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一系列中間階段的話)資本主義的基礎。它至多只能實行有利於農民的徹底重分土地的辦法,實行徹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義,直到共和制為止,把一切亞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連根鏟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狀況並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礎,最後(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燒到歐洲去。」[11]

列寧的立場鮮明,毫不含糊:下一次革命將會是資產階級革命,由無產階級與廣大農民帶領。這革命最多只能完成基本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將土地平分給農民,建立民主共和制,等等。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任何「觸動資本主義的基礎「都會導致無產階級與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自耕農民發生衝突。列寧著重指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與自由「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12]

對列寧來說,在俄國這麼落後,半封建的國家,沒有其他可能的結果。民主專政會「逐漸延伸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說法,與列寧對革命中不同階級力量比例的分析是截然相悖的。

列寧是從哪個角度來講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在上面《兩種策略》的引文中,列寧斷言俄國革命 「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一系列中間階段的話」是沒辦法影響資本主義的基礎的。蒙迪·約翰斯通立馬插嘴來為列寧做補充: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過渡的前提是:「我們的力量,(…) 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13],並說歷史證明列寧是對的。約翰斯通同志,歷史的確證明列寧是對的,但並不是按照他根本沒講過的話。讓我們省去蒙迪·約翰斯通的翻譯服務,讓列寧為自己講話。

列寧在(以上《兩種策略》的)引文之後接著是這樣寫得: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會「(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燒到歐洲去。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不會直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系的範圍;但是這樣一種勝利,對俄國和全世界的未來的發展,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除了已經在俄國開始的革命的這種徹底勝利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毅力提高到這種程度,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把達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道路縮得這樣短。」[14]

每字每句,列寧的國際主義精神都躍然紙上。這是行動上,而不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 — 和現在工黨和斯大林主義的領導的節日演講大相徑庭。對列寧,俄國革命並不是自給自足的行動,不是「俄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恰恰在這點上才存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日後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

列寧沒有,任何其他的馬克思主義家也沒有,考慮過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特別是在像俄國這樣落後、亞細亞式、農業性的國家。在別處列寧解釋了對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很基礎的知識:在俄國沒有轉型為社會主義的前提,盡管這些前提已經在西歐完全成熟了。列寧在《兩種策略》論辯反對孟什維克,重復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俄國革命國際意義的經典立場:

 「這裡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進報》(列寧的報紙)屢次表述過的那種思想。《前進報》說過,我們不應當害怕(…)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獲得完全勝利,即實現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因為這樣的勝利會使我們有可能把歐洲發動起來,而歐洲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擺脫了資產階級的桎梏,就會反過來幫助我們實現社會主義革命。[15]

列寧對俄國即將發生的革命進行預測,其中之重點是:革命只可能是資產階級民主(而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同時因為資產階級無法勝任革命角色,所以革命只能由工人階級在社會民主黨的帶領下開展,並激發農民大眾的支持。推翻沙皇制,根除一切封建余孽,創建共和國,這些成就都會對西歐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起到巨大的革命性作用。但是西方的革命只可能是社會主義革命,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已經積聚了極為發達的生產力,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工運也力量強大。最後,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將促發俄國繼續變革,俄國工人會在歐洲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協助下,在與資產階級和反革命的(部分)農民的激烈對抗中,把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約翰斯通此時急著搖頭:「這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托洛茨基主義!你曲解了列寧的意思!」根本沒有啊,約翰斯通同志。這意思很明了。讓列寧為自己說話:

「因此,在這個階段裡,(在「民主專政」的最終勝利之後)自由派資產階級和富裕農民(加上一部分中等農民)組織反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加上歐洲無產階級則組織革命。
在這種條件下,俄國無產階級能夠取得第二次勝利。事業已經不是沒有希望。第二次勝利將是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
歐洲的工人會告訴我們「怎樣干」,那時我們就與他們一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16]

在這裡以及許多其他場合,列寧已經再清晰不過地表達了自己:「我們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完全的勝利,(會)開辟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17]

無論他怎樣翻來覆去並試著把自己的話強加在列寧上,蒙迪·約翰斯通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在1905年,列寧不僅排除了「只在俄國單獨建立社會主義」的概念(他對這點根本連考慮都不會考慮),甚至把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前俄國工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性都排除了。

列寧與托洛茨基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想法之間的區別在哪呢?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對革命最基本的問題是意見相合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作用,工人和農民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革命的國際意義,等等。他們的分歧來源是列寧把完成革命任務的革命民主政權描述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

托洛茨基批評了這公式的模糊性,因其沒表明哪個階級會執行專政。列寧是故意模糊的。他沒准備事先說明革命專政會是什麼形式。他連聯合政府中農民成分會占多數這個可能性都沒有排除。這樣,從一開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這公式故意具有代數性質 – 包含若干需由歷史填寫的未知數。在《兩種策略》裡,列寧解釋道:

「到一定的時候,對俄國的專制制度的鬥爭就會結束,俄國的民主革命時代就會成為過去,那時再說什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意志的統一’,說什麼民主專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時候,我們就會直接想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並且會更詳細地談論這個專政。」[18]

對列寧的這一看法,托洛茨基回答道,農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起到過獨立的作用。俄國革命的命運將取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對農民大眾領導權的鬥爭的結果。農民既可以成為革命的工具,也可以成為反動的工具。無論如何,革命可能的結果只有兩個:要麼是資產階級專政,後果是立即陷於沙皇專制的反動;要麼是於貧農聯盟下的無產階級專政。

革命的政權,當其中工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占主導地位,不可能半途而廢只把自己局限於資產階級性的工作,而不可避免地會從資產階級革命工作轉向社會主義革命工作。為了生存,革命專政必須與國內外反動勢力作戰。此後,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寧的觀點,俄國革命的勝利會給西方社會主義革命極大的動力,而西方革命會支援俄國的工人政權並完成社會主義蛻變。

這就是托洛茨基以及他1905年的不斷革命論的「滔天大罪」!據蒙迪·約翰斯通所說,托洛茨基是因為事先預測了1917年真正發生的事,因為解釋了工人階級最終會手握政權的必然邏輯,才導致他被「排在黨外「!但我們已經看到,在1905年就連列寧對這一問題都沒有把握。

在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中,只有托洛茨基預言了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會建立在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前:

「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比發展得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更早地取得政權。(…) 我們認為,俄國革命將創造出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政權有可能(在革命勝利時應該)在資產階級自由派政客們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轉到無產階級手中。」[19]

這真的就如據蒙迪·約翰斯通所斷言得一樣,表示托洛茨基否定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托洛茨基親自解釋:

「20世紀初發生的這場(俄國)革命,就其直接客觀任務而言也帶有資產階級性質 (本書作者的重點),卻出現了無產階級在最近的將來取得政治統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無產階級的任務,是使這種統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現實主義庸人所希望的那樣,僅僅成為暫時的「插曲」。現在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資產階級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現有世界歷史條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給自己開辟一個在打破這些界限之後取勝的前景呢?我們面臨著一個重大策略問題:我們是不是該在革命發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時候,自覺地為這個目標而鬥爭,或者我們應該把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工人政權當作一種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20]

托洛茨基的這幾句話真的是衝著列寧說的嗎,約翰斯通同志?還是對著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畏懼工人階級獨立活動和其後果的「務實派庸人」?在這幾句話裡,約翰斯通同志堅持所謂的不斷革命論的核心——從沙皇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跳躍」——到底出現在哪裡?

說到底,托洛茨基在1905年預測了俄國的資產階級將無法扮演革命性的角色。革命的發展將在某個階段不可避免地致使工人在一部分農民的支持下奪取政權。只有工農政府才能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性任務。但一旦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他們不會把政權讓還給資產階級或小資階級。無產階級必須為了穩固政權而采取從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前進到社會主義的措施。也就是說,在托洛茨基眼裡,革命政府的形式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毫不手軟地與國內的反動勢力交戰,而為此必須激勵西方的社會主義工人前來支援。托洛茨基像列寧一樣反對孟什維克狹隘的眼界,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像「社會主義的前提在俄國不存在,所以革命應局限在資產階級性的範圍中」這樣的機會主義信條,托洛茨基和列寧回答並強調社會主義的前提在世界規模上完全成熟。這兩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把俄國革命設想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環節。 

實踐中的不斷革命論(一)

由馬克思主義者在1917年前提出的關於俄國革命性質的所有理論必然具有或多或少的籠統性條件性。這不是紙上談兵或者占星術,而是假設,目的是為運動提供行動的指南,提供方針,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任務。

這些理論是否正確,不能夠按照研究1905年的論戰來衡量,而應根據實際發生的事件來判斷。恩格斯非常喜歡這句諺語:「實踐是最好的檢驗」,列寧則常常引用歌德的話:「理論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樹常青」。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任何革命理論只能靠革命本身的經驗來驗證。

1917年的經驗鮮明地證實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對於資產階級的假設:他們將起到懦弱的、反革命的角色,這可見於二月革命之後上台的臨時政府的行為。列寧和托洛茨基表現出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深刻把握,相互獨立地馬上理解了克倫斯基政權的意義以及工人應對其采取的態度。列寧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紐約,同時達到了相同的結論:必須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由工人階級推翻它。

那些「扮演著重要角色「的「老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立場到底是什麼?他們所有人都提倡了支持臨時政府。所有布爾什維克的干部,按照蒙迪·約翰斯通的話來講,他們都 「接受組織的共同領導和紀律」。但在在這一整個時期內,這批人沒有一個在各種事件的決定性考驗中站出來。我們要問蒙迪·約翰斯通:先前一整時期的准備工作是為了什麼?如果在關鍵時刻,所有 「老布爾什維克」都臨陣退縮了,那列寧這「十三、十四年」為了建立一個 「穩定和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鬥爭又是為了什麼?

早在1909年,托洛茨基寫道:

「如果孟什維克們抽像地由 ‘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開始,在奪取政權前就讓整個無產階級的策略走到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行為相適應的思維,那布爾什維克們同時也是以一個同樣貧瘠而抽像的 ‘民主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出發,達到了已經掌權的無產階級卻還把自己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範圍內的觀點。而的確,在這方面他們之間有著一個非常重大的差別:現在孟什維克主義內的反革命一派已經表露無遺,而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才具有造成巨大危險的可能性。。」[21]

蒙迪·約翰斯通把這段話的最後兩句割裂後,試圖以此證明托洛茨基對列寧的立場的敵對。實際上,在這段話裡,托洛茨基在1909年正確地預見了在1917年由於「老布爾什維克」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口號加以反革命的詮釋而導致了布爾什維克黨隊伍中的危機

當列寧把他著名的,呼吁推翻臨時政府的《四月提綱》提交給黨時,這文件是僅以他個人的名義發表的:黨內沒有一個「領導」願意把自己和一個與所有自從二月革命之後他們公布的言論、宣言、文章和演講截然相反的觀點聯系起來。在列寧的政綱發表後的第二天,加米涅夫馬上在《真理報》裡寫了一篇題為「我們的分歧」的社論,在其中他強調《四月提綱》僅代表列寧的」個人觀點「。社論是這樣收尾的:

「關於列寧的整體計劃,看來是我們無法接受的,因為它以預設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結束為出發點,並企圖將革命立即轉為社會主義革命。」[22]

讀者們請注意:這不是列寧在反駁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而是「老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指控列寧犯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滔天大罪!加米涅夫等人在1917年的論點讀起來似乎是在誇張普列漢諾夫在1906年斯德哥爾摩大會說過的話:無產階級勢必會在無產階級性的革命裡奪取政權,但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所以我們的義務是不該奪取政權!兜了一圈又回原處,而」老布爾什維克「的」迷惑「在1917年表現在回到了孟什維克陳舊的改良主義思路。列寧的」代數方程「讓這樣的誤解有機可乘,而托洛茨基的「代數」公式則十分清晰。

馬克思早就注意到機會主義時常試圖用過時的、已經失去革命效用的革命口號的衣裳來遮蓋自己。「老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也如此,他們試圖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之口號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列寧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寫道:

 「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和主張總的說來已得到歷史充分的證實;但是具體實現的結果與任何人所能想像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復雜得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俄國革命中已經實現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23]

蒙迪·約翰斯通復制了這段話,但沒解釋語境,以證明列寧在1917仍然堅持捍衛了「民主專政」的觀念。但這段引文出自的整篇文章——《論策略書》——是對加米涅夫等人的論戰,目的是證明恰恰相反的論點!蒙迪·約翰斯通的引用是不准確的。他把兩個重點結合在一起,盡管它們在原文中是由一整段話相分隔的,這段話如下:

「忽略或忘記這一事實,就會重蹈我黨歷史上不止一次起過可悲作用的‘老布爾什維克’的覆轍,他們只會無謂地背誦記得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動現實的特點。」[24]

約翰斯通「不經意地」從他的引文中間遺漏的這一小段把整個問題完全概括了。列寧試圖向「老布爾什維克」解釋「民主專政」的口號不是什麼「超越歷史的公式」,不能不顧階級鬥爭的實際發展,不分場合到處念經。

列寧一再強調世上沒有抽像的事實,只有具體的事實。試圖以反復重申一個早已失去效用的口號來尋求救贖,這等於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從革命必要的任務撤退到空洞的教條主義。歷史實際上交給我們的 「民主專政」 的具體表現,是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政府:它發動了帝國主義兼並戰爭,它無法解決、甚至無法認真地提出民主革命的任何基本任務。 「民主專政」這代數公式是由歷史以純粹負面的內容來填滿的。

蒙迪·約翰斯通在一番橫三豎四後,試圖說明克倫斯基政府代表了列寧在1905年預見的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實現。先別著急,約翰斯通同志!列寧在《兩種策略》的概述中所詮釋的民主專政的任務是什麼?首要的,是對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基於土地國有化;其二,是以普遍選舉和立憲會議為基礎的民主共和國;(其三),常備軍由武裝的人民所替代。在這以外,在1917年的主導環境下,還要要求立即締結民主的和約。難道不是這樣嗎,約翰斯通同志?那麼,如果克倫斯基政府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權),為什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何一個基本任務都沒有、也不可能有被這政權解決?

蒙迪·約翰斯通把他自己和讀者們同時迷惑了,他爭辯說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 「托洛茨基並無意否定這件事」),但同時,卻也解決不了任何哪怕只是一項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約翰斯通同志,托洛茨基確實無意否定你所說。列寧與托洛茨基都明白,克倫斯基政府是不會認真解決這些問題的;正因為這個政府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工人與農民的政府。只有與貧農結盟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開始解決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蒙迪·約翰斯通以一種說得好聽一點的話 「最特別」的推理模式爭辯道: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並不是如托洛茨基所預料的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國家的革命,而是像列寧所預料到的一樣,是工人和農民為了推翻沙皇政權而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權力並沒有傳到工人政府手中,而是由代表工農民主專政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部分的士兵是農民)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之間共享,而前者自願地臣服於後者(!!)。」(《我思》,P. 11)

好極了!二月革命是一場工人與農民將他們的優勢「自願地」交給資本家而執行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問題是:工人與農民是如何像 「列寧所預測」 的一樣, 必然要扮演,也確實扮演了「自願地」將政權交給資產階級這樣反革命的角色?列寧自己給出了答案。在回應那些們擅自斷言無產階級必須遵守 「歷史階級的鐵則」,無法 「跳過二月革命」,必須 「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以暢談 「客觀條件」用來試圖掩飾他們的軟弱、混亂與無能份子們時,列寧譏諷地回應道:

「為什麼沒有掌握政權?斯切克洛夫說因為這個,因為那個。這都是胡說。問題在於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這一點應當承認;物質力量雖然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但是資產階級卻是自覺的和有准備的。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須公開地、坦率地承認這個事實,並且向人民說明,沒有掌握政權是因為沒有組織起來和沒有覺悟。」[25]

工人們沒有任何 「客觀」的理由—當他們掌握政權時—在1917年2月不將資產階級擠到一旁去,除非他們沒有准備,並缺乏組織與覺悟。但如列寧所解釋的一樣,會造成這種結果完全是因為那些自許為工農政黨的人們對革命的巨大背叛。沒有蘇維埃內部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臨時政府哪怕只是一個小時也撐不了。對於那些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當中,將布爾什維克本身和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掛鉤,使群眾迷惑並阻礙了通向政權的道路的份子們,列寧給予了最嚴厲的批評。

為了質疑和列寧立場相同的托洛茨基,蒙迪·約翰斯通只是複頌加米涅夫與其同黨所有的在1917年反對列寧的陳詞濫調。他企圖把 「民主專政」的口號與不斷革命相對立的意圖,其不誠實的態度已經明顯到可笑的地步。可見,他試圖保衛這個口號而用來搜刮引言的重要著作——《論策略書》——恰好是列寧要從頭到尾埋葬這個口號的著作之一:

「現在誰只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在生活的後面,因而實際上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種人應當送進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保管庫(也可以叫作‘老布爾什維克’保管庫)。」[26]

談及工人階級的實力,以及臨時政府的無能,列寧指出:

「這個事實是舊公式包括不了的。應當善於使公式適應實際生活,而不是重復一些已經失去意義的關於一般「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的詞句。」[27]

再一次:

「加米涅夫同志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這一老布爾什維克的公式,有沒有包括這種現實呢?沒有。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已經僵死了。要使它復活是徒勞無益的。」[28]

蒙迪·約翰斯通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列寧本人在1917年4月就完全丟棄了 「民主專政」的口號。誰有意堅持此道,那他不是為了保衛 「列寧主義」而對抗 「托洛茨基主義」,而是為了掩飾他們自己丟人現眼的向孟什維克改良主義的投降。而列寧如果在1917年就公然的鄙視某些人試圖復活 「僵死...喪失意義...老舊」的 「工農民主專政」 公式的行為,那對於我們看到的約翰斯通,以及在五十年後,為了他們自己的犬儒主義與反革命目的,而持續濫用口號的所謂的共產黨領袖們,我們又該說什麼好呢?

實踐中的不斷革命論(二)

如果列寧在1917年前的著作很少談到不斷革命的理論,在那之後也不會有了。在列寧還在世時,共產國際就在蘇俄出版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書籍並翻譯成各國語言,這並沒有遭到列寧或傳說中的 「中央委員會多數委員」的一句抗議或批判。然而在經過革命後的蘇維埃政權所出版的 《列寧全集》,在如下文字裡有一段對托洛茨基的腳注:

「在1905革命之前他開拓了自己獨特的,現在已經被證實和擁護的著名理論,也就是不斷革命論。他斷言1905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會直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並且會是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步。」[29]

這段話清楚的描述了沒被約翰斯通扭曲的不斷革命論。在十月革命後不斷革命論 「受到格外擁護」了,因為它提前並准確的預期了1917年的事件。

在文章的第14-15頁,蒙迪·約翰斯通意圖以他慣常的 「公正」片段式的引用手法,來質疑不斷革命論:

「吊詭的是,在列寧從1917年4月直到他逝世之間的寫作和演說,也就是在最新俄文版55本全集內占了23本的著作內,我們完全找不到任何有關列寧‘轉移到’托洛茨基對於‘不斷革命’看法的蛛絲馬跡,而且列寧是從來不吝嗇承認過去錯誤的。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了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承認了與他對立觀點的正確性。因此在1927年出版的《反對派政綱》,也就是被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出版社在英國再版,並被喻為是「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發展的指標」內,我們看到了重復托洛茨基及其共產國際內黨羽們在1926年12月15日做出的聲明:‘托洛茨基曾向共產國際聲明,在所有他和列寧爭論過的原則問題上,列寧是正確的——特別是在不斷革命和農民問題上。’ 在他給同為‘老左翼反對派’,但不接受托式理論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致信中,托洛茨基承認道:‘1917年2月以前,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口號是歷史進步的口號。’就連在他的《十月的教訓》他也提到列寧用‘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以‘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進性的’方式來攻擊工人在農民支持下向社會主義專政前進的問題,完全有悖於他在1909年做出的聲明‘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才造成巨大的危險性。’」(《我思》,P. 14-15)

約翰斯通提出列寧1917年後在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上缺乏評論,但這個論點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列寧在理論問題上一向是十分謹慎。他不會允許在任何重要議題上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如果他在1917年後沒有評論不斷革命論,如果他允許托洛茨基出版在這一問題上的著作而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同時在列寧本人的著作全集中公開批了一條注腳表達了對這一理論的同意,只能說明在十月革命之後,他在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上,大致都與托洛茨基持相同意見。如我們所解釋,並不是列寧被托洛茨基 「同化了」 。1917年後,之前他們在俄國革命的評論上的分岐(這些分岐的性質通常都是次要的),不再有什麼純粹的歷史意義。至於所謂的 「錯誤」,托洛茨基一直都勇於承認他自己的錯誤,並且將他們解釋清楚 (這和今日的共產黨領袖大相徑庭!) 我們之前已經表明了托洛茨基是如何解釋自己在布爾什維克黨問題上他所犯的錯誤。就不斷革命論來說,托洛茨基唯一的 「錯誤」 就是他所有的理論都被實踐所證明了,而斯大林主義者絕對無法原諒這一點。

事實上,約翰斯通和其他共產黨 「理論家」 在批判不斷革命論的障眼法下,所攻擊的正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本身的革命性質。1924年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以及斯大林為了他們自己山頭的利益,可笑地發明了 「托洛茨基主義」 用來對抗托洛茨基。他們有著強大的國家機關與黨機關官僚的支持,看起來革命的動蕩已經結束,他們能享用那些偷來的特權的和平與 「秩序」的時期即將開始。然而,斯大林對一國社會主義 「理論」 的擁護,是由列寧國際主義精神教育的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所不能容忍的,他們最終與斯大林分道揚鑣,但為時已晚。官僚更加堅定地跟隨斯大林派系與一國社會主義 「理論」。他們憤怒和惡毒地對「托洛茨基主義」 和 「不斷革命」 展開的一系列攻擊,只能表現出他們對於對於自身物質利益有所衝突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否定

至於他從《反對派政綱》所引用的材料,約翰斯通明白這份文件並非是托洛茨基個人觀點的聲明,而是整個左翼反對派的聲明,包括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當中有對斯大林主義鬥爭中一些基本問題的共識——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工人民主、國際主義,等等——在其他一些問題上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仍然持反對立場。約翰斯通所引用的不斷革論的部份,是少數之一托洛茨基反對,然而在反對派投票中輸給了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為了維持反對派團結一致對抗斯大林,托洛茨基同意這了這一點。他自己的作品中他一貫保衛自己的理論,但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不願接受,部份原因是他們在十月革命中對於 「工農民主專政」 問題時扮演的角色。

至於引用自《致普列奧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的信》,讀者們會看到這封信與不斷革命論之間毫無矛盾之處。托洛茨基始終認為,在對抗孟什維克時列寧的立場是進步並與自己相近的。在《十月的教訓》中這一點表現的非常清楚: 蒙迪·約翰斯通從這一小冊子中引用 (用他一貫的 「簡短方式」),但他沒有解釋這部著作為什麼並且是在何時誕生的,也沒有解釋這部作品到底是關於什麼的。這一著作於1923年德國的革命運動慘敗之後寫成,而這次失敗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斯大林與季洛維也夫的失職。

托洛茨基在這本小冊子中解釋了,由於資產階級 「輿論」 的巨大壓力,就算是最堅定的革命領導階層,在革命情勢中也會出現危機的必然性。恩格斯也曾解釋有時革命需要幾十年的積累,而在短短幾天中爆發出來; 如果革命領導階層無法掌握情況中的優勢,可能又要等上下一個十年二十年才有另一個起義的情勢。近代史中滿滿都是例子,盡管人們在蒙迪·約翰斯通的著作中,甚至那些發現並相信 「孟什維克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的共產黨的傳奇故事裡頭不會找到這些例子。

托洛茨基解釋了德國共產黨領袖當時做出的行動,以及在1917年2月將布爾什維克主義偷換成孟什維克主義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領導階層的所作所為。在1917年機會主義者用口實不一的理論來維護他們的立場—包括 「工農民主專政」 的口號。機會主義者永遠不缺乏這些或那些方便的 「理論」 來為自己的軟弱開脫: 因此共產黨 「理論家」 在解釋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出賣行徑時,退化到了扭曲恩格斯《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導言這種方式,八十年來,這份導言甚至被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者用來質疑革命主義!

為了擺脫約翰斯通同志大無畏的 「客觀性」 的強加性質,我們引用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訓》所有關於 「工農民主專政」 的說法:

「在一九O五年前夕,列寧對於俄國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個「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正如以後整個發展所表明,只有把這個公式作為走向依靠農民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一個階段來看,才是有意義的。列寧這樣提出問題,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進性的,是完全和徹底抵制孟什維克的公式的。根據孟什維克的公式,俄國只能重演先進民族的歷史,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而社會民主黨居於反對黨的地位。然而,我們黨內有某些人,在列寧這個公式上所著重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著重在它的民主性上,並把它同社會主義性對立起來。這樣一來,又無異表明:俄國作為一個落後的國家,只能進行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應該在西方開始。我們只能在英國、法國、德國之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樣提出問題,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維主義。這種情況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來。當時,革命的任務已經不是預言的問題,而是行動的問題了。

在革命的現實條件下,站在把民主實行到底而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認為社會主義「為時尚早」,這在政治上就是從無產階級立場退到小資產階級立場,轉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30]

1917的俄國發生了什麼事?據蒙迪·約翰斯通所言,二月革命標示著革命中資產階級民主階段的完成,而十月革命標示的是社會主義階段的完成。但一方面,二月革命沒有解決任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革命最先開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措施,特別是土地革命。蒙迪約翰斯通試圖掩蓋自己的迷惑 (同時把讀者們也給搞糊塗了!),拼死抓住列寧的只字片語任意妄為,並完全不正確地把列寧1905年寫作的片段與1917年列寧對抗 「資深布爾什維克」的論戰拼湊起來! 我們要問約翰斯通同志: 當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法完成它眼前最基本的問題時,它怎麼可能已經勝利了?

為什麼布爾什維克要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口號(和平、土地,面包)為社會主義革命獲取支持?

惱羞成怒下,蒙迪·約翰斯通脫口而出:

 「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間沒有被嘗試或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仍然需要由無產者領導的十月革命來執行。」 (《我思》,P. 12)

約翰斯通同志,十月革命的確做到了這些任務!但這正好就是 「邪魔歪道的」 不斷革命論 。在十月革命中,與貧農結盟的無產階級首先解決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再來,馬不停蹄的,直接執行社會主義的措施。這就是俄國革命的「不間斷」的性質。

我們也該問問蒙迪·約翰斯通 「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間沒有被嘗試或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是些什麼?是把土地分給農民嗎?不是。帶來以民主為基礎的和平嗎?也不是。甚至沒有建立一個正經的民主制度! 廢除君主制嗎?但就連這也沒有: 俄國的 「民主」 英雄們企圖建立的是君主立憲制。

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 「盟友」,約翰斯通對他們的 「成就」 佩服的五體投地,但這些所謂的成就都一再的被列寧撕開了偽裝,並公開譏笑他們的無能:

「這些膽小鬼、空談家、妄自尊大的納爾蘇修斯和哈姆雷特總是揮舞紙劍,可是連君主制都沒有消滅!我們卻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時候都更干淨地掃除了。我們沒有讓等級制這個古老的建築留下一磚一瓦(英、法、德這些最先進的國家至今還沒有消除等級制的遺跡!)。等級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土
地占有制方面的殘余,也被我們徹底鏟除了。偉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終」會有怎樣的結果,這個問題「可以爭論」(國外有足夠的著作家、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來爭論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不願把時間花在這些爭論上,因為我們正在用鬥爭來解決這種爭論以及與此有關的許多爭論。然而有一件事實是無可爭辯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與保持農奴制傳統的地主「妥協了」八個月,而我們在幾星期內就把這些地主連同他們的一切傳統都從俄國的土地上徹底掃除了。」[31]

1917年工人們所贏得的民主權利是他們自己鬥爭的結果,不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 「小哈姆雷特」 們所給予的 「禮物」 !事實上,在臨時政府的 「民主」 外表下 (十分類似之後法國和西班牙的 「人民陣線」 政府)反動勢力正在蘊釀一場針對 「走得太遠」 的群眾運動的血腥回擊。1917年8月到9月間,科爾尼洛夫反革命的政變意圖,受到了資產階級的鼓勵於支持,充分表現了俄國資產階級腐朽的趨勢。為了決定性的擊敗反動勢力,以及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執行,工人與農民從奸詐又優柔寡斷的 「民主派」 們顫抖的手中奪取權力的韁繩是必要的。這是今日 「共產主義」 領袖們仍然堅決拒絕學習的一堂課; 他們在希腊,西班牙和法國,以及各地推廣的 「人民陣線主義」 會造成工人階級新的血淋淋的失敗,除非他們完全與 「孟什維克階級合作主義」 的政策劃清界限。

在二月革命中沙皇制度之所以能被推翻,正是各大城市的工人運動和他們的農民盟友的功勞。至於資產階級與其各個 「自由主義民主」 政黨,什麼角色都沒扮演。實質上,政權已經掌握在了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臨時政府被架空,所有實際支持的基礎都被奪走了,除了那些孟什維克懦弱的讀書會成員與社會革命黨人准備向臨時政府 「自動投降」 ! 如列寧和托洛茨基所了解到的,真正必要的是將工人與農民組織起來將這個由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出賣所造成的 「雙重政權」 轉變成真正的工人政權。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解釋過1848年革命裡德國資產階級所扮演的懦弱和反革命的角色, 以及它對於在它背後來勢洶洶,與封建制度與專制制度做鬥爭的工人階級運動所感到的恐懼。六十年後,俄國資產階級甚至無法模仿它的兄弟階級 (法國資產階級)在1789年的英雄氣概。在《俄國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解釋道,俄國資本主義系統的停滯不前,將俄國資產階級扮演革命性角色的可能性排除掉了。一方面,利用向西歐學習的科技優勢,俄國工業伴隨著大量工人的湧入,他們生活在險惡的條件下,並且高度集中在少數的城市中,而在大型革命浪潮的事件中,一個新的巴黎公社幽靈正在讓資產階級輾轉難眠。

另一方面,俄國資產階級過份的依賴國際資本的投資與信貸:

 「俄國工業發生的條件及其結構,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社會性質及其政治面目。工業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資本家的上層與民眾之間,並無許多中間階層。此外我們還得說明一點:最重要的工廠、銀行與運輸機關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國人,他們不僅從俄國吸取了利潤,而且還因此在各個外國議會中獲得了自己的政治勢力;他們不僅不促進俄國議會制度的鬥爭,而且還時常表示反對;人們只叫記一記法國官方所起過的可恥作用就夠了。這些就是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孤立與反民眾性的基本的與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歷史的曙光期,俄國資產階級還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當它應該起來領導革命之時,卻是過度成熟了。」[32]

這些性質並不是俄國資產階級所特有的: 雖然有極小的不同,它們和所有的半殖民地落後國家的 「民族」 資產階級有著一個相同的特征。列寧嘲弄孟什維克的階級合作主義 — 他們的 「人民陣線主義」 (事實上就是這樣,雖然孟什維克沒有用過這個詞))— 他們意圖要讓自己迎合所謂的 「自由派資產階級民主」 政黨,在對抗專制制度的鬥爭中迎合 「 進步資產階級」 勢力的頌詞。如果列寧他能見證今日世界各地如在希腊、西班牙、印尼、印度的共產黨更加顯著的階級合作主義,他會說什麼呢?然而,仍然沒有任何共產黨的領導階層,敢在資產階級民主政客的面前面對面的追求一個獨立的,列寧主義的階級政策。

斯大林主義共產黨的那些 「理論家」 — 包括蒙迪·約翰斯通,所不斷複頌的「階段論」,是對列寧主義思想粗糙且機械式改編後的一幅搞笑漫畫。約翰斯通如何解釋1918年的德國革命,或者1920年意大利的靜坐罷工?前者,德國工人已然在一場沒見血的革命中奪取政權,卻被躲在 「資產階級民主」 革命性質 「大義」 下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出賣,最終 「自願投降」 (!) 把政治權利交給了資產階級!這是所謂的如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所宣稱的,德國革命的 「民主革命階段」 嗎?約翰斯通同志?如果是,那列寧又為何聲討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背叛呢?

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了1920年的意大利,盛大的靜坐罷工潮造就了革命的情勢: 但社會主義領袖們沒有明確的提出革命的前進路線,而讓意大利工人走向失敗,並直接導致墨索裡尼的崛起。如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他們以 「群眾還沒准備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為理由為自己開脫。但如果列寧能痛擊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領袖們在執行革命性綱領方面的完全失敗,對於比1920年意大利的運動還要深刻,還要廣泛的1968年法國5月風暴大罷工中那些法國共產黨的 「領導」,列寧又會怎樣評論?

各式各樣的機會主義者總是把失敗的責任歸咎到,據稱對於社會主義 「還沒准備好」 的群眾身上。但過去五十年的歷史一次又一次的展現了工人階級鬥爭的意願,以及為了社會變革所做出英勇犧牲。1968年的共產黨 「理論家們」 問: 「為何總是怪罪到領袖們身上呢?」,呼應了1918-1920年間考茨基(Karl Kautsky)、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 以及賽拉提(Giacinto Serrati)這類人義憤填膺的言詞。對於已經不相信工人階級擁有改變社會的能力的傲慢的官僚來說,他們無法去想像他們患有的「議會迷信」不治之症與群眾遭遇的失敗有著任何關聯,沒有有所覺悟的革命性領導,他們無法將他們的運動貫徹到底,到勝利。

共產黨領袖們在這一切裡得到了什麼教訓?蒙迪·約翰斯通引用了一些列寧的論戰的片段。但他卻沒有選擇許多列寧對抗那些試圖讓俄國無產階級與 「自由派」 資產階級互相配合的孟什維克的言論。為什麼他不引用列寧對階級合作主義的無數次攻擊,以及他對革命工人和農民是貫徹民主革命的唯一階級的堅持?

很顯然,蒙迪·約翰斯通在所有列寧的作品裡,只看到一長串對不斷革命這異端邪說的聲討。他絲毫看不出關於在1925-1927年斯大林在中國進行的愚昧孟什維克政策,也看不出這些作品和1930年代古巴共產黨支持巴蒂斯塔政權做為 「進步反美勢力」 並譴責卡斯特羅為一個 「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者」 這些事件之間的關聯,而伊拉克共產黨則稱呼卡塞姆為一位偉大的掌舵人,直到卡塞姆開始射殺並埋藏他們! 蘇聯的同志們對伊朗 「進步的」 的國王進行了睦鄰友好的政策, 包括將政治難民出賣給行刑隊。印尼的同志和他們的 「列寧主義」 政策以及他們的 「工農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先進貴族階級和所有愛國先進分子的大聯盟」 在 「進步」 的獨裁者蘇加諾面前阿諛奉承,最終導致上百萬共產主義者毫無抵抗能力的慘遭殺害。中國與俄國爭先恐後的贊揚那位 「英勇的反帝國主義鬥士」 阿尤布·汗,直到後來卻被巴基斯坦的工人農民所推翻。

這些只是少數幾個今日 「共產黨」 領導階層 「列寧主義」 方針的案例。在 「保持對工農民主專政的忠誠」 的口號下,他們在各處力求階級合作的政策,托洛茨基稱之為 「對孟什維克主義滑稽和可笑的模仿」。

英國共產黨與共青團的許多同志,被約翰斯通對於不斷革命論的腦內補完搞糊塗了。在此我們希望某些重點已經得到澄清。不斷革命論不是蒙迪約翰斯通所展現的復雜和枯燥的理論,而是整個俄國十月革命的革命運動經驗的總結。沒有對這些問題的透徹了解,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無法找到他對於現今世界局勢的認知。印尼,希腊,巴基斯坦的悲劇會再次重復。所有認真嚴肅的社會主義者都應該學習這些事件的教訓,認真學習理論,以為未來他們在英國和國際上將會扮演的角色做准備。

注釋

[1]譯者注:有時又稱「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2]馬克思與恩格斯,中文版全集,《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50-3.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1卷,《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民主革命的規模是否會因為資產階級退出而縮小?」,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2.htm

[4]同上

[5]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革命和無產階級」, 蔡漢敖譯,陳泰編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托洛茨基轉摘自門捷列耶夫(《了解俄國》1906年版,第10頁 )

[6]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1789 — 1848 — 190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4.htm

[7]譯者注:德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早年在革命派陣營,反對改良派修正主義,後來不幸墮落,背叛了革命事業並成為大資本家。

[8]譯者注:中文全稱《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9]斯大林,中文版全集,第六卷,「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P. 310-34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6.pdf

[10]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四章,「不斷革命論在實踐中是怎樣的?」,林驤華、伊陽明、範毓民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permanent_revolution/04.htm. 譯者注:「人民」在馬克思主義傳統裡泛指工人階級加上受壓迫的廣大農民,與中國常用的「勞苦大眾」近義「地方自治局」(Zemtsvo)是權利十分有限的地方機構,由鄉區地方的自由派貴族統治。

[11]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無產階級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時被束縛住手腳的危險是從哪個方面來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12]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結論。我們敢不敢勝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3.htm

[13]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譯者注:我們可見約翰斯通在解釋列寧寫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的段落時,利用的證據是來自列寧另一篇文章的,從上下文撕裂的一句話,雖然兩篇文章的背景、語境等等都不相同。

[14]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無產階級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時被束縛住手腳的危險是從哪個方面來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15]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革命公社’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作者的重點

[1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2卷,「革命的階段、方向和前途「,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32.htm

[1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2卷,《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結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3.htm

[18]列寧,「‘革命公社’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作者的強調)

[19]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革命和無產階級」,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20]同上,作者的重點

[21]托洛茨基,《1905》,英文版,P. 285,本書譯者譯

[22]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P. 91,本書譯者譯

[2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9卷,《論策略書》,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4]同上

[2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9卷,「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6.htm,作者的重點

[2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9卷,《論策略書》,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9卷,《論策略書》,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8]同上

[29]列寧,俄文版全集,第14卷,1921年第一版,第二部分,P. 481- 482,本書譯者按作者英語譯文譯

[30]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工農民主專政 —— 二月和十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3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2.htm

[32]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章,「二月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5.htm


第五章 托洛茨基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

「雖然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起義的表決上支持列寧而反對了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他卻在1918年在與德國簽訂停戰條約的問題上與列寧形成了強烈對峙。他在這個決策上的表現同時展出了他的優點和缺點。」(《我思》,P.17)

這是約翰斯通文章中唯一提到有關列寧和「老布爾什維克」們在1917年的鬥爭。而他對這點的輕描淡寫也表現出了他的論述格局。托洛茨基當然「意外地」與列寧在發動十月革命這件「小事」上持同樣的立場,並對立與加米涅夫、斯大林、以及季諾維耶夫。但是在其他「基礎的問題上」,他當然又與「正確路線」作對。

蒙迪·約翰斯通在這裡試著重新使用他在討論「不斷革命論」時候所用的技倆。在那篇內,他巧妙的「遺忘了」孟什維克當時的主張,並誇大了所有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 的分歧。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問題上,約翰斯通又一次的將整個情勢化為兩個對立的立場:列寧支持馬上接受德國條件的主張,以及約翰斯通所形容的托洛茨基「不和不武」的立場。但是蒙迪·約翰斯通清楚地知道,在這個議題上並不是只有兩個主張,而是三個:除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立場之外,還有布哈林的立場。他不但要求拒絕接受德國的條款,還要求對德國發動革命戰爭。約翰斯通也忘記提到一件小細節:布哈林的主張在和談還在進行時是受到黨內大部分人支持的。

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黨對戰爭的態度是什麼呢?列寧在1915年思考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執政可能性時,在他的刊物《社會民主者》內發表了一篇題為「幾個要點」的文章:

「在目前這場戰爭中,如果革命使無產階級政黨掌握了政權,那它要做些什麼呢?我們的回答是:我們要向各交戰國建議媾和,條件是解放殖民地和所有從屬的、受壓迫 的、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無論是德國還是英國和法國,只要它們的現政府還在執政,都不會接受這個條件。那時我們就應當准備和進行革命戰爭,就是說,不僅要采取最堅決的措施來徹底實現我們的整個最低綱領,還要有步驟地推動現在受大俄羅斯人壓迫的一切民族、亞洲的一切殖民地和附屬國(印度、中國、波斯等)舉行起義,而且,首先要推動歐洲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使他們違反本國社會沙文主義者的意志,舉行起義來反對本國政府。」 [1]

這正是列寧在俄國革命前設想的一個大膽的革命戰略。即使當今各國共產黨將自己膛目結舌和平主義強加在十月革命的領袖頭上,但列寧的戰略明顯和他們大不相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在1917年前主張發動革命戰役:一場以革命來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並透過聯合紅軍的武裝起義、歐洲的勞動階級、以及全世界各國受壓迫的人民來實現。

在十月之前的煽動和准備期間,布爾什維克黨重復的強調了他們主張「不喪權辱國的停戰」,他們會向帝國主義勢力們提出停戰協議,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方不接受,他們將會發動對抗帝國主義勢力的革命戰役。因此,列寧之後於1917年九月寫道:

「如果任何一個交戰國連停戰都不同意(這種可能性很小),那麼,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戰爭就成為真正被迫進行的戰爭,成為真正的正義戰爭和防御戰爭。單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對這一點的認識,就會使俄國在軍事方面強大好多倍,特別是在同掠奪人民的資本家完全決裂以後;更不用說,到那時候我們方面進行的戰爭將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成為同一切國家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進行的戰爭了。」[2]

革命戰爭這個想法已經被黨無異議的接受為基本策略。因此,當加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刊登了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公開信時,他們主要論點之一便是提到了革命戰爭的可能性,以用來嚇唬工人們:

「大部分的士兵們支持我們,並不是因為我們要求繼續戰爭,而是因為我們提出了要求和平的口號…如果我們奪權以後,世界情勢強迫我們發動革命戰爭,那士兵們將不再支持我們。」

這個論點是對於幾個月後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很好的辯護。但是這並不證明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的歷史遠見,只是展現了他們的膽小和機會主義的擺 動。他們對於簽訂條約的支持只不過是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附屬品:兩者是不能分開計的。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不只是論點本身,提出論點的人和提出的原因,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布爾什維克對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又是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呢?他們從沙皇政權接受過來的軍隊幾乎是一盤散沙;不少軍團自行的解散;紀律松散;軍官們紛紛投靠反動勢力。布爾什維克們的政策是在這樣的實質情況下,而不是理論性思考下,來被決定的。將任何對此的黨內歧見描述為比在策略上意見不同更嚴重的問題, 是完全悖離事實的。在其他的情況下,比如如果他們有時間組建紅軍,那這個問題當然會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討論,如我們在1920年的波蘭戰爭所見。

將談判拖得越長越好,是當時布爾什維克們第一個實行的政策,並寄望於西方的革命運動能夠幫助他們解決他們所面對的處境。這個被今天「務實的」庸人們形容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思路在眾多的場合中不知被托洛茨基,也在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的發言之中展現出來,包括如列寧和加米涅夫。而加米涅夫更隨後支持了列寧提出簽訂和平協議的主張,並對於在布列斯特的宣傳上評論道:「我們的訊息會跳躍過德國將領們的頭上傳達到德國人民的耳中,我們的言辭將會奪走德國將領們用來欺騙德國人民的武器。」後來事件的發展不同於加米涅夫的預期,但是當時的他正代表著全黨上下都持有的意見。 

在合約談判中進行宣傳活動的成功必須要歸功於托洛茨基。他將這個平台轉變成一個向歐洲被戰爭壓制的勞苦大眾們解釋革命理念的機會。托洛茨基當時的演說也被列寧在世時的共產國際彙整並用多國語言發表。只是列寧在1924年去世後,這些資料被斯大林派系所掩蓋。

在西方的革命被延遲,而俄國革命武裝力量仍然薄弱的情況下,黨內領導人們之間開始發生意見不同,而列寧的意見則居於少數。這個期間首次在1918年1月21 日,也就是布列斯特談判壓力達到最高點上,浮上台面。為了防止德國在布爾什維克回絕和平條約下發動攻擊,列寧主張就算要接受德國災難性的要求下也要立即簽訂條約。托洛茨基同意在當時的情勢下繼續戰爭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認為布爾什維克們應該停止談判,並只有在德國再次發動攻擊的情況下才妥協。布哈林則繼續要求對德國發動革命戰爭。

斯大林主義者將當時的情況刻畫成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被一個毫無紀律的極左托洛茨基挑戰的局面。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列寧和托洛茨基在當時在這個問題上屬於少數的「溫和派」。而領袖們之間的格局更顯現在廣大黨員之中。絕大多數的黨員主張拒絕簽訂條約。當黨領袖們邀請各蘇維埃表達他們對布列斯特問題的看法時, 至少有兩百個不同的蘇維埃做出反應,而其中只有兩個大型的蘇維埃(彼得格勒以及持保留態度的塞瓦斯托波爾)支持簽訂和平協議。所有其他的大型蘇維埃,包括 莫斯科、葉卡捷琳堡、哈爾科夫、葉卡捷林諾斯拉夫、伊萬諾沃(Ivanovo-Vozuesensk)、喀琅施塔得等等都以絕大多數表決停止談判

黨中央委員會在1918年1月24日召開的會議將決定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談判桌上必須執行的立場。在會議前,托洛茨基記錄下了他和列寧的對話,其中列寧表示支持托洛茨基所主張拒絕簽約但宣布停戰的動作,但是前提是如果德國繼續進軍,托洛茨基支持馬上簽訂條約並絕不支持發動「革命戰役」。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寧的條件[3]列寧此時並沒有直接推動他所支持的直接簽訂條約的主張,而只是發動了一個隨後被通過的,要求托洛茨基盡量延長談判時間的表決案。之後對於托洛茨基主張停戰但拒絕簽訂條約的表決案也被發起並通過。

蒙迪·約翰斯通指出:「在面臨著德國苛刻的要求時,他(托洛茨基)對西方立即發動革命的高估蒙蔽了他對於現實的認知,並導致他拒絕簽訂條約。」(《我思》,P. 17)

我們已經從上述的黨內分歧看到了「導致托洛茨基拒絕簽訂條約」的真正原因。蒙迪·約翰斯通在各處將自己的「分析」局限於一些與根本問題毫無關系的只言片語,進而創造了托洛茨基的立場是源自於他個人意見,而非全黨決定的假像。約翰斯通繼續道:

「另一方面,列寧則強調當時的德軍正占著上風,而經歷戰爭摧殘、軍備殘破、飢餓不堪的俄軍絕對不敵德國強大的戰爭機器(!)。他因此(!)敦促俄國應該忍辱負重,立即接受德國提出的最後通牒,並警告不這樣做的下場將會導致德軍進一步入侵蘇維埃領域並提出更嚴峻的條約。」(《我思》,P. 17)

蒙迪·約翰斯通將整個情勢描述為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的對立。他堅持將列寧描繪成一個「務實主義」的庸人,反對著托洛茨基對革命的「痴心妄想」。他引用了列寧片 段的語句形容世界革命為「好聽的童話故事」,卻沒有解釋列寧對布列斯特做出他的主張的原因,因為這個原因毫無疑問正是源自於革命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精神

在這段討論中列寧得到了季諾維耶夫以及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聲稱「西方沒有任何的革命運動,沒有既成的事實,只有可能性。」季諾維耶夫宣布雖然「簽訂和平我們會強化德國國內的沙文主義以及弱化了西方的社會主義運動,」但這遠比「葬送了社會主義共和國」來得好。列寧被迫公開駁斥這些源自於這些「務實主義者」的支持,而蒙迪·約翰斯通現在卻將這些人的庸俗加諸在列寧頭上。

在回覆季諾維耶夫的發言中,列寧堅決地任定「在德國的運動在談和的情況下有能力發展…由於德國革命將會遠比我們的強大,我們必須犧牲自己。」為了保護自己的主張不受這種機會主義的侵蝕,列寧不斷地強調:

「從全世界歷史範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麼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希望…我再說一遍,能把我們從所有這些困難中拯救出來的,是全歐洲的革命。」[4]

1924 年後,聲稱托洛茨基頑固的以拒絕簽訂和平條約來違背列寧和黨領導們殷切期望的謠言誕生於世。在托洛茨基於2月14日向蘇維埃中央行政委員會報告了他的行動 之後,斯維爾德洛夫(Sverdlov)以整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名義提案:「在接受完和平使命團的整個報告之後,中央行政委員會完全批准其在布列斯特的代表的行為。」一直到1918年3月,季諾維耶夫仍然在黨大會上說到:「托洛茨基毫無疑問的遵循了中央委員會大部分成員的決定。」當時沒有人會嘗試著反駁這個事實。

此時的托洛茨基,如同列寧,完全不認為當下的「而經歷戰爭摧殘、軍備殘破、飢餓不堪的俄軍」能夠負荷新一波的攻擊,更何況發起一場革命戰爭。然而,另一方 面,工人大眾之間以及全黨領導的當下的氣氛完全反對了不只是「羞恥的」,更是對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來說災難性的條約。另一方面,德國單方的攻勢將會使西歐大眾認識布爾什維克被迫接受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在同盟國(英國和法國)不遺餘力地宣傳布爾什維克是德皇雇佣的間諜來將俄國脫離戰爭的抹黑之下,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在當下的俄國境內,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場俄國政府將對德國妥協的序幕(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英國和法國政府社交圈內共同參考了這個看法)。

在德國重定其最後通牒後,列寧再次的申論了立即簽訂和平條約,卻被中央委員會微弱多數反駁。托洛茨基在德軍反攻仍然還沒發生的當下投下反對票。列寧當時則重新訂定討論問題為:「如果德軍在德國革命浪潮沒有開始之前發起進攻,我們需要簽訂和平條約嗎?」當時的「左派」共產黨(布哈林以及支持革命戰役的黨員)選 擇棄權。托洛茨基則基於他和列寧的商討投下贊成票。而在次日布爾什維克受到德國再次發動攻勢的消息時,托洛茨基立即給予列寧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支持列寧的主張。

德軍將領霍夫曼(Hoffmann)於2月21日宣布了新一系列為了無法讓俄國接受的和平條約。德軍更在芬蘭發動一項挑釁動作,鎮壓了芬蘭勞工運動。這一系 列的時間深化了布爾什維克對於盟軍和德軍約定聯合起來粉碎蘇維埃共和國的擔憂。而當時就算布爾什維克接受簽訂條約,德軍仍然極有可能繼續進軍。托洛茨基一 開始認同了上述的分析,但是當列寧重申接受條約的必要時,在「左派」重新激起反對聲浪的情況下,托洛茨基並沒有加入主張發動革命戰役的陣營,反而棄權,從而給予列寧多數

如果托洛茨基如此醉心於「革命空談」,怎麼會在兩個關鍵時刻中選擇給予列寧多數呢?既然我們提到了「革命空談」,那讓我們看看列寧當時撰寫的,被約翰斯通大量引用的同名文宣。

列寧在1918年2月21日於《真理報》上發表了「論革命空談」,啟動了他徵求大眾對於簽訂和平條約支持的宣傳。約翰斯通對這篇文章的幾次引用方式都意味著這篇文章是針對托洛茨基的直接攻擊。事實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完全沒有出現在這篇文章內。那這篇是寫來針對誰呢?答案就在文章的第一句話:

「我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說過,鼓吹革命戰爭的革命空談會斷送我們的革命,當時有人責備我,說我的提法太尖銳了。」[5]

任何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能夠清楚的看到這篇是寫來駁斥主張不顧蘇維埃共和國身處的劣勢,對德國發動革命戰爭的人,也就是由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 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對這個議題上99%的駁斥都是針對布哈林派系的,而如果他有提及托洛茨基,語氣上也很清楚的柔和許多。任何對列寧寫這篇原意的扭曲更笨拙 的遺忘了這篇是出版於2月21日,也就是托洛茨基對列寧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提議投下贊成票的三天以後。約翰斯通如此將列寧針對極左布哈林的攻擊斷章取義,將其呈現位看似針對托洛茨基的駁斥,是相當不誠實的行為。而約翰斯通的扭曲得以得逞,完全是由於他完全沒有提到布哈林,並由此產生了對於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的歧見一個完全是誇大其詞、錯誤且不誠實的描述。

卡爾(E.H. Carr),一個頗受歡迎,且無法被蒙迪·約翰斯通指控為托派或「非歷史性的」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對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議題上的歧見有如下的評論:

「列寧與托洛茨基對於布列斯特問題上的歧見小於他和布哈林派的爭論。托洛茨基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布列斯特系列事件中扮演的戲劇性角色讓他的同儕以及後繼者認為他在整起事件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這個當今對托洛茨基的印像,也就是主張世界革命的他衝撞重視國家安全或提倡一國社會主義的列寧,已經被事實扭曲到完全錯誤的地步。[6]

如果我們只從蒙迪·約翰斯通所著的「高度選擇性,片面的史觀」來看,整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歷史(除了一些如他只用一個段落談到的十月革命短暫「插 曲」)都完全是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上建立的!這就是約翰斯通同志在他的前言中保證帶給我們的「平衡」、「客觀」的著作。

在此我們也可以妥當的點出另外兩個有關於蘇維埃共和國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關系,以及列寧和托洛茨基個別立場的事件來描述約翰斯通「客觀性」觀點的完全片面 性。在布列斯特爭論後,托洛茨基馬上與重要的黨領導們在是否接受英法支援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執。托洛茨基對此主張接受支援,而布哈林的「左派」以及斯維爾德 洛夫則反對。列寧並沒有出席這個會議,但是會議記錄中則記載著他傳給會議的訊息:

「我贊成從英法帝國主義強盜方面取得馬鈴薯和武器,請把我這一票加上。」[7]

在布列斯特事過兩年後,黨領導在對於波蘭戰爭問題上又發生了相似的分歧。托洛茨基基於軍事和政治上的考量,反對任何在防御畢蘇斯基(Pilsudski)攻 勢以後反攻波蘭本土的嘗試。列寧則在基於認為華沙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們會被革命戰爭激勵而發動革命推翻畢蘇斯基的觀察下,支持反攻。紅軍雖然成功的反攻波蘭 本土,卻在華沙城外被擊敗,並被迫退守至冠松線(Curzon Line)之後,失去了他們原來在發動攻勢時所控制的陣地。在爾後的停戰條約中,布爾什維克被迫放棄在白俄羅斯地區,原先將蘇聯與德國和立陶宛分開的大片領地,交給波蘭。

那在1920年的列寧是沈醉於「革命空談」的嗎?他是否應該對迷戀於世界革命的「幻夢」和「童話故事」而負責?只有庸人才會做出這樣的評價。列寧是個革命家和國際主義者。他所有的決策都是首先基於發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考量。

列寧在布列斯特上的妥協主張完全只是創造一個喘息空間,讓斷壁殘垣的俄國能夠重建,並建立紅軍來作為保衛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支援西方革命的利器。列寧在支持簽訂和平協議的同一句話中,也強調了在當下「為革命戰役做准備是必須的。」

列寧自己對於他在布列斯特問題上主張的描述即可破解斯大林主義者們利用他的言詞所散布的和平主義、「和平共存」、以及社會愛國主義:

「我們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曾經不得不反對愛國主義。我們說,如果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你就應當為了國際革命而犧牲自己的一切愛國主義情感,這個革命一定會到來,它現在還沒有到來,但如果你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就應當有信心。」[8]

列寧是個最高等級的政治務實主義者。他的每個動作都是建立在對於世界各階級勢力平衡的精密觀察之上。但是革命的成功從來都不是必然的。 持有這樣的認同無非是加入了那些「客觀的」事後諸葛亮的陣營中,永遠在後視鏡中找到真相。然而,列寧支持簽訂布列斯特和平條約的動機卻完全不同於約翰斯通以 及共產黨領袖們的意像。他們並不想要澄清列寧在布列斯特議題上的主張,而是企圖掩蓋了他們今天把持著膽小、反列寧主義政策的事實。

注釋

[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7卷,第10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0.htm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2卷,「革命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24.htm

[3]作者注:列寧自己在黨內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證實了這個事件,請見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4卷,《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的總結發言(3月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2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4卷,《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3月7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1

[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3卷,「論革命空談」,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125.htm,作者的重點

[6]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英文版,第三卷,倫敦,1953年,P. 54,本書作者的重點,本書譯者譯

[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3卷,「論疥瘡」,注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129.htm

[8]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5卷,「在莫斯科黨工作人員大會上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5/053.htm


第六章 斯大林主義的興起

蒙迪·約翰斯通不會浪費他的讀者們的時間,以用來介紹一整段針對他所承認的托洛茨基革命事業中,在俄國內戰時所伴演的任何關鍵角色的細節的「平衡報導」。也許這當中的偏見會被客觀的讀者們所發現,例如列寧在內戰期間提供給托洛茨基的已署名的空白紙表,授權給任何適當的「革命空話」的活動!

為了內戰篇章的粉飾,約翰斯通為我們引用他的老朋友艾薩克·多伊徹的著作《武裝的先知》,其中對於「托洛茨基的錯誤們(有時是非常嚴重的)和他的成就們(足以用來功過相抵)」的文字繪寫,可謂「嘔心瀝血」。而蒙迪約翰斯通為何不汲汲營營於內戰的著墨的理由也就十分清楚了。他花費了文章的前半段,就為了把托洛茨基描繪成一個不具備組織能力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個人主義者,並且恬不知恥的繼續引用高爾基的文字:

「'你敢說有其他人能夠在一年內組織一個幾乎是模範的軍隊,並贏得軍事專家的敬重嗎?'列寧拍案說道。 」(《我思》,P. 17)

擔心這個報導的「公平」失衡,約翰斯通急忙引用的把高爾基另一番言論,是關於列寧對托洛茨基的看法:

「他站在我們這邊,卻不是我們的一員。他是很有野心的。他帶著一點拉薩爾的壞氣息。 」

蒙迪·約翰斯通這種心思縝密賣弄引用的手法我們之前已經評論過。這又是另一個相當好的例子。其中第二部份的引用,在1924年原始版本的高爾基的《回憶列寧》並沒有出現。在早期也不可能會有置入如何露骨的謊話的可能。但1931年高爾基被迫改寫了他的回憶。在斯大林的淫威下,高爾基的部份回憶被消失,同時另一種「回憶」被創造並首次亮相,特別是蒙迪·約翰斯通所引用的那一部份。既然約翰斯通同志對於高爾基的列寧對托洛茨基態度的報告深感興趣,讓我們看看真正原文內另一段話。對於那些試圖在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作梗的毀謗者,列寧駁斥道: 「嗯,沒錯,我知道他們在我與他(指托洛茨基)的關系上說了多少謊。」

對於工會的爭論

「在黨在革命後對於官僚問題的第一個主要討論上,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發生衝突。列寧強烈地斥責托式的政策為「對工會進行官僚主義的干擾的政策「,表示了「軍事經驗中...最壞的東西。 」包括了「一系列牽涉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本質的錯誤。 」(《我思》,P. 19)

再一次的,讀者們應該注意到蒙迪·約翰斯通「分析」的方式,是一再地在文字引源上單純又簡單的討論支字片語,沒有談及背景與這些爭論本身,甚至沒有關心到日期!就撕毀了它們的本文。自馬克思以降,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是從最小的日期,精確完整的文字引源,理論性質的分析乃至於整體,都有所堅持。只有走在嚴肅誠實的路徑上,歷史問題才能被解釋。

工會問題的爭論,是為人所知的「戰時共產主義」組織下整體政治與經濟模型的危機的一環,不能在抽離這個問題脈絡後來理解。列寧所描述的戰時共產主義為「被圍攻下的共產主義」。這整個系統構築在嚴厲的集中化與在所有生活範疇引入半軍事化的措施,在一個落後,因戰爭而斷垣殘壁而使革命被孤立的國家,在內戰與外敵干涉的條件下載浮載沉。而蒙迪·約翰斯通問題擺飾成「勞動軍事化」似乎是托洛茨基的一己之見。蘇維埃政權前幾年的主要特征為各種抓緊的經濟困難,一部份是對內對外戰爭的結果,一部份是原物料與技術人力的匱乏的結果,還有一部份是農民小資產業主對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措施的反彈。

1920年,鐵礦與鑄鐵的生產從1913年的水平各自跌落了1.6%、2.4% 。原油的紀錄最好,是1913年水平的41%。煤炭則來到17%。總體制造業產品的生產水平在1920年來到1913年總值的12.9%。農產品生產在兩年內(1917- 19)下跌了16%,由鄉村出口到城鎮的一些產品持續最大的下滑:麻類26%,亞麻32%,糧秣40%。內戰的條件下與這期間的長期的通貨膨脹,使得城鎮與農村的交易近乎停擺。

城鎮工人們拮據的生活環境導致工人大規模逃亡至農村的情況。1919年的工業工人衰退到1917年水平的76%,建築工人則是66%,鐵路工人63%。 1920年的工業工人總數從1917年的三百萬人減少到一百二十四萬人,也就是一半以上。在這兩年內彼得堡的勞動階級的人口比率就少了一半。這些數據都無法顯示整個災難的規模,因為它們沒有顯示自人們離開後,那些留在工廠內卻三餐不繼工人們的勞動生產力之下降。

從布爾什維克們的觀點看來,還有比經濟上的後果更嚴重的問題,也就是十月革命階級基礎的快速腐蝕。魯祖塔克(Jānis Rudzutaks)在1919年一月的第二屆全俄工會大會上生動地描述:

「拜工廠生產緊縮所賜,我們看到了各個工業中心的大量工人們被吸收到農民大眾中,我們的工人人口被半農人口或純農業人口所取代。 」

為了阻止這一慘烈的衰退,而在工業活動中導入了激進的措施,以溫飽飢餓的工人們,並停止城鎮到鄉村的人口轉移。這就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本意。在1918年三月的第七次黨大會稱為「對於提高工農的自律和紀律來說最有力,果斷且嚴厲的措施。 」對於孟什維克的抗議,列寧如此回應:

「如果我們設想,這種任務在資產階級政權垮台的第二天,也就是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第一階段內就能實現,或者不用強制就能實現,那我們就是可笑的空想家。」[1]

孟什維克與「左派」的爭論基礎在於資產階級對「勞動自由」的可笑爭論,反映了落後階層與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不滿情緒的增長,尤其是面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首當其衝的農民。

早在1905年列寧就認識到,只要革命能給予土地,農民們就會支持革命,但革命開始攻擊私有財產制的基礎後,富農會必然的快速走向反對派。如果革命持續被孤立就會產生這一危急的情況。在農民小資產階級業主中,無產階級只是滄海之一粟。沒有從鄉村來的穩定的原物料與食物供給,工業也就停擺。但是鑒於工業的破敗條件,要供應給農民需要的制造商品來交換他們的農產品,想要馬上建立起城鎮與鄉村之間健全的交換流通是不可能的。在第八次黨大會列寧簡明扼要的道出重點:

「如果我們明天能夠拿出10萬台頭等拖拉機,供給汽油,供給駕駛員(你們很清,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幻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必須迫使它供給我們這些拖拉機...」[2]

列寧不只一次的解釋,社會主義革命在各個先進國家的勝利,才能真正解決面對革命時的各種問題。在此之前,經濟危機必須要用上激烈的措施才能解決。即便在內戰過後,在1920年的全俄蘇維埃大會上的演講,列寧解釋道: 「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我們主要的基本的任務就是要能夠實行國家強制,以便從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農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來發展農民經濟。[3]

為阻止工人們從城鎮到鄉村的流動,而導入嚴峻的措施來對抗「怠工」。1920年,一位在克洛緬斯克莊園的工人告訴來訪的英國勞動代表團「工人之間的怠工頻繁,而怠工者會被士兵從鄉裡逮捕帶回。 」在第九次黨大會(1920年三月)後通過了一條法令,即對「怠工」施予包括強制勞動的嚴懲。勞動被放在軍事基礎上。 「戰時共產主義」意味著暫時的「勞動軍事化」。

那些把列寧與托洛茨基跟斯大林政權和他的後繼者混為一談的人,用的是考茨基和孟什維克關於「脅迫性政權」的論點,卻忽略了時間、地點、方法和條件上的差異。就算是在最民主化的資產階級國家,如英國,戰時條件的策略也會禁止勞工的移動自由,職場轉職等等的做為最「非平常」的措施。布爾什維克當時在慘烈的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後,接著又面臨內戰。整個國家由於白軍的掠奪與外國武力干涉已經是面目全非。這樣的情況下激烈的措施是絕對必要的。但一直以來列寧與托洛茨基都保障工人與農民討論與批判的自由,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更是如此。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的英國戰後工人們做好准備接受那些他們認為能夠悍衛自身權利而有所必要的「非平常」措施。而在俄國的工農政府,工人們則是為了能讓十月革命存續而做好准備接受暫時的苛刻措施。

托洛茨基是一介「大官僚」?

蒙迪·約翰斯通十分不快地意識到,在列寧死後,帶領對官僚腐化與斯大林主義展開鬥爭的正是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因此他非常勤勉的捏造出一個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個「大官僚」的「案例」,是工人民主和工會自由的死敵。靠著慣常的印像派畫風,他創造出「勞動軍事化」是托洛茨基的一己之見,暗示托洛茨基進行「他的」政策來對抗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如此全然偽造的印像!究竟這樣的功績是如何成就的,約翰斯通同志沒打算解釋。他也無法解釋,因為這是一連串的謊言。

1920年一月十五所頒布的一條政令,讓烏拉爾部隊轉型為第一支「勞動革命部隊」。稍後另一條政令委托這第一支勞動部隊的革命委員會指揮「恢復並強化烏拉爾地區一般經濟與軍事活力的總體方向」。高加索與烏克蘭的勞工部隊委員會也被授予相似的權利。其中一支部隊被派往支援土耳其斯坦的鐵路重建,另一支則是在頓涅茨煤礦山工作。這期間紅軍士兵們都投入幫助工業的運轉,而沒有被召集軍事服役的工人們則都被征召參與上述的「勞動前線」。

這些工作都是出自於「大官僚」托洛茨基嗎?1920年一月十二日,列寧與托洛茨基還在促膝長談一場各個布爾什維克工會領袖的會議。這場會議的主題是說服這些領袖能接受「勞動軍事化」的政策。這份有列寧與托洛茨基署名的動議提案被駁回了,只有列寧與托洛茨基兩票贊成票。想像一下這樣的事發生在斯大林時代或今日吧!

這樣的事不是絕無僅有。當時在每一個主要的經濟與政治問題上,列寧與托洛茨基都持完全相同的意見。在爭議雇用資產階級專家加入軍隊與工業的問題上,為了讓布爾什維克其他領袖接受他們這項建議,列寧與托洛茨基並肩打了一場硬仗。同樣的,在一人管理制與農業政策上兩人的觀點也都相符。蒙迪·約翰斯通對這一切保持緘默。這些事實只會對他的各種分析的「公正度」產生動搖。

再論工會問題

「1920年,除了戰爭委員的職位,他(托洛茨基)還掌管對經濟和軍事都很重要的交通部。在嚴刑厲法下派遣鐵路工人和其他工人到鐵路維修部門後,面臨鐵路工會的各種反彈,他開除原本的領袖,並指派對他來說更合拍的人。對於其他運輸工人工會,他也采取同樣做法。他的行徑帶來了成果:鐵道在預計的時間表之前完成修復。」(《我思》,P. 19)

約翰斯通機關算盡,用他「公平的」文章內不該出現的下流影射,試圖創造「大官僚」托洛茨基以槍口逼迫鐵路工們就範,並在他的倡議下在工人之間推行「真正斯大林主義」的形像。然而事實是如何呢?

內戰對經濟方面一個最具癱瘓性的打擊就是摧毀了俄國巨大的鐵路網絡。共計七萬俄裡的鐵軌只有一萬五千俄裡逃過一劫。超過60%的火車頭無法使用。 1920年由於各種通聯系統渙散而導致的經濟混亂接近危急關頭,當時若非采用了激烈的行動,整個俄國的工業將遭受無法挽回的重創。當來到對波蘭戰爭的高峰,也意味著整個革命的命運還是懸而未決。

在第九次黨大會的一個特別決議中,宣布在這次鐵路危機中要克服的主要問題就是鐵路工人工會。這個傳統上被孟什維克領導的工會,在鐵路監督的問題上就已經和布爾什維克政府發生過衝突。第九次黨大會指派托洛茨基全權負責修復鐵路的工程,並授權給他深入工會把有能力並忠誠的工人骨干們帶入這次的行動中。當工會代表們拒絕接受各種新的法令時,決定要把工會代表們撤換,並以專精的共產黨員所成立的新任委員會取而代之的人,不是托洛茨基,而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只有「右翼」的共產黨人與工會領袖托姆斯基一人反對,其他包括列寧、季諾維也夫、斯大林等人全都投下贊成票。

約翰斯通把托洛茨基雕塑成在「勞動軍事化」與戰時共產主義背後的「邪惡的天才」。他撒手就忘卻了早在1920年二月,托洛茨基就是布爾什維克領袖中提倡廢除戰時共產主義的第一人。當時托洛茨基上書中央委員會一份提綱,其中指出經濟的持續惡化、無產階級的疲軟,以及城鄉差距的鴻溝。他倡議由糧食稅取代強制征糧的方案,以及著眼於破敗市場經濟的局部恢復的措施。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後來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下也被采用了。

托洛茨基這些遭列寧反對的訴求,被傾向繼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中央委員會駁回。托洛茨基接受「戰時」策略將不得不再繼續一段時期。盡管這與他自己的觀點相悖,托洛茨基努力使該系統盡可能地運轉。再次對托洛茨基的這些罪嫌譏笑的蒙迪·約翰斯通,對於托洛茨基對戰時共產主義基礎的反對則是「裝聾作啞」。

約翰斯通把托洛茨描繪成一個獨裁的「大官僚」,指出托洛茨基的一場演講中強烈批判了抽像的「勞動自由」為自由主義的理想,並指出非自由勞動一樣可以具生產力。托洛茨基在發言中提到動產奴隸制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在過去歷史上無疑扮演過相當進步的角色,這也被蒙迪·約翰斯通斷章取義,並陰險的加以扭曲(承襲了多伊徹的手段)。約翰斯通同志從多伊徹那引用的這場演講不是在第十次黨大會,而是在第三次全俄工會大會上發生的。而且托洛茨基做為布爾什維克的發言人,所說的不是對抗列寧,而是對抗讓蒙迪約翰斯通感動再三的,以「勞動自由」作為哭訴的孟什維克。

為了讓布爾什維克政府失去信用,孟什維克祭出滿口謊言且不擇手段的作法,在內戰與協約國干涉的情況脅迫蘇維埃共和國。他們的爭論是憂心「民主」和「勞動自由」的貓哭耗子。布爾什維克主張的是徹底的自由,只要證明無意以武裝叛亂對抗蘇維埃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政黨的自由也包括在內。但周遭環境使得「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竄逃到白軍的陣營,還談論到革命不應該保衛自身以對抗白色反動。用來替換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是像孟什維克所宣稱的是威瑪共和的民主,而是反動的血腥統治。批判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群早已准備好在血腥齷齪的世界大戰中成為帝國主義幫凶的人,卻對列寧與托洛茨基「無情」的各種措施驚恐的舉起雙手悲天憫人。然而,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17-1921年間對革命運動的背叛,為納粹的興起和一場新的並更加野蠻的世界大戰鋪路。

布爾什維克們之間的在工會問題上的分岐,不是在蒙迪·約翰斯通庸俗描繪中所假設的,在「大官僚」托洛茨基與「勞動自由」的保衛者列寧之間,而是由戰時共產主義的僵化所帶給黨內的危機的表現。如列寧解釋的,最初的分岐是無足輕重的。但在既有的情況下出現了不是兩個,而是至少五個的政綱,而領導階層之間的小小摩擦,導致了黨內一系列的派別產生。

當時列寧最優先的考量是避免領導階層的分裂,以及維持聯系在無產階級和其先鋒隊跟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大眾之間的微弱連結。在主要的情況,包括經濟危機、文盲普遍、人數銳減並氣餒的勞動階級,以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農民大眾的壓倒性優勢,布爾什維克黨處在越發增加的外來階級勢力的壓力下。布爾什維克被迫違背他們的理念而將反對政黨非法化,意味著這些壓力將透過布爾什維克黨本身尋求一個表現的方式。最讓列寧恐懼的是沿著階級界線的分裂。而這是建立在列寧對於托洛茨基,最初在與工會領袖托姆斯基所發生嫌隙的,將工會代表改組,並讓他們代表參與中央計劃的提案的反對。

蒙迪·約翰斯通開始為他的工會問題的爭論佐證,引用列寧的文章「黨內的危機」的一段話。列寧曾試圖用設置一個委員會來考察工會,以保全領導階層內的分岐。在中央委員會的討論過程,列寧用一些自己的明顯浮誇的說法,因而這也「誤擊」並銳化了衝突。托洛茨基曾拒絕進入委員會。約翰斯通引用了列寧譴責的話語:

「正是這一行動擴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錯誤,使它後來發展成為派別活動。」[4]

但這番話約翰斯通只引用了一半。讓我們看看列寧在下一句又多說了些什麼:

「如果沒有這一行動,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提出錯誤的提綱)不過是一個很小的錯誤,像這樣的小錯誤,所有的中央委員都犯過。」[5]

蒙迪·約翰斯通的讀者們,只被允許閱讀那些他認為是對讀者健康有幫助的列寧。約翰斯通藉由只引用那些批判性的只字片語,為了自己而「幫助」列寧銳化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他在這個章節的其他地方,一再把那些被列寧和所有布爾什維克領袖推行而捍衛的申論當成托洛茨基的立場。為了重新敘述和「強化」托洛茨基的爭論,約翰斯通聲稱:

「他(托洛茨基)重復申論俄國不是受害於太多官僚,而是沒有一個有效率的官僚,並認為後者應該被給予有限的特權(?)。談到這個,多伊徹評論道:'他因而使他自己成為管理團體的代言人。'」(《我思》,P. 20)

約翰斯通施展多伊徹的降靈術,並沒有讓他的論證增添一些神聖感。任何讀過多伊徹的人都知道,他的攻擊不只是針對托洛茨基的「獨裁」思想,也是列寧的「獨裁」思想。而他事實上並沒有區分這兩人。他對列寧和其他革命家的觀感,與他對托洛茨基的庸俗評估是如出一轍。

蒙迪·約翰斯通怪罪給托洛茨基的各種申論,正好對應了列寧一再推行的觀點,如效率的必要、有條有理的管理,還有列寧對專業人士的「給予一定程度的讓步」 ,並不是像今日在俄國與東歐的,寄生蟲般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們予取予求毫無節制的「讓步」,而是單純且只為了讓破敗的經濟再次運轉,讓革命得以存續,直到歐洲的革命無產階級能給予協助。蒙迪·約翰斯通再次將列寧、布爾什維克黨,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思想展現為「托洛茨基主義」。但這僅僅顯現了斯大林主義思想家們與布爾什維克傳統的天差地別。約翰斯通扭曲這些論證,並把列寧的說法出自於托洛茨基的口中,也強迫列寧說出真正保衛「自由勞動」謬論的孟什維克的狡辯。

列寧論工會問題

「實際上,列寧說蘇維埃政府'這個工人國家還帶有官僚主義的弊病。'他申論工會必須長年堅持'反對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弊病'並'從采取蘇維埃機關所辦不到的辦法和手段,去保護勞動群眾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我思》,P. 21)

這段引用意味著什麼呢?不是指列寧在蘇維埃機構與其官僚主義變態的預料上,與托洛茨基有所不同。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假設要維持著戰時共產主義的系統,要采用什麼樣的立即政策。然而最有趣且最重要的事實是,蒙迪·約翰斯通在他整篇文章中,沒有弄清楚任何一個列寧對工會問題的論證。而這也並不意外。

列寧辯證性的論述,在工人國家中,工會必須是獨立的,因而勞動階級才能保衛自身並對抗國家,轉而保衛工人國家本身。列寧對這點相當重視,因為他看到國家勢力的興起並置於階級之上並讓自身與其分離。工人們可以藉由他們的組織,對國家機構與官僚行使監督。

看清楚了「工會的獨立性」在斯大林下的俄國與今日是怎麼一回事後,讀到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所謂「官僚主義的傾向」的苛責是很諷刺的。一目了然,當托洛茨基「掌權」時他就是個官僚;當斯大林掌權,很遺憾的,他向「個人崇拜」投懷送抱。所有問題都是「個性」的問題!這樣的方式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中產階級的庸才不同人物如何以在掌權後馬上背叛來看待政治盡管還是那套高明的「批判」做法,很快的我們來到著名的「第二十次大會」,蒙迪·約翰斯通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蒸發成稀薄的空氣。

「托洛茨基被他的追隨者們(!)奉為反抗蘇聯內部官僚體系的鬥士。在他人生最後的17年內,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官僚政權許多方面(?)孜孜不倦的批判,也被蘇維埃共產黨在1956年公諸於世。這也讓托派人士的言詞看似可信。但是我們將會看到,事實其實是相當復雜的。」(《我思》,P. 19)

的確,事實「更加復雜」!1956年赫魯曉夫是怎麼「揭露」蘇聯前任領導?斯大林是個暴君、凶手、大規模殺人犯、瘋子......等等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其他人只能在獨裁政治(蘇聯「共產黨」在1956年所「揭露」的!)面前發抖瑟縮,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卻是問題的開端。和這個一頭怪物更重要的,是產生它的社會關系。而關於第二十次大會最重要的問題是:自1956年後,有什麼被改變了嗎?

早在1920年,列寧就看到蘇維埃國家機構內所發生的進程。在他所有有關工會問題的材料裡,蒙迪·約翰斯所沒有討論的,就是工人與他們的組織對於官僚們的監督的理念,對於他們在稽查官僚們積非成是的趨勢、貪腐、揮霍、管理不當時的思想而感到擔憂。列寧看到,健全的工人民主與國家消亡的發展,對於邁向社會主義的運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對蒙迪·約翰斯通來說,根據他對赫魯曉夫「揭露行動」的無限欽佩,現在俄國與東歐是健康的社會主義國家,忙著清掃整體上所有官僚主義、個人崇拜和斯大林主義的痕跡-其中有一些意外的「遺憾」(而且顯然是無法解釋的的)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對作家的文字獄,而這些顯然在事件的真實情況沒有關連!

蒙迪·約翰斯通對於從列寧論國家官僚化與工會作用的引用肯定只是說著玩的。

自1956年以來,俄國官僚被迫去除了一些斯大林統治下最野蠻的作法:那些在資本主義下,這些作法只可能是法西斯國家發生-如奴役勞動等等的。但對於一切的警察國家和恐怖機器仍然保留,不過是換個說法罷了。在俄國對於看待工會的情況表現了官僚對於自我改革的說法是全然的謊話。我們要問蒙迪·約翰斯通,第二十黨大會結束十三年後,蘇聯的工會獨立在哪裡?

在斯大林底下,蘇維埃勞動階級的基本權益都被剝奪。今天,在他的後繼者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下,同樣沒有罷工、集會、選舉工廠委員會的權益(這些權益在列寧與托洛茨基下,甚至是內戰的最黑暗時期都存在) 。蘇聯和東歐的工會就是一幅搞笑漫畫:是官僚皇帝們傳達聖旨給勞動階級們的皮鞭。列寧希冀由工人組織來監督的巨大的貪腐、浪費、不當管理,已經到了損壞由蘇維埃工人階級建立的計劃經濟上先進成果的程度[6]

任何會思考的大不列顛共產黨青年團都能看到,這不同於列寧和托洛茨基時期因為孱弱而四面楚歌的蘇維埃共和國。盡管列寧誠懇地指出官僚的變態,但仍保障了工會與黨同樣的自由與獨立。共青團成員應該不怕麻煩的去閱讀列寧著作中第十次黨大會的材料,然後誠懇地問問自己:如此自由的議題討論,有可能發生在今日的任何一個「共產黨」嗎?

跟內戰與新經濟政策時期——當布爾什維克因為蘇維埃力量的虛弱與資本主義卷土重來的威脅而被迫限制某些民主權益以做為暫時性的緊急措施——的情勢相比,今日的蘇聯是世界上第二大工業國家。而官僚們在給予蘇維埃工人最基本的民主權益都有所忌憚。因而在捷克斯洛伐克,當諾沃提尼(Antonin Novotný)失勢後,工人們從官僚手上所奪回的相對的工會獨立,挑起了俄國的反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懼怕這股效應會影響蘇聯工人階級!

與今日的蘇聯甚至是佛朗哥的西班牙情況相比,一切蒙迪·約翰斯通裝成「勞動自由」的朋友來對抗「大官僚」托洛茨基的意圖聽起來更加空洞了。西班牙政府出自於對革命的恐懼,某些「讓步」同樣的要給予工人階級。不同的是即使是在西班牙工會是非法的,但工人們仍然設置了真正的組織-非法的「工人委員會」,做為階級代表來帶領罷工和鬥爭,甚至與老板們談判,而在「社會主義」的俄國,任何試圖把各個陣線組織起來的人,很快就會發現他會身處於鐵牢後面。

事實上,在工會問題上所反映的,是蘇聯與其他官僚畸形工人國家整個社會關系的問題。若要談論往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前進,就意味著工人階級要做為社會控制、監督、整合的統治階級,並完全的自由發展。這意指著整個社會參與工業和政府的計劃和運作,並隨之帶來了官僚的消亡。這是唯一一個可以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保證。社會主義計劃需要工人民主的監督,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般。

在蘇聯,官僚樹立起集權主義不只是對蘇維埃勞動階級的壓制以及使得西方國家工人反感。這也惡化了對蘇聯生產力自由平穩發展的阻礙。在十月革命五十年後,工人們甚至缺乏現今在先進資產階級國家實行的民主基礎,這是一份對自稱社會主義鬧劇最有力的起訴。當官僚炫耀道: 「建立共產主義」的同時也重新開啟死刑——對付包含欺瞞、腐化、強盜,對蘇維埃經濟造成困擾的經濟犯罪——這是政權破產與工人民主需要一個具體實證。蘇維埃工人必然要了解到唯一的出路是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綱領。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們就會意識到,官僚主義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第十次黨大會與新經濟政策

第十次黨大會在危險的氛圍下舉行; 「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走入最後、最動蕩的階段。在一系列的省份發生武裝農民起義,在坦波夫一系列的起義達到高潮。不滿在飢荒的城鎮漫延開來。 1921年二月在彼得堡由於糧荒而爆發一系列的罷工。孟什維克份子抓住動蕩時的優勢來推行「不要共產主義的蘇維埃」的反革命口號。

這時的情況,如列寧所說的,工會問題的爭辯是「這種奢侈行為確實是完全不能容許的」,並且是「我們在這場辯論中把根據客觀條件不應占首要地位的問題,放到了首要地位。」[7],真正要議論的不是工會問題本身-但這個問題做為催化劑,使得黨內一些明確的傾向具體化。

內戰的結束,特別是紅軍的復員,加深農民大眾的危機與不滿。列寧解釋,黨內某些反對流派是「如果這種傾向是由農民在國內占絕大多數這種情況造成的,如果這些農民對無產階級專政日益不滿」[8]。這些大會期間所爆發的喀琅施塔得起義的議題面前,迫使大會延後對工會問題的討論。

喀琅施塔得起義,毫無疑問的是反映了在大眾之間,尤其是更為落後的與農民的勢力,但也有越來越多經過歷年的戰爭、內戰和飢荒的失意工人們,從這兩者之間所增長的,對戰時共產主義的不滿情緒。面對農民大眾無情的反對聲浪,革命不得不被迫後撤。廢除征糧而用征稅取代,還有恢復市場經濟,鼓勵私人交易的措施。某些工業甚至被重新私有化,不過大型經濟體如銀行、保險業、大工業,以及對外貿易的壟斷產業,都一起被掌握在國家手中。

這些對資產階級「自由」的讓步不是做為其對於戰時共產主義「大官僚」的勝利而草率決定的,而是做為壓力下的後撤,是做為給小資產階級群眾的一時的讓步,避免工人與農民的分裂而導致蘇維埃力量的瓦解。

在第十次黨大會上列寧為保護這些讓步指出,農民大眾給予工人們壓倒性的壓力是「危險性比鄧尼金,高爾察克和尤登尼奇之流合在一起還要大。 」他接著說: 

「在這個問題上,任何人都必須有清楚的認識,否則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所造成的困難是很大的,克服這種困難,需要緊密的團結-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團結-需要齊心協力的工作,需要統一的意志;因為只有在無產階級群眾具有這樣的意志時,無產階級才能在一個農民國家中實現自己艱巨的專政任務和領導任務。西歐各國的援助正在到來,但是來得不那麼快。它正在到來,正在不斷增加。」[9]

一如往常的,列寧明白且誠實的描述整個局勢。新經濟政策的後撤是被農民對工人國家的巨大壓力,被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延誤而孤立所決定。列寧一再指出,在下次國際性社會主義革命的劇烈發展前,這是對於事務上的暫時性情況,是「喘息的空間」。但他仍然心急的對在這條路線上的危險,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成長,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做出提醒。

 「這個現像-農村中小生產和小資產階級的發展-是在威脅著我們,這個現像是最大的威脅。」列寧在第十次黨大會如此警告道。對那些覺得自我滿足的人,列寧著重的回答: 「而現在我國有沒有階級呢?有。現在我國有沒有階級鬥爭呢?鬥爭得非常激烈!」[10]

約翰斯通對於整個第十次黨大會給了完全片面的陳述,側重在工會問題,而忽略所有主要議題所牽涉的議題,並且以片面的方式處理工會問題——把問題再次的擺在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死鬥」,同時沒有提起另外一些立場的存在——例如布哈林的所謂的工人反對派與「民主集中派」。再一次的,這些忽視讓蒙迪·約翰斯通能創造一個完全的假像。從他意圖用黨大會對禁止黨內派系的決議,來鑒別托洛茨基對於工會的立場,就可以完全看出他犬儒主義的路線。

「托洛茨基為他的小冊子《工會的作用和任務》所倡導的理論...組織派系。他(托洛茨基)在黨內部推動了一次大論戰,並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大會上以他的完全失敗而告終,且帶來了禁止派遣系活動的決定。」(《我思》,P. 20)

這的確是前所未聞!第十次黨大會中沒有人曾經在任何事上控訴托洛茨基要「組織派系」。這塊由約翰斯通式的影射所特制的拼圖,很明顯是意圖要與列寧對早期托洛茨基的「宗派主義」(也就是他拒絕加入行使調查工會的委員會)的批評銜接起來。約翰斯通相當明白,禁止派系決議的原因,與工會問題討論,或者是托洛茨基在討論的角色毫無關聯。

原因在上述對列寧引用的節錄中可以看到。清楚地解釋這個特別的做法,是根據外來階級壓力在黨內表現為各個派系團體的危險而決定的。在第十次黨大會當下的情況,這個做法不是要對抗托洛茨基,而是直接了當的表明要對抗所謂的「工人反對派」,一個由什利亞普尼科夫與科倫泰所領導的半工團主義團體,並且被黨大會正式的解散了。對於這個問題點的決議案,明確地解釋了這個做法的原因:

「這種傾向的發生,部分是由於以前的孟什維克以及尚未完全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工人和農民加入黨的隊伍,主要則是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對無產階級和俄共的影響。在我國,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戰爭的嚴重破壞使群眾的生活大為惡化,成百萬軍隊的復員使幾十萬農民和工人無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來源的情況下,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就特別猖獗,它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無政府主義的傾向。」[11]

恰好在對「工人反對派」的爭論中,列寧的一份聲明,直接揭露了蒙迪·約翰斯通的關於托洛茨基所謂的「宗派主義」影射的不實:

「工人反對派說: '列寧和托洛茨基將要聯合起來。'托洛茨基發言說: '誰不懂得需要聯合,誰就是反對黨;當然我們是要聯合的,因為我們都是黨內的人。'我同意他說法。當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過分歧,但當時中央委員會內形成了一些旗鼓大致相當的派別時,黨就得出結論,要求我們按照黨的意圖和指示聯合起來。」[12]

注釋

[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四卷,「《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初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10.htm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10.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卷,《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28.htm,作者的重點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卷, 「黨內危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5]同上

[6]編者注:對此詳細的分析請參見泰德·格蘭特《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 (Russia: 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

[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一卷,「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1/001.htm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第七章 列寧同官僚體系的鬥爭

「列寧在他晚年對於蘇維埃政府以及黨內官僚體系的滋長相當擔憂。」(《我思》,P. 22)

蒙迪·約翰斯通繼僅用一小段落來概括俄國革命,及另一個段落來闡述內戰後,以同樣的篇幅來解釋列寧與蘇維埃政府及政黨內部反動勢力的鬥爭,借以維持他的「公平性」。

那列寧又如何處理蘇維埃官僚的問題呢?他當時只有對此「相當的擔憂」嗎?還是他做出了一些當今各國共產黨內的「理論家」們都持續不願做出的嘗試,也就是分析官僚問題的症結並借以對其發動堅決的鬥爭?

蒙迪·約翰斯通將「官僚」論述為一種簡單的「官僚態度」,如果過多的繁文縟節,官場程序等等。這種理解方式完全有悖於馬克思主義分析手法,無法將其了解成一種因各種具體原因而形成的社會現像。列寧以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探討了這個問題,並解釋道官僚的形成是在建立於落後、文盲農民為多數的國家上的工人革命政府軀體上生長的資本主義式、寄生性的腫瘤。

列寧在他生命最後的文章之一「寧可少些,但要好些」內中提到:

「我們國家機關的情況,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認真考慮怎樣來克服它的缺點,同時要記住,這些缺點根源於過去,過去的東西雖已被打翻,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退到早已成為陳跡的舊文化的階段去。」[1]

十月革命雖然推翻了舊制並強悍的鎮壓與清除了沙皇帝權,但在長久的經濟和文化落後的情況下,舊制的各種人士漸漸在國際革命的失敗以及革命浪潮退卻下開始在各地重新掌握了特權與政權。恩格斯解釋道:在任何一個擁有特權的少數囊括藝術、科學、以及政府的社會裡,這些少數必定會利用他們的地位來維護他們的利益。只要社會絕大多數被迫花費大量時間在農業和工業內勞動以維持生計,上述的情況是無可避免的。

在革命結束後,被戰爭摧殘的俄國工業不但無法減少工時,反而迫使工作日的延長。工人們靠著配給糧食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時,甚至更久。很多人更自願在周末無償上工。然而,誠如托洛茨基解釋道,社會大眾只能夠為他們的「明天」做出有限的犧牲。久而久之,因為戰爭、革命、四年血腥的內戰、以及荼毒五百萬生靈的飢荒所造成的壓力,必然會損害勞動階級的勢力和士氣。

雖然新經濟政策(NEP)穩定了蘇聯經濟,但是其帶來的小型資本主義,尤其是鄉村富農在踐踏於窮農之上所得到的新優勢,也為工人國家帶來了新的危險。工業雖然得以重建,但是由於其對於農民,尤其是富農需求的依賴導致了只有輕工業、消費商品生產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所仰賴的重工業反而停滯不前。 1922年各大城市裡有高達兩百萬名失業工人。列寧在1921年十二月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中提到:

「對不起,請問什麼叫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在大工業中從事勞動的階級。可是大工業在哪裡呢?這是什麼無產階級呢?你們的工業在哪裡呢?它為什麼停工了呢?」[2]

在他於1922年三月召開的第十一次黨大會所做出的演說中,列寧點出了當下在工廠內工作的人們都不是無產階級,其中很多都是逃避征兵,農民,或是失去階級的人們:

「從戰爭開始以來,我們這裡進工廠的根本不是無產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難道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能說進工廠的是真正的無產者嗎?這樣說是不對的。這符合馬克思的說法,但是馬克思說的不是俄國,而是15世紀以來的整個資本主義。對過去的600年,這是正確的,而對現在的俄國不適用。進工廠的常常不是無產者,而是各式各樣的偶然碰上機會的人。」[3]

工人階級的瓦解,被內戰所奪走的大量進步人才,從鄉村湧入的大量落後人力,以及人民士氣的低落和疲憊都只是整個情勢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反動的勢力,也就是那些由於俄國和國際上革命的成功而暫時消沉和被驅趕到地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分子,紛紛在各地抬起頭來,利用當下的局勢,並無孔不入的滲透工業、政府、甚至共產黨本身的領導機構。

在成功奪取政權後,布爾什維克黨只禁止了法西斯主義的「百黑黨」。就連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黨都沒有立即被禁止。而革命成立的政府則是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政府。但是,在內戰的壓力下,階級鬥爭的極端化促進了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以及「左翼社會革命黨」加入反革命的一方。布爾什維克被迫違背自身的主張,壟斷了政權。而這個政權的壟斷,當下被視為是非常時期的暫時安排,也創造了無產階級前鋒開始受到外來階級壓力的巨大危險。

1917年二月,布爾什維克黨在全俄國的勢力不高於兩萬三千名黨員。在內戰進入高峰期間,黨員們都面對著生命危險時,黨決定大量開放給工人們入黨,將人數推到二十萬人之多。但是當內戰接近尾聲時,具有政治野心的仕途主義者以及來自敵對階級和黨派份子紛紛開始入黨,造成了黨員人數成長了將近三倍。

列寧這時重復的強調黨會面對向來自小資產階級大眾的壓力和氛圍低頭的危險,並指出當下革命的敵人是:

「一個大工業遭到破壞的小農國家中的日常經濟現像。當前的敵人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它像空氣一樣包圍著我們,並很厲害地滲進了無產階級隊伍。無產階級則喪失了階級特性,也就是說,它失去了本階級的生活常態。工廠既然停工,無產階級也就軟弱、分散、無力。而國內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則得到整個國際資產階級(仍在稱雄全世界的)的支持。」[4]

列寧於1921年發起的「清黨」措施與斯大林的血腥作秀公審毫無共同之處,完全沒有動用警察,法庭,或集中營,只是堅決的開除小資產階級以及孟什維克份子的黨籍,借以將十月革命的傳統和理念保護於小資產階級反動的毒害。 1922年初,將近有二十萬名黨員(全黨三分之一)被開除黨籍。

開始與病魔纏鬥,並逐漸無法參與抗爭的列寧,在這段時期的通信和寫作清楚的顯示了他對蘇維埃官僚在政府機關裡囂張跋扈的警惕。因此,他在1922年二月對舍印曼(Aron Sheinman)的致信中罵道:

「現在的國家銀行=官僚主義的轉帳游戲。這就是真實情況,如果您不想聽共產黨員官僚動聽的謊言(大家都用這種謊言來欺騙您這位大員),而想知道真實情況的話。如果您不願睜開雙眼,透過這一切共產黨員的謊言來正視這個真實情況,那麼您就是一個年富力強卻淹死在官場謊言泥潭中的人。這是個令人不快的事實,但畢竟是事實。」[5]

我們可以將列寧無畏的誠實對比於所有的共產黨領袖和「理論家們」世世代代在世界共產黨運動中所散布有關於蘇聯的謊言,並從中看到了這些自稱為「蘇聯之友」的人們與列寧的理念和傳統是如何的背道而馳!我們又可以從一封於1922年四月十二日寄出的信件中看到:

「這種工作做得愈多,愈是深入生動的實際,使自己和讀者不去理會莫斯科文牘主義者和知識分子(總之是蘇維埃官僚主義分子)的污濁空氣,那麼我們的報刊和我們的整個建設事業就會愈有成效地得到改善。」[6]

在第十一次黨大會上,列寧在全黨面前猛烈抨擊政府的官僚化:

「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負責的共產黨員和一堆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來說,是誰領導誰呢?說共產黨員在領導這堆龐然大物,我很懷疑這種說法。說句實話,不是他們在領導,而是他們被領導。[7]

為了清除政府和黨內的官僚和仕途份子,列寧成立了工農檢查院(RABKRIN),並指派斯大林掌舵。列寧當下認為這項任務必須要執掌於一個強大的組織者手中才能有效地被執行,而斯大林當時作為組織者的資歷令列寧認為他是一個適任的人選。幾年後,斯大林迅速的就任了一些重要的組織性職位:工農檢查院領導、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組織局以及總書記。然而斯大林狹隘的組織展望以及他的私人野心令他迅速地成為了黨領導官僚的代言人,而不是他們的對手。

托洛茨基早在1920年就已經開始批判工農檢查院正快速的從一個對抗官僚的工具演變為官僚的溫床。一開始列寧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並為工農檢察院辯護。列寧的病症讓他無法及時了解到黨和政府在他背後的所作所為。斯大林利用他的職位和能夠選擇、指派政府和黨內高級領導的權力,安靜的在身邊集結了一群以感謝他提拔的無名小卒為主的狐群狗黨。工農檢察院在他手中儼然成為了壯大自己、鏟除政敵的利器。

列寧在得知斯大林如何處理格魯吉亞問題的實情後才了解到整個情況的嚴重性。斯大林及其下屬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y)和奧爾忠尼啟則(Ordzhonikidze)瞞著中央政治局在格魯吉亞發動了一場政變。最精良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干部被開除黨籍,而其他黨領導也被阻止聯絡被斯大林蒙在鼓裡的列寧。得知事情原委後的列寧大發雷霆,並於1922年在病榻上開始口述一系列筆記來討論「惡名昭彰的自治問題爭論,也就是似乎被官方稱為蘇維埃聯邦共和的問題。」

列寧的遺囑是見證斯大林集團官僚、沙文主義囂張行徑的最佳鐵證。但是列寧卻不認為這個事件僅僅是一場意外,或如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樣「令人遺憾的錯誤」,或是鎮壓匈牙利工人公社那樣的「悲劇」。他認為這是蘇維埃官僚腐敗、反動的國族主義的表現。在此列寧對政府機關的言辭很值得從長引用:

「據說需要統一機關。但是,這種主張來自何處呢?還不是來自俄羅斯機關本身,而這種機關,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記裡已經指出的,是我們從沙皇制度那裡接收過來的,不過稍微塗了一點蘇維埃色彩罷了。

毫無疑問,應當等到我們能夠說,我們可以保證有真正是自己的機關的時候,再采取這種措施。現在我們應當老實說,正好相反,我們稱為自己機關的那個機關,實際上是和我們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的大雜燴,在沒有其他國家幫助,又忙於軍「務」和同飢荒鬥爭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內把它改造過來。

在這種條件下,很自然,我們用來替自己辯護的「退出聯盟的自由」只是一紙空文,它不能夠保護俄國境內的異族人,使他們不受典型的俄羅斯官僚這樣的真正俄羅斯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實質上是惡棍和暴徒的侵害。毫無疑問,在蘇維埃的和蘇維埃化了的工人中,會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這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垃圾的大海裡,就像蒼蠅沉沒在牛奶裡一樣。[8]

在格魯吉亞事件以及思維爾德洛夫死後,列寧用盡全力的動用他的威信試圖將斯大林移除於他在1922年就任的黨總書記職位。但是同時列寧也相當忌諱黨領導的公開分裂在當時的情勢下可能會造成全黨由階級上的不同而瓦解。因此,他嘗試著將鬥爭局限於領導階層之內,這些口諭和其他文獻也因此沒有當下被公開。列寧秘密的致信給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們(並同時也將備份寄給托洛茨基和加密涅夫),告知他們他「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們對斯大林的抗爭。列寧當時無法親自執行這個目標,也因此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員會上為格魯吉亞黨員們辯護。

毫無疑問的,列寧在對抗斯大林和官僚期間的寫出文章被掩蓋了幾十余年。列寧的遺囑被藏匿於廣大俄國和世界共產黨黨員之外。官僚們忽視了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的強烈抗議,並沒有將列寧最後寄給黨大會的書信誦讀至全大會,而這些書信也從此銷聲匿跡,直到1956年赫魯曉夫集團為了將過去三十年所有錯誤怪罪於斯大林頭上而被官方出版,與其他相關書信(包括了關於格魯吉亞問題的通信)一起被公諸於世。

蒙迪·約翰斯通之輩對於這些由「托洛茨基為首的集團」在西方公布的列寧書信、會議記錄、以及其他被蘇維埃官僚鎮壓的資料嗤之以鼻。但是被這些斯大林主義傳道士們痛批為「偽造」的這些由托派出版的列寧最後書信,三十年後竟然也被共產黨領導們承認了它們的存在。共產黨黨員和共青團員們必須捫心自問誰說的話比較可信:該相信托洛茨基以及其追隨者們闡述以及出版的有關列寧與斯大林官僚,被共產黨高層藏匿於廣大黨員一整個世代的鬥爭史料?還是聽從蒙迪·約翰斯通及與其朋比為奸,政治過去完全顯現出他們對於列寧和俄國革命傳統的扭曲之徒?

蒙迪·約翰斯通些許的引用了列寧最後書信的只字片語,卻完全沒有釐清整封書信的內容。列寧警惕了黨會分裂的危險,因為「我們黨依靠的是兩個階級,因此,如果這兩個階級不能協調一致,那麼黨就可能不穩定…」列寧並不認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衝突是偶然的,或是「不同人格」之間產生出來的(雖然列寧的確有提供一系列對各個黨領袖人格的精確描述)。

閱讀列寧的最後書信時,必須將他死前幾個月的寫作,他對官僚的批判,以及他與托洛茨基成立的反斯大林聯盟加入考量。列寧在信中的用詞相當的謹慎(他原來准備親自參與黨大會,而根據他的速記員福提耶娃(Fotieva)的回憶,列寧「正為斯大林准備著一記炮轟。」)對於每個領導,列寧對他們人格各自做出了正面以及負面的評量:對於托洛茨基,列寧提及了他「傑出的才能」(「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也批評他「過份自信」以及「過度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這些缺點,就算有自身的嚴重性,也與不斷革命論、「一國社會主義論」或其他斯大林主義者們捏造的謠言毫無關系。

提及斯大林,列寧寫道「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這已經是一個攸關與列寧對於黨內官僚的鬥爭的政治問題。在稍早前出版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寧評論道:「附帶說一句,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裡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裡也有。」在同一篇文章內,列寧尖銳的攻擊了工農檢察院,顯然的是針對斯大林:

「讓我們直說吧,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辦得更糟的機關了,在目前情況下,對這個人民委員部沒有什麼可要求的了。」[9]

在他書信的後記中,列寧主張解除斯大林黨總書記的職務,明文上是由於他的「粗暴」,但也提到接替他的人必須「在所有其他方面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種外交式的表達方式並沒有含糊對斯大林的間接指控,尤其是在格魯吉亞事件的背景下,點出了斯大林的粗暴、任性和不恭。

將列寧最後書信解釋為僅僅是他對個別領袖「人格」的擔憂的共產黨「理論家們」,陷入了對列寧最明顯的誤讀。就算這些最後書信中存在著含糊的空間(但事實上只有不修邊幅的觀點才會覺得含糊),所有的列寧最後著作都清楚的、綱領性的表示了他的立場,這是無法被扭曲的。

列寧重復著將官僚體系描述為寄生在工人政府上的資產階級腫瘤--一種小資產階級觀點的表現--它滲透到國家乃至黨內。

小資產階級對十月革命的反動在無產階級的疲憊以及其部分越趨灰心的情況下變得越來越難以擊敗。然而,列寧和托洛茨基仍然認為勞動階級是唯一能夠對抗官僚的基礎,而工人民主的維持也是唯一能夠防治官僚的方式。因此,列寧在「關於清黨」一文中寫到:

「當然,不是群眾所有的意見我們都得照辦,因為群眾有時——特別是在過重的負擔和難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憊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種一點也不先進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評價人的時候,在揭露「混進黨的」、「擺委員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時候,非黨無產階級群眾的意見以及在許多場合下非黨農民群眾的意見是極其寶貴的。」[10]

官僚的滋長被列寧認定為因革命被孤立而造成的經濟和文化落後下的產物。而對抗它的方法則與經濟發展和逐漸增加識字率的鬥爭有關,而這些都與將工業和政府的運作交付給勞苦大眾的奮鬥息息相關。列寧和托洛茨基向來都是仰賴大眾的支持來對抗那些「擺架子的委員們」。唯有勞動階級自身清醒、自發的運動才能夠保全邁向社會主義的轉變。

另一方面,列寧一再的解釋勞苦大眾在革命孤立的落後國家所承擔的壓力也阻擾了一個充滿文化、無階級和諧社會的建設。列寧晚年不斷地強調這些問題都衍生於革命的孤立。蒙迪·約翰斯通則聲稱列寧在死前越來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並引用了「論合作社」一問來論定列寧認為「新經濟計劃下的俄國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俄國」,因為那樣的俄國「具備了'所有必須和足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我思》,P. 29)

約翰斯通同志在苦心翻遍全套列寧《選集》後,只找到了一句可以含糊被理解為列寧接受「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話。可惜的是,這個盲點,存在於被斯大林主義者們拼命引用來辯護自己的的未經編輯初稿,可以輕易的由檢視全文而被消除。列寧在文中並不是將「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工程局限在沙皇政權範圍內的俄帝國,而是建立能夠逐漸消除「國家資本主義」元素(也就是新經濟計劃)的必要社會形式以及開始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發電、工業化等)。列寧小心的,強調社會主義物質條件匱乏的用詞,釐清了他的真正立場。因此,當他提及一個能夠克服物質落後的「文化革命」的需要(也就是克服社會階級鬥爭的革命)時,列寧寫道:

「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於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11]

為了防止被誤解,列寧仍然解釋道他在此的討論是抽像性的專注於教育問題,並沒有提及到革命的國際主義立場:

「如果不是因為國際關系,不是因為必須為我們在國際範圍內的陣地進行鬥爭,我真想說,我們的重心轉移到文化主義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系撇開不談,只就國內經濟關系來說,那麼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於文化主義。」[12]

遠別於列寧「在他晚年的工作期間越來越在實踐上」接受了一國社會主義的觀點,列寧堅決地解釋了革命所面臨的挑戰:落後、低識字率以及官僚問題只有在其他先進國家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有辦法真正的被克服。列寧從1904-5年開始不斷重申的重點,在1924年之前都被被整個布爾什維克黨接受為不言而喻的正確方針。列寧在去世前從來沒有對此失焦。在他晚年的寫作中有一系列的筆記清楚的表示了他的立場:

「我們建立了蘇維埃這種國家類型,從而在世界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時代,它取代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這也是無法奪回去的,雖然只有靠幾個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實際經驗才能「完成」蘇維埃這種國家類型的建設。

但是,我們連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也沒有建設完成。仇視我們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勢力還有可能把這奪回去。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因為再也沒有什麼比產生錯覺(和衝昏頭腦,特別是在極高的地方)更危險的了。承認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沒有什麼「可怕」,也決不會使人有正當的理由可以有一絲一毫的灰心失望,因為我們向來篤信並一再重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3]

字裡行間列寧絲毫沒有展現任何的「悲觀」或是「低估了」蘇維埃勞動階級的創造力。在所有列寧的寫作,尤其是在這個時期內產生的文章,都展現了對勞動者們改變社會能力的完全信心,以及無畏、誠實的面對種種問題。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面對勞動階級的不同態度就是這點:前者不斷嘗試著以「官方」謊言以及傲慢「建立一國社會主義」的幻夢來蒙騙大眾,借以將其拐騙到接受官僚的領導。而後者則為發展勞動階級的意識而奮鬥,絕不以謊言或天方夜譚來寵幸他們,反而一向的呈現難以下咽的事實,但也完全有信心勞動階級能夠了解並接受重大犧牲的需要,給予他們誠實、中肯的原由。

列寧的各個論點不是被設計來用「社會主義口號鴉片」來衝昏蘇維埃工人們,而是來讓他們對未來面對俄國落後環境和官僚以及達到資本主義,建立世界社會主義的奮鬥做鋼鐵般的准備。列寧解釋道,俄國革命之所以沒有被帝國主義列強在1917-1920年之間產出,正是由於世界勞動階級對其的同情。但是能夠保全蘇維埃共和國未來的唯一方式則是將革命擴散至西方資本主義各國。

在俄國共產黨的第十一次黨大會,也就是列寧最後一次參與的大會上,他重復強調著政府和黨建立在落後環境和官僚體系上的危險。對於政府的方向,列寧警告道:

「我們又經歷了一年,國家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是這一年在新經濟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了呢?沒有。我們不願意承認,它沒有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它是怎樣行動的呢?就像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似乎有人坐在裡面駕駛,可是汽車不是開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開往別人要它去的地方,這個別人不知是非法活動分子,不法之徒,投機倒把分子,天知道哪裡來的人,還是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兩者都是。總之,汽車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盤的那個人所設想的那樣行駛。」[14]

在同一屆大會上,列寧以清楚、毫不含糊的用詞解釋了革命由於外在階級壓力而腐化的可能性。俄國境外最狡黠的資產階級政團,由烏斯特裡亞洛夫(Nikolay Vasilyevich Ustryalov)為首的「新路標」政團,已經公開的寄望於蘇維埃社會裡開始發跡的資產階級性官僚趨勢能夠走向資本主義的復辟。此政團日後更歡迎並鼓舞斯大林主義者們繼續對抗「托洛茨基主義」。被列寧視為持有正確階級洞察力的「新路標」政團正確的將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抗爭視為一個階級問題,而不是一個人格之間的問題,並分析這將是蘇維埃官僚脫離十月革命傳統的一大步。

「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此時共產黨員和工人們開始失去了對政府的控制,而政府則逐漸凌駕於社會之上。對於「新路標」的觀點,列寧說道:

「無可諱言,烏斯特裡亞洛夫所說的這種事情是可能的。歷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變化;依靠信念、忠誠和其他優秀的精神品質,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嚴肅的。具有優秀精神品質的是少數人,而決定歷史結局的卻是廣大群眾,如果這些少數人不中群眾的意,群眾有時就會對他們不太客氣。」[15]

在列寧的這番話中,我們找到了左翼反對派最後為何挫敗的解釋,遠比任何虛偽「知識份子」以相對心理、道德和人格特質來評量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來的清楚。共產黨員們失去了對政權的控制,不是因為他們個別的疏失或是心理上的瑕疵,而是因為來自落後環境、官僚系統、外在階級勢力的極大壓力,強壓在少數進步社會主義,最後招架不住的工人們上。

列寧將蘇維埃工人們與前鋒以及官僚和小資產階級份子之間的關系比喻為侵略國家和被侵略國家之間的互動。歷史已經重復的顯示了武裝軍事勝利本身不能足夠的保全一個國家之於另一國家的勝利。如果侵略者們的文化層次沒有高於擺在他們手中的國家的話,後者則有能力將其文化加諸在其侵略者上。文化落後而勢力弱小的蘇維埃工人們被小業主們團團包圍,壓力自然強大。這個情況不只反映在政府內,也無可避免的反映在黨內。而黨最終成為了不同階級利益衝突的暴風眼。

唯有在這些背景下我們才有辦法了解列寧對抗官僚的立場,他對斯大林的態度,以及「被掩蓋的書信」裡的內容。這份文件表現了他嚴正地認為,在「黨依靠的是兩個階級」背景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的鬥爭「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有決定意義的小事。」在一封第十一次大會召開前寄出的一封信裡,列寧以下列的一番話來解釋了領導們之間的衝突和分裂:

「只要不無視現實,那就應當承認,目前黨的無產階級政策不是取決於黨員成分,而是取決於堪稱黨的老近衛軍的那一層為數不多的黨員所獨有的巨大威信。只要這層黨員中間發生小小的內部鬥爭,其威信即使不毀掉,也必定會削弱到不再起決定作用的地步。」[16]

讓列寧決定對斯大林發起尖銳抗爭的原因不是因為斯大林的人格缺陷(「粗暴」),而是他扮演著將外在階級意識形態和行事方針帶入黨內部的角色,而黨本應該為抵抗這些思想的第一線防守。在他晚年期間,與病魔纏鬥的列寧越來越多次的向托洛茨基求助,加入他對官僚及其產物斯大林的鬥爭。在壟斷對外貿易、格魯吉亞爭議、以及最後將斯大林移除於領導職權之外的奮鬥,列寧一向都是聯合他在黨領導之內唯一能夠相信的托洛茨基。

列寧在他晚年期間不斷地透過文章、演說、以及最重要的書信中表示了他與托洛茨基的團結。在我們提到的所有重要議題上,托洛茨基是他唯一委托在重要黨機構會議中來捍衛他的觀點的人。列寧在最後書信中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必須要加入這些背景的考量。毫無疑問的,所有列寧和托洛茨基聯合起來的證據皆被掩蓋多年。然而真相終究會重見天日,而列寧給托洛茨基的致信,收錄於俄文版的列寧全集第54卷中,雖然如今仍不完整,但已經提供了列寧與托洛茨基聯盟存在的鐵證。

而這些書信早在1928年以「俄國的真正情勢」一書的形式被托洛茨基出刊於西方各國。如今就連當下的蘇維埃官僚也不敢出版他們手中的史料。為了壓制國外共產黨員的疑問,他們聘請了蒙迪·約翰斯通來斥責這些被「托派集團」出版的列寧書信。他們有聘請這種角色的必要,因為他們自己的威信已經迅速的在各地廣大誠實共產黨員們的眼中消逝。

托洛茨基同官僚體系的鬥爭

「1923年當他臥病在床且即將病危,並於1924年1月逝世時,黨內領導包括托洛茨基在內討論了官僚問題,並起草了一份後來於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過的決議案,重點提及'黨內機構的官僚化以及黨與群眾分離的危險,'並要求發展黨公開辯論和討論的自由。」(《我思》,P. 22)

約翰斯通同志將這個問題介紹的有如黨領導們一致對於官僚化問題采納了列寧的立場,並模糊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加密涅夫集團(「三駕馬車」)之間的不同。但是一個決議案並不代表著對官僚的抗爭。斯大林當年也不斷的譴責「官僚的邪惡」。赫魯曉夫、柯西金以及其他人也為不少這樣的決議案加持。然而,對於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決議案只是一個行動的向導。但是對於一名譏誚的官僚來說,沒有比「一致的」、「反官僚」的宣言更能夠誤導大眾的工具了。

蒙迪·約翰斯通對這份決議案的強調在後來發生的事件中更加的黯然失色。一份「一致的」、「反官僚」的決議案如何轉變成警察恐怖、集中營、以及其他斯大林主義極權統治下的慘劇,約翰斯通完全沒有解釋。

在中央委員會上具主導優勢的加密涅夫-季諾維耶夫-斯大林派系的行徑,如果說是對列寧忠誠的表達方式的話,是相當怪異的。列寧的最後書信在不顧克魯普斯卡婭的抗議下被掩蓋。雖然列寧清楚的要求斯大林被解職,但並沒有被執行。列寧對於黨員結構應增加工人比率的建議,被陰險的操作為提供由斯大林政治機械納入黨內的大量政治程度落後份子,並由高官支配的正當性。

一系列針對托洛茨基的誹謗和偽造文書運動也同時展開。所有對於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克過去(已經被列寧在最後書信中排除)、「不斷革命論」、布列斯特、以及其他方面的扭曲也在此時開始萌芽,被統治派系一個個抽出並借以抹黑托洛茨基和將他驅逐出領導層面。當季諾維耶夫後來與斯大林決裂並加入了反對派一方時承認了所有「托洛茨基主義」的迷思是在這段時間被捏造出來的。

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和斯大林在這個階段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他們正在下意識的助長著在蘇維埃政府內部的官僚化過程。他們並沒有領悟到他們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正將他們自己引導至什麼樣的方向。但是他們將「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分割的嘗試,啟動了所有的偽造歷史和官僚騷擾的機械,印證了脫離十月革命理念和傳統,邁向恐怖斯大林和布列茲涅夫威權統治的第一步。

當提及托洛茨基在《新路向》內對體制做出的批判,蒙迪·約翰斯通表示:

「雖然這派人(左翼反對派)主要是以負面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對於在斯大林控制的黨機關日益增大的權利的攻擊是正確的,尤其我們現在了解的種種嚴重濫權和對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侵犯...《新路向》尤其包含了針對斯大林派手段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我思》,P. 22)

讀者們想必觀察到了約翰斯通同志突如其來的「承認」。借著事後的智慧以及校長般的姿態,蒙迪·約翰斯通正經八百的給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官僚的分析打了個勾,但也由於「總體來說負面」的方式而扣分。在此同時,在模糊的「侵犯社會主義民主」公式背後,藏匿著對十月革命的三十年血腥反動:老一輩布爾什維克領袖的殲滅、大批蘇維埃公民的喪生、上億個在勞改營裡塗炭的生命、以及國外革命的破碎。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並沒有出現在約翰斯通「公平的」分析內。這些可能只配被歸類為過去「尚待分析的錯誤」。翻遍布爾什維克歷史檔案的細枝末節,證明了自己是位勤奮研究家的蒙迪·約翰斯通,卻禮貌的回絕了分析和解釋斯大林主義在過去三、四十年血腥罪行的工作。

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歷史分析方式,並提供勞動階級前鋒必要的觀點來達成奪取政權的目標。馬克思主義者們不會盲目的在歷史過程前為「錯誤」和「意外」捶胸頓足,更不會為了「悲劇」而泣不成聲。每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是在事發前分析和了解社會的主要趨勢和過程。當然,如此的分析無法提供完整的藍圖,或精准的預測每一個細節。但這也是不必要的。認識到了整體的過程已經足夠能讓我們不被歷史驚嚇到。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主義發展之前就解釋了這個過程是小資產階級對抗十月革命的反動。如同列寧,他點出了黨內腐化的極大威脅,亦即藉由十月革命而攀登高位而不想要讓革命鬥爭的繼續而動搖他們舒適地位的官員們,將會作為輸送小資產階級反動和絕望意識進入黨內的輸送帶。

約翰斯通同志將《新路向》描述為一部蘊含對於官僚「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式批判」的著作。如果讀者在此被他弄得一頭霧水也是情有可原的。我們知道美麗的蝴蝶是從醜陋的蛹羽化而出的,但是能夠提供「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式批判」的托洛茨基是如何突然的從先天性極左,滿嘴口號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也就是他在前21頁中描述的那樣,轉變如此呢?請問約翰斯通同志: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是在列寧死後意外性的獨自發展出對斯大林官僚的「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式批判」嗎?當時哈利·波利(Harry Pollit)和拉賈尼·帕姆·杜特(Rajani Palme Dutt)[17]或赫魯曉夫和柯西金對斯大林的批判又跑到哪去了?難道有明文規定馬列主義只有在事後才能夠產生「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式批判」嗎?

就算在這裡,蒙迪·約翰斯通仍然用一種對於斯大林官僚行為的批判的形容扭曲了托洛茨基的立場。這並不是托洛茨基的立場,而是斯大林、柯西金、布列茲涅夫和果蘭(John Gollan)的「反官僚主義」。在「新路向」裡,托洛茨基並不是針對個別行為,而是針對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分析。官僚的領導們一向都站在第一線痛罵「官僚行徑」和「繁文縟節」。但是如此的處理方式和馬克思主義相差甚遠,誠如托洛茨基解釋道:

「如果以為官僚主義只是辦公處人員一切壞習慣的積聚,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官僚主義是一個社會現像,因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種特定制度。它那深厚的根源在於社會的復雜性,在於人民中不同集團的日常的與基本的利益之間歧異。」[18]

不同於將官僚認知為一種心態或是出自資本主義,但會自動在即將來臨的高度社會主義秩序下「消亡」的殘余物,托洛茨基警告了擁有特權的官員階層在當時俄國經濟和文化的落後情勢下會無可避免的出現,並對革命本身造成嚴重的威脅。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如黨的分裂或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部分官僚聯合建立的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反革命的形成是相當有可能的,誠如列寧重復的警告。

托洛茨基以在1914年前被視為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首要團體,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腐化為例。列寧和托洛茨基解釋道,德國社民黨的腐化並不是基於個別領導的過失或背叛(雖然這些因素確實也有致命性的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德國黨在一戰前身處的客觀環境;沒有社會動蕩和革命鬥爭的存在,以及死氣沉沉的國會政治所產生的「一輩代的官僚、俗子與蠢漢,他們的政治面目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最初幾小時內就給完全暴露出來了。」[19]

內戰後,新形成的蘇維埃官員社會階層,或來自沙皇舊制的官僚,或來自資產階級專家,更有被卷入國家和當機械而與大眾脫離的前工人或共產黨員。斯大林在黨內的派系正是從這個充斥著自滿、觀點狹隘的保守官僚之中汲取支持。這些人在1921年後聲嘶力竭的駁斥「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知悉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著作或過去不起眼的論戰,而是他們面對十月革命和內戰後壓力的反應。官僚們一心只想平靜有序的管轄在他們「之下」的人。斯大林-布哈林集團所倡導的「蝸牛般速度的社會主義」和「一國社會主義」正是官僚們想聽到的。

長年的革命和內戰讓社會大眾疲憊不堪並部分的傷害了他們的士氣。國際上一系列革命行動的失敗讓布爾什維克的理念失去了落後和小資產階級社會階層的支持。從一開始,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少數派就必須逆流而行。另一方面,新官僚們在每一次的挫折後越發的橫行霸道,並將其加諸於俄國和國際革命上。依靠著最落後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以及富農,奈普曼(NEPman)以及小資本家們的支持,斯大林-布拉林集團攻擊了十月革命的基礎。除了助長了俄國境內資本主義的勢力外,領導們的右翼政策導致了一系列在國際事務上的敗退,累計至1927年中國革命的血腥失敗。

在此的篇幅無法讓我們從繁了解這段時間的國際情勢。但是我們可以充分的評論在1925-1927年之間,斯大林-布哈林集團落實了將中國共產黨融入了中國國民黨。中國工人的劊子手蔣介石被譽為中國革命的偉大領導。中國國民黨在只有受到托洛茨基反對票的情況下並被列為共產國際的同情黨。在這段期間,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對抗了斯大林主義者的各個災難性的政策:要求落實工人民主、五年計劃以及示範性的集體化;反對毫無原則的與如蔣介石的外國「民主派」交易;要求對世界各地革命的繼續支持來確保蘇維埃共和國的未來生存。對於這些,蒙迪·約翰斯通只字不提,只聊到了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抹黑收到了工人們的「響應」,以及左翼反對派在「全國黨內討論後」以724,000對4,000票被否決。

約翰斯通同志提到的「全國黨內討論」是在開除反對派工人、斯大林主義者流氓擅自干擾會議、官方媒體發起的的猛烈謊言和抹黑、以及對托洛茨基親友和支持者的迫害下組織起來的。這也導致了不少重要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喪生,如被黑函逼迫自殺的米哈伊爾·格拉茲曼(Mikhail Salomonovitch Glazman)(以及身為著名的蘇維埃外交官,卻在身負重病時被官僚阻止取得必要醫藥從而自殺的越飛(Adolph Joffe)。

在各地黨會議時,反對派的發言者們一再的面對由斯大林主義官僚組織的似法西斯流氓團體的系統性恐嚇。法國共產黨黨報《逆流而上》(Contre le Courant)在20年代報導了斯大林主義者們是如何組織「全國黨內討論」的:

「俄國黨的官僚們在全國各地組織了一群口哨兵。每當輪到屬於反對派的黨工發言時,他們都會在會議廳各個角落部署拿著警哨的人們,當反對派發言者開始說話時他們就開始吹哨。這樣的胡鬧要等到反對派發言著離開講台時才停止。」[20]

約翰斯通並不認為我們有必要就近的了解這些「討論」在1927年黨大會是在什樣的環境下進行的。斯大林的嘍啰們湧入了聽眾之間,防止了反對派的發言被聽到。將這等粗野的強盜行徑對比於列寧是如何的面對他的政治對手,我們就可以看到在1921年斯大林反動是在什麼樣的程度上踐踏了最後殘存的布爾什維克傳統。

蒙迪·約翰斯通以一介史學大師的姿態綜觀了左翼反對派的歷史,並點綴了些許日期和「事實」。他神態自若的「提到了」下面的「小細節」:

「在他流亡中待過的各個地點——土耳其、挪威、法國和最後他被殺害的地方墨西哥——他撰寫了眾多書籍、小冊子、和文章,並繼續試圖建立對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對派。」

但是等一下,約翰斯通校長,一個平靜,友好的「全國黨內討論」怎麼會演變成少數派領導的放逐和刺殺呢?托洛茨基和數以千計的俄國反對派成員的謀殺,對你來說看起來是你所描述的「理性」政辯論的產物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校長小心翼翼的在他「公平的」注記中表示:

「所有證據強烈支持這位名為麥卡德(Mercader,又名「Jacson」),又偽裝成失意托派人士的刺客,事實上是奉斯大林和格別烏之命行事。在於墨西哥二十年服刑完畢後,他搭乘了一班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機(!)離開了墨西哥,前往不明的終點(!) 。」(《我思》,P. 94)

我們又目睹了約翰斯通同志一次驚人的「承認」!斯大林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血腥記錄是眾所皆知的。每一位共產黨員們都很清楚這些刺客們奪去了不僅托洛茨基,而是無數個俄國、西班牙、及世界各地革命家的性命。約翰斯通同志開誠布公的承認了他無法否認的事實:也就是他唯一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是僅僅「承認」罪行是不夠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提供解釋。

蒙迪·約翰斯通嘗試著將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不同描述為「政治性的」、「辯論」、「爭吵」等。但是俄國官僚則偏愛以子彈、集中營,或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運用坦克、戰機和火箭來作為他們的辯論工具。列寧以論點「殲滅」了他的對手們,而不是將他們冷血的殺害。托洛茨基的殺手則被一般捷克飛機送到「秘密的目的地」。看來就算在第二十次黨大會後,官僚們仍然不會忘記他們的老朋友們。

注釋

[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文獻》,「關於共和國的對內和對外政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98.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新的時代和新形式的舊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18.htm

[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52卷,「致亞·李·舍印曼」,PDF檔案P314-31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52卷,「致恩·奧辛斯基」,PDF檔案P400-40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8]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作者的重點,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8.htm

[9]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10]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https://www.marxists.org /chinese/lenin-cworks/42/033.htm

[1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0.htm

[12]譯者注:同上,對於「文化主義」一詞,列寧中文版全集譯者有下列注釋:「文化主義是革命前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種力圖用單純教育活動來代替為人民利益進行實際鬥爭的思潮。列寧在這裡借用這個詞以強調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本書譯者同意如此的理解。

[1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政論家札記》,「不用比喻」,作者的重點,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133.htm

[1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 /019.htm

[15]同上

[1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關於接受新黨員的條件」,「致莫洛托夫同志(3)」,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 cworks/43/002.htm

[17]譯者注:這兩人曾為英國大不列顛共產黨領袖,完全接受斯大林指示

[18]托洛茨基,《新路向》,中文版,王凡西譯,「官僚主義與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6. htm

[19]同上

[20]收錄於托洛茨基,《俄國內的真正局勢(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英文版,1928,第14頁注記,本書譯者譯


第八章 一國社會主義

光是「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辯論」這個章節的命題,就預先警告了讀者蒙迪·約翰斯通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附以嚴厲的警告後,他開始說道:

「對於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可行性的重大歷史辯論,至今仍然籠罩於兩方長年以來的扭曲和誤解。因此,一方面托派形容斯大林自1924年他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以來是與將革命擴散至其他國家對立的。另一方面,蘇維埃史學家們仍然將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理論的反對解釋成他反對在蘇聯內實施社會主義工業化並主張以武力向外輸出革命。這兩個版本都一樣的錯誤。」(《我思》P. 74)

立起兩株稻草人又輕松的把它們推倒,蒙迪·約翰斯通占得他慣常舒適的立場「兩極之間」。 (好一個美滿的「客觀性」!仿佛是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基礎。)約翰斯通繼續他的說教:

「斯大林的論點是:將革命向西方擴散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由於這個過程被延遲了,俄國並無他法,只好將目標轉向建立社會主義,並認為當時的俄國其實是有足夠條件來達成的。」(同上)

添加一些恰當的斯大林的引用,約翰斯通洋溢著勝者風采地總結:

 「世界各地革命的發展,尤其是今天我們看到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在挑戰舊的帝國主義陣營,大致上證實了斯大林的宏觀看法。」(同上)

斯大林他那被歷史拍胸脯保障的「宏觀看法」是如何洗練而成的?1924年二月,在他的著作「論列寧主義的基礎」,斯大林搜羅了列寧對建立社會主義的觀點集結成以下的文字:

「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呢?不,不能。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的特征大體上就是這樣。[1]

這些正確的「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理論的特殊性質」在1924年初都是無可爭辯的。它們重復出現在自1905年以來,列寧數以百計的演講、文章與文件中。我們已經引用了夠多的例子;只要你想,它們還能以倍數計。而1924年底前,斯大林的書就已經翻訂,並且置入完全相反的立場。到了1926年11月,斯大林甚至可以臉不紅氣不喘的做出以下斷言:「黨始終以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思想為出發點,而這個任務可以由單一國家的力量來完成。」

著迷在被「整體」歷史所證實的斯大林「宏觀看法」的欽佩中,蒙迪·約翰斯通只看到了托洛茨基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反對中,對「俄國內部社會主義力量的駁斥與低估」。對托洛茨基的「教條」,蒙迪·約翰斯通解釋:

「托洛茨基對於在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前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駁斥,源自於我們之前討論過的'不斷革命論'(!)。事實上,這是他不認為蘇聯能夠在革命擴散至進步國家之前以一個工人國家型態存活的一個表示。」(《我思》,P .26)

托洛茨基在1906年的《總結與前瞻》第八章「俄國的工人政府和社會主義」中,曾寫道: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懷疑的...俄國工人階級如果孤立無援的話,就必然會在農民背棄它的時候被反革命所擊潰。」[2]

以上的推測是否只是用不斷革命論產生的?就如我們所展示的,當時與托洛茨基意見相左的列寧,曾在1905年寫道:

「這時無產階級已在進行為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維護民主主義成果的鬥爭。如果沒有歐洲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對俄國無產階級的支援,那麼,這個鬥爭對於孤軍作戰的俄國無產階級,幾乎是毫無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敗...因此,在這個階段裡,自由派資產階級和富裕農民(加上一部分中等農民)組織反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加上歐洲無產階級則組織革命。在這種條件下,俄國無產階級能夠取得第二次勝利。事業已經不是沒有希望。第二次勝利將是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歐洲的工人會告訴我們「怎樣干」,那時我們就與他們一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3]

列寧的立場怎麼說都不是「源自於不斷革命論」已經很清楚了。不過讓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拔出更具鋒芒的權威之劍吧。 1905年5月所舉行的一場會議中,批准了如下的主張:

「只有在一種情形下,就是說,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已經相當<?>成熟的西歐先進國家去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才應當主動地努力奪取政權,並且盡可能長久地把政權保持在自己手裡。在這種情形下,俄國革命有限的歷史範圍就能大大擴大,那時就有可能走上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4]

這起會議乃是由俄國孟什維克,這個離不斷革命論最遠的趨勢所舉行的!

因此,讀者們可以看到,不論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趨勢都同意一件事,即:沒有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社會主義轉型都是空想。比起托洛茨基,列寧在這個問題上還要更為堅決。托洛茨基在1905年就預示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要在西方國家的工人革命之前建立的展望,而列寧的觀點是建築在跟隨西歐革命之後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

蒙迪·約翰斯通為了達成目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他先是花了一半的文章來「證明」列寧對不斷革命論的冷漠仇視,又花了另一半文章「證明」俄國馬克思主義派內的所有趨勢都無異議一致把持的主張居然僅僅是「不斷革命論的發明」。實際上,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認為單獨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分析(直到1924年都還沒有人敢挑起這個問題),不是僅僅來自不斷革命論,而是來自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基本思想。

馬克思與恩格斯曾解釋道,資本主義發展最基本的要素是,超過資本主義狹隘範疇的最劇烈的生產資料的集中;一方面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另一方面國家邊境制度加速的經濟成長的進步功能,轉變成抑制生產力發展的反動束縛。這些在《共產黨宣言》在理論上所驗明的過程,在今日變成現代生活的決定性要素。資本主義把整個全球聚合成統一的、相互聯系又相依存的整體。 「國家資本主義」的破產已經由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的情況驚人的顯現出來,其資本超過了西歐資產階級在絕望中求生而被迫集合成一個共同市場下的比利時的國家預算。因此,就連力不從心的資產階級也會試圖衝破國家市場的界限。

兩次災難性的世界大戰,應當能夠向最食古不化的人證明了老舊民族國家體制,和需要自由適用所有國家資源來達成全球生產力發展,兩者之間的衝突橫跨大陸的跨國企業的巨大發展,讓不同國家的工人們有了共同的敵人。而現在,《共產黨宣言》所倡導的國際主義,比以往更清楚地代表著人類向前邁進的唯一出路,以及真正社會主義運動的唯一綱領。社會主義性質的國際主義,不是奠基在空想主義或情感上,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世界性的發展上。

蒙迪·約翰斯通試圖要把左翼反對派對抗「一國社會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綱要的鬥爭描述成一場沒有實際重要性的學究爭辯。要對這種妄斷加以莊重權威的注解,約翰斯通向「多伊徹主義」尋求一個經典的說詞: 「一國社會主義的爭辯」就好像是「兩個住在一個屋頂破洞房子裡人在爭吵是不是有可能把洞完全補好,就算這兩個人都同意應該開始補,填補的方式和所需要的材料也都齊全了。」[5]

在多依徹成堆的粗糙理論研究與豐富的半真理之間,要找出更無知的說法也是很難了。左翼反對派與斯大林主義官僚之間的不同從來就不是關於蘇聯經濟在社會主義路線下發展的需要。談到這個問題,事實上是反對派為了一個計劃性綱領與工業化而鬥爭,而「一國社會主義」的倡議者們,一直到1929年還反對工業化,並傾向尋求富農與「新經濟政策世代(奈普曼)」的支持。堅決支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國際主義觀點的反對派,同時也最堅決主張在俄國實施社會主義建設,這也不是偶然的。

這時在俄國內所升起的種種衝突,與學院性「爭辯」沒有一點相似之處,而是攸關了俄國工人階級的生活與福利、俄國與國際革命未來的重大議題。我們已經大略敘述過當時俄國所發生的各種過程。我們已經揭露「單獨俄國的社會主義」反映了一批在革命後得利,現在尋求停止十月革命所啟發運動,重建「平衡」之社會階層的反動情緒和犬儒主義,。左翼反對派對抗這種「理論」的鬥爭,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為了存續而展開的,對小資產階級,以及對反對十月革命的官僚反動的攻擊的鬥爭的一部分。

斯大林主義官僚源自於革命從沙皇體制下結果來的落後經濟和文化。它從國際無產階級的每一次失敗吸取養分。國際無產階級的僅需勝利一次就能提供給蘇維埃國家資源,用以克服各種慢性病性的落後問題,以及在社會主義路線上執行完整的社會轉型。官僚依附在俄國內最落後的、反社會主義的份子(富農與新經濟政策的投機者們)來重擊無產階級與其先鋒隊,也就是左翼反對派。另一方面,他們不相信西方工人有執行革命的能力,這個觀點使它變成共產國際各個年輕、青澀的黨活動的障礙。

列寧與托洛茨基的寫作中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反映了他們對工人階級改造社會能力的信念。經過在俄國的政權奪取,第三國際的創建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觀念的最高展現,它不是做為一種只在前沙皇帝國範圍內才有效的民族現像,而是一種國際性的大事。從最早期開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就看見十月革命將會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少了這樣的觀點,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會變成孟什維克所指控的,是一場冒險活動。 1918年11月,列寧做出回應。而這些批判是:

 「世界歷史用事實向那些只知道祖國眼前的(而且是舊觀念中的)利益的俄國愛國者表明,把我們俄國的革命變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冒險,而是必然,因為當時沒有別的選擇,如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世界布爾什維主義不能取得勝利,英,法,美三國帝國主義就必然會扼殺俄國的獨立和自由。」[6]

在蒙迪·約翰斯通看來托育茨基「高估」了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而「低估」了在單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多伊徹與約翰斯通的「明智觀察」,實質上同為改良主義政客「現實主義」,是既定事實的盲目崇拜所組成的結論: 「列寧與托洛茨基預計了一場世界革命。而這並沒有發生。他們兩人都說,沒有一場世界革命,社會主義就無法在俄國建立起來。但是事實到底就是如此。因此,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個詭異的空想,而斯大林主義是有理可循的。 」這就是多伊徹主義的「哲理」,它的文體是精心修剪的。對於他的導師的深刻見解,蒙迪·約翰斯通不再補充什麼,而只是把列寧從這筆三段論邏輯中除名。

兩位大哲學究式的智慧卻無法面對一個基本問題:為何在歐洲「未曾有過革命」?確切的說:為什麼勞動階級在1918年到1923年間歐洲一系列的革命運動沒能奪取政權?從約翰思通和多依徹這裡,我們僅僅能得到:革命失敗了這件「事實」。但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恰恰不能在這裡就結束問題。如果我們尋求的不是賣弄亮眼的博學式姿態,而是對實實在在的改變中的社會,我們必須要理解歷史的教訓,特別是偉大革命運動的教訓。這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以及托洛茨基一貫的方法;當一個人沒有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那他肯定要絕望地重復這些錯誤。

1918年到1920年間橫掃歐洲的革命性運動之所以會失敗,是由於社會民主黨領袖的背叛。同一批在1914年出賣工人階級,直接有責屠殺了百萬身披軍服工人們的叛徒,現在卻唯恐自己國家陷入「血腥內戰」。從一個國家再到另一個:德國、奧地利、英國、法國、意大利,當群眾以革命性的方向移動時,卻只能被他們的「領袖」的無能與懦弱所阻礙。因而在1918年的德國,當革命在這裡要把政權和平地交到工人手上時,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卻對資產階級「舉白旗投降」。他們的腐敗阻止了德國工人兌現他們的勝利,以及他們援助四面楚歌蘇聯的可能。

當列寧與托洛茨基解釋,沒有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工人國家必然要被反動或帝國主義戰爭所摧毀,這個說明並不是約翰斯通所妄下斷言的,是「失敗主義」的表現,而是極度革命性的現實主義之一。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唯物主義(因此也是深刻實際的)的哲學,完全的吸取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與那種自滿的「現實」實利主義,實則是各式各樣改良主義的內在,是不能相容的。

列寧與托洛茨基對於俄國與國際性革命的前景,他們的評斷一向都是誠懇與實際的。他們已經懂得真正唯一能給蘇聯未來的保證,是仰賴於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不會用關於「和平共處」的蜜糖毒藥來麻痹勞動階級,而是對於沒有在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轉型,必然要導致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的世界大戰——這個事實毫不留情地開門見山。

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人們的各個雄偉運動,列寧與托洛茨基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抱持著樂觀主義,是完全合理的。但不管是列寧、托洛茨基,還是其他什麼人都不能保證這些革命性運動的成功。這取決於某些因素:資本主義系統的僵化,政府的危機、工人階級的運動、以及社會的中間階層的不滿程度。但這當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工人階級是否擁有一個稱職的領導團隊。在西歐,正確領導的缺乏導致了工人運動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並為下一個時期中,法西斯主義反動的勝利與新的且更加恐怖的世界大戰鋪路。2700萬俄國人死亡,以及由蘇維埃工人們英雄般的犧牲才慘痛地建立起來的工業區塊的毀滅,這些是對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現實預期,最殘酷的一個驗證。

在此要深入探究斯大林主義的國際策略是不可能的。這個議題會在未來的著作中處理。只需要注意到, 「一國社會主義」的政策導致蘇維埃對外政策從為各國勞動階級考量為出發點的革命性策略,並且試圖要透過第三國際在一些國家建立可行的共產黨做為革命領袖,逐漸的轉型成與資產階級政府、工會官僚、蔣介石類型的殖民地「民主派」進行斡旋與「交易」。

原因和結果不會在永恆不動的對跖點,而是經常地改變位置,互相穿插。蘇維埃官僚興起的前提是革命被孤立在一個落後國家中。 1923年德國、保加利亞、1926年的英國,這些革命工人們們遭到慘烈的失敗,加上1927年,中國共產黨跟隨著斯大林-布哈林領導層的災難性政策,反過來又加強了官僚的地位以及對「一國社會主義」的提倡,並決定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潰敗。在1927年開除了左翼反對派,是為了斯大林主義鞏固時期,在俄國一個新的且更加的反動的回合鋪路。俄國與國際性革命的命運,絕不是機械式地分解的「階段論」,把國際革命視為理想,但卻不是完全必要的附加物(房子的屋頂、聖誕樹上的裝飾)會緊密地結合並彼此相互地制約。

托洛茨基和五年計劃

蒙迪·約翰斯通以最奇特的一招強詞奪理,宣布托洛茨基對於在蘇聯實施社會主義計劃的態度為「失敗主義」。這當中托洛茨基所謂的「失敗主義」在哪?

就如同我們所見,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花了一整個時期(1923-1927)年間,在斯大林主義者的攻擊與訕笑下,為提倡以五年計劃來發展工業的方案而鬥爭。隨著1927年左翼反對派的開除,斯大林派系為打擊布哈林的「右傾派系」,沿用了部分左翼反對派所提倡綱領,雖然這些政策確實以荒誕的方式實行的。

在忽略反對派綱領中建立工人民主訴求的同時,斯大林主義者們挪用了工業發展和五年計劃的構想。左翼反對派所警告的、斯大林主義者在之前一再否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現在卻被斯大林派系做為打擊他們過去的布哈林派系支持者的手段。

看待斯大林主義者這一見風轉舵,約翰斯通是這樣寫的:

「聲稱斯大林在1928年後實行了比先前反對派所提出的計劃(?)更佳深遠的政策,因而證明反對派是對的,是庸俗托洛茨基主義所營造的迷思之壹。如莫裡斯·多布(Maurice Dobb)解釋道:'在1928-29年之間能夠實行的措施不代表它們在先前工業和農業更加微弱的幾年內是可行的。但是,申論如果黨有聽從反對派先前對於富農在鄉村權力成長的危險,那1929-30年間的農業集體化就不必如此暴力(?)的說法,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托派支持以價差系統來犧牲農作物價格,維持工業產品並達到城市剝削農村的效果理論上(參見反對派首席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也會導致斯大林在1929年所實行的許多措施(?)。」(《我思》,P.25,注釋)

我們之後會再談論更多斯大林其「更加深遠政策」。但首先,讓我們看看「紅色教授」莫裡斯·多布。比起更早的時期,在1928-1929年間執行工業化政策與五年計劃真的有比較容易嗎?當蒙迪·約翰斯通指出反對派警告要對抗富農危機時,他自己就回答了這個狗屁倒灶的問題。

為了對抗斯大林—布哈林,以貧農與產業工人作為祭品,來與富農與商業投機者(新經濟政策世代)做出讓步的政策,反對派提倡對富農課稅,借以提供工業化必要的投資;在工業化的基礎上,能提供鄉村各種方法,以克服俄國農業古老的落後性質。只有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上,才能為農業集體化開出先例並推廣。把打擊富農的政策說成是「城市剝削農村」,僅僅只是斯大林主義者對左翼反對派做出毀謗的老調重彈-在他們用暴力進行農業集體化的瘋狂政策之前!

開除了左翼反對派後,斯大林主義者們被迫要回頭對抗被開始招兵買馬的富農反動勢力所支持的「右派」,偏遠農村的情況已經是岌岌可危,而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基礎重工業,在一整個時期處於癱瘓狀態。說1923年到1927年間斯大林主義是基於工業和農業建設的考量而反對工業化是單純武斷的鬼扯。相反的:他們的路線是鼓勵那些後來對五年計劃中對蘇維埃經濟生產發展有害的社會份子。

蒙迪·約翰斯通大人有大量,承認如果黨曾經考慮左翼反對派對於富農危機的警告, 「1929-30年間的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也就會少一點暴力。」試問約翰斯通同志,農業集體化「過程」有多麼「暴力」?1930年所有糧秣的收成達到8億3500萬英擔。之後兩年就下探到2億;當時糧秣生產的程度差點無法養活人民。結果是百萬工農慘不忍睹的飢荒。同一時期糖業生產從1億零900萬普特銳減到4千8百萬。

最可怕的是牲口的損失。農業集體化瘋狂的步調與惡劣的方式,激化農民做出絕望的抵抗,讓農村陷入一場新的血腥內戰。憤怒的農民屠殺他們的馬匹與牛群以做為抗議。馬匹的數量由1929年的3千4百90萬減少到1934年的1千5百60萬;也就是了減少了55%。牛群的數量則是從3千零70萬減少到1千9百50萬,共40%的損失,豬羊分別是55%、66%。直到今天蘇聯農業還是沒能從強迫性農業集體化的打擊中恢復。但所有最駭人的統計數字是,上百萬農民在與紅軍的追擊或奴役勞改營中,因飢寒疾病所遇害;斯大林沒有否認這一千萬人的遇難人數;最少的估計也有四百萬人。這樣的小小的「暴力」蒙迪·約翰斯通卻羞於在他的腳注中指出。

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自然是要比左翼反對派被丟棄的建議還要「高明」!基於俄國農業物質上的落後性,托洛茨基譴責這是一場冒險行動。斯大林的「宏觀看法」把俄國農業逼入險境。但在工業上又是如何?難道斯大林各種計劃的成功沒有比左翼反對派的觀點還要「高明」?而證明托洛茨基是過於杞人憂天?

在惡名昭彰的莫斯科大清洗公審後,托洛茨基自行出席試圖平反對他和反對派指控的「杜威審議會」,除了其他事務,他答復了一些1923-1929年間在工業化問題上與斯大林主義者的分岐問題。我們逐字逐句的引用他的證詞:

「古德曼:托洛茨基先生,關於蘇聯工業化,在你被逐出蘇聯前你的態度是如何?

「托洛茨基:1922-1929年的這段期間,我為了加強速工業化而鬥爭。 1925年年初時我寫下一本書,在當中試圖去證明經由工業化的規劃與方向,工業化的年度系數可望上看20%。當時我被譴責為是一個空想家,一個超級工業人[7]。這是當時托洛茨基主義者被公然稱之的。

「古德曼:請問那本書的名字叫做什麼?」

托洛茨基:《俄國何去何從,面向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古德曼:我非常肯定就是英文版的《俄國何去何從,面向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吧?

「托洛茨基:事情的進展顯示出我對於計劃經濟可能性的激賞過於保留了——可以說是不夠果決。這是我在1922-1925之間所做的鬥爭,也為了五年計劃而鬥爭。這一切從1923開始,當時左翼反對派為了使用五年計劃的必要性而鬥爭。

「古德曼:而當時斯大林稱你為'超級工業人'嗎?」

「托洛茨基:是的。」

「古德曼:他當時反對國家的快速工業化。」

「托洛茨基:請容我提到在1927,我時任在Dniep​​rostroy的發電廠委員會主席,我堅持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對於建立這座發電廠的必要性。斯大林則回應,這個回應爾後還被出版:「對我們來說,建立Dniep​​rostroy發電廠和一位農民買了一台留聲機而不是一頭牛是同樣的意思。 」[8]

這就是斯大林在1927年「宏觀看法」的程度!當時斯大林主義者對於反對派的指控不是「悲觀主義」,而是「超級工業人」!有什麼能斷定斯大林之後所實施的是要比托洛茨基「高明」的計劃?

1925-27年間,左翼反對派展開對斯大林布哈林派系領導層在經濟面懦弱表現的鬥爭。斯大林主義者在1926年初提出一個經濟成長率年年下滑的「計劃」。被統治集團冠以「超級工業人」的托洛茨基形容這是做為一個「工業破滅」的計劃的可悲借口(當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稍後這個計劃經過修正後則是前五年都以9%成長。托洛茨基則是為了18%到20%的成長率而鬥爭。他指出在資本主義下的成長率最少也有6%。統治集團對左翼反對派不顧一屑徑自執行他們優柔寡斷的計劃。反而是由斯大林布哈林派系宏觀看法制定的可悲9%成長率,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就完全體現了左翼反對派的觀點,曝露出斯大林與其走狗經濟成長的乏善可陳。因此,接下來幾年他們陷入「四年內達成五年計劃」的災難般的冒險行徑。就算托洛茨基已經警告過了,這是個讓一切都失去平衡的瘋狂觀點。由於官僚御旨,領導層把成長率修定為30到35%。這個時期在工業上的挫敗,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者冒險主義的結果,卻全都怪罪到「破壞性實驗」的不幸受害者頭上,而斯大林主義者追尋「一國社會主義」以及「四年的五年計劃」的這場鬧劇造成了對經濟上的大權獨攬,還有說不完的蘇維埃工人的苦難。

要回應蒙迪約翰斯通所有對於托洛茨基面對五年計劃態度的誤導與真真假假,讓我們再看看托洛茨基本人對杜威委員會說了什麼:

「托洛茨基:我對於蘇聯經濟發展的態度能看成如下所說的:我保衛蘇維埃經濟以對抗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改良主義的種批判,並且批判領導層的官僚形式。這些推論都十分的簡單明了。它們都是以蘇維埃本身為基礎的。那些官僚催眠我們有一定的自由。絕對看得出來所有以蘇維埃媒體本身為基礎的所有危險。

「古德曼:能否請你給我們一個蘇聯工業化成功的總的來說的看法?」 

「托洛茨基:這些成功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論何時我都肯定這點。這些成功是因為財產私有制的廢除以及計劃經濟在本質上的可能性。但我無法確實的說明,不過我會不只一次的說這些都只能一個蘇維埃民主的政權之下。」

「古德曼:所以盡管是官僚的控制與手段下,還是有所進步嗎?」

「托洛茨基:那些都是由於生產力社會化本質中的可能性。」[9]

為了要佐證更多托洛茨基的「悲觀主義」,約翰斯通從托洛茨基的《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引用:

「勞動生產率和整個社會制度的生產率在市場上是通過價格的相互關系予以衡量的。就這個意義來說,蘇維埃經濟所面臨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脅看來並不是軍事干涉,而是更廉價的資本主義商品的干涉。」[10]

這些話寫在1928年,當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本主義市場的勢力又再次建立起來。富農跟著布哈林的「發財吧!」的口號,而左翼反對派警告並對抗的真正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沒有前後驗證就對托洛茨基的文字做出評論的約翰斯通寫道:

「對於對外貿易的壟斷,也就是斯大林和黨內多數正確地強調這是將蘇聯保護於如此經濟破壞的辦法,對托洛茨基來說變成了「證明我們的(對新經濟主義的)依賴具有嚴重而危險的性質。 」(《我思》,P. 267)

蒙迪·約翰斯通的記憶如同魚類般的短暫,這也方便了他的論據。同為「斯大林和黨內多數」(也就是布哈林),不是在五年前就主張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而實際是在1922年十月十二日的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廢除壟斷的決議。俄文版本的列寧全集包括了所有列寧呼吁托洛茨基要組建一個他的團隊,來為維持國家壟斷做鬥爭的一系列信件。因此列寧在1922年十二月十三日寫給托洛茨基:

「不管怎樣,懇請您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出面維護我們的共同觀點,即保留和加強對外貿易壟斷是絕對必要的。 」[11]

托洛茨對「外國廉價商品」會對蘇維埃力量構成威脅的立場代表了什麼?1917年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卻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預期的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是落後、半封建的農民經濟體。革命發生並不是因為俄國「萬事俱備,只欠建立社會主義」,而是俄國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系統的基礎上,對於它眼前的任何歷史任務,卻一個都無法解決的絕對無能。俄國被推往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因為她最先進,而是因為她在歐洲列強中敬陪末座。如列寧形容的,資本主義在它最脆弱的環結斷開。

俄國工人在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俄國社會轉型開始的條件。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這才是1905年托洛茨基奠定的不斷革命論的根本意義。工業國有化、國家計劃、對外貿易壟斷意味著,俄國工人因此把俄國從古老落後的泥沼給拖了出來對蘇聯來說,五年計劃的歷史性成功是十月革命充分的理由。如同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寫道:

「社會主義已經證明有權取得勝利,不是在資本論的書頁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業舞台上;不是用辯證法的語言,而是用鋼,水泥和電力的語言。 」[12]

然而蘇聯歷史命運的問題,不能由五年計劃成功的列表所排解。早期的列寧把重要問題說得十分出彩: 「誰會勝出?」蘇聯不是一座荒漠孤島,而是世界政治經濟系統的一部份,沒有一個國家的命運能從這個整體中孤立起來。盡管蘇聯工業有著巨大的成功,仍然必須要與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力量對峙。

盡管擁有超越蘇聯的不可計量的優勢,資本主義系統已經在世界範圍內顯現出一切衰竭的征像。布爾什維克最初在俄國就跟群眾的文化落後、技術勞動力的缺稀,一句話,和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在做鬥爭。這個因素不是絕對程度上的生產量,是經濟成功的正確規劃與社會進步。在這一決定性的領域內,過個五十年,蘇聯仍舊是遠遠落於美國。

蘇聯官方的統計數據指出蘇聯的工業人均生產量只有美國的一半出頭。有著龐大的勞動階級,和兩倍計的技術與工人員,俄國的實際工業產量只有美國的65%。重工業的生產指數最為戲劇性。蘇聯的鋼鐵生產由1928年的430萬噸開始上升,到了1968年的1億零700萬噸,只比美國少了1千8百萬噸(不包括2千4百萬由美國進口來的)。但一方面,美國的鋼鐵人均生產量卻高過蘇聯。又一方面,人類生活與文化平穩的發展不能只靠經濟面的鋼鐵生產總量,而是靠消費者的發展與給予人民大眾高品質的科技商品才能准確的反映出來。在此一影響了工人生活水平的範疇,蘇聯仍是落在資本主義國家後頭。

莫斯科成群結隊的投機者、地痞、黑市商人,為了把西方國家的商品與貨幣用以賺取比蘇維埃工人更好的利潤而周旋在外國游客之間,就清楚表明了即使在今天都沒能消失的「廉價外國商品」的威脅。用來打擊投機行為而導入的嚴刑峻法,對於不是由「資本主義的幸存」或是人性質的扭曲,而是由蘇聯與世界經濟客觀關系所擠壓出的社會危機,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傲慢的官僚「理論」也無力解決它。

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所解釋的: 「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長期的短缺,加上昂貴卻品質惡劣的消費用品(不只是汽車和科技產品,還有衣物和食物),都是蘇維埃勞動階級生活中的根本事實。這不是指說沒有奢侈品。官僚的特殊階層、工廠經理人、軍隊官員等等的,占有著蘇維埃工人作夢也沒有想到的豐富物品:昂貴的華服、名貴的汽車、鄉間別墅、奢侈的公寓,等等的。當莫斯科的工人家庭和其它城市蘇維埃處於長期擁擠的生活條件下,許多上層階級除了城市住所外,還擁有不只一棟的渡假小屋。官僚的奢華生活風格是對蘇維埃人民大眾的不停的羞辱。而在二戰後,蘇維埃工農在恐怖苛刻的生活條件下受苦時,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瑪利卻從他的蘇維埃「袍澤」官員手中收受了一件要價5000英鎊,滿是勛章與鑽石的蘇聯元帥毛皮大衣!

在列寧與托洛茨基時期, 「最高黨務薪資」意指一名黨員的薪資不能於一名普通工人,就算他的技能職銜合乎更高的薪資。一個工人國家能夠成立的條件之一,就如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內所奠定的,即任何官職的薪資都不能比一名技術工人還高。十月革命早期的一條法令限制了工人與專業人員薪資的差異上不能為四倍以上,而列寧明白地將其敘述為系統性遞減的「資本主義薪資差異」。這項法令一直執行到1931年,被斯大林正式廢除。

《被背叛的革命》

約翰斯通在他文章中第32頁到33頁寫道:

「至今,托洛茨基關於建立'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教條性的陳詞濫調,仍然讓他低估了俄國的社會主義式系統是多麼的扎實和強韌,盡管收到了斯大林屠殺的傷害。在戰爭情況下,如果沒有西方革命的介入,托洛茨基聲稱「蘇聯的社會基礎壹定要垮台,不僅戰敗時如此,戰勝時也是如此。

完全脫離了蘇聯社會的現實,他寫道'蘇維埃官僚已經為資產階級復辟做了深入的准備,'而且'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這也意味著'他們變成一個新的占有階級了。'」

托洛茨基真的是這樣說的嗎?我們就從約翰斯通力圖從《被背叛的革命》中揀選「最平衡」的小小引用的完整段落來看看。托洛茨基寫道:

「官僚已經以一種自覺的政治力量的資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個勝利的革命,幸而不僅是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也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會關系的體系。僅僅背叛革命是不夠的。還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經被統治層所背叛了,但是還沒有被他們推翻。十月革命有一種偉大的抵抗力,符合於已造就的財產關系,無產階級活的力量,最優秀的份子的自覺,世界資本主義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13]

約翰斯通顯然對於這些托洛茨基的文字一點也不省心,在這裡裡頭看不出任何對十月革命中基礎社會成就的彈性的低估,或者任何對於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宿命論。不過我們再讀下去吧。從我們所還原《被背叛的革命》的段落的下個小節( 「蘇聯的性質尚未為歷史所決定」)更容易說明蒙迪約翰斯通是如何「平衡」的引用。接續上述的論證,托洛茨基寫道:

「為了更明白的了解現在蘇聯的性質,且讓我們對它的前途作兩種不同的假定。我們首先假定蘇聯的官僚制度,被一個革命政黨所推翻,這政黨具有資深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經驗。這樣一個政黨,首先就要恢復工會中和蘇維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夠而且一定要恢復蘇維埃各黨各派的自由。它要與群眾一起並且領導群眾,對國家機關舉行一次無情的清洗。它要廢除各種等級和勛章,廢除一切種類的特權,並且要限制勞動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於經濟上和國家機關上絕對必要的程度。它要讓青年們有充分機會獨立思想,有充分機會學習,批評和成長。它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舉行重大的改革,要使這種分配符合於工農大眾的利益和願望。但是關於財產關系,新的政權便用不著采用革命方法了。它要保持並且發展計劃經濟實驗。在這種政治革命以後即在打倒官僚統治,無產階級自然要在經濟上實行許多重要的改良,但這並不是另一次社會革命。

現在來說第二個假定:假使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聯的統治層,那它就會在現在的官僚,行政長官,技術專家,經理,黨部書記以及一般特權的上層當中,找到大批現成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也還需要把國家機關清除一下。但是資產階級的復辟,較之革命政黨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這時新政權的主要任務,便是在生產資料上恢復私有財產。首先它要創造許多條件,使強有力的私人農場主從微弱的集體農場中發展出來,並且使強健的集體農場轉變為資產階級型的生產合作社──即轉變為農業的股份公司。在工業方面,取消國有會從輕工業以及生產食物的企業開始。計劃的原則在過渡的時期,要變為國家政權與個別「公司」之間的許多妥協辦法,而這些公司就是這些工業的潛在的所有主由國有工業的首長,流亡外國的以前的業以及外國的資本家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財產形式和工業經營方法上所做的,將不是改良,而是社會革命。

現在讓我們來做第三種假定:即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也不是一個反革命的政黨,將來取得政權官僚們仍繼續統治著國家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關系也不會凝固不動的。我們絕不能希望官僚會為社會主義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願的犧牲自己。既然現時官僚可以不顧那些太顯明的不便之處而實行等級和勛章制度,那麼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許會說,大官僚一點也不注意目前的財產形式是什麼,只要它能保證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這種論斷,不僅忽視了官僚自身的權利現在尚不穩定,而且忽視了他們的兒孫的問題。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從雲端降下來的。特權若不能傳給自己的兒孫,那只有一半價值。而遺產權又是與財產權不可分離的。所以僅僅做一個托拉斯的經理還是不夠的,必須做一。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這緊要的方面得到了勝利,那就是表示他們變成一個新的占有階級了。反之,如果無產階級戰勝了官僚,那就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復興。因此,這個第三種假定,又使他們回轉到前二種假定來。為了簡單明了起見,我們起初只提出這二種假定。 」[14]

約翰斯通的「馬克思主義」的手法就是這樣應用的。他提出托洛茨基某些論證的觀點,並把這些觀點斷章取義,就如同從《被背叛的革命》所拿出的此一部份假設(還只是三選一),並且有一堆不包括約翰斯通本身「客觀地」談論托洛茨基觀點時所受限的預設立場與解釋。

「托洛茨基預視到了在俄國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 」這是蒙迪約翰斯通「平衡」論證的關鍵。但是任何讀者看過上述《被背叛的革命》的段落都不會做出這樣的結論。相反的,托洛茨基一再地重申的是面對政治革命(反官僚)相對來說是簡單的任務,任何黨內官僚重新導入資本主義產權關系的意圖,都會遭到蘇維埃工人的頑強抵抗,而只能以血腥鬥爭與內戰取勝。

和資本主義在蘇聯行將到來的復辟的預測相去甚遠,《被背叛的革命》解釋道,官僚由於它自身權力與特權,而被迫要保護國家的財產關系。對於某些人形容官僚為統治階級而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托洛茨基解釋道:

「蘇維埃官僚已經剝奪了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會的勝利品。但是它既在一個主要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有的國家裡把政治權力都奪在它自己手中,這事實就創造了官僚與全國財富之間一種新的,前所未聞的關系。生產資料屬於國家。但國家可以說是「屬於」官僚。假使這些尚屬全新的關系固定下來,假使這已變成規範並且合法化了,那麼不管有沒有工人的抗拒,長久下去,它總是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所獲得的一切社會勝利品完全消滅的。可是現在來說這種事,至少也嫌太早。無產階級還沒有說出他的最後一句話。官僚也還沒有為他們的統治造成特殊財產形態的社會支柱。他們被迫保障國有財產,看作他們的權力與收入之來源。他們的活動,在這方面說來,仍然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武器。[15]

看到這些文字,蒙迪·約翰斯通怎麼還能控訴托洛茨基是在宣稱資本主義復辟會在蘇聯發生?如果不是因為他讀過這本著作後對於所做出的分析沒有影響,那只能是他根本對於他所讀過的是無法理解的。這是進一步的可能性,不過我們不應當妨礙讀者們的注意。這也足夠指出,如果英國共產黨共青團的成員希望了解在托洛茨基筆下是如何看待俄國的,那他們應當求教於托洛茨基本身的著作,而不是全憑他們的「理論家們」的公正性。然而,約翰斯通文章中則插入這樣的說法:托洛茨基預期了在戰後蘇聯的失敗與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勝利!。(參見《我思》,P. 33)

「然而我們能希望未來大戰時蘇聯不致於失敗嗎?對於這個坦率的問題,我們也要坦率地回答:?如果戰爭始終限於戰爭,則蘇聯之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在技術,經濟和軍事方面,帝國主義是無比強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痹,帝國主義一定會鏟除那產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16]

托洛茨基接著以如下的文字給出了對於國際間階級平衡的明確分析:

「戰爭的危險和蘇聯的失敗是實在的,但革命也是實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發來阻止戰爭,那麼戰爭就將幫助革命的爆發。第二次分娩一般總比第一次容易些。大戰發生後,不需兩年半便會出現第一個暴動。而且,革命一經開始,這回就不會半路而廢。長遠來說,蘇聯的命運不是由總參謀部裡的地圖來決定,而是由階級鬥爭的地圖來決定。惟有歐洲無產階級堅決地反對其資產階級以及與資產階級同一陣營的「和平朋友」,才能保衛蘇聯,免遭毀滅,免遭「同盟國」的暗算。若是無產階級在好些國家得到勝利,即使蘇聯戰敗了,那也不過是短時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國主義仍舊操縱了蘇聯以外的世界,則蘇聯無論如何戰勝,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遺產。 」[17]

二戰結束後,蘇聯所面臨的情況是如何?在1945年,俄國因2700萬人死亡的巨大損失而受苦。俄國鋼鐵的產量為八百萬噸,比不上美國的一億兩千萬噸與英國的兩千五百萬噸。另外英美帝國主義強權的武力還是維持著水平——歐洲的戰事很大一部份是由於蘇聯與納粹德國之間荷馬史詩般的鬥爭才得以解決。美國帝國主義手握原子彈自重,而俄國還沒有。

所有英美帝國主義的詭計都建立這樣的情況上。他們的政策就是同時耗弱德國帝國主義和蘇聯,保留實力以扼殺成功擊敗希特勒的蘇聯。而為何這個計劃流產了?1945年是什麼力量阻止了英美的帝國主義?如同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解釋的,紅軍是保衛十月革命成就最有力的因素;但是面臨到勢力平衡中如此一面倒的不利,紅軍再如何的英雄氣魄也無能為力。

蘇聯之所以能獲救是靠「同盟國」軍隊的革命情緒以及當時歐洲的革命性運動。希特勒失敗後,任何要對蘇聯展開攻擊的意圖都會引發所有英美帝國主義軍隊內部士兵的反叛。托洛茨基已經設想到會如此,而這也被事件的發展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對於俄國工人而言,二戰悲劇已經付出了的可怕代價,是斯大林與官僚在戰前時期所追尋罪惡性質政策的結果。這不只是因為斯大林為了削弱德國與西班牙工人士氣的國際性的機關算盡,並且導致了法西斯主義在這些國家的勝利。大清洗審判造成蘇維埃武裝勢力和經濟上的分崩離析,蘇聯國防力量的破壞激化了納粹的攻勢,並且在造成在戰爭初期,當百萬蘇聯軍隊面對納粹不戰而降時一系列恐怖的打擊。這無關軍事劣勢的問題,而純粹是由於大清洗而導致的紅軍領導層的真空狀態,以及那些歇斯底裡地譴責托洛茨基「悲觀主義」的斯大林與官僚的短視近利,讓蘇聯陷入面對法西斯攻勢時卻毫無防備的狀態。

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

蒙迪·約翰斯通關於斯大林主義的起因還談得不夠。他無處不放置有關於「違反社會主義法治」的奇怪說詞。盡管有著關於「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的分析」所有浮誇的說詞,但是在通篇文章裡頭卻沒有半點分析的成份。約翰斯通在托洛茨基的短語裡鑽漏洞,無視文本,並且從不同著作中把各種訊息人為的拼湊起來。因此他一方面叫罵托洛茨基是對中央計劃上癮的「大官僚」;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托洛茨基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的態度分屬成「失敗主義」!

列寧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基礎是什麼?列寧害怕這個階層會讓革命窒息,並且准備復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復辟沒有發生,約翰斯通急欲點出的托洛茨基的關聯性,而原來托洛茨基也預視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不過就如列寧所解釋的,歷史知道社會轉變的所有形態;不只是只有社會革命與反革命,還有政治上的革命與反革命。

對蒙迪·約翰斯通文章的讀者來說,在整個歷史時期可以透過一個人的專政就把(扭曲的) 「社會主義」傳達出來,似乎是另人費解的。實際上,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中,就有許多在相似過程中的案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聲稱本身是受克倫維爾的維護。法國大革命經歷許多時期,最後還是屈服在拿破侖的政治反革命下。法國的反動代表的不是封建主義的復辟,而是一個雖然是棲息於由革命建立的新形態資產關系的反革命政權,波拿巴主義。

當然,在任何意義上,如果理解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者托洛茨基的文字,還能假設把社會主義和這一類專政撮合起來,那就是極其荒謬的。但是俄國所有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再者,這一專政是發生在某些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在一孤立無援的落後國家,被各種外來的巨大階級勢力所牽制。想像在這些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是經歷不了一系列內部的轉型的,而是必須一直維持在原始性質的形態才是能夠想像的——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相反的——從社會所發生的過程中竊取革命才是可能的。無產階級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無法隨便就與來自階級社會的各種壓力絕緣的。

試圖要擺脫蘇維埃機構的官僚化威脅,列寧對於在沒有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協助下而能夠解決問題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在這點上他完全是正確的。就如列寧與托洛茨基所設想的可能,西方革命的失敗沒有導致資產階級反革命。但是那些由俄國被孤立的革命所產生的社會過程,引起了工人國家往集權主義的轉變,在斯大林底下的國家就是波拿巴主義怪物,並且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把一些最醜陋的惡習去化後依舊繼續下去。國家把自身置於群眾之上,偷取階級的統治職能,毀壞了僅存的工人民主,並經由整個「老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予以物理性質的泯滅來把它的勝利封存起來。

閱讀列寧的著作時,最出色的部份莫過於那種絲毫沒有一點的傲慢,那些斯大林主義用來吹噓的語言。列寧在他關於蘇維埃國家的寫作上一向是誠實、務實、真實的。當時他們有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一個工人國家,而列寧也不諱言的加注是「伴隨著官僚變態的」。不同的是當時的蘇維埃國家正移動到社會主義的方向上。不平等仍然存在,但是自覺地在平等的方向上努力,削弱公務人員特權與權力,讓工人涉及他們生活上的經營,還有國家與工業的管理。那今日又是如何?唯一能分辨出蘇聯是工人國家的只剩下國有化的經濟與計劃;這些是十月革命僅存的成就。這些對它們自己來說是構成了前進的一大步,但它們仍然無法保證往社會主義的成功過渡。

與這些能夠經由計劃經濟來引導至工人們更大的公平與自由的進步相去甚遠,由於工人民主的遏止,上層階層之間最蠻橫的腐敗與特權不受阻礙在滋長中。

就算是沙皇統治下,來自上層的「改良」,也都要出自於對基層發動革命的恐懼而被制定出來。官僚們不會觸及他們特權與權力的基礎。就算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施舍,只要讓它們能遲疑一會兒,下一秒就會被收回。

官僚會「消亡」嗎?

「但是,他不了解壹種不確定甚至長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和非民主、非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之間不安且對立性的共存是有可能的。前者遲早(雖然痛苦的,不均的,且不是「自動化的」)會將社會推向上層建築的改革(?),並將其更加吻合於其經濟基礎和逐漸發展(?),受過教育的勞動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意願。」(《我思》,P. 30)

斯大林主義官僚權力的興起是扎根在俄國社會的落後性質,但預設官僚會隨著經濟的前進而輕易地「消亡」,這是一個由自由主義的「漸進主義」心態所形成的粗糙的錯誤。在相對健康的,官僚變態較無關緊要的工人國家情況下的確如此,比如說列寧與托洛茨基時期的俄國。但蒙迪約翰斯通的重點是為了粉飾目前蘇維埃官僚構成一個特權團體,一群新的達官貴人,並且官僚數十年來已成長為慣常的君臨整個社會的事實。這其中包括了政治權力、國家機器、大型媒體、警察與武裝部隊的壟斷。官僚數十年如一日一般的持續展示著,自身能夠對即使是最溫和的反對,也能變得更加殘忍與野蠻的鎮壓。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解釋了國家的上層建築是如何從社會各階級的矛盾中間生長出來的。但是為了要建立起來,國家總是傾向獲得某種程度的獨立性,以及它自身的運動。這就是馬克思與列寧在談及國家權力時所指出的: 「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後所采取的措施,是設計藉由工人所控制的最嚴密的檢查與監督,防止在蘇維埃國家機器中某些勢頭的發展。但自從斯大林主義官僚得逞後(如同約翰斯通被迫承認的),把自身做為一個特殊的特權團體提高至社會整體之上,打擊官僚的問題就轉為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了。官僚各種既得的利益,以及它以自身名義行使統治而與工人完全地相異化,也就意味著新的革命性鬥爭就變成必要——一場政治革命——借以掙脫官僚警察統治的枷鎖。

為何官僚會頑強地攀附在權力上?是否在它們心理層面的粉飾有一些奇特的特征?是否都是「個人特質」的問題?不盡然。就像歷史上其他的統治階級、種性與群體,蘇維埃官僚行使國家權力來保護它在社會中的特權地位。比起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會老實交出權力並且由工人階級奪得,官僚不會有任何自身自願「消亡」的跡像。

蒙迪·約翰斯批判托洛茨基對於1936年斯大林憲法的批判是「吹毛求疵卻又考慮不周的」,此一憲法取消了蘇維埃系統的選舉制度,並以接近資產階級民主的另一憲法(表面上的)取代: 「如他(托洛茨基)對於1936年頒布的憲法錯誤的批評了其民主的條文,而不是這些條文在當時蘇聯的現實情況下得以且固然被斯大林踐踏而喪失了重要性。」(《我思》,P. 32)

約翰斯通是在自打嘴巴。什麼類型的「憲法」是不能實施的?而這一憲法又如何可以被一個人「踐踏」的?這僅僅是斯大林的怪誕思維嗎?又或者是「個人特質」的強大?我們之前已經說過了,我們就再重復一次:一個思想獲得大量支持並變成人類事件中的一股力量時,它必然要表現出某一階級或群體的利益。 「個人崇拜」的「理論」是無法解釋在斯大林下俄國的任何事物的。必須提出疑問:那些斯大林所實施的,對工人民主的壓迫,對工會的鉗制,取消法定的最高薪資措施,軍隊中獎章制度、軍禮、隨從官的重新引進,以上這些措施的獲利,對誰來說有利可圖的?這些利益都反映在列寧所反對而鬥爭的,那些多數官僚的斯大林主義反工人階級政策上——百萬個國家公務人員、黨、軍隊、集體農舍和工會。

「但這些是什麼?」約翰斯通如是宣稱,是由百萬人所構成的一個團體!你口中的官僚是包含了:

「所有黨、共青團、政府、合作社和集體農舍的領導、官員、管理人、技術士、工頭、以及他們的家人,他們來自於工人和農民階級中最進步的部分,在斯大林死是有約兩千兩百萬人。」(《我思》,P. 33)

約翰斯通以一種傲慢的態度草草結束論證,兩千兩百萬人的一個統治團體?有人聽過這類荒謬絕倫的事嗎?約翰斯通沒有解釋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的階層,而是由一系列不同階層組成的。托洛茨基不會用斯大林派與勃列日涅夫派去定義地方的黨書記,如同我們也不會獨斷地定義路口轉角的小販就跟富豪洛克菲勒和蓋蒂都是一樣的資產階級。

如果壟斷資本家最頂端的百分之一是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唯一支柱,那這個系統只消一天就會瓦解。但是資產階級所用的是整個次級與更次級剝削者中間階層的手段來維持統治。東方的斯大林主義官僚也是類似的現像。斯大林集團是由於背後百萬公務人員做為靠山。這也就無法避免斯大林將委任的無數小公務人員(而野心卻不小)在集權陣營中帶往可怕結局。在奧圖曼帝國,乃至於其他專制國家,地方官員都要為整體官僚的罪行而做為代罪羔羊。

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與新的無產階級波拿巴政權之間以鮮血劃分界線。對於十月革命的思想,還有工人民主的精神與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主義感到恐懼,他將整個「老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屠殺殆盡,之後對任何人,包括他那些還留有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十月革命傳統連系的支持者們,都予以相同的對待。大清洗就像托洛茨基解釋的,是一場由官僚發動的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單方面的內戰。蘇維埃國家的「領袖們」與十月革命沒有任何相似之處。赫魯曉夫派、勃列日涅夫派,以及柯西金派,這些三零年代的流氓與走狗世代的所有成員,都是越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屍骸而爬上權力。

目前蘇維埃波拿巴政權內部的矛盾越發清楚地裸露出來。知識分子之間的反叛運動是即將到來的各種事件前兆。馬克思主義者了解知識分子不會因此成為一個階級,而是社會中各個階級運動與壓力最為敏感的社會階層。因此,1956年的知識分子的運動(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都做為工人階級革命性運動的先導。

格外重要的是其中某些顯眼的蘇聯政權反對者,本身是前官僚體制的成員——如近來由「退伍」將軍所發起的克裡米亞韃靼人事件。官僚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下被內部各種矛盾所糾纏而分裂。官僚中與工人階級有所接觸的較低階層——地方公務員、共產黨基層人員、軍警中的低階人員以及小型部門——當頂端的官僚們被架空時,他們會像1956年在匈牙利一樣的與工人並肩而行。匈牙利工人面臨的唯一阻礙是集結在國家保護局AVO(State Protection Authority)——令人發指的政治警察,最後的下場是在受盡他們罪行恐怖的無產階級手中迎來血腥的終結——的流氓無產階級渣滓。

與蒙迪·約翰斯通「漸進主義」的幻想相反,直到俄國與其他變態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被新的政治革命所推翻,蘇聯要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是不可能的。這次的革命不是針對改變現有財產關系的一場社會革命。蘇維埃工人不會要走回資本主義的老路,而是在工業與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前進,並走向比列寧與托洛茨基時代更高層次的工人民主,以及走向社會主義。

反官僚革命會是一場奪取國家與工會控制的革命,擺脫特權寄生蟲的掌控,並重新導入一個能夠蔚為楷模與世界工人們鬥爭烽火的健康工人民主,而不是在世界工人們眼中被怪異漫畫的既成事實而導致無數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害的印像。而且我們對於俄國的說法同樣適合在那些資本主義與地主制度已經被推翻的國家,即:東歐、中國、古巴、北越、朝鮮、敘利亞與緬甸。

什麼樣的社會主義?

「如果我們要對托洛茨基政治主張做出有意義的評量,我們必須避免隨意抽出歷史脈絡的定義和無用的文字游戲。」(《我思》,P. 28)

如果這就是我們看待托洛茨基政治主張的有意義的評量,那我們最好再看看別的。蒙迪·約翰斯通在整篇文章中沒有一處解釋托洛茨基真正寫出的斯大林主義與蘇聯的關系。他自我設限的把引用的片段孤立起來,這麼設計並非要讓讀者更了解托洛茨基的主張,僅僅是要讓托洛茨基看起來愚昧無知。運用這個模式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身上也是「非常管用」的方式——資產階級教授也經常如此!約翰斯通不能或不想了解的都是同樣的現像,這個現像會在不同條件下會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對於俄國資本主義復辟可能性的問題,除非西方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與托洛茨基都將其視為必然。事實上在1927-31年間這是有可能的。但在托洛茨基最後的著作《斯大林評傳》裡,已經得出結論,斯大林主義政權因為一些原因有可能以現有的形式持續數十年。

就以「任意妄為」而言,讀者們注意到,比起陷入如此無原則的討論,約翰斯通同志並非快速否認這樣的思維。社會主義是指: 「一個沒有階級、商品、貨幣與國家」嗎?又或者,是「各種生產手段轉為整個社會的一般財產」?約翰斯通的最後結論是「大範圍的合作社生產」— —然後一副勝利者姿勢的總結「社會主義」已然建立,不只是在蘇聯,在另外十三個國家也是如此。

這個時候,我們也就不必跟約翰斯通的「定義」瞎攪和了。毫無疑問「大範圍合作社生產」的成份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質。但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全部嗎?約翰斯本人都不敢貿然回答。他在第30頁寫道:

「在三零年代達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當然僅是社會主義的骨架,並需要幾十多年的和平發展才能夠完全克服俄國落後的遺毒並呈現了壹個完全發展,繁榮的,融洽的,以及有文化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重點)

在約翰斯通看來,一切事物在斯大林的俄國自然是不夠好的。但它們直到現在是社會主義的唯一的「頂梁柱」...好的,約翰斯通同志,我們來談談這個當下吧!在你看來蘇維埃社會是「一個發展完全、繁華、和諧並文明的社會」。挺不賴的,但那些有關貪腐的報導呢?蘇維埃的領袖聲稱他們正在「建立共產主義」——人類社會最高最文明的形式——而他們還對於經濟罪行還是需要死刑。兩年前《晨星報》報導了以莫斯科地區的輕工業巨子因為侵占而被射殺。蘇聯內部的腐敗也是「穩定發展」。薪資嚴重的不平等有怎麼說呢?有500個百萬富翁他們的確非常「繁華」。而俄國與捷克的官僚們又能夠「和諧」到哪去?又或者這個字眼是意指社會中所有反對事件的情況都被無情的殲滅了?以「文明」的標准來說——他們以履行蘇維埃憲法為罪行,把作家們抓到「矯正」的勞改營裡。

1935年,斯大林吹噓蘇聯的社會主義建立「已然完成」。當時死刑還適用於十二歲的孩子!事實上,每幾年蘇維埃官僚的官方說法都是「社會主義」即將「完成」 ;社會主義一天到晚在「完成」已經變成蘇維埃工人茶余飯後的笑話,官僚們在斯大林死後開了一個更糟的玩笑:不再是建立「社會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在二十年內!

當然,當我們越靠近這二十年的期限,在俄國的共產黨媒體上就越少看到」共產主義的成就」!因此約翰斯通在30頁又寫下:

「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期聲稱能夠在可見的未來過渡到共產主義,如今普遍被視為(!)是充滿巨大誇張的。」

確實如此,約翰斯通同志。但你在第22屆黨大會時,在共產黨讀者文摘是怎麼描寫這一「充滿巨大誇張的」的?當時你忙著要兜售這些話語給你的成員們。現在這些話似乎又要有所變動了——卻不對基層黨員做出任何解釋!這個轉變簡直是「稀疏平常」——這一公式似乎就是這些羞愧「理論家們」的遮羞布,昨天他們還贊揚赫魯曉夫,前天則歌誦斯大林,並且准備像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換新衣一樣地把整套思想和原則換掉。

任何會思考的共產黨黨員都首先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立,如果資產階級已經被清掃完畢而克服了階級鬥爭,那為什麼他們還不允許工人民主的權利?如果我們認為現在在俄國以及任何工人國家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那又為什麼要嚴禁任何形式的工人政黨表達他們的反對觀點?如果社會主義主真的已經建立,蘇聯實在沒有什麼好怕的。就算允許資產階級政黨參政,也不必假設他們會從事恐怖與破壞活動。你大可允許前剝削者們在報紙刊登滿版的呼吁重返有錢人老板、哥薩克騎警、大眾文盲的「舊時好光景」。他們都會被工人們投以異樣眼光,就像G·K·卻斯特頓呼吁重返「歡樂英格蘭」的封建制度而被英國資產階級「公眾」視為怪裡怪氣的人物一般。

我們把問題換個方向:如果社會主義(不只是國有化計劃經濟,並且是「因應人類需求調整的有計劃並合宜的商品生產」)真的在俄國建立了,那麼外在與內部的反動都會被癱瘓。一幅真正「發展完全、繁華、和諧並文明的蘇維埃社會」的畫面,會在西方國家的工人心中鍛煉出深刻的影響。面向社會主義轉型的衝動是無可抵擋的。但現實生活是如何面對約翰斯通同志的「美麗公式」?蘇維埃現實生活能鼓舞西方國家工人往社會主義移動相去甚遠,是無法與資產階級相抗衡的,並且資產階級還能指著俄國、東歐與中國的集權主義惡瘤來嚇阻他們本國的工人。 「想要共產主義?」他們貓哭耗子的說「看呀!那就是'共產主義'!柏林圍牆就是共產主義!1956年的匈牙利就是共產主義!勞改營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黨」的辯護士們只能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標簽來竭力掩飾集權主義的惡心外貌。他們不會成功將俄國官僚洗白——只會讓工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失去信心。

蒙迪·約翰斯在處理一國社會主義建立與否的問題上,不是用馬克思主義,而是用詭辯的方式與糟糕的邏輯。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問題不是以邏輯的定義,而是以歷史的辯證性訂定。約翰斯通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引用了「定義」,卻沒有解釋這本著作中所記載的,一個工人國家能夠往社會主義移動的過程的分析。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給工人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成立奠定以下的條件:

1.全體人民自由而公平的選舉權,包含即撤換任何官員的權利。
2.官員薪資不得高於技術工人。
3.廢除軍隊和警察,以武裝民兵替代。
4.所有管理任務要漸漸讓所有人都能完成——每個廚都應該要能當一名總理—— 「當每個人都是官僚的時候,也就沒人能成為官僚。 」

這些列寧奠定的條件不是要給「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要給「共產主義」的,而是要給工人國家最初階段的——由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轉型的階段。列寧不曾玩弄過什麼「社會主義」的定義。工人國家的條件不是列寧發明的。這些條件是由工人階級的歷史經驗總結所構成的。這些條件是萃取了1870-72年巴黎公社經驗的精華,並且以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為基礎,並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做出精湛的分析。

唯有靠工人主動、有覺悟的參與來運作社會、工業與國家,向社會主義的轉型才能完成。這一切不能和和氣氣的放手給「共產黨」的官人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所有觀點都以此一事實為基礎。為了對抗無政府主義者思想上的混亂,馬克思論證工人們需要一個國家來攻克剝削階級們的反抗。但,一方面馬克思的論述被改良主義者與斯大林主義者為了自己的詭辯而扭曲,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集權主義鬧劇已經據稱在蘇聯建立了。但如列寧所強調的是,無產階級需要的國家只能是「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或以馬克思的話來說,是一個「半國家。 」

在列寧與托洛茨基時期,蘇維埃國家是為了促使工人進入管理與控制的任務,以確保削弱官僚習氣與國家權力的「社會職能」而不斷的進步所建立的。為了阻止特權團體的形成,而對薪資與官員權力與特權執行嚴厲的限制。由於普通的落後性質以及熟練工人的缺乏,而訂定薪資差距不得超過四倍。1919年,一個人民委員會委員(等同於一個內閣部長)只能領取與工人相同的薪資。資產階級的專業人士可以領取多一些——但一個黨員同時身為專業人士同樣也只能領取工人的薪資。

斯大林於1931年將最高法定薪資限制給廢除了。今日俄國工人的平均月均薪資是八十到九十盧布(約二十五英磅,如果在官方通膨時,最高為四十英磅)。但部長級人物的月均薪資卻是五千盧布(一千二百五十英鎊至二千英鎊)且不算可觀的「油水」可撈,如未核定的開支,人的療養院、劇院、別墅、酒吧,等等的。當托洛茨基締結紅軍時,紅軍同時是以同樣的國家工人民主觀點為基礎;舊沙皇時期的軍服、等級、獎勛等等的階級區別的傳統都被廢除了;沒有任何特權官員團體;紅軍官員的組成自由,在「等級」上也是平等的。在斯大林時期,所有的「廢物」全都再次引進了;所有的軍官職務都重現其拜占庭式的華貴:等級、獎章制度、軍禮以及私人侍從官——所有舊團體與等級崇拜、阿諛奉承,在三零年代全都復活了。今日在俄國與東歐,軍事服役代表的是兩年的微薄薪資的辛苦勞動,同時將軍與元帥是所有等級的主宰。如在保加利亞,工人的月均薪資約一百列弗,士兵一百五十列弗,基層官員則是兩百列弗起跳。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軍隊會以一種更快的方式揭示所有社會矛盾。

當然,不會有馬克思主義者假設社能夠不經過中間階段,就立刻從資本主義躍進到社會主義,尤其又是在一個落後國家。但如同列寧所解釋的,過渡時期的本質是,當人民大多數投入到社會運作的計劃工作時,國家權力的逐漸削弱。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問到,不只是關於現有的社會本身,還有社會本身移動的方向。在列寧與托洛茨基時期,蘇聯正由無產階級專政往社會主義的方向移動。在斯大林、赫魯曉夫以及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是一個極度變型的工人國家——保留了生產方式國有化與計劃經濟,卻是由一個集權者控制,一黨專制的國家,這個國家不是往社會主義方向移動,相反的,是往一個寄生物統治集團的更多財富、特權與權力的方向移動。

蒙迪·約翰斯通食之無味的「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立的保證,已經構成對所有馬克思與列寧的思想的巨大毀謗。他一面是所有現今統治集團的承諾,另一面則是異議,盡管這一切由於1956年對匈牙利工人的血腥鎮壓,特權、貪腐的持續存在,俄國內部的抵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的文字獄,對托洛茨基以及「老布爾什維克」著作的持續抵制,對於如烏克蘭人與克裡米亞韃靼人的威脅, 「官方」歷史的明顯偽造,反猶太主義等等的族繁不及備載,而已經失去價值。蘇聯官僚的統治已經使「社會主義」一詞臭名遠播。蒙迪約翰斯通,這一切都是斯大林主義與國際間共產黨領袖的重大罪行。

各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墮落傾向

「雖然我們必須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來汲取許多正面及負面的教訓,馬克思主義尚未對於斯大林主義做出的根本批判,是不會以托洛茨基的提論為出發點的。然而就連他不時做出的犀利見解,仍然是源於根本上是錯誤的社會學模式,這也阻止了他得以了解蘇聯社會的發展常規,或掌握了(固然是全新,前所未見的)斯大林主義現像及其復雜性和多面性。這也造就了歷史對他做出的上述主要預測的刻薄否定。」(《我思》,P. 33)

我們已經評論過以非歷史的方式,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預測」的「處理」。非常遺憾地,他並沒有談論某些斯大林的,或者過去數十年來西方國家共產黨領袖所做的「預測」。他沒能敢引用這些言論。他也不必以訴諸扭曲使這些言論表現完全離開現實的渠道!

我們希望能展示出,至少是以概論來說,托洛茨基是如何給出斯大林主義「誠然是新的且沒有前例」現像,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我們仍然在探求那些勃列日涅夫式的與柯西金式的,杜特式的與克盧格曼式的,那些「精湛、深奧、多面向的分析」。歷史會公平處理這些言論——因為這些言論從未發生過!

那歷史對托洛茨基那些最重要的預測是如何「苛責」的?在1928年托洛茨基的《列寧之後的第三國際》中,他寫道,如果第三國際接受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必然要導致第三國際朝著民族主義墮落:

「革命的愛國主義只能是有階級性的愛國主義。它開始的時候是一種對黨組織和工會的忠誠,到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時就發展為忠於國家的愛國主義。只要政權掌握在工人手中,愛國主義就是一種革命義務。但是這種愛國主義必須是革命國際主義的不可分離的一部份。馬克思主義一向教導工人,即使是他們為爭取提高薪資和縮短工時而進行的鬥爭,如果不是作為一種國際鬥爭的話,也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可是現在突然出現了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僅僅依靠民族的力量就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這是對共產國際的致命打擊。

根本的階級目標甚至比局部的目的更無法用民族的手段或者在一個民族界限以內實現。這種不可動搖的信念正是革命國際主義的核心。然而,如果可以通過一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界限以內實現最終目的,那就摧毀了國際主義賴以成立的根據。已經奪權的無產階級對工人國家的愛國主義和國外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失敗主義立場之間,本來有​​ 著緊密的內在聯系,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卻在思想上摧毀了這種聯系。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尚在取得政權的途中,他們用什麼方式方法向這個目標邁進,完全決定於他們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當作一個國家的任務,還是當作國際性任務。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那麼人們不僅在奪取政權以後,而且在奪權以前就可以相信這個理論。如果在落後的俄國的民族範圍以內可以實現社會主義,那麼就更有理由相信先進的德國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到明天,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會著手鼓吹這個理論。綱領草案使他們有權利這樣做。再隔一天,法共也會起而效之。這將是共產國際沿著社會愛國主義的路線分崩離析的開端。[18]

托洛茨基提前幾十年在這些文字中精湛地預示了第三國際的瓦解,以及各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墮落。在將第三國際犬儒式的當成蘇聯的邊境守衛後,斯大林於1943年,做為對他對帝國主義同盟的示好,輕蔑視地將第三國際解散。在當時,在戰爭的衝擊下,意大利、希腊、中國、東歐、英國,百萬工人向革命方向移動,而第三國際被邀請到歷史的垃圾堆中去了。

確實,由於某些理由,斯大林主義從二戰展現暫時性的強勢。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更進一步的破產;在二戰結束時資本主義無力再干涉對抗俄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工人階級的革命性運動以及「同盟國」軍隊的情緒,麻痹了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對於在東歐與中國干預上的無力,加上在這些地區資本主義的腐敗,導致推翻了資本主義與地主制度,根據蒙迪·約翰斯通的說法,這些是對於托洛茨基錯誤質疑了斯大林主義反革命性質,所無法反駁的演示。他沒有提到法國的情況,在法國,共產黨藉由黨員在二戰中英勇地對抗而獲得群眾支持,得以進入戴高樂的聯合政府;或者是意大利,當時北方的一些城市在工人的掌握時,斯大林指示共產黨要支援「前法西斯份子」佩特羅·巴多格裡奧;在希腊,二十萬人由共產黨領導的強大游擊隊被告知要放下武器並「等候選舉」,而Grieva的右翼暴徒則在街上射殺共產主義者。 ;或者是英國,在這裡共產黨主張與丘吉爾一起組成一個「民族陣線」政府!

中國與東歐的地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國有化計劃經濟,對世界範圍內的帝國主義而言是一記重拳。特別是1949年中國紅軍的勝利,是繼俄國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後,二十世紀第二大的偉大事跡。由於這場革命,數百萬中國農民大眾第一次站上歷史的舞台。

這些發展在當時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間頗受歡迎,這些人不曾懷疑這些落後國家能開啟克服半封建時期所留下的問題的歷史任務。但我們也完全了解,在中國與東歐所發生的這類「革命」當中所隱含的矛盾。我們了解這些革命是由斯大林主義者領導階層以波拿巴主義風氣所執行的。將紅軍做為攻城炮,俄國官僚打碎虛弱、拔去利牙的資產階級,並在這些區域安置他們自身的衍生物。在階級間追求平衡,他們以莫斯科的形像創立了國家。工人蘇維埃的統治,被斯大林主義俄國模版的「國家」變型的一黨專政國家的所有可怕的畸形所取代。東歐與中國的「革命」是從俄國革命的終結——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畸形政權——所開始的。

自二戰後,我們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見證了托洛茨基對「一國社會主義」分析的真實性。與蒙迪約翰斯通所指出的團結地、和諧地的社會主義集團不同,首先我們看到的惡心至極,在戰後俄國官僚對東歐的壓迫與掠奪,接著是沿著民族主義分裂的斯大林主義者的「集團」,由南斯拉夫的崩潰的開始,並以俄國與中國「社會主義」的軍隊在邊境衝突中以坦克、戰機、槍炮的互相殘殺做為終結。

十月革命以它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的號角贏得了進步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注意。布爾什維克以「沒有兼並與賠款的和平」做為呼吁,包括德國在內,在所有交戰國中厭戰的工人心中演奏出反響的旋律。由於德軍基層大量的不滿,而能在階級路線進行宣傳與團結,在稍後的協約國武裝干涉中也起到同樣作用。

二戰期間俄國官僚在它的宣傳中使用了最無恥的沙文主義偏見。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主張不同,官僚們以輕薄的偽裝宣揚「唯一的好德國人是死德國人」的思想。而這種反德國因子仍然布滿在斯大林主義者的宣傳中。俄國官僚的政策是:讓德國工人為希特勒的罪行付出代價。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罪惡的行動讓希特勒的勝利變成可能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斯大林與德國共產黨所造成的。在戰後一千萬名德國人被強制驅離出東歐,其中有兩百萬人在過境時因為野蠻的條件而遇難。

在戰後的幾年間,俄國官僚掠奪東歐,而東德付出了一百六十億美元的賠款,而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分別是五億七千萬以及四億。不只是對「敵人」,連東歐國家都被系統性的被掠奪了由俄國提供的工業鐵路等等的。因此,這些在戰後斯大林沙文主義者的罪行,造成在西德被驅逐的人民之間,反動運動的崛起,並且讓「共產主義」在戰前「歐洲的大紅旗」的德國工人階級間臭名遠播。

戰前東歐最為人所詬病的是它的民族隔離問題。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展現了他們無法和平與理性地處理從民族與語言的復雜拼湊織物中所提出的問題。這些民族隔離問題已經是東歐的災難,是延續了區域的落後性質與人民的貧困與苦難,以及對少數民族血腥鎮壓的最大因素。如果斯大林主義者還保有一絲絲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的傳統,他們會以一個合理的經濟計劃,並聯結蘇聯廣大資源與潛力,來提出東歐社會主義聯邦的口號。

東歐的「巴爾干化」是俄國斯大林主義者在戰後有意培植的,並必然要上升為現有的情況。如托洛茨基所預判的,每一個民族官僚集團都會看照「所擁有的」邊境!當時就算是在西方國家,資產階級都面臨了在民族市場與現代經濟勢必要求之間的狹隘限制的矛盾。當然,就算是在生產方式私有制的基礎上,對於此一民族矛盾也是無法解決。

此一民族「社會主義」的結果是可怕的。現在的南斯拉夫有三十萬人失業,在他們「社會主義」的祖國則有將近四十萬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到西方國家工作。隔壁的「社會主義」保加利亞呢?他們用著同樣的語言,由於半技術性的機具缺乏而有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企業工作[19]。捷克斯洛伐克與東德同樣拜主要是蘇丹德蘭德人的驅逐,與大規模從另人討厭的烏布利希斯大林政權的出走所賜的勞工短缺而受害。

然而「一國社會主義」最罪行重大的表現莫過於中蘇交惡。蒙迪約翰斯通指出1949年中國紅軍的勝利是「一國社會主義」與革命性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並非毫不相容的「證明」。盡管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在他們的蘇維埃「同志」的「兄弟般」的建言下還是奪權了。斯大林更贊成瓜分中國,或者是與蔣介石組織聯合政府!

看看蒙迪·約翰斯通對中蘇爭議的分析是十分有趣的,而這一分析打從他文章的一開始就沒有提到!這該做何解釋呢,約翰斯通同志?還是那句話是另一個「悲慘的錯誤」嗎?還是這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結果呢?如果斯大林的「個人特質」能將整個俄國以恐怖控制,相必毛澤東也是以他的強勢來控制七億的中國人民!事實上,蒙迪約翰斯通與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家」都不曾解釋過中蘇交惡。如果我們接受俄國與中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沒有任何解釋。

中蘇交惡(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毛澤東的軍隊奪取政權前,就已經以托洛茨基的各種預期為基礎而預料到了[20])在理論與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這是兩個敵對民族官僚之間利益衝突的結果。就像是在艾爾·卡彭的芝加哥的兩派黑幫火拼,俄國與中國的官僚互相都還沒准備好要和任何人分享他們的權力與財富,並妒嫉地守護「他們的領土」來對抗「兄弟般的同志」的入侵。

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中蘇爭議是一場奇怪的事變,在兩個正統健康的工人國家之間是絕不會發生的。這不只是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造成數不清的傷害,而且是站在對中蘇兩國工農利益的對立面。

任何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很久之前就應該會提出如下的初步要求:一個俄國與中國的社會主義聯邦。俄國官僚試圖要在亞洲讓蘇維埃遍地開花,礦產豐富的亞洲能夠讓整個蘇維埃人民的生活方向轉變。而主要的阻礙是勞工的短缺;蘇維埃工人不願離開莫斯科與列寧格勒而到中亞去。另一方面,中國的廣大人民為它的歷史任務提供潛力無窮的勞動力。當中國人跨越一條隨意且毫無意義的,切斷了所有自然單位的「邊境」時,他們仍然被紅軍單位所強制驅逐。同一時間,俄國官僚還為了開放西伯利亞而忙著與日本的財閥磋商。

他們犬儒式的叫喊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但不管俄國或中國的官僚都不提出真正國際主義的綱領,來聯結中俄兩個經濟巨人的人民利益。我們反而見證了邊境衝突的場景,俄國與中國軍人罪惡的謀殺案,而俄國與中國斯大林主義者更加罪過與險惡的宣傳,已經不只是沙文主義的程度,而甚至是種族主義的語調。

這就是蒙迪·約翰斯通的「十三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真相,是十三個集權主義國家,由十三個用機關槍與火箭炮的兄弟語言來互相對話的民族主義官僚統治!

不過托洛茨基的預期還適用於另一個問題上。托洛茨基在《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指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顯現民族主義墮落的危險,不只是在奪取政權後,同時在奪取政權前也是。今日的前第三國際黨派的立場是什麼?不論何處,取得政權與否,那些所謂的「共產黨」都顯露出所有民族主義取向退步的醜惡性質。

數十年來,國際間共產黨的「領導階層」都以一種真正卑賤的方式向俄國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命令叩首跪拜。他們的政策依斯大林的最新的謀算而由一系列矛盾曲折所組成;一會兒譴責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是「工賊」與「原法西斯份子」;一會兒又高喊與所謂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同進退;一會兒又面對希特勒以和平為由反對德國戰爭;一會兒在1941年以「民族利益」為由扮演最糟的罷工破壞者。

蒙迪·約翰斯通以操弄各種引用的手段試著「證明」托洛茨基對蘇聯的各種分析是相互矛盾的。但他的朋友們卻在政治上有著一系列翻船的表現,如波利特、杜特、葛爾蘭、坎貝爾等等都榜上有名。如此的謀算與馬克思主義與其方法沒有任何相似之處——這些不過只是證明了各個共產黨領袖完全無原則性的手段。

斯大林主義的神主牌在過去二十年造成了一系列毀滅性的打擊:南斯拉夫解體、波蘭的事件與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最糟的中蘇交惡,都弱化了俄國官僚在國際運動的大權在握。但「進步的」或「左翼」的共產黨領袖選擇如何詮釋「莫斯科路線」?回到列寧去嗎?這可差遠了。

各地的共產黨領袖挾著情況的優勢獨攬每個民族官僚的權力來各自占地為王。 「英國社會主義道路」、波蘭社會主義道路」——這些都是共產黨領導層民族心態,狹隘的聲明,並且決定在「自己的」國家守護守護自己的領導地位, 「遠離紅塵,不問世事」。

某些國外共產黨對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態度就是證明。對1956年俄國官僚行動造成的災難結果,他們「袖手旁觀」。葛爾蘭派、杜特派、約翰斯通派,對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沒有任何分析或解釋。 「是黨的領導層與入侵還沒切割完全嗎?你所要控訴又是什麼?」沒錯,同志們,但馬克思主義者該關心的不只是虛偽的舉措(右翼的工人領袖同樣也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切割」!),還有對事件的解釋。

勃列日涅夫與同伙決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他們害怕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絲絲民主讓步都能影響俄國工人。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自信與強勢,而是頭皮發麻的明。而葛爾蘭派與約翰斯通派還是一副這只是部份俄國官僚的「悲慘的錯誤」![21]

與莫斯科對峙的西方國家共產黨領導層的「獨立」立場不過是硬幣的正反兩面。一方面,我們看到葛爾蘭派與羅歇派不斷努力去迎合「他們的」民族資產階級「輿論」。新斯大林主義者的「新面貌」比舊斯大林主義者的還要醜陋。這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虛弱改良主義鬧劇。因此,每日工人報變成了晨星報,共產黨領袖們的聲明都強調他們的黨是非革命性的、尊重資產階級的,其深刻的愛國主義正要在英國來個「偉大」回歸。很顯現的,共產黨領袖們想證明他們能把民族曲調唱得比保守黨或右翼工人領袖還要嘹亮。每個大型共產黨都表現出英國國旗的性質;畢竟,這才是「我們的」旗幟啊...!

重要的是,那些相同共產黨的,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批評的「理論家」,在年五月風暴期間與結束後,卻同樣聲援法國共產黨與法國工會總同盟所扮演的可恥作用。

注釋

[1]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此段中文翻譯摘自林建華/孫國華,「列寧、史達林與'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https://read01.com/65QDDG.html,作者的重點。譯者注:由於現有的斯大林全集是被修改過的版本。格蘭特和伍茲在接寫來的段落有提及了這本書後來的修正。譯者也找到了這篇對於歷代史達林全集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格蘭特和伍茲所引用的段落來自於那本書的第一版(文中也正好翻譯了這段,完全與作者們所引用的段落吻合)。

[2]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俄國的工人政府和社會主義」,蔡漢敖譯,陳泰編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index.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141頁,「革命的階段,方向和前途」(PDF),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12.pdf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1卷,第65頁,《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PDF),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11.pdf

[5]本書譯者自譯

[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5卷,《皮季裡姆·索羅金的寶貴自供》( PDF),P. 187-18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35.pdf

[7]譯者注:「超級工業人」是斯大林/布哈林派指責托洛茨基工業化政策,認為其不切實際所產生的罵名。

[8]《關於莫斯科公審對托洛茨基指控的聽證會》(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Report of Hearings on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Him in the Moscow Trials,又名「杜威委員會聽證報告」),1937年4月於墨西哥召開,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session07.htm

[9]同上

[10]托洛茨基,《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吳繼淦、李潞譯,陳泰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52卷,P. 548(PDF),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52.pdf

[12]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何偉舊譯,向青、林廣廈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1.htm

[13]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作者的重點

[14]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

[15]同上,作者的重點

[1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8.htm,作者的重點

[17]同上

[18]托洛茨基,《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9]參見《經濟學人》雜志,1968年1月20日

[20]參見泰德·格蘭特,「論中國革命」 ,楊進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ed-grant/mia-chinese-ted-grant-1949.htm

[21]對捷克與法國事件的分析,請參見《SPARK》期刊, Winter 1968-69。也可參見Czechoslovakia: An Open Letter to a CP Militant (London) and Czechoslovakia (1968) by V. Karalasingha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lombo)


第九章 結語

扭曲事實比反駁這些扭曲要容易得多了。在本書中,我們僅僅處理了最重大的謊言和誤傳。但事實上,蒙迪·約翰斯通在《我思》文章中的手法與馬克思主義毫無關系。他並沒有以釐清托洛茨基立場的方式來對其作出斷論。他以篡改托洛茨基思想的方式來對其作出詭辯地嘲諷。這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以釐清對手論點再回應的手法大相徑庭。

但蒙蒂-約翰斯通立場的最終破產,卻被他筆下的一句話所揭示,這句話幾乎是在不經意間滑落的:

「馬克思主義尚未對於斯大林主義做出的根本批判,」他在第33頁中寫道,「是不會以托洛茨基的提論為出發點的…」

真相終於大白了!斯大林已經死了16年了,第二十屆黨大會已經閉幕13年了,而蒙迪·約翰斯通竟然還沒對斯大林主義做出「根本批判」!

這就是共青團和共產黨黨員們所冀望的「理論家們」所能提供給他們運動的驚人結論。托洛茨基的「模式」有著「根本性的錯誤」。那我們的「模式」呢?我們還在等著它成型呢!

筆者在此邀請共產黨黨員和共青團成員們對於蒙迪·約翰斯通的蹩腳借口做出自己的判斷。問問你們的領導們:為什麼你們無法提供給我們一套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分析和解釋?為什麼蘇聯領導們沒有做出任何分析?很遺憾的是,他們不會做出任何答復。現在,那些蘇聯「同志們」正忙著復活斯大林,忙著收回那些在50年代勉強做出的小讓步。當然,布列茲涅夫隨後就會被某位「進步的」官僚趕走,並為了不把工人們逼向抗爭而作出讓步。事實上,官僚們是願意為工人們做任何事的,除了下台之外。

共產黨領導們很顯然的不歡迎現在的討論。他們一再的試著延遲這個討論。但是當他們新的「獨立」、「民主」、「可敬」形像受到威脅時,他們也不敢否決。近年來震撼了世界斯大林主義的一系列事件在各國共產黨基層內興起了一股廣大的討論。而官僚們如果嘗試著鎮壓如對於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討論,則會導致如1956年的後果。局勢的發展迫使著他們的行動。

斯大林主義領導對於法國工人運動的出賣促使了共產黨內基層的強烈反彈和抗議。這些人,不同於他們的領導們,並沒有失去了他們的階級意識和改變世界的心願。如同英國,在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事件激發了最有意識的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們對於他們運動所面對的一些基本問題的反思。相信在意大利和其他共產黨內也有同樣的發展。

昨天,斯大林主義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中蘇交惡所震撼。明天又會發生什麼事呢?即將到來的時期會帶來新的國際性階級鬥爭。在戰後經濟發展下面誕生,但不被老一代的絕望和犬儒所污染的新勢力正蓄勢待發。意大利和法國工人們的偉大鬥爭只是未來的一小部分。問題是在西方的社會主革命和東方的政治革命兩者之間誰先會到來?

重大事件的炙熱會催生並錘煉新的革命勢力。這些勢力的一大部分,尤其是在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內,會來自於共產黨和共青團基層內。為未來重大的工作做出理論上的准備是這些組織內每一位同志們的責任。理論不是黨內「知識份子」盛上盤子的。所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必須努力的訓練和教育自己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手法、和傳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寫作並不是乏味無用的學術論文,而是蘊藏著一個半世紀以來前世界所有勞動階級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如果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們想要以建立社會主義運動來改變社會,那他們必須認真的面對這項任務。

在重大事件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干部的產生和投入英國和全世界不可避免的勞動階級運動中,必然會為建立和諧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鬥爭取得勝利。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惡夢將會成為不堪回首的遙遠記憶。而地球上生產力的發展,合並在一個民主控制計劃的系統下,將能讓藝術、文化、和科學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人類終於能夠屹立在一個從戰爭、貧窮、和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世界。

完筆於1969年八/十月


附錄A 「托洛茨基與他的理念」原文

蒙迪·約翰斯通

列夫·托洛茨基(1878-1940)在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是一名重要卻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他在1917年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扮演的領導新角色僅次於列寧。而大大小小的托派組織如今仍然爭相聲稱自己承襲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傳統。

1917年之前

托洛茨基出生於一個猶太富農家庭,在十九世紀末年輕時加入了俄國南部的工人運動。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他,由於參與革命活動而遭遇了長年的牢獄之災和流放。他不僅是這個世紀內最顯著的演說家和作家,更領導了在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於彼得格勒成立的工人代表議會蘇維埃來對抗沙皇暴政。在革命被鎮壓後,他在1906年被判終身流放至西伯利亞,而後戲劇性地逃亡海外。在1907年和1914年期間,他與他家人長住維也納,並成為一份俄國海外自由派報紙的記者,並同時編輯自己開辦的俄國社會主義地下刊物非法性的在俄國境內發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爆發之際,他認為整個戰爭是兩大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衝突而加以反對,並與列寧於1915年一同參與奇美爾瓦爾德國際主義社會主義者大會,雖然兩人都相當不認同彼此的策略立場。戰爭爆發後,托洛茨基先後遷址瑞士和法國。在被法國政府驅逐後他於1917年初抵達美國。

(a) 托洛茨基、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

當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將托洛茨基視為列寧的忠實戰友,以及在列寧死後列寧主義的真正代言人時,我們有必要曉得他與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只合作了不過六年之譜(1917-1923)。托洛茨基傳記作者艾薩克·多依徹雖然對托氏相當同情,但仍然相當公允地指出:「而此前的13或14年,他卻是在反對列寧的派別鬥爭中度過的他對列寧進行了猛烈的人身攻擊稱列寧是「一個馬虎的律師」、「是羅伯斯庇爾的一張令人反感的漫畫」、「居心叵測、道德上令人厭惡的」、「俄國落後的利用者」、「敗壞俄國工人階級道德的」等等。和他的這些誣蔑相比列寧的答復不但顯得頗有分寸,甚至很溫和。」[1]

托洛茨基的這些攻擊是基於他反對列寧試圖建立一個穩定、集中且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第二次黨大會上分裂成支持這個建黨策略的布爾什維克大會選舉出的中央委員會上的多數,以及訴求較為松散組織架構的孟什維克少數派時,托洛茨基支持了後者,並加入了他們所成立的五人影子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在回報會議經過時指出:「列寧被權力欲所驅使,把‘戒嚴狀態’和他的‘鐵拳’強加給黨」[2]。他於1904年脫離了孟什維克,但是仍持續地投稿於孟派報紙,並不時在海外代表他們,盡管在形式上仍然在1917年之前處於兩黨之外。托式在1937年回憶自己的生平時,巧妙地把孟、布分裂從1903年移至1904年,從而讓他自己看起來從來沒有加入過孟什維克,並加諸他的路線「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與列寧一致」[3]。然而在這段期間,他從來沒有放棄以孟什維克的觀點來看待布爾什維克黨,並在1904年題獻給他「敬愛的老師」孟什維克領袖阿克雪裡羅德的《我們的政治任務》一書中將對列寧的抨擊發展到極致,被多依徹譽為「在以往所有社會民主黨人寫的抨擊列寧的文章中,這是最刺耳的一篇。」[4](而托洛茨基在1920年出版他文集的時候,卻沒有加入這本。)

列寧在1902年出版的《怎麼辦》一書中解釋了勞動階級自己僅能夠發展出「工團意識」,也就是了解到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為自己經濟利益來抗爭的必要。社會主義意識則必須要從外部帶進勞動階級,而熟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們則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在1904年發行的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中,列寧則強調了黨內工人們必須將自己在職場內獲得的紀律性帶給較難培養紀律的知識分子們[5]。托洛茨基完全扭曲了列寧所闡述的工人與知識份子在俄國工人政黨內的互補關系,並嗤之以鼻地寫道:「根據列寧的新哲學…無產者們只需要經過「廠房學院」後,就可以教導領導他們的黨的知識分子們如何遵循政治紀律…而根據列寧的呼喊,俄國工人們明天就必須嚴正斥責「無政府派個人主義」…這些可恥而難以下咽煽動言辭,另讀者不得不震怒。那些昨天被你形容為自發性「工團主義」的工人們,今天卻必須要教導政治紀律。教導誰呢?教導那些昨天還必須要從勞動階級以外灌輸政治意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們。的確,不可能有誰比列寧更犬儒性地面對無產階級最好的思想傳統。」[6]

列寧清楚地指出他訴求一個民主性以黨大會為最高權力的政黨,並認為「在不造成混亂和分裂的前提下,黨內不同色彩思想之間的鬥爭是無可避免且必要的。[7]」而托洛茨基則以虛張聲勢的修辭和花言巧語來替代對於他對手立場的沈著評量,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他寫道列寧的作法將「導致黨的組織機構「替代」全體黨員,中央委員會將替代黨的組織,而一名「獨裁者」將會替代中央委員會。[8]」托洛茨基進而將「居心叵測」、「疑神疑鬼」、「剛愎自用」等罪名加諸於列寧,將他形容為「我們黨內反動派的領導。[9]」但是這也是托式日後感念以「對於其對手表示耐心和忠誠為他領導方式最重要特色[10]」的同一位列寧。

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的幾年內,托洛茨基扮演著「調和派」的角色,試圖掩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不同。而後者內部一大部分此時主張解散地下革命黨,並以一個合法的改良主義工黨取代之。列寧於1910年12月寫道:「托洛茨基謹代表他個人的動搖不定,如此而已。」在追蹤了托式年復一年的各種立場轉變後,列寧繼續道:「托洛茨基今天從這一派的思想裡剽竊一點,明天又從那一派的思想裡剽竊一點,因此就宣布自己比兩派都高明。[11]」在此前一年,列寧也抨擊他「這種媒人觀點」是為他調和主義的「全部思想基礎。[12]」、「他只要看見有什麼意見分歧發生,就馬上‘鑽空子’,從一方投奔另一方。[13]」當布爾什維克於1912年與孟什維克分裂並成立獨立政黨時,托洛茨基則與孟什維克,包括「取消派」以及各式各樣的反布爾什維克海外俄國人,成立了時日不長的「八月政團」回敬之。他的動機,源自於恣意反對能夠集結大部分俄國境內社會主義者們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列寧這位大師級的、專業級的利用俄國勞運的落後性來系統性散發的這些迂腐言辭,宛如一場荒謬的夢魘。」托洛茨基在1913年寄給孟什維克領導齊赫澤的信中說道。「列寧已經將報社《真理報》轉變成他自己宗派詭計和破壞性傾向的工具…總之,現在整個列寧主義都是建立在謊言和錯誤的基礎上,這也是他們敗壞的種子…這個壞疽遲早會在列寧派之中爆發。」他並且支持「摧毀與組織工人成立政黨的目標毫不相容,卻滋長在派系分裂糞土上的列寧主義的基礎[14]」這項策略。這封信是在十月革命後從沙皇秘警檔案中發現的。當黨史委員會會長奧爾明斯基詢問托洛茨基是否發表這封信時,托洛茨基回答此舉「時機不對」,並如家長一般的斷言:「當今的讀者們不會了解,不會用適當的歷史觀點去看待這封信,只會更被迷惑。[15]」這個動機與托洛茨基自己名正言順譴責的斯大林派掩蓋竄改歷史文件背後的用意,並無兩樣。

對於托洛茨基人生這段時期,多依徹評論道:「在1907至1914年之間的幾年,卻是他的生命史上唯獨沒有政治成就的一章…托洛茨基也沒有任何實際的革命成就可歸功於他自己。而在這幾年中,列寧在他的追隨者們的協助下鍛造了他的黨,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後來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長了才干,使他們在1917年能在黨內發揮領導作用。[16]」如我們所見,托洛茨基事實上在這段時期投身於阻撓黨的創建和發展。而他日後也認識到沒有這個黨,俄國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但那時,特別在組織方面,我還不曾清除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性。」托洛茨基在晚年承認「我患了對孟什維克主義的妥協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寧的集中主義的毛病。[17]」社會主義工人聯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18])並不願意對此多加解釋。雖然平常他們千方百計地挖掘其他人的政治過去,但是當當事人是托洛茨基的時候,他們就興趣缺缺。「為什麼要對這些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00年代的過節斤斤計較?」他們常質問共產黨員們。「在黨組織的問題上,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時已經認錯,而承認列寧是對的,並且從那天起駁斥任何引用他早年關於黨組織的寫作來攻擊列寧主義的人。[19]

然而事實上,雖然托洛茨基於1917年7月為了即將發生的十月革命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並在革命中扮演著出眾的角色,我們在托洛茨基這十四年的人生裡(在24歲到37歲這個重要的年紀)看到他完全無法在非革命時期為建立一個稠密組織的任務奉獻,無法融入並准備接受組織的共同領導和紀律。這樣的表現將會在革命風暴平息後再次浮上台面。他在1930年代試圖建立第四國際的這場慘劇中,又一次顯露了他自身無法成立一個穩固的組織,並在場邊怒斥能夠做到這點的人,正如列寧在托洛茨基八月聯盟崩潰時做出的評論[20]。托洛茨基早期對於列寧所做出的人身攻擊被他的傳記作者如此總結:「他當時表示出來的特點,在他一生裡都未能完全擺脫:他不能把人與觀點分開。[21]」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和他們的刊物《通訊報》也承襲了這些特點。如果我們忽略托洛茨基在對於布爾什維克早期14年間所做的鬥爭,或由於托洛茨基聲稱[22]列寧在1917年11月在革命期間(而托式黨齡不到四個月時),在認識到無法與孟什維克聯合的情況下所說的一句「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23]」而宣告全案完結,是不符史實的。

(b)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告訴我們:「我們不能重提這些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老爭議,卻不提起列寧在1917年四月時對於俄國革命性質的問題上站到了托洛茨基的一方。[24]」托派思想家厄內斯特·曼德爾(Ernst Mandel)在一篇為托洛茨基辯解的文章中寫道:「沒有人會否認托洛茨基在1917年前反對了列寧組織理論的精神。但是我們也必須公平地指出:列寧在1917年前也同樣否定必需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來作為日後俄國革命戰略目標的必要。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寧組織革命前鋒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歷史結合。[25]」如果我們要對托洛茨基主義不可或缺的「不斷革命論」做出評量,我們必須首先檢視舊制沙皇俄國。

沙皇俄國以一個落後、殘酷、半封建的姿態進入了二十世紀。其人口絕大多數是貧農,但也有集中於部分工業中心內少數,卻戰鬥力十足的工人階級,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目睹的德國相似。當時他們在撰寫《共產黨宣言》中提到,在地共產黨人當下的工作是支持日後的資產階級革命,對抗專制王權和封建地主階級。這也會為工人們對資本主義的直接抗爭開路[26]。在他們於1850年三月對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致詞內,他們預見了未來革命戲碼將會有兩個部曲:第一是工人應該要支持並推進的資產階級革命,給中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們得到政權。第二則是能帶給工人們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並在世界所有重要國家內向社會主義前進,」他們寫道「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27]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以以上對於「不斷革命」的認識來加諸在當時俄國的具體情況上,觀察到俄國人民所面對的工作「並不是發動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發動一場民主革命的任務。[28]」列寧在1905年出版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中寫道: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會第一次為資本主義的廣泛而迅速的發展,即歐洲式的,而不是亞洲式的發展真正掃清基地,第一次使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29]」它「至多只能實行有利於農民的徹底重分土地的辦法,實行徹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義,直到共和制為止,把一切亞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徵不僅從農村生活中,而且從工廠生活中連根鏟除。」同時提高工人們的生活水平,並在歐洲激發革命[30]。不同於孟什維克派的看法,這起革命的領導任務不能交給搖擺不定,且常向沙皇妥協的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必須「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31]並與農民群眾結為同盟。畢竟,它當時仍然占人口中的少數。列寧繼續寫道:「它只有和半無產者、半有產者群眾即和城鄉小資產階​​級貧民群眾聯合起來,才能成為絕大多數。」列寧反駁了俄裔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帕爾烏斯認為如果工人階級領導革命,那就必須要建立工人政權的說法,繼續道:「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專政的社會基礎的這種構成,當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構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參加這個政府,或者甚至在這個政府中占優勢。[32]」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二月前的目標,是推翻沙皇專制,並建立這樣如他們所謂的工農民主專政政府。在專制政權轉為共和制度,後工人階級才該為「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會主義[33]」而鬥爭,亦即革命劇碼的第二節。「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並且正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34]」列寧寫道。

對於馬克思和列寧所提倡的「不斷革命」概念,托洛茨基從1905年開始就以他自己提出擁有同樣吸引人名稱的理論對立。而他自己也承認,這個理論是「主要由帕爾烏斯作出的判斷和預測。[35]」托洛茨基「荒唐的‘左’的‘不斷革命論’[36]」將在沙皇俄國內發動的革命目標列為直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聲稱,如此可以一次完成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需經過中間的工農民主專政階段。然而他在1906年的《總結與前瞻》中寫道:「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懷疑的…俄國工人階級如果孤立無援的話就必然會在農民背棄它的時候被反革命所擊潰。[37]」雖然托洛茨基將農民視為有潛力提供工人階級支援,而當後者掌權時也可以作為前者的解放者[38]。他認為工人階級「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這也包括了農民的資產。因此他們,將會「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39]」在此,我們看到了托式不斷革命論的兩大方面:第一,「落後國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對立於列寧所提倡的通往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要經過民主制。第二,認為工人政權如果持續被孤立,那它就必然會臣服於內在和外在不斷增長的矛盾[40]

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對比,在托式於1915年發表的《為政權而鬥爭》中鮮明地顯現出來。「由於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俄國不可能有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時代也像民族戰爭的時代一樣已經過去了,至少對歐洲是如此。「 他繼續道,在他們經歷的帝國主義年代,「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同現存制度對立起來,而是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在貶低了農民之間階級分歧的影響後,他預測:「如果無產階級不從君主制度手中奪取政權,那就誰也奪不了。」而這起革命「一定會使政權落到領導鬥爭的階級手上即落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手上。[41]

  對此,列寧反駁托洛茨基在觀察即將到來的革命內階級之間的關系這項「革命黨的主要工作」上犯了錯誤。基於農民群眾之間的階級意識增長和政治覺醒,列寧申論道:「托洛茨基行動上是在幫俄國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忙,他們認識到「否定」農民的作用就是不願意發動農民去革命」另一方面,工人們則正在「為吸引‘非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參加使資產階級俄國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鬥爭。」在那之後方能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42]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無產階級,並沒有如托洛茨基所料對抗資產階級國家,而是以一起由工人和農民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來推翻沙皇政權,誠如列寧的預測。政權並沒有傳到工人政府手中,而是分散在代表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工人和士兵代表議會,其中大部分的士兵是農民,以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而前者自願地臣服於後者。在1917年四月,也就是社會主義工人聯盟聲稱列寧「轉移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場」時列寧寫道:「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和主張總的說來已得到歷史充分的證實,但是具體實現的結果與任何人所能想像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復雜得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俄國革命中已經實現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43]」同月底,他也對他總結為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主義」主張表示反對[44]

在皇權被推翻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而俄國已經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45]」後,列寧動員了布爾什維克黨來進行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將政權交給無產者和貧農手中,並將俄國抽離出帝國主義戰爭。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了這些任務。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3月之間,由布爾什維克所代表的工人和左翼社會革命黨所代表的貧農之間的聯合政府得以執政。

然而托洛茨基反駁傳統的列寧主義策略,是由於「黨和階級所理解的民主專政是這樣一種制度:它將毫不留情地摧毀君主制的舊國家機器,並且徹底地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倫斯基時期,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絲毫沒有出現過此種跡像。[46]」 土地問題,也就是被托洛茨基譽為「構成資產階級革命基礎」的問題,並無法在資產階級政權下得到解決。他申論:「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完成農村民主革命之後登上舞台的。而恰恰是完成這一場革命的心不可少的先決條件[47]」也因此他的「不斷革命論」得以被證實了,證明完畢。

托洛茨基表面上看似可行的申論問題在於,在這裡和其他問題上,他過度膨脹了(雖然它們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次要因素,到了完全掩蓋問題核心的地步。另一方面,列寧則不多綴飾,卻向來都能掌握問題的症結。他在1917年4月寫道:「無論從革命這一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志。就這一點來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48]」 這仍然是列寧立場的重點,盡管這場革命缺乏了過去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內通常看得到的一些特徵[49]。因此,推翻了沙皇的二月革命帶來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並將俄國轉變為「目前在世界各交戰國中最自由的國家[50]」卻也無法將土地交給農民。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間沒有被嘗試或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仍然需要由無產者領導的十月革命來執行。但這既不代表二月革命並不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托洛茨基也不曾否認過這點[51])也不代表十月革命不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後者的作用,在於如列寧所說它「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作為我們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工作的‘副產品’順便解決了。[52]」 如果列寧迷信於「純粹的」革命,那托洛茨基就有理認為1917年的經驗推翻了布爾什維克的預測。然而事實上,列寧從來沒有把持過如此天真的觀點。「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列寧在1905年出版的《兩種策略》中寫道:「過去和未來的成分交織在一起前後兩條道路互相交錯...我們大家都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東西,我們大家都無條件地堅決主張必須把這兩種革命極嚴格地區分開,但是難道可以否認前後兩種革命的個別的、局部的成分在歷史上互相交錯的事實嗎?...難道歐洲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還有許許多多民主主義性質的任務要去最終完成嗎?[53]」在這段時期,列寧談到了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將會在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且「今天的農民的要求一得到滿足[54]」後開始,也可想而知的沒有預見社會主義革命會在其民主先行者發生八個月後爆發[55]。他認為將前者過渡到後者的主要決定因素為「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56]」歷史證明了他正確地摒棄托洛茨基基本上從沙皇政權跳躍過二月革命而直達十月革命的策略。

當托洛茨基和其追隨者們聲稱列寧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並「承認這公式為沒有價值[57]」他們是對的。但如我們所見,這也只能應用在已經在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將其大部分內涵實現後的俄國此目標才被取代。當他們要我們相信列寧在1917年4月轉移到托洛茨基的立場時,他們是對的。但他們各自立場的相似性僅是在托洛茨基先前認為「不可能[58]」並設想略過的革命階段發生後帶來的。「驕傲自大[59]」的托洛茨基看來在此刻真心的相信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被「去布爾什維克化[60]」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布爾什維克。

接下來開始的階段,與他在1906對於下一起俄國革命的預測,有著眾多的相似處。這個遠見著實令人贊嘆,但是哀哉,正如同他不正當的預測列寧將會建立個人獨裁政黨,而不是三十年後真正實現這個預測的斯大林,他能夠異常的清楚看見遠端山脈的能力,卻也讓他忽視了眼前必須要先爬過的山坡。

然而,托洛茨基並沒有停下來分析他的錯誤,而只著重在為此尋找藉口。因此他在1924年出版的《十月的教訓》內申論,在一戰前夕爆發的聖彼得堡革命性罷工潮延伸出了一起成功革命的可能,而「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著革命的工人蘇維埃直接取得政權,」由布爾什維克領導[61]。而為什麼托洛茨基所預測的直接進入工人專政被阻礙了呢?戰爭的爆發導致了運動的轉向,以及成千上萬農民軍隊的出現創造了「一些臨時條件...使得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獲得了領導權[62]。」但是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的在如俄國這樣擁有巨大農民軍隊的農民國家發生,並不是什麼毫無預警的歷史意外。它是長年為這場衝突殘酷地准備的帝國主義矛盾下的直接產物,並導致了農民以及無產者的不滿。沒有它,也就不會有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勝利。更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在戰爭期間,如列寧所說「重復他那1905年的’獨創性’理論而不肯想一想整整十年來生活並沒有理睬他那個卓越的理論原因究竟何在。[63]

吊詭的是,在列寧從1917年4月直到他逝世之間的寫作和演說,也就是在最新俄文版55本全集內占了23本的著作內,我們完全找不到任何有關列寧「轉移到」托洛茨基對於「不斷革命」看法的蛛絲馬跡[64],而且列寧是從來不吝嗇承認過去錯誤的。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了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承認了與他對立觀點的正確性。因此在1927年出版的《反對派政綱》,也就是被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出版社在英國再版,並被喻為是「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發展的指標」內,我們看到了重復托洛茨基及其共產國際內黨羽們在1926年12月15日做出的聲明:「托洛茨基曾向共產國際聲明,在所有他和列寧爭論過的原則問題上,列寧是正確的——特別是在不斷革命和農民問題上。[65]」 在他給同為「老左翼反對派」,但不接受托式理論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致信中,托洛茨基承認道:「1917年2月以前,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口號是歷史進步的口號。[66]」 就連在他的《十月的教訓》他也提到列寧用」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以「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進性的[67]」方式來攻擊工人在農民支持下向社會主義專政前進的問題,完全有悖於他在1909年做出的聲明「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點只有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才造成巨大的危險性。[68]

但是,我們不免看到以上一類的聲明盡管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手腕」,也完全衝突了托式在其他地方做出的結論。如他在革命後對於革命前工作各種評論的序言,都重復闡述了他的理論,尤其是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一書中。後者是於1928年對於他當時支持者拉迪克言論所做出的回應,並嘗試著以長篇大論來辯護他與列寧之間主張的對立,並不時申論他們的歧見「僅是次要的和從屬的。[69]

然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只發揮在對於托洛茨基在1917年前俄國工運中扮演角色的歷史評量。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探索它,是因為接下來我們會看到托洛茨基那時發展的「不斷革命論」決定了而後所要主要托派政策,不管是在蘇聯內建立社會主義,在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策略上能夠納入的盟友,還是「在一切落後國家中革命發展的一般趨向」,在由托洛茨基於1938年起草的第四國際《過渡綱領內》他斷言:「是能夠以不斷革命底公式決定的而不斷革命的意義已被俄國的三次革命確定地指出過了。[70]」 可是這個在托洛茨基當時的俄國支持者們之間並沒有完全被同意的理論,如今卻僵化成所有托派組織在1958年第四國際第五大會上必須接受的基本綱領。而次大會上《關於殖民地革命問題的報告》卻揭發了「有的同志曾經很想知道...不斷革命論...是否曾暴露出某些缺點,我們是否還需要使它更靈活一些,以及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犯過錯誤。[71]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在於1917年3月回到俄國後,托洛茨基先加入了一個名為「國際主義派「的組織,並同此團體於7月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次月,他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並在9月成為布爾什維克贏得多數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在這段期間內,他以黨在蘇維埃和大型集會上的發言人扮演著極其正面的角色。他的革命演說激發了工人、士兵、和水手們。在革命的洪流中,他挺身將他出眾的才華奉獻給了布爾什維克黨,在當下超越了任何過去的歧見。他的影響被約翰·裡德在由列寧題序為一本「真實的、異常生動的描述「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內第一手的記載。斯大林也恰當地在1918年11月6日發行的《真理報》上向托洛茨基致敬。他稱贊道:「起義的全部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確定的說,黨應該把衛戍部隊迅速轉到蘇維埃方面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的出色執行,這些功勞主要地和首先歸於托洛茨基同志。[72]

在革命成功後緊接著幾年內,托洛茨基將會在蘇維埃政府、俄國共產黨、以及於1919年創立的第三共產國際的領導階層內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在1918至1925年之間擔任戰爭人民委員的他,從破碎不堪的沙皇軍隊中建立英勇的五百萬大紅軍,在內戰中戰勝了各白軍將領,並擊退來自十四個敵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軍。多依徹《武裝的先知》書內的「武裝共和國」一章中生動地敘述了這個故事,同時呈現了托洛茨基有時嚴重的錯誤,以及他必然大於他錯誤的功績。列寧在與俄國文豪高爾基的談話內表示了他對托洛茨基的崇敬。「你敢說有其他人能夠在一年內組織一個幾乎是模範的軍隊,並贏得軍事專家的敬重嗎?[73]」列寧拍案說道。

盡管如此,列寧仍然對托洛茨基保持疑慮:「他並不是我們的一員」他對高爾基說,「他站在我們這邊,卻不是我們的一員。他是很有野心的。他帶著一點拉薩爾的壞氣息。[74]

1918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

雖然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起義的表決上支持列寧而反對了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他卻在1918年在與德國簽訂停戰條約的問題上與列寧形成了強烈對峙。他在這個決策上的表現同時展出了他的優點和缺點。

作為蘇維埃政府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員,並在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對外公布脫離世界大戰的意圖後,托洛茨基率領蘇維埃代表團與德國和中央國代表談判和平條約。他以這個對外公開的談判會議作為他譴責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論壇。他動人的演說無疑增強了在各國內的反戰情緒。另一方面,在面臨著德國苛刻的要求時,他(托洛茨基)對西方立即發動革命的高估蒙蔽了他對於現實的認知,並導致他拒絕簽訂條約。

另 一方面,列寧則強調當時的德軍正占著上風,而經歷戰爭摧殘、軍備殘破、飢餓不堪的俄軍絕對不敵德國強大的戰爭機器。他因此敦促俄國應該忍辱負重,立即接受德國提出的最後通牒,並警告不這樣做的下場將會導致德軍進一步入侵蘇維埃領土並提出更嚴峻的條約:

「是的,我們會看到國際範圍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這還只是一個非常動聽、非常美妙的童話。」 他申論「如果革命爆發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並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勝利,那怎麼辦呢?那時群眾會對你們說:你們的行動和冒險家一樣,——你們指望能僥幸遇上這種事態的發展,可是並沒有遇上,結果你們就束手無策,無法應付這種國際革命沒有到來的局面。國際革命必然會到來,但是目前還沒有成熟。」[75]

托洛茨基說簽訂條約完全是背信棄義的[76]。他一開始成功地在黨中央委員會為他的「不戰不和」公式取得了9-7多數,並預測德軍「不能對我們發動進攻。[77]」 事實上,德軍隨後就發動了一起極其成功的進攻迫使蘇維埃政府接受比原來提案更加嚴苛的和平條約。就算在這個地步,他還是反對列寧急迫的請求接受德軍條件。當中央委員會對此案做出表決時,他和他的支持者們卻選擇棄權給予列寧9-4多數。而後者也威脅如果「由美妙口號構成的政策繼續下去[78]」他將會從政府和中央委員會辭職。同時托洛茨基也辭去了外交人民委員一職。[79]

在1918年3月召開辯論條約的大會上,列寧解釋了為什麼托洛茨基聲稱「‘德國人無法進攻’這句革命空話是一種嚴重的錯誤,是對事態的十分令人痛心的過高估計,而從這句空話中又產生了另一種空談:‘我們可以宣布戰爭狀態已經結束。既不進行戰爭也不簽訂和約’。[80]」他的預言完全證實了。「由於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約的人的過錯,我們簽訂了一個比布列斯特和約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約」他說道。這些人在「幫助德帝國主義」,因為他們「把價值以百萬計的財富大炮和炮彈送掉了 - 這種情況是每一個見到軍隊的不堪設想的狀況的人都應該預料到的。[81]

托洛茨基隨後在1918年10月的一場演說中承認了在條約問題上他是錯的,而列寧是對的[82]。但是,如同他的追隨者們,他在晚年比較注重與淡化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主張,將它們形容為「與列寧在實際上和經驗上的歧見,僅僅如此。[83]」事實上,問題的症結在於:托洛茨基終其一生任由他的痴心妄想以及對於「革命口號」的著迷,模糊了他對具體情況評量的傾向。

托洛茨基與官僚體系:1920-1924

托洛茨基被他的追隨者們奉為反抗蘇聯內部官僚體系的鬥士。在他人生最後的17年內,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官僚政權許多方面孜孜不倦的批判,也被蘇維埃共產黨在1956年公諸於世。這也讓托派人士的言詞看似可信。但是我們將會看到,事實其實是相當復雜的。

(a)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1920-1921

在黨在革命後對於官僚問題的第一個主要討論上,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發生衝突。列寧強烈地斥責托式的政策為「對工會進行官僚主義的干擾的政策[84]」,表示了「軍事經驗中...最壞的東西。[85]」包括了「一系列牽涉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本質的錯誤。[86]

自1919年末後,托洛茨基僅將他一小部分的時間放在軍事事務上。在進入重建經濟的工作時,他開始以軍事手法來行事。他相當重視軍事化和強制化勞動,並告訴1920年3月的第九大會「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強制勞動會達到極高的強度。」提及工會時,他甚至宣布「勞動軍事化對組織我們的勞動力是必需的基本方法。 ……說強制勞動總是沒有效果的,難道這是真的嗎? ……這是最可憐、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見,隸勞動同樣有生產成效。 ……農奴的強制勞動不是封建地主惡意的產物,當時它是一種進步現像。[87]」1920年,除了戰爭委員的職位,他(托洛茨基)還掌管對經濟和軍事都很重要的交通部。在嚴刑厲法下派遣鐵路工人和其他工人到鐵路維修部門後,面臨鐵路工會的各種反彈,他開除原本的領袖,並指派對他來說更合拍的人。對於其他運輸工人工會,他也采取同樣做法。他的行徑帶來了成果:鐵道在預計的時間表之前完成修復。

因為成功而得意忘形的他,進一步提議其他的工會也應該被「拋光」或者「整刷。」他遭到中央委員會的反對,後者呼吁全黨應抵制「軍事化與官僚式的勞動方式。[88]」列寧尤其批評了 「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錯誤和官僚主義的過頭行為[89]」,也就是由托洛茨基領導的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肆無忌憚地反擊。他為自己推翻工會會員的行為辯護,提及為工會「提出領導人」來取代民主的選舉手法[90],並駁斥任何指控新官僚在使用舊制沙俄手法的人。他重復申論俄國不是受害於太多官僚,而是沒有一個有效率的官僚,並認為後者應該被給予有限的特權。談到這個,多伊徹評論道:「他因而使他自己成為管理團體的代言人。[91]

當中央委員會設立了一個探究工人問題的委員會,並選舉托洛茨基來領導它時,托式卻拒絕在這個委員會上工作。「正是這一行動擴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錯誤,使它後來發展成為派別活動。[92]」列寧斷定道。托洛茨基為他的小冊子《工會的作用和任務》所倡導的理論列寧對其的評論為「其中理論上的錯誤和極明顯的不正確地方真是多得驚人。[93]」組織派系。他在黨內開展了一次大論戰,並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大會上以他的完全失敗而告終,且帶來了禁止派系活動的決定[94]。以被列寧形容為「行政管理人員的態度[95]」為出發點,托洛茨基訴求移除工會的自主性,並且將他們納入政府機關內。工會領袖將會是以政府代表來面對工人,而不是相反的,而他們的任務是著重在增進生產和勞動紀律上。因為據他所說:他們邏輯上也沒辦法將工人們保護於工人政府之外。[96]

列寧回應道,被他形容為「片面的、著迷的、浮誇的和牛脾氣的[97]托洛茨基犯了基礎性的錯誤。他的錯誤在於處理「抽像」[98]並且時常提到 「一般原則」,卻沒有對於特定的情況做出仔細的研究[99]。這也是我們從布列斯特談判中看到的托洛茨基的人格缺陷。實際上,列寧說蘇維埃政府「這個工人國家還帶有官僚主義的弊病[100]。」他申論工會必須長年堅持「反對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弊病」並「從采取蘇維埃機關所辦不到的辦法和手段,去保護勞動群眾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101]

列寧對於托洛茨基在如此基本的問題上持有官僚行政管理觀點,而非馬克思主義者觀點的批判,也反映在著於1922年12月的《最後書信》內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中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102]

(b)關於產業的理論:1923

在1923年4月召開的第十二屆黨大會上,托洛茨基被授權以發表他對於工業發展現況的看法來作為黨的政策[103]。雖然他的報告大部分都是由黨內領導豐富的討論後產生的,但是他又一次以行政管理人的手法,將工人權益和生計的考量附庸於長期經濟發展目標之下[104]。但是托洛茨基,不同於後來的斯大林,至少公開地宣布他的意圖。在提案工業應集中在少數大型且有效率的公司內,並不免地造成被關閉公司內的工人們面臨失業後,他申論勞動階級應該負起重建工業的主要責任。「可能會有這樣的時刻,」他說「國家不付給你們工資,或者只付給一半工資,而你們工人們得將另一半借給國家。[105]

(c)1923-1924的反對派

列寧在他晚年對於蘇維埃政府以及黨內官僚體系的滋長相當擔憂。1923年當他臥病在床且即將病危,並於1924年1月逝世時,黨內領導包括托洛茨基在內討論了官僚問題,並起草了一份後來於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過的決議案,重點提及「黨內機構的官僚化以及黨與群眾分離的危險,」並要求發展黨公開辯論和討論的自由。[106]

托洛茨基隨後發起了一起劇烈的辯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並將這些文章與一些新材料彙整成《新路向》來出版。這也產生了黨內1923-1924年之間的托派左翼反對派。雖然這派人主要是以負面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對於在斯大林控制的黨機關日益增大的權利的攻擊是正確的[107],尤其我們現在了解的種種嚴重濫權和對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侵犯,都是這個現像的後果。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在第十二屆黨大會上的揭發後,部分同志們在這股要求民主和反官僚的風氣下,由於托洛茨基而後大篇幅的批判官僚,而被托洛茨基主義吸引。《新路向》尤其包含了針對斯大林派手段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並呼吁徵召年輕人們加入為「黨內生動活潑的民主基礎」的鬥爭[108]。這些都有長久性的價值。

但是,俄國共產黨員們也沒辦法那麼快的忘記,被托洛茨基有效地批判的領導方式,卻也和托洛茨基不久前提倡的領導方針相去不遠。他在野時的訓誡和在執政時的作風,看來是互相衝突的。這也致使了斯大林能夠以形容托洛茨基為「官僚中的大爺」並指控反對派在試圖「奪取中央委員會的主動權玩弄民主這個法寶。[109]」而得到一點認同。此外,上述托式處理經濟問題的手法也不同於他對於增加工人民主的呼吁。正如多依徹正確地指出:「不能指望工人會自願地把「一半工資」奉獻給國家,如同托洛茨基為了促進國民投資而要求他們做的那樣。國家只能用強迫方式拿走這「一半工資」但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不剝奪工人的一切抗議手段和消滅工人民主的最後殘餘。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闡述的這一計劃的兩個方面被證明在最近的將來是無法相容的這就是托洛茨基處境的基本薄弱點。[110]

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

在1926-1927年之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共產黨內領導了反對派,並在一系列國內外的問題上抗爭。在黨內一次全國性討論後的投票上,在主流派得724,000票,反對派得4,000而2,600棄權票下,反對派遭受挫敗。托洛茨基在1927年末被開除黨籍。1929年,他被扣上「反蘇維埃活動」罪名而被逐出蘇聯,並在1932年喪失了他的蘇維埃公民。在他流亡中待過的各個地點——土耳其、挪威、法國和最後他於1940年被殺害的地方墨西哥[111]——他撰寫了眾多書籍、小冊子、和文章,並繼續試圖建立對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對派。在這些論戰的核心中存在著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問題。

(a)關於 「一國社會主義「的辯論。

對於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可行性的重大歷史辯論,至今仍然籠罩於兩方長年以來的扭曲和誤解。因此,一方面托派形容斯大林自1924年他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以來是與將革命擴散至其他國家對立的。另一方面,蘇維埃史學家們仍然將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理論的反對解釋成他反對在蘇聯內實施社會主義工業化[112]並主張以武力向外輸出革命。這兩個版本都一樣的錯誤。

斯大林的論點是:將革命向西方擴散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由於這個過程被延遲了,俄國並無他法,只好將目標轉向建立社會主義,並認為當時的俄國其實是有足夠條件來達成的。在1924年12月,他說:「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鞏固得愈徹底,這個國家變成進一步擴展世界革命的基地,變成進一步瓦解帝國主義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發展,許多新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過程就進行得愈迅速,愈徹底。...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發展進程中,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策源地和這些國家的全世界體系並列,會出現個別蘇維埃國家[113]的社會主義策源地和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體系,而這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發展的歷史。...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說革命在一國內勝利純粹是一國的而且僅僅是一國的現像的人是不對的。[114]」世界各地革命的發展,尤其是今天我們看到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在挑戰舊的帝國主義陣營,大致上證實了斯大林的宏觀看法。

托洛茨基他自己從來沒有否認過開始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必要。的確,他在1923-1924年間提倡開始中央計劃制度,而在1925-1927年間提出一系列極富野心的工業化綱領,並帶給他「超級工業人」的名聲[115]。此外,他反對任何向外輸出革命的企圖,在1924年宣布:「我們並不求進入血腥的行動來片面的決定全歐洲的解放...這是早晚都會被決定的。我們在這段時期的工作,是強化我們的經濟和提升我們的文化,在歐洲的工人們支援我們之前撐住。[116]

托洛茨基對於在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前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駁斥,源自於我們之前討論過的「不斷革命論。」事實上,這是他不認為蘇聯能夠在革命擴散至進步國家之前以一個工人國家型態存活的一種表現。[117]

因此,在1917年6月出版、於1922和1924年加入新後記並再版的《和平綱領》綱領性小冊子內,他是如此提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事實並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或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孑然獨存,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118]

在1937年,他的論調仍然基本上如一:「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如果不或早或遲地迅速取得勝利,俄國的工人國家是站不住腳的。閉關自守的蘇維埃制度定將垮台或蛻化。更准確些說:先蛻化,後垮台。一九〇五年以來我個人不得不一再論述這一點。[119]

托洛茨基對於俄國內部社會主義力量的低估,尤其在他對於在蘇聯境內能夠獨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悲觀中表現出來。在他為《和平綱領》寫的1922年後記中,他寫道:「只有在生產力發達和繁榮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是可以想像的。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的貿易談判、租讓、熱那亞會議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同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鮮明的證據。當其餘的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掌握著政權的時候,我們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資產階級世界達成協議;同時可以確信地說:這種協議至多只以幫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傷,獲得某些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析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120]

在1927年,我們看到他申論蘇維埃政府當時 「直接或間接的受到世界市場的相對控制。這也就是問題的症結。發展的速度不是能夠雖已決定的,而是決定於全世界的發展,因為歸根究底,世界的工業控制了它每一個部分,就算有些部分是在無產者專政並建立社會主義工業之下。[121]」隔年,在他對於共產國際綱領草案的批判中,他變本加厲地說道:「勞動生產率和整個社會制度的生產率在市場上是通過價格的相互關系予以衡量的。就這個意義來說,蘇維埃經濟所面臨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脅看來並不是軍事干涉,而是更廉價的資本主義商品的干涉。[122]」對於對外貿易的壟斷,也就是斯大林和黨內多數正確地強調這是將蘇聯保護於如此經濟破壞的辦法,對托洛茨基來說變成了「證明我們(對新經濟主義)的依賴具有嚴重而危險的性質。[123]」在這些關系上,他認為世界經濟的命運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對立於僅有次要性意義的俄國社會主義建設[124]。他繼續以最大的失敗主義,提議勞動生產率可能在主要進步資本主義國家內發展的比俄國還要快。[125]

這種理論方式,被蘇聯成功的五年計劃嚴重的打擊。他的老革命家胸懷讓他也不禁在1936年為「蘇聯巨大規模的工業化由幾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停滯和衰落襯托起來無可爭辯地表現在(世界各地產業)的總指數上面[126]」而歡呼。遺憾的是,就算承認「就算現在蘇聯內部生產力量正在以其它從來沒有經驗過或不再經驗過的速度成長,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127]」他從來沒有承認這也直接地駁斥了他在20年代末期做出的悲觀預測,這些預測也奇妙的與他幾年前提出的超級工業化政策衝突。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們近來只會提到後者,而前者則被方便地遺忘了。他最缺乏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手法來分析他錯誤的來源,但他從不吝嗇要求他的對手們遵守這個原則。他反而對做出以下怪異的結論:雖然蘇聯的成功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技術前提得到了大步的前進」,但是它們並不會將蘇維埃社會帶向社會主義,而是帶向「階級的復蘇、計劃經濟的瓦解、以及資本主義產制的復辟。」在這個情況下「政府不可避免的會變成法西斯。[128]

多依徹曾把在1920年代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爭論的本質,比較於兩個住在一個屋頂破洞房子裡人在爭吵是不是有可能把洞完全補好,就算這兩個人都同意應該開始補,填補的方式和所需要的材料也都齊全了[129]。如果我們將這場辯論絕緣於表面下的社會氛圍,以及它所造成的劇烈程度,它其實看起來是相當繁瑣、學術性的。美國托派在1930年代的主要機關《新國際報》看來也意識到了這點。這個被托洛茨基贊賞為具有高度理論等次的報紙在一篇於1935年1月30日發表的一篇社論上寫道:「在目前世界局勢下‘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個官僚的福音在我們面前充分了展現了它的國族主義局限和誇大不實的錯誤。在此,我們不是在討論在這個或那個地理位置內是否可能或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完全抽像性的主題我們是留給學者們辯論的。我們想問的是更加即時且具體,活生生且具歷史性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問題:一個被孤立的蘇維埃國家,有可能無限期的在一個帝國主義的環境,加上日益逼近的法西斯反革命下存活嗎?馬克思主義對此問題的回答是:不可能。蘇聯內部條件對此的回答是:不可能...除了世界革命之外是沒有出路的。[130]

如果我們接受如此看待這個問題的方式,那歷史已經完全證倒了托派的主張。但是如果我們接受曼德爾對於社會主義的定義方式,也就是「一個沒有階級商品貨幣和政府的社會[131]」那這個定義的轉變也會帶我們走到一個不同的結論。如果我們要對托洛茨基政治主張做出有意義的評量,我們必須避免隨意抽出歷史脈絡的定義和無用的文字游戲。事實上,曼德爾的定義是不同於由列寧主義產生,並被當時大部分俄國共產黨員所接受的定義。在《國家與革命》內,列寧寫道:「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言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一樣的代表者「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他繼續道:「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權利‘的不平等,只要產品‘按勞動’分配‘資產階級權利’就會繼續通行...‘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132]

這個區別在自1919年後成為基本黨內教材,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著的《共產主義ABC》中更加倍強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即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制度下」 他們寫道「在商品經濟中貨幣不可避免地要產生並起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商品經濟仍將部分存在。[133]」 一個沒有貨幣和政府的社會,也就是曼德爾定義中的社會主義,存在著傳統上被黨定義為高等階段共產主義的特徵[134]。這是在這個討論中的紅鯡魚,因為它並不是俄國共產黨人在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時所訂立而後被宣布達成的目標。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大致上也是托洛茨基在1906年做出的定義:「大規模合作生產。[135]

(b)社會主義有被達成嗎?

認為俄國應該要在國際革命持續被延遲下獨自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的確脫離了布爾什維克傳統的理論,他們也沒有預見他們的國家的孤立狀態會長到他們必須面對這個問題。但是,雖然列寧對此從來沒有在理論上做出闡述,他在晚期工作時實際上有逐漸接受了這個觀點[136]。在他死後,黨得以面對新的情況,並自信地宣布如列寧所說「新經濟政策下的俄國將會轉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因為它「具備了所有必須和足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137]

這個觀點到底代表著什麼?列寧列舉了存在於從十月革命後進入1921年頒布的農產品自由貿易新經濟政策下俄國的五個社會經濟元素:(一)父權,大部分自給自足的農民經濟。(二)小型商品經濟(大部分包含了農民販賣大麥)。(三)私產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以及(五)社會主義[138]。邁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被視為是將俄國從一個落後農民土地轉變為一個具有現代化、擴占中中央計劃的工業和國家集社化農業並達到重大教育和文化發展的國家。它意味著實際上消除了列寧列出的前四個社會經濟範疇,代表著富農(鄉下資產階級)和「耐普曼」(商業資本家)的消失,以及第五個經濟範疇,包括一方面國有工業和另一方面集體化農業的大幅成長[139]。在這些定義下,斯大林能夠在1935年後斷言托洛茨基是錯的,而「我國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間成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確切些說,是社會主義建設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140]

如果我們僅將問題處理到這邊,那也是太過膚淺。農業集體化不僅以過度粗暴且昂貴的方式執行,造成了重要部分農民和無產階級政府之間的不信任,真正的政治權利也不是民主的被勞動人民掌握,而是落在由斯大林和一小群毫無責任感的替代人民的集團手中。斯大林雖然在極度困難的國際情勢下奠基,發展並保衛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基礎,這也是他一記偉大的歷史功績,卻也鎮壓了黨機關和人民的民主權利,進行了大規模任意和凶殘的壓迫,其中不少最好的俄國和外國革命家門面臨了悲慘的命運。這也是他的重大罪過,而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至今也為其付出慘痛的代價。

由於對馬克思主義者們來說,社會主義和民主是息息相關的,托洛茨基在於三零年代後半段轉變他的主要論點後得以站在更穩定的位置上,申論他的主要反對在於俄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警察恐怖,對於政治自由的普遍壓迫,並伴隨著黨和國家腐化官僚機關權力的重大增長。但是,他不了解一種不確定甚至長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和非民主、非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之間不安且對立性的共存是有可能的。前者遲早(雖然痛苦的,不均的,且不是「自動化的」)會將社會推向上層建築的改革,並將其更加吻合於其經濟基礎和逐漸發展,受過教育的勞動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意願。在三零年代達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當然僅是社會主義的骨架,並需要幾十多年的和平發展才能夠完全克服俄國落後的遺毒並呈現了一個完全發展,繁榮的,融洽的,以及有文化的社會主義社會。今日的蘇聯情況雖然遠大於三零年代的發展程度,仍然離完成這個階段的社會主義發展以及摒棄一些阻礙社會主義民主的官僚行徑還有一段距離。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期聲稱能夠在可見的未來過渡到共產主義,如今普遍被視為是充滿巨大誇張的。可以公平的說,托洛茨基的寫作的確能夠為如此被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陶裡亞蒂形容為「一個盛行在尤其是宣傳但也在整體問題討論上誇大成功,並認為所有問題都已被解決而客觀上的矛盾也被克服的傾向,再加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過程中固有的困難和衝突,造就了極度嚴重的問題,而只個問題在沒有公開被承認下是不可能被克服的[141]」如此的誇飾法提供糾正。托邏輯正確地強調了共產主義的國際性本質,批判了在敵對帝國主義包圍和威脅的斯大林蘇聯內衍生出的狹隘國族主義觀點。但是認定所有蘇聯的問題都源自於「一國社會主義理論[142]」而托洛茨基對於其基礎性的反對是被認證的,那也將對此問題平衡的,各方面的檢驗替代成膨風誇張的概括了。雖然這種方法是更加容易且節省了不少考察、思考和時間,但也和馬克思主義一點關系也沒有。

(c)蘇聯的本質

托派運動內部對於蘇聯本性的問題上經歷了劇烈的爭論和分裂。托洛茨基本人卻堅持將蘇聯形容為腐化甚至是「反革命的工人政府[143](!)。」然而一個工人政府「盡管存在巨大的官僚蛻變,蘇維埃國家仍是工人階級的歷史工具它確保了生產資料國有基礎上的經濟文化發展,也就為勞動群眾的真正解放 - 通過清除獨斷官僚層與社會不平等 - - 准備了條件。[144]

在為了維護這個分析上他與他自己運動內部,尤其在戰爭爆發後主張摒棄傳統托派要求「保衛蘇聯」口號的人們展開鬥爭。但是,他對於他如何理解這個口號的解釋卻有巨大的浮動。因此他在1937年調查莫斯科公審的道維委員會前(並在此他嘗試著保持理性),他說「我們支持斯大林和他官僚為保護新的財產形式於帝國主義攻擊的任何努力[145]。」但是在1939年九月,他卻寫道:「在蘇聯,砸碎官僚專制是保存國有經濟的前提。從上述立場出發,我們以保衛蘇聯爲己任...我們‘保衛蘇聯’的政治原則,可用如下口號表達:‘社會主義萬歲!國際革命萬歲!打倒斯大林!’。[146]

(d)《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寫於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至今仍然被譽為托派關於蘇聯的基本教材,也展現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長短處。在對於蘇聯直至三零年代中期的發展所做的分析上,他多次命中了紅心,揭發了斯大林主義蘇聯內如官僚滋長,壓迫和巨大的不平均,官方偽善和對藝術自由的壓抑。然而,他也有許多的批判是吹毛求疵且不經思考的,如他對於1936年頒布的憲法錯誤的批評了其民主的條文,而不是這些條文在當時蘇聯的現實情況下得以且固然被斯大林踐踏而喪失了重要性。例如,他指出全民平等直接投票的施行(取代了間接以給予勞動階級大於農民階級的重要性且禁止投票給前剝削階級人士、僧侶)是「從法律上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147]」他斷言,這部憲法整體來說代表著「從社會主義原則向資本主義原則的倒退一大步」和「為新的有產階級的產生創造了政治前提。[148]

至今,托洛茨基關於建立「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教條性的陳詞濫調,仍然讓他低估了俄國的社會主義式系統是多麼的扎實和強韌,盡管收到了斯大林屠殺的傷害。在戰爭情況下,如果沒有西方革命的介入,托洛茨基聲稱 「蘇聯的社會基礎一定要垮台,不僅戰敗時如此,戰勝時也是如此。[149]

 完全脫離了蘇聯社會的現實,他寫道「蘇維埃官僚已經為資產階級復辟做了深入的准備,」而且「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這也意味著「他們變成一個新的占有階級了。[150]

顯然地,蘇聯在戰爭中的勝利(托洛茨基預測它會戰敗[151])後實際上根本沒有些許的朝向「資產階級反革命[152]」移動,反而在「反革命的」共產黨領導下在其他十三個國家內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以及一個與資本主義系統競爭的世界社會主義系統的形成。再者,在斯大林於1953年死後,許多被托洛茨基所點出的斯大林主義特徵皆被移除了。這個「去斯大林化」運動,盡管不足,卻並沒有以由傳說中的「第四國際蘇維埃支部」所領導的暴力政治革命來達成,不同於《被背叛的革命》所預見和主張的。它是由共產黨內(被托洛茨基詆毀為「四分五裂的[153]」,「死氣沈沈的[154]」,和「不再是無產者前鋒隊[155]」)的力量所開啟,來自於其主要機關和「官僚」內部。斯大林大肅清對於這群人的打擊比例上來說比其他群體還要嚴重。以托洛茨基的定義[156]來說這包含了所有黨、共青團、政府、合作社和集體農舍的領導、官員、管理人、技術士、工頭、以及他們的家人,他們來自於工人和農民階級中最進步的部分,在斯大林死是有約兩千兩百萬人。

雖然我們必須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來汲取許多正面及負面的教訓,馬克思主義尚未對於斯大林主義做出的根本批判 ,是不會以托洛茨基的提論為出發點的 。然而就連他不時做出的犀利見解,仍然是源於根本上是錯誤的社會學模式,這也阻止了他得以了解蘇聯社會的發展常規,或掌握了(固然是全新,前所未見的)斯大林主義現像及其復雜性和多面性。這也造就了歷史對他做出的上述主要預測的刻薄否定。

(e)莫斯科公審

在1936年到1938年這間的蘇聯,也就是斯大林大規模鎮壓的最高點時,許多最有名的老布爾什維克和領袖們在三次著名的公審中承認了陰謀、叛國、恐怖主義、通敵、以及與納粹德國,日本的元首們共謀破壞蘇聯並割讓大片蘇聯土地的指控。這些公審的主要被告是被缺席審判的列夫·托洛茨基。他被指控為從海外主導這些陰謀,企圖借此推翻斯大林並奪回政權的首腦。

一字一句的重新讀過公審的報告[157]以及托洛茨基的辯護[158]還有杜威委員會在墨西哥舉辦反審的調查[159],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公審時所做出的供詞包含了不少對於實施的扭曲,當時這些也應該引起關注和質疑。然而,無法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會訴諸法律栽贓或強迫這些被告會承認自己從來沒犯過的大罪[160],國際上的共產主義運動者們接受了大公審是托洛茨基何其追隨者們是對抗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勢力間諜的證據。

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大會上揭發了斯大林如何利用嚴刑拷打來迫使共產黨領導們做不實的招供[161],以及而後為匈牙利共產黨領導拉依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科斯托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斯蘭斯基所做的平反,皆以激起對於這類供詞的質疑。然而,其他在蘇聯內的平反和揭發的本質甚至可以完全破壞莫斯科公審的可信度。因此,環繞著基洛夫被刺案的可疑情節也在第二十和第二十二次蘇共黨大會上被公諸於世,這對於1936年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大審有著關鍵性的影響,也對於隔年的拉迪克、皮達可夫等人的判決扮演者角色。對於在一場1937年秘密審判[162]後與其他將軍一同被槍決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而其罪行也造就了1938年對布哈林、克列斯京斯基、和李科夫判決的重要部分[163],前者的平反也為消除了後幾者案例的基礎。如果還需要否決這些公審可信度的證據的話,可以參考蘇聯政府報紙《消息報》於1963年秋季發布了為前托派人士,為1938年公審中主要被告而被處決的克列斯京斯基的平反。在公審上他被指控於1933年在法國與托洛茨基見面,並扮演者建立和維持托洛茨基以及蘇聯內「托派中心」非法聯系的重要角色[164]

我們有望蘇聯會盡快公開的撤銷這些仍然在「被調查」,並卻(至少在我個人的確認下)在過去12年來從未被在蘇聯書籍或文章提及的公審。在此之前,我認為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來跟進意大利共產黨自1961年11月開啟的腳步,也就是公開駁斥任何在公審上對於托洛茨基所做出的犯罪指控,但是也表示對於他在重要政治議題上所做出的政治鬥爭是正確的[165]。英共沒有公開的撤銷其之前對於公審的支持,也提供了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在這個問題上不斷騷擾我們的機會。這個撤銷,自重要的事基於對於真理的追求,也會從他們手中奪下這個武器。此外,這也會加深了許多英共黨員一直以來所了解的重點,也就是我們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對是有政治基礎的,而我們對於其支持者們的辯論也只能由政治武器來進行。

注釋

[1]艾薩克·多依徹,《流亡的先知》,第三章,王國龍譯,施用勤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prophetoutcast/ProphetOutcast_Trotsky4.htm

[2]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三章, 王國龍譯,施用勤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3]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員會報告),英文版,紐約,1937,P. 471,本書譯者自譯

[4]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三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5]列寧,《進一步,退兩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6]托洛茨基,Nashi Politicheskie Zadachi,日內瓦,1904,P. 73-75, 原文重點,本書譯者自譯

[7]列寧,《進一步,退兩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8]托洛茨基,Nashi Politicheskie Zadachi,日內瓦,1904,P.73-75, 原文重點,本書譯者自譯

[9]同上,P. 98

[10]托洛茨基,《新國際報》,紐約,1939年10月,P. 297,本書譯者自譯

[11]列寧,《俄國黨內鬥爭的歷史意義》,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9/040.htm,約翰斯通注:也參見《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45.htm

[12]列寧,《政論家札記》,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9/033.htm

[13]列寧,《論民族自決》,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402-05.htm

[14]托洛茨基致齊赫澤,1913年4月1日,Trotski et le Trotskisme: Textes et Documents,巴黎,1937,P. 60-61,本書譯者自譯

[15]托洛茨基致奧爾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同上,P. 62,本書譯者自譯

[16]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7.htm

[17]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小創不治將成壞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22.htm

[18]本書編者注:社會主義工人聯盟是一個自稱為托派的極左組織。他們的刊物為《通訊報》。在1973年他們改名為「工人革命黨」。在1980年代中期飽受分裂危機而最終瓦解。

[19]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全國執行委員會致共產黨大會代表們的公開信,《通訊報》,1961年4月1日,本書譯者自譯

[20]列寧,《「八月」聯盟的瓦解》,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01.htm

[21]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三章,https://marxists.catbull.com/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22]托洛茨基,《斯大林偽造歷史》,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05.htm,約翰斯通注:托洛茨基公布了他指控被掩蓋了的一頁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委員會的會議紀錄。

[23]約翰斯通注:這句常被托派所引用,如傑克·蓋爾(Jack Gale)在於1965年11月27日在《通訊報》上發表的「關於托洛茨基的謊言正在消逝」,以及最近曼德爾的《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一部反批判(Trotsky’s Marxism: an Anti-Critique)》,P. 34,刊載於1968年一、二月份的《新左派評論》,寫以反駁克拉索(N.Krasso)在1967年七、八月份的《新左派評論》上發表對於托洛茨基一記有意思的批判。事實上,我們將會看到,托洛茨基會僅在入黨六個月後再次的在布列斯特問題上與列寧發生激烈的政治衝突。

[24]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全國執行委員會致共產黨大會代表們的公開信,《通訊報》,1961年4月1日,本書譯者自譯

[25]曼德爾,《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一部反批判(Trotsky’s Marxism: an Anti-Critique)》,《新左派評論》,1968,P. 34,本書譯者自譯

[26]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002f-cwd.htm

[27]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50-3.htm,譯者注:約翰斯通在文中將馬、恩兩人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這段話復制為 「it is our interest and our task to make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until all the more or less propertied classe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ruling positions, until the proletariat has conquered state power, and advanced towards socialism in all the domina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但是在於2006年刊登於馬克思主義文庫(Marxists.org)英文版上的同文內的同一部分卻是「it is our interest and our task to make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until all the more or less propertied classe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ruling positions, until the proletariat has conquered state power and until the association of the proletarians has progressed sufficiently far - not only in one country but in all the leading countries of the world -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roletarians of these countries ceases and at least the decisive forces of produc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workers. 」收錄於馬克思主義中文文庫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版本的翻譯與後者吻合,將這段翻譯如下:「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

[28]譯者注:約翰斯通將此引用記錄為「《列寧英文版選集》,第三卷, P. 36」,然而列寧選集第三卷收錄了1918年至1923年的著作,與約翰斯通討論的時間背景不合。譯者也無法在其他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作者引用的這句話,故自譯。

[29]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第六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30]同上

[31]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0.htm

[32]列寧,《社會民主黨和臨時革命政府》,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0/001.htm

[33]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34]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35]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8.htm

[36]列寧,《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45.htm

[37]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index.htm

[38]同上

[39]托洛茨基,《一九零五》,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5book/00.htm

[40]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1.htm

[41]托洛茨基,《為政權而鬥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51017.htm,托洛茨基的重點。譯者著:約翰斯通將這個引用源於英文版《不斷革命論》P. 251,253-254

[42]列寧,《論革命的兩條路線》,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5.htm

[43]列寧,《論策略書》,第一封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8-13.htm

[44]同上

[45]列寧,英文版選集,第六卷,P. 385,譯者注:在這裡,約翰斯通所引用的是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completed, inasmuch as Russia is now a democratic republic」。可以理解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因此俄國現在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但是約翰斯通所引用的版本卻無法在英文版的《列寧全集》中找到。列寧在這個時期的文章中,唯一能在英文版列寧全集中找到有類似意義的則是《論策略書》第一封信中的這個句子:「To this extent, the bourgeois, or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Russia is completed.」  同一句話在《列寧全集》中文版被翻譯為:「就這一點來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 約翰斯通在第47號注解其實引用了後者版本,但是他卻說這句話出現在前者兩百多頁前,譯者無從查證列寧是否有斷論俄國已經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

[46]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五章,林驤華、伊陽明、範毓民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5.htm

[47]同上,托洛茨基的重點

[48]列寧,英文版選集,第六卷,P. 33,請見譯者與注釋45對約翰斯通原因的質疑

[49]列寧,英文版選集,第六卷,P. 501,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列寧全集同一時期的文章中找到任何與相似於約翰斯通在這裡引用的句子。

[50]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7.htm

[51]約翰斯通注:參見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他條件性的說這場資產階級革命「出現得過遲了」和「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穩定性」並沒有減損這個事實。他斷論「如果只在二月革命範圍內來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個階段,那麼,它只不過表明俄國已接近於譬如像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法國那種類型。」本身表示了從壓迫的半封建沙皇威權制度以來所做到的一點進步。實際上,列寧在1917年4月做出了較為正確的主張,認為這起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但是還沒有到達「純粹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列寧,《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5.htm#3,列寧的重點)

[52]列寧,《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2.htm,約翰斯通注:引自於《列寧選集》第六卷P. 503(列寧的重點)。只有在這個脈絡下可以讓我們了解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們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資產階級革命。」(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permanent_revolution/05.htm,列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10.htm)列寧特別意指在蘇維埃政權的開頭幾個月內很大部分是在執行將土地給予農民個人耕種的資產階級任務。這然而是次要於革命本身是執行社會主義任務的。

[53]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54]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附錄,《馬爾丁諾夫同志又來「加深」問題了》,http://www.cssn.cn/sjxz/xsjdk/mkszyjd/lnzy/840100/84010010/201311/t20131124_875454.shtml

[55]約翰斯通注:許多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當時仍然固執地把持這些假設,導致他們在二月革命後繼續維持著工農民主專政的目標而反對在四月回到俄國並呼吁黨轉變到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列寧。

[56]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57]托洛茨基,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導言,劉海生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0b.htm

[58]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附錄:為政權而鬥爭」,蔡漢敖譯,陳泰編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11.htm

[59]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倫敦,1967,本書譯者自譯

[60]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9.htm

[61]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工農民主專政’。——二月和十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62]同上

[63]列寧,《論革命的兩條路線》,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5.htm

[64]約翰斯通注:基於這項事實和事故的本質,我們無法認真的看待托洛茨基極度忠實卻神經質的支持者越飛所提出的「證據」,聲稱他聽到列寧說托洛茨基自1915年以來都是正確的。這些是在1927年越飛被多發性神經炎和肺結核病魔纏身時,為了自殺來戲劇性地抗議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所寫下的遺書上寫的。(參見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四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4.htm,關於越飛請參見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7.htm)

[65]托洛茨基,《反對派政綱》,第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70903.htm

[66]托洛茨基,《我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答復》,Yohane譯,http://yohane0713.blogspot.com/2016/08/blog-post_78.html

[67]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68]托洛茨基,《我們的意見分歧》,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09.htm

[69]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5.htm

[70]托洛茨基,《過渡綱領》,第十五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8b.htm

[71]第四國際,《關於殖民地革命問題——皮埃爾·弗朗克在第四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rank/mia-chinese-pierre-frank-195710.htm

[72]斯大林,《十月革命》,《紅色中國》網友譯,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5406,約翰斯通注:(這句話被毫無理由的從斯大林於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P. 157頁中移除了)。這句斯大林在革命一年後記憶猶新時所說的話,比後來他開始與托洛茨基進行爭論時的說詞還要可信。近年來幾位蘇聯史學家為此而攻擊斯大林在其1918年寫的這篇文章中誇大了托洛茨基的角色,對我來說也沒有說服力。據我所知,沒有人有嘗試著解釋斯大林移除這句話的可能動機。

[73]高爾基,《Lenin et le Paysan Russe》,巴黎,1924,P. 95,本書譯者自譯

[74]高爾基,《Days with Lenin》,倫敦,1924,P. 57,本書譯者自譯,約翰斯通注:拉薩爾是上個世紀一名知名的社會主義派領導人,其機會主義、利己主義和野心遭馬克思批評。馬克思卻也承認了他於1863年成立獨立工人政黨的「永世功勞」。

[75]列寧,《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_ftn1,譯者注:約翰斯通將這句話的出處注為《革命空談》,P. 85-86,但是《革命空談》並不包括這番話。

[76]同上,譯者注:這句話也不在《革命空談》文內

[77]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1.htm

[78]《Le Bolsheviks et la Revolution d’Octobre: Proces verbaux du Comite Central, aout 1917 - fevrier 1918》,巴黎,1964,P. 287-294,本書譯者自譯

[79]同上, P. 290

[80]列寧,《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_ftn1

[81]同上

[82]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三十一章,石翁、施用勤等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33.htm

[83]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員會報告),英文版,紐約,1937,P. 51,本書譯者自譯

[84]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7.htm

[85]同上

[86]同上

[87]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88]同上

[89]列寧,《黨內危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90]同上

[91]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92]列寧,《黨內危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93]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0.htm

[94]約翰斯通注:參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派別被定義為「具有各自的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自成一派並規定內部紀律的集團。」托洛茨基在於1924年召開的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疏遠了他的支持者們所做出的聲明並否認他支持在黨內成立派別或集團,認為「區別派別於集團是不可能的。」(13 s’eze R.K.P.b,莫斯科,1924,P. 165)。他此後所做出的各種聲明,遑論他的作為,卻有悖於他在此做的結論。

[95]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0.htm

[96]約翰斯通注:日後托洛茨基申論他所做出的這些觀點純粹取決於「戰爭共產主義」特殊環境的背景之下,在他於1920年提出以獎勵金來改善這個情況的提案被拒絕以後形成的。(《我的生平》,第三十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0.htm)但是,在決定以比托洛茨基在前一年提出的政策更徹底的「新經濟政策」取代「戰爭共產主義」的第十次黨大會上,他卻堅持他的軍事化勞動政策仍然適用,而且不一定取決於「戰爭共產主義」。(參見《武裝的先知》,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97]多依徹,《武裝的先知》,P. 72,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譯

[98]同上,P. 9,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譯

[99]同上,P. 6-7,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譯

[100]同上,P. 9,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譯

[101]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7.htm,譯者注:約翰斯通講這句話的出處指為列寧,但是這句話卻是出自托洛茨基,而被列寧在文中加以抨擊的。

[102]列寧,《最後的書信和文章》,《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103]約翰斯通注:他的工業論文,不包括與他論文一同發表的報告,有被刊登在1923年三/四月份的《勞動月刊》(Labour Monthly) ,譯者注:《勞動月刊》為前英共曾經發行的理論月刊,已於1981年後停刊。

[104]約翰斯通注:當然,在兩者中找到一個能夠接受的平衡是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必要的。

[105]多依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9book/deutcher-1959book06.htm

[106]《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r Sowjetunion in Resolutionen und Beschlussen der Parteitage, Konferenzen und Plenen des Z.K.》,柏林,1957,第四卷,P. 251,253,本書譯者自譯

[107]約翰斯通注:在他的《最後書信》中,列寧警告過,「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列寧,《最後的書信和文章》,《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108]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二章,王凡西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4.htm,約翰斯通注:在蘇共第二十次黨大會後,加裡·希裡(Gerry Healy,譯者注:英國極左宗派領袖)的出版社發行了這本小冊子的英文版並試圖大規模的吸納共產黨和共青團成員。當時他的集團的確有所成功,但是幾乎所有那是加入他們的人隨後離開了,通常批評他們在那個集團內所看到的官僚主義作風。

[109]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第二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6.pdf

[110]多依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9book/deutcher-1959book06.htm,約翰斯通注:我在此必須澄清,盡管做出了像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批判,艾薩克·多依徹對托洛茨基在此和其他方面的評價整體來說還是正面的。(參見他為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A Trotsky Anthology,紐約,1964年的題序,《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的前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marxist.org-chinese-deutcher-b.htm),以及《流亡的先知》的跋)。但是作為一位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他,也不放任自己對於托洛茨基的同情影響了他在每一本托洛茨基三部曲中所展現的嚴格客觀角度,這也讓他的著作成為了當代最傑出的傳記之一。

[111]約翰斯通注:所有證據強烈支持這位名為麥卡德(Mercader,又名「Jacson」),又偽裝成失意托派人士的刺客,事實上是奉斯大林和格別烏之命行事。在於墨西哥二十年服刑完畢後,他搭乘了一班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機離開了墨西哥,前往不明的終點。

[112]約翰斯通注:參見《蘇聯共產黨黨史》,莫斯科,1960,P. 396,P. 409,本書譯者自譯

[113]約翰斯通注:斯大林並不是指受蘇聯管轄的國家,而是跟隨俄國先例建立蘇維埃(工農議會)並贏得政權的國家。

[114]斯大林,《論列寧主義》,http://202.114.71.38/my/dispArticle.Asp?ID=2674

[115]約翰斯通注:由於篇幅限制,我沒有辦法在本文檢視這些提案的規模是如何與當時真正的經濟機會相對應。聲稱斯大林在1928年後實行了比先前反對派所提出的計劃更佳深遠的政策,因而證明反對派是對的,是庸俗托洛茨基主義所營造的迷思之一。如莫裡斯·多布(Maurice Dobb)解釋道:「在1928-29年之間能夠實行的措施不代表它們在先前工業和農業更加微弱的幾年內是可行的。(參見M. Dobb,Soviet EconomicDevelopmentsince1917,倫敦,1948,P. 206-207。又見R.W. Davies,「The Inadequacies of Russian Trotskyism」,刊載於1957年七/八月份的《勞動評論》(本書譯者自譯))。但是,申論如果黨有聽從反對派先前對於富農在鄉村權力成長的危險,那1929-30年間的農業集體化就不必如此暴力的說法,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托派支持以價差系統來犧牲農作物價格,維持工業產品並達到城市剝削農村的效果(參見反對派首席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reobrazhensky/the-new-economics.htm)理論上也會導致斯大林在1929年所實行的許多措施。

[116]托洛茨基,《年輕人們,學習政治吧》,收錄於《論日常生活問題》,本書譯者自譯,約翰斯通注: 有意思的是,在1930年代的出產的蘇維埃史學抨擊了托洛茨基於1920年反對紅軍進攻華沙,指責他「認為不應將革命從外帶入一個國家的社會民主偏見」(N.Popov,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紐約,第二部分,P. 101,本書譯者自譯)。

[117]約翰斯通注:尤其參見注釋[6],[8],[9]

[118]托洛茨基,《和平綱領》,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05.htm

[119]托洛茨基,《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b.htm,托洛茨基的重點

[120]托洛茨基,《和平綱領》,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05.htm

[121]《托洛茨基往何處去》,倫敦,1928,P. 53-54,本書譯者自譯

[122]托洛茨基,《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第七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23]同上

[124]同上

[125]同上

[12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6a.htm

[127]托洛茨基,摘自《工人國際新聞》(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倫敦,1938年7月,P. 1,本書譯者自譯

[128]同上

[129]多依徹,《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倫敦,1959,P. 286-287,本書譯者自譯

[130]《新國際報》,(New International),1935年3月,P. 40,本書譯者自譯

[131]曼德爾,《新左派評論》,第47號,P. 42。約翰斯通注:這種對於社會主義的定義也不相符托洛茨基認為俄國直到達成「每個社會主義社會成員的平均生產力高於,甚至遠高於,資本主義工人」之前都不能被稱為擁有社會主義。(參見托洛茨基,《俄國和世界無產者》,英文版,1935年,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5/09/russia.htm,本書譯者自譯)

[132]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三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6.htm,列寧的終點。約翰斯通注:又見《列寧選集》第八卷,P. 239。要在列寧其他著作中看到對於社會主義定義的修改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此引用的是最通用的。

[133]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共產主義ABC》,第十五章,第121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ukharin/1919book/marxist.org-chinese-bukhrin-1919book17.htm

[134]約翰斯通注:在長年被用為托派英語基本教材的《托洛茨基主義ABC》(倫敦,1945)裡,美國資深托派領袖詹姆士·坎農寫道「我...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詞是可以互換的...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當你在進入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政府...終究會消亡...」(《托洛茨基主義ABC》,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 Special,倫敦,1945,本書譯者自譯)

[135]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8.htm

[136]約翰斯通注:我在我給《新左派評論》1968年七/八月份第50號關於托洛茨基和一國社會主義的投書中很完整地引用了列寧對此的說法。我很感激《新左派評論》的編輯部允許我將那篇文章的一部分加入現在這篇研究。

[137]列寧,《論合作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0.htm,譯者注:約翰斯通所引用的一句「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其實是出自於《論合作社》出版前幾個月的《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的講話》,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9.htm,約翰斯通沒有澄清這兩句話的出處不同。

[138]列寧,英文版選集,第七卷,P. 361,本書譯者自譯

[139]約翰斯通注:在他的《論合作社》一文中,列寧將這樣建立在土地國有化的合作社資產形容為具有社會主義性的特色。

[140]斯大林,《給伊萬諾夫同志的覆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selection.pdf。約翰斯通注:在他的信中重復了他的前提:「就在免除資產階級關系復辟的完全保障而言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是有可能的。」,而在蘇聯被多個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情況下並不會持久。

[141]陶裡亞蒂,《Questions Posed by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PSU, Interview of Nuovi Argumenti》,倫敦,1956,P. 8,本書譯者自譯

[142]約翰斯通注:參見《通訊報》,1968年3月9日:「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直接導致了1930年代的經濟混亂和政治肅清...’這並沒有嘗試著解釋兩者間的因果關系,也沒有告訴我們如果這個理論導致了「經濟混亂」,那哪一個理論在那個時期造就了連托洛茨基都接受的巨大經濟成功呢?引文本書譯者自譯

[143]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蘇德條約與蘇聯的階級性質》,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

[144]托洛茨基,《工人國家、政治反革命與波拿巴主義》,李星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50201.htm

[145]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員會報告),英文版,紐約,1937,P. 282,本書譯者自譯

[146]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蘇德條約與蘇聯的階級性質」,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本書譯者注:在此,托洛茨基的中文譯者李星將原文的「我們‘保衛蘇聯’的政治原則」翻譯為「第四國際‘保衛蘇聯’的政治原則」。

[147]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10.htm

[148]同上

[149]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8.htm,約翰斯通注:有趣的是,在上次戰爭後,托派第四國際(那時候還只有一個第四國際),不但沒有自我批判或是分析他們的重大錯誤,反而繼續重復下去。1946年,在「馬克思主義預測的力量「的標題之下,他們的國際大會聲稱「在每一個重要的方面,第四國際的分析都是經得住時間的考驗的!」(第四國際,《只有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第四國際國際代表會議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A.htm)並且在一份決議案中聲明:「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積極參與能夠挽救蘇聯,使它不致(在它今天與帝國主義的角力下)走向不幸的結局。」(第四國際,《新的帝主義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國際的建黨工作——第四國際國際代表會議的決議》,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htm)當然他們孜孜不倦的聲稱戰爭「‘標明了’在一個國家中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徹底破產」(同上)。二十年後這個不幸的結局並沒有成真,但是忠實的托派當然不會讓這種小問題改變他們的觀點。因此,在1965年12月18日的《通訊報》裡,我們看到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國家委員會委員Jack Gale聲稱「官僚如果沒有被移除之下會推翻蘇聯」(本書譯者自譯)。真是永不言敗啊!

[150]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譯者注:前一句並沒有出現在向青的譯本中,故自譯

[151]同上

[152]同上

[153]同上

[154]托洛茨基,《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b.htm

[155]同上

[15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6a.htm

[157]《Reports of Court Proceedings of the Trial of the Trotskyite-Zinoviev Center》,莫斯科,1936,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sr/government/law/1936/moscow-trials/index.htm,of Trial of the Anti-Soviet Trotskyite Center,莫斯科,1937, Trial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莫斯科,1938,與布哈林有關的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bukharin/works/1938/trial/index.htm

[158]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員會報告),英文版,紐約,1937

[159]《無罪!》,倫敦,1938

[160]約翰斯通注:參見J.R.Campbell,《Soviet Policy and its Critics》,倫敦,1939,P. 265

[161]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http://www.aisixiang.com/data/31488.html,約翰斯通注:雖然這起在大會上的閉門演說至今還沒有在俄國被公開發表,但是其真偽是毋庸置疑的。

[162]約翰斯通注:赫魯曉夫在回覆1961年蘇共第22屆黨大會的討論上公開承認了他們是無辜的,並表明黨主席團已於1957年通過了對他們的平反。

[163]《Trial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莫斯科,1938,P. 186, 252-254,約翰斯通注:呈上法庭的證據指出「在托洛茨基看來,圖哈切夫斯基和軍隊集團將會是反革命行動中決定性的勢力。」本書譯者自譯

[164]同上,P. 276-773。約翰斯通注:在法庭上克列斯京斯基「招認了」早在1921年托洛茨基與德國軍事參謀談妥了德國將會每年提供六萬美元來資助他在俄國內的非法托派活動,以換取托洛茨基和克列斯京斯基提供給他們的諜報。(P. 269-270)

[165]G. Pajetta代意大利共產黨領導在記者會上的發言, 《團結報》(L’Unita),1961年12月


附錄B 列寧被藏匿的書信

列寧最後的鬥爭

艾倫·伍茲

以下這些書信從1922年12月延伸到1923年3月,也就是在列寧政治生涯最後的日子,當他對抗日益痛苦和致殘的病痛時。列寧這個時候的寫作所經歷的困難在他們簡短的篇幅,以及信件之間的間隔,也就是醫生不允許他工作的時段上能看得出來。然而盡管憑著壓縮的篇幅,我們仍然可以在這些書信中看到了列寧完全了解在政府和黨內所發展的情勢。與他最後幾篇著作(《日記摘錄》、《論合作社》、《我們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起來看,這些文獻組成了對抗官僚腐化的一部完整綱領。

在他最後活動的歲月裡,列寧完全致力於處理蘇維埃經濟在新經濟政策後的面對的問題。1921年,在千萬農民小資本家群眾的壓力下,蘇維埃工人政府被迫從社會主義式計劃和工業化道路撤回,以便為在城市裡受飢荒所苦的工人們獲得糧食。在內戰期間使用的糧食徵收政策被放棄以平息工人政府必須贏得支持的農民,以免覆滅於反動之手。糧食自由市場被重新建立,對於農民和小貿易者也實施部分妥協,而經濟力量的主要杠杆(國有化的銀行和重工業,被政府壟斷的對外貿易)仍然掌握在工人政府手中。

這些撤退主要是由歐洲工人奪取政權和支援蘇聯的延誤而強迫施加於布爾什維克們的。從1905年起,列寧就已經再三申論如果沒有來自歐洲工人們的支援,俄國工人是無法持續掌握政治力量的。在落後,文盲普遍,經濟和文化上貧困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任務並不是創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從飢荒中搶救千萬百姓,重建殘破的經濟,以及提供住房和小學,亦即將俄國拖入二十世紀內。

社會主義的勝利需要的是在所有先前社會都沒有達到的高度生產力量發展下。只有在主要的需求和貧困完全被消除的情況下人的思想才能從每日為生存的磨練、掙扎中提升至更崇高的視野。達成如此社會轉變的條件在今天的世界已經存在。在人類歷史上,我們首次能夠據實的說任何人都不再有經驗飢餓、流落街頭和成為文盲的必要。

所有的潛力近在眼前-在各種由資本主義發展所創造的科學、科技和工業上,雖然它們仍然在一個不完整,無政府和未發展的方式下吸允全球的資源。只有在一個整體的,調和的生產計劃基礎上才得以實現這些潛力。但是這也必須由生產資料共有制和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的出發點來執行。

這些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被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並沒有以在前沙皇帝國的領土之內「建立社會主義」為目標來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而是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響出第一槍:

「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事業。」列寧寫道,「至於哪一個國家的無產者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期間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這個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1]

對列寧來說,俄國革命的第一重要性就是它為世界工人所樹立的典範。在1918-1921年間橫掃歐洲的革命浪潮之失敗也是後來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歐洲革命勝利的基礎上,俄國龐大的潛在礦產財富和工人大眾可以與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連結。而一個歐洲社會主義聯邦也可能改變了歐洲和亞洲人民的命運,並為社會主義世界聯邦開啟大門。反而,膽小與無能的工人領袖,導致了歐洲工人們經歷了幾十年的困苦、失業、法西斯主義和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另一方面,全世界唯一的工人政府被孤立在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並起始了官僚腐化和斯大林主義反動。

德國工人階級在1921年3月所經歷的失敗迫使了蘇維埃共和國以自己手頭上的資源來生存。在1921年10月17日的一場眼見中,列寧描述了這些後果:

「你們應當記住,現在包圍著我們這個經過多年磨難而貧窮不堪的蘇維埃國家的,不是會用自己高度發達的技術和工業來幫助我們的社會主義法國和社會主義英國。不是的!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它們的高度發達的技術和工業,全部都歸反對我們的資本家所有。」[2]

為了蘇維埃政權的生存,與農民們想要盈利的訴求和解是必要的,盡管這也犧牲了唯一真正能夠帶動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階級建立工業的利益。

朝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對於農民,小商人和投機份子(「奈普曼」)所做出的讓步在1921-1922年間防止了經濟的崩壞。城鄉之間的貿易在對前者極度不利的條件下復辟。對於農民的減稅也侵蝕了投資工業所需要的經費。重工業停滯了下來,而許多輕工業則落入私人企業手中(在1923年,88%的工業企業都是私人擁有或是出租給私人管理,但這些大部分都是小型企業。)而農業的復蘇也強化了蘇維埃社會內的資本主義元素,而不是社會主義元素。擁有大型肥沃的農地和能夠購買必須設備、馬匹,和肥料的資本的富農們得以賺進暴利。事實上,農村內的貧富差距在新經濟政策下馬上明顯且驚人的升高。富農們囤積糧食以推高價格,甚至從貧農們手中買斷農作物,然後日後在價格升高後賣回給他們。

列寧憂心地觀察著這些傾向,他也重復警告著勞動階級必須抓緊經濟杠杆的必要。在1922年11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列寧簡而言之: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業豐收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良好也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有重工業。而要使重工業情況變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資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資金,那我們就會滅亡,就不能成為文明國家,更不用說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了。」[3]

在這段時期,列寧探討了電力是否能夠成為突破俄國極度落後情況的一個可能領域。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則致力於處理在新經濟政策下實際上失焦的整體政府工業計劃。他在此時重復申論強化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來計劃工業復蘇的必要。列寧一開始對這項計劃並不信任,但不是因為他駁斥計劃,而是因為充斥於蘇聯政府機構內的官僚弊病。他對於這些官僚會將一個擴增和強化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變成紙上談兵感到憂心。

盡管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途徑有所不同,但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完全同意強化經濟內社會主義元素以及遏止國家回溯到「農民資本主義」的迫切需要。然而,部分布爾什維克卻也對來自於富農的壓力低頭。關於蘇聯政權會走向哪條道路的問題在1922年三月的對外貿易壟斷爭論上被完全地提出來。

對外貿易的壟斷

在1918年4月實施的對外貿易壟斷,是一個防止社會主義經濟被外國資本侵蝕和征服的重要措施。在新經濟政策下,貿易壟斷成為了面對資本主義趨勢更重要的防波提。1922年初,在列寧的請求下,安·馬·列扎瓦(A.M. Lezhava)起草了「論對外貿易」一文,其中強調強化壟斷和嚴格審查進出口活動的需要。盡管如此,中央委員會對此還是分裂的。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反對列寧的提案並主張放松壟斷,而索科利尼科夫、布哈林和皮達可夫甚至要求完全廢止壟斷。

在同年5月15日,列寧寄了如下的信給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

有鑒於此,我建議用向政治局委員徵詢的方式通過下述指令:「中央委員會確認對外貿易壟斷,並決定一律停止研究和籌劃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合並事宜。各人民委員應秘密簽字,原件退斯大林,不得復制。」[4]

同時,列寧也致信給斯大林和弗魯姆金(M.I.Frumkin,對外貿易副人民委員)強調「有關削弱對外貿易壟斷的一切議論、商談和委員會等等都應正式禁止。[5]

斯大林的回應則是規避性的:

「我並不反對在現階段‘正式禁止’減輕對外貿易壟斷的措施。但是我還是認為減輕已經是必要的。[6]

5月26日,列寧遭受了病魔的第一次襲擊,也讓他直到9月前都無法工作。自此期間,盡管列寧有所請求,但是對於「減輕」對外貿易壟斷的問題卻又被提出來了。在10月12日,索科利尼科夫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推動了放松對外貿易壟斷的決議案。列寧和托洛茨基都不在場,而決議案也以絕大多數支持而通過。

10月12日,列寧在與斯大林討論過這個問題後透過斯大林致信中央委員會。列寧對於這次決議表示抗議,並要求這個問題在12月的全體會議上再次被提出來討論。隨後,斯大林致信中央委員會委員:

「列寧同志的信並沒有說服我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是錯的...然而,有鑒於列寧同志對於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必須延遲的堅持,我會投票贊成延遲,讓這個問題在下次列寧同志會出席的全體大會上討論。」[7]

10月16日,大家都同意將此議題延遲至下一次的全體會議。然而,當全體會議的日期將至時,列寧開始憂心他的健康情況將讓他無法發言。在12月12日,他首次致信托洛茨基請求他負責「為我們共有的看法,也就是維持和強化對外貿易壟斷的無條件需要辯護。[8]」列寧寫的信件清楚地顯示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這段期間聯盟的存在。它們展現了列寧對於托洛茨基政治判斷的隱含信任,這是由歷年來在蘇聯政府領導內共事所產生的信任。而也不意外的,在這段期間列寧也不會找其他人來為他的意見在中央委員會上辯護。就連他其他的知己,弗魯姆金和斯托莫尼亞科夫(Stomoniakov)都不是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得知列寧為鬥爭所做的准備以及他與托洛茨基形成的聯盟後,中央委員會不戰則退。在12月18日,10月通過的決議案被無條件撤銷。列寧主義派對於在黨領導內支持富農份子的第一輪戰鬥中勝出。這場戰鬥將在列寧死後由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繼續進行,他們是唯一在斯大林政治反革命的血口前高舉列寧的旗幟和綱領的人。

列寧對抗官僚

很久以前,恩格斯解釋了在任何社會內,如果藝術、科學和政府只保留給少數人使用,那這個少數人就會使用和濫用他們的社會地位來維持他們的利益。由於革命被孤立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布爾什維克們不得不徵用一群前沙皇時代的官員們來維持政府和社會的運作。這些份子,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試圖打劫工人政府,逐漸明白了蘇維埃政權是不會被武裝力量消滅的。在渡過內戰的危險後,許多先前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為敵的人開始滲透政府,工會,甚至黨本身。

1921年的第一次「清黨」完全與後來斯大林的可怕作秀公審,屠殺了整個老布爾什維克領袖的「大清洗」毫無關系。沒有任何一個人受到審判、殺害、或落獄。但是特別的黨委員會有被成立來開除上千名以入黨來促進自身利益的仕途主義者和資本家的黨籍。被開除黨籍者的罪行通常是「官僚主義、仕途主義、對於自身蘇維埃政府地位的濫用、破壞黨內同志氣氛、散布毫無根據和從無查證的關於黨或個別黨員,並且損害黨團結和威信的謠言。」[9]

為了執行對於官僚的鬥爭,列寧主張設立「工農檢察院(RABKRIN)」,作為黨內道德的最高仲裁者和保衛者,以對付在蘇維埃政府機關內的外來階級份子。在工農檢察院的核心內列寧部署了當時因其卓越組織能力和剛硬性格而受到列寧重視的斯大林。

工農檢察院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審視並篩選政府內和黨內的負責工作者。任何握有抑制晉升或提拔他人權力的人顯然握有能夠為自身利益服務的權力。工農檢察院從作為對付官僚的武器變成了爭權奪利的溫床。斯大林犬儒地利用他的在工農檢察院的職位,以及他後來控制的書記處,來在他身旁提拔了一群唯命是從,只為能夠將他們提拔到肥缺的人效命的無名小卒們。從黨內道德的最高仲裁者,工農檢察院沉淪到官僚犬儒主義的最底深淵。

托洛茨基在因病痛所困而無法接近視察黨務的列寧之前察覺實情。托洛茨基指出「那些在工農檢察院內工作的人都是在其他領域內碰壁的工作者」並且指出「工農檢察院內爾虞我詐的泛濫已經變成整個國家人盡皆知的諺語了。[10]

盡管托洛茨基有在批評,列寧仍然繼續保衛工農檢察院。但是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開始目睹了來自這個單位的官僚威脅以及斯大林自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的《我們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內,列寧將這個問題連結於工人政府機構的官僚缺陷:

「我們的國家機關,除了外交人民委員部,在很大程度上是舊事物的殘餘,極少有重大的改變。這些機關僅僅在表面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11]

但是,在著於1923年3月2日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也就是列寧最後一篇文章內,他對於工農檢察院做出了最猛烈的抨擊:

「讓我們直說吧,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辦得更糟的機關了,在目前情況下,對這個人民委員部沒有什麼可要求的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寧還包括了對於斯大林的直接抨擊:

「附帶說一句,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裡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裡也有。」[12]

列寧點出斯大林為黨內官僚派系的可能領袖也見證了他的遠見。在這段期間,斯大林在「機關」的權力對於大多數民眾甚至是黨員都是看不見的,而大部分的領袖們給予他眾所皆知的平庸政治和理論能力,都不相信他有耍伎倆的可能。就連在列寧死後,領導「三部馬車(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團)」的人是季諾維耶夫,而不是斯大林。而這也是以攻擊「托洛茨基主義」作為掩飾,將黨推離於十月革命傳統的命運性第一步。

毫無意外的,列寧對黨的最後忠告是警告斯大林「不忠誠」和「不能容忍[13]」地濫用職權,並主張將他調離總書記一職。

為國際主義的鬥爭

歐洲工人革命的失敗讓第三國際更加注重東方被奴役人民的革命。十月革命給殖民地人民對於他們帝國主義壓迫者的鬥爭提供了重大的啟發。刻印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旗幟上的「民族自決權」口號點燃了千萬亞洲和非洲人民的鬥志。

工人政府成立後幾乎第一步就是承認芬蘭的獨立,雖然這也意味著提供一個敵對資本主義政府獨立。馬克思主義者們自然地、堅持地主張在一個世界社會主義聯邦下所有人民的團結。但是這個團結不能以強迫的手段達成,只有在各國工人和農民的自由同意下才能成功。最重要的是,當一個前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們奪下了政權後,他們有負擔尊重前殖民地人民意願的責任,就算他們希望分割出來。統一可以以後再由勸說和示範的基礎上達成。

1921年,在格魯吉亞政府持續地與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策劃反擊蘇聯下,紅軍被迫進入格魯吉亞。列寧相當憂心地認為這起軍事行不該視為蘇聯並吞了格魯吉亞,因此讓蘇聯政府和過去沙皇壓迫者的行徑看起來相去不遠。他一再致信中央委員會在格魯吉亞的代表奧爾忠尼啟澤,建議他尋求「與格魯吉亞知識份子和小商人群眾的和解的政策」,並主張與「饒爾丹尼亞或其他相似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建立聯盟[14]。在同年3月10日,他寄出了一封電表強調了「對格魯吉亞的權力機關要特別尊重,對格魯吉亞居民要特別關心,特別謹慎」的必要。[15]

然而,奧爾忠尼啟澤在格魯吉亞的行徑卻是連結於斯大林在黨內集團的。斯大林當時正在起草一個主張俄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與其他非俄國蘇維埃共和國統一的提議。在1922年8月,當列寧臥病在床的時候,一個由斯大林領導的委員會被設立來進行統一的工作。

當斯大林的論文開始浮現時,它受到格魯吉亞黨的中央委員會堅決的反對。9月22日,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通過了以下的決議案:

「斯大林論文提出的一個將獨立共和國轉變為自治區的統一方案現在還為時過早。一個統一的經濟方針和相同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所有獨立的形式必須被保留。」[16]

格魯吉亞人的抗議被忽略了。斯大林一意孤行,企圖強行推動他的主張。他的委員會在斯大林走狗莫洛托夫的主持下於9月23和24日召開。期間他們決議駁斥了格魯吉亞黨決議案(僅有一票反對,也就是格魯吉亞黨的代表姆季瓦尼。)9月25日,這個委員會將決議後的文件送交給在高爾基區修養的列寧。在列寧能夠提供回覆,政治局還沒有機會討論之前,書記團(斯大林黨內集團的中心)就擅自將委員會的決定在十月全體大會之前散發給每位中央委員會委員。

9月26日,列寧透過加米涅夫致信給中央委員會提醒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小心,並且警告了斯大林將這個決議倉促通過的嘗試:「斯大林有點操之過急。」列寧隨後安排與他見面。他當時還沒有察覺到斯大林為了將統一通過的所使用的手段。然而,就連這封信都顯示了他對任何冒犯小國人民的獨立心意進而強化大國民族主義的反對。

「重要的是,我們不去助長「獨立分子」,也不取消他們的獨立性,而是再建一層新樓——平等的共和國聯邦。」[17]

列寧提出的修正案意旨在軟化斯大林原來草案的口氣,給被斯大林認為是錯的「獨立份子」們一點餘地。對於列寧溫和的評論,斯大林以他在9月27日給政治局信中突兀和堅定地反駁回敬,包括了下面這一段:

「關於第四條的問題,在我看來,列寧同志自己有一點'急躁'...毫無疑問,這種'急躁'將為'鼓吹「獨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損列寧的民族自由主義。」[18]

斯大林粗魯的回應毫不含糊地顯現了他對於列寧在他「個人領域內」做出的「插手」,並被他對於列寧介入所造成的後果之恐懼而增強。

斯大林的恐懼是有依據的。在他和姆季瓦尼討論後,列寧確認了整個格魯吉亞的問題被斯大林錯誤的處理,並開始搜證。在10月6日,列寧為政治局寫了一份備忘錄,《就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給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條》:

「我宣布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我那顆該死的牙齒一治好,我就要用滿口好牙吃掉它。」[19]

列寧最後的鬥爭

這時,列寧還尚未完全理解格魯吉亞事件的意義。他並不知道斯大林,為了強化他的勢力,已經肅清了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派中最精明的干部,並在其中央委員會內指派了新的,較為「聽話」的人。

但列寧所知道的消息已經足以讓他產生懷疑。在接下來的這個星期,他開始迅速地搜集格魯吉亞「事件」的有關消息,並說服中央委員會指派李可夫和捷爾任斯基去提佛利司(現為第比利斯,格魯吉亞首都)去調查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的訴狀。

在12月23和24日期間,列寧開始對他的秘書口述他出名的對於黨大會的致信。他強調這必須要是保密的[20]。列寧緩慢的、痛苦的進行他的工作,並不時被病痛打斷。但是在整個過程中,他逐漸清楚地認識到主要的敵人是存在於政府和黨的官僚「機器」內,以及其龍頭斯大林。

在《俄國局勢的真相》一文中,托洛茨基紀錄了他與列寧在後者第二次中風前的最後一次談話。面對列寧建議托洛茨基必須參與新的鬥爭官僚的委員會(參見《我們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托洛茨基回應道: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按照我的判斷,目前同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鬥爭中,我們必須不要忘記,無論在外省或者在中央,圍繞著某些黨的領導人和領導集團,在省裡、區裡、黨支部裡,在中央,這就是說中央委員會——有一批特選的干部和專家,黨的,非黨的和半黨的專家。你要攻擊蘇維埃的干部,就會碰到黨的領導人。專家也是他的隨從中的一員。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能擔任這項工作。 ’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想了一會,然後說道(我在這裡幾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話):'這就是說,我提議和蘇維埃的官僚主義鬥爭,而你要加上黨的組織局的官僚主義。'

我因為這句話的出乎意外而笑起來,我的頭腦中還沒有這樣成熟的觀念。

我回答道:‘我想是這樣。’

然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說道:‘那麼,好的,我提議組織一個集團。’

我說:‘我總是願意和一位好人組織集團的。’」[21]

這段對談是重要的,因為它澄清了列寧最後著作的內容,尤其是有名的《最後書信》、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以及《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隨著每一天的過去,他在書信中的口氣越來越銳利,他的目標愈發清楚的點出。不管他處理的是哪個問題,他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對抗外來階級勢力對政府和黨造成的壓力之必要,將官僚連根拔起,對於反對大俄國沙文主義的戰鬥,以及對黨內斯大林集團的鬥爭。

雖然列寧堅持要求他的書信被保密,《最後書信》中的第一部分仍然落入書記團和斯大林手中,他們也馬上察覺了列寧介入對他們造成的危險,並著手開始杜絕它。重大的壓力被施加於列寧的秘書們肩上,以防止列寧發現任何會「惹他生氣」的訊息。

然而,列寧從捷爾任斯基口中得知,在所有其他斯大林派系所犯下的暴行外,奧爾忠尼啟澤甚至離譜到扇了一名格魯吉亞反對派人一巴掌。這可能以後來斯大林統治下的恐怖比起來微小許多,但是卻讓列寧感到無比震驚。他的秘書在其1923年1月30日的日志中記載到列寧說:「我生病前夕,捷爾任斯基對我談過委員會的工作和‘事件’,這對我有嚴重影響。[22]

如果要了解這起惡行的巨大嚴重性,我們必須了解俄國人(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大俄國人)在沙皇體制下對少數民族的態度猶如大英帝國對印度和非洲人一般藐視和橫行霸道。俄國革命的歷史任務是將這些被欺侮的少數民族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完整人民,擁有自己權利和尊嚴的地位。一個大俄國國家代表欺侮或毆打一名格魯吉亞人是一個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罪行,是一起會至少被開除黨籍或用更嚴厲的方式來處分的沙皇主義暴行。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對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澤火冒三丈,要求「處分有責任的人,以儆效尤。」

斯大林百般阻撓列寧與格魯吉亞之間的通訊。好幾篇列寧秘書的日志都提供了這些官僚性騷擾的清楚景像:

「星期四,1月25日,他(列寧)問拿到(格魯吉亞委員會的)材料沒有。我回答說:捷爾任斯基要星期六才能來,因此我還無法問他。

星期六我問捷爾任斯基,他說材料在斯大林那裡。我給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來電話,說未經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給。他問我是不是對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說了什麼多餘的話,他是從哪兒了解到日常事務的?例如他那篇關於工農檢查院的文章表明他知道某些情況。我回答說,我沒有說,也沒有任何根據認為他了解日常事務。今天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把我叫去問回音,並說要為取得材料而鬥爭。」[23]

這幾句話顯著地揭露了斯大林為了保衛他的地位於他所懼怕的列寧所訴諸的欺凌和官僚手段,盡管後者已經時日不多了。沒有比這些行為更能顯示列寧在《最後書信中》提到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了。

列寧對捷爾任斯基和中央委員會態度的不信任反映在他給他秘書的指示:

「(1)為什麼指控格魯吉亞共產黨原中央委員會犯了傾向主義。
(2)指控它犯了破壞黨紀的錯誤,是指什麼。
(3)為什麼指控外高加索邊疆區委員會壓制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4)肉體上的壓制辦法(‘生物力學’)。
(5)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不在時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在時中央的路線。
(6)委員會的態度。它只審查對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的指控,還是也審查對外高加索邊疆區委員會的指控?它是否審查了生物力學事件?
(7)現狀(選舉運動、孟什維克、壓制、民族糾紛)。」[24]

但是列寧對於黨內不忠和不誠實的份子逐漸增強的察覺也讓他對自己的秘書們有所提防:他們是否也被斯大林堵嘴了呢?

「1月24日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說:「先談談我們的'秘密'事務(即最後書信):我知道,您在哄騙我。」我保證並非如此,對此他說:’關於這一點我有自己的看法。‘」[25]

抱病的列寧突破困難地得知政治局已經接受了捷爾任斯基委員會所做出的結論。正是在這個時候(2月2-6日)列寧口述了《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也就是當時對斯大林和黨內官僚做出最直言不諱的批判。格魯吉亞事件說服了列寧政府的腐敗沙文主義是其受到外來階級壓力最危險的跡像:

「我們國家機關的情況,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認真考慮怎樣來克服它的缺點,同時要記住,這些缺點根源於過去,過去的東西雖已被打翻,但還沒有被消滅...」[26]

在他最後一次出席的政治會議,也就是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警告了政府機器已經開始脫離了共產黨人的控制:

「它(國家機器)沒有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它是怎樣行動的呢?就像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似乎有人坐在裡面駕駛,可是汽車不是開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開往別人要它去的地方,這個別人不知是非法活動分子,不法之徒,投機倒把分子,天知道哪裡來的人,還是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兩者都是。總之,汽車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盤的那個人所設想的那樣行駛。」[27]

民族主義的毒害,即所有形式的斯大林主義最顯著的特徵,根源來自於小資、富農、奈普曼和蘇維埃官員對於十月革命國際主義的反動。

列寧提議在下一次的代表大會上對抗這起反動趨勢,與他在中央委員會上唯一信賴的能夠倡導他觀點的托洛茨基聯手。

他提議親自處理工農檢察院問題並且正在為斯大林「准備一記炸彈」。他認定黨的「機器」不計代價密謀將他蒙在鼓裡也被他秘書的記錄中反映出來:「除此之外,看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還得到這樣的印像:不是醫生們給中央委員會指示,而是中央委員會給醫生們下指令。[28]」列寧的懷疑太有根據了。這個時候中央委員會內甚至嚴肅的考慮是否該特別為列寧印制一份唯獨提供給他閱讀的真理報,來蒙騙他於格魯吉亞事件的真相!

那些聲稱這一切都是為了列寧健康著想的狡辯是漏洞百出的。如他自己已經解釋道:沒有比中央會員會委員的不忠行徑和他們掩蓋的漫天大謊更能令列寧生氣的了。斯大林對臨終列寧的真正態度完全顯現在一起涉及了列寧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的荒誕事件上。克式為了保衛她丈夫於斯大林的糾纏而受到了列寧這位「忠誠追隨者」的一番辱罵。克魯普斯卡婭在於1922年12月23日對加米涅夫的致信中描述了整個事件:

「列夫·鮑裡索維奇:

由於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在醫生的許可下准許他對我口述一份簡短的信,斯大林昨天打電話給我並且已用最卑鄙的方式對我講話。在過去30年內我從來沒從任何一位同志口中聽到任何一個粗魯的字。黨和伊裡奇的利益對斯大林來說沒有比對我來說還重要。我現在需要最大的自我控制。我比任何一位醫生更清楚該或不該對伊裡奇說什麼,因為我在任何情況下比斯大林更了解什麼會讓他生氣。」[29]

克魯普斯卡婭以一位朋友的身份央求加米涅夫保護她於「對我個人生活的粗魯插手、無故的吵鬧、和威脅」,並提到關於斯大林將她移送監察委員會的企圖時說道:「我沒有力氣或時間來浪費在這麼愚蠢的爭吵上。我也是一個人而我的神經已經緊繃到快要斷掉了。」

列寧威脅與斯大林斷絕任何同志關系以及他在《最後書信》內對斯大林「粗暴行徑」的指控通常都會被以上述事件為依據而草草帶過。但是首先,斯大林的舉動不是「個人的」事件,而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過失,是可以因此被開除黨籍的。這個錯誤被斯大林在黨內的職位以及他應該是致力於消除而不是發揚這類行徑的責任,更加擴大了。然而,這起「芝麻小事」必須要在正確脈絡下來檢驗。它是斯大林不忠最令人作惡和顯著的表現。

列寧在他最後活躍的時日內致力於為了在代表大會上對抗斯大林派系而組織。他致信於托洛茨基請求他保衛格魯吉亞的同志們,也致信了格魯吉亞人領袖們熱烈的承諾自己對他們主張的支持。我們必須指出列寧很少在信件中運用諸如「我全心全意地」或者「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禮」這樣的措辭,他較偏好與收斂一點的寫作手法。這代表了他對鬥爭的承諾。我們也該指出列寧的聯盟構成了一個政治上的派系,後來被斯大林主義者們稱為「反黨集團」。斯大林主義者們此時已經組織了他們自己的派系並控制了黨的機器。

列寧的秘書福季耶娃紀錄了列寧最後關於格魯吉亞問題的筆記,明顯地為在大會上發言所做的准備: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指示,向索爾茨(亞·亞·索爾茨是俄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編者注)示意,他(列寧.--編者注)站在被欺侮者一邊。讓被欺侮者知道,他站在他們一邊。

三點:1. 不能打人,2. 需要讓步,3. 不能把大國同小國相提並論。

斯大林是否知道?為什麼沒有反應?「傾向分子」和「沙文主義和孟什維主義傾向」這一稱呼證明,這種傾向本身就在大國主義者身上。為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收集報刊上的材料。」[30]

列寧於3月9日慘遭了第三次的中風並導致他變得癱瘓和無助。對於官僚腐化的鬥爭傳承給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但是列寧為反對派對抗官僚,對抗富農威脅,主張工業化和社會主義計劃,主張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和工人民主的綱領打下了基礎。

完筆於1970年4月

列寧被掩蓋書信的新發現

艾倫·伍茲

近年來新被發掘的史料完全印證了我在30年前做出的分析。1994年,一名主任於前蘇共中央文庫研究部的歷史教授尤裡·艾·布拉諾夫(Yuri A. Buranov)發表了一本題為《列寧的遺囑》的書。其中從文庫的機密部門內公布了先前從未公諸於世有關列寧和斯大林的鬥爭的文件。這些史料結論性地證明了斯大林嘗試著孤立病入膏肓的列寧,甚至偽造了列寧給他秘書們的口述。

盡管身負重病,列寧仍然計劃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發動對斯大林派系的攻擊。「在12月23至31日之間」布拉諾夫寫道,「列寧持續地為他在十二次大會上對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殷勤地做准備。[31]」這些史料證明了列寧對托洛茨基提議在十二次大會上結盟。布拉諾夫提供了加米涅夫在1922年12月22日隨後寄給斯大林的一封信:

「親愛的約瑟夫:

今晚托洛茨基打電話給我,說他從老頭子(指列寧)那邊得到了一張便條。他對於大會關於對外貿易部的決議案感到滿意,並要求托洛茨基對大會上一個派系報告來為這個問題在黨大會的討論上做准備。看來他是想要強化他的主張。托洛茨基沒有提供他的意見,但是托要求這個問題必須提交給中央委員會上負責籌備大會的部門。我向他保證會通知你,現在也做到了。

我剛才沒辦法透過電話聯系到你。

在我的報告內我會將決議案熱烈的提供給中央會員會全體大會。握手致意。

列·加米涅夫」[32]

斯大林的回應顯現了他的緊張:

」加米涅夫同志!

我已收到你的通知。我認為我們應該據屬於你的報告而不要將這件事告知派系。老頭子是怎麼與托洛茨基建立通信的?Foerster(列寧的醫生之一)完全不需他這樣做。

約·斯大林」[33]

斯大林的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他恐懼列寧介入大會。利用他對於黨機構的控制,他無所不用其極地維持列寧的孤立,並向他的秘書和醫生們施壓強迫他們就範。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有通信的消息對他來說驚如天雷。這也是後來他與克魯普斯卡婭之間著名的爭吵,導致列寧與斯大林斷絕個人和同志關系的立即起因。「同日,」布拉諾夫寫道,「斯大林以最粗魯的取鬧得罪與克魯普斯卡婭,包括了不當的髒話和威脅。」[34]

在1922年12月23日,斯大林從一份由一名列寧秘書寫下的逐字稿中得知了列寧向大會建議國家計劃委員會應該要被重組。「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35]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聯盟的嚴重威脅。誠如布拉諾夫正確地指出:「我們必須記得在1922年秋季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主張與托洛茨基吻合,也與斯大林的立場完全相斥。[36]」因此,斯大林不可置信地開始竄改列寧的信。

列寧書於1923年12月22日的信內容如下:

「其次,我想提請代表大會注意,在一定的條件下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以立法的性質,在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條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37]

劃上重點的部分並沒有出現在原來的手稿上,它們也重大地改變了原意。布拉諾夫評論道:

「很可能的是,這份文件在1922年24至29日之間,當中央委員會委員們閱讀托洛茨基陳述他重組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計劃期間被」改良「過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於1922年變得相近。」[38]

在他的序言內,布拉托夫說道:

「至今仍然有對於斯大林是否在列寧這個時期口述文章後竄改了它們的揣測。我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高機密的文庫中找到了,並在此呈現,列寧著作被部分更改的證據。這些更高技術之高超讓列夫·托洛茨基一生都不知道他於1922年12月23日讀的列寧最重要的口述是被竄改過的。斯大林爐火純青的偽造和誤導手法一再讓史學家們吃驚。」[39]

雖然他的觀點仍然與托洛茨基的看法有天壤之別,但是這位前斯大林主義者無法掩蓋斯大林偽造了列寧的書信來蒙騙托洛茨基和黨列寧的看法是多麼相符於托洛茨基主張的事實。就連托洛茨基,如他所說,都沒察覺到這起騙局。

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聯盟由於列寧遭受第三次癱瘓他,讓他無法溝通的災難性中風而無法成真。利用了這個機會,由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組成的「三駕馬車」集團故意地將列寧的最後文件藏匿於托洛茨基。托也變成了一起由黨內機關惡意發起的鬥爭風潮的目標。「托洛茨基主義」的迷思在這是被發明來區隔列寧於托洛茨基。斯大林偽造學派就此誕生。

這些被掩蓋的書信花了三個世代的時間才重見天日。他們提供了托洛茨基對於事件經過描述可信度的完全平凡。他們確鑿的譴責了斯大林主義者們的謊言和偽造。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證明了不論有多少的追殺和抹黑都無法消滅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理念。誠如托洛茨基寫道:「歷史的前進動力是真理,不是謊言。」

注釋

[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45.htm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48.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4.htm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約·維·斯大林的便條並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問題的決定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35.htm

[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五十二卷,《給約·維·斯大林、莫·伊·弗魯姆金的信和給秘書的指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6]列寧,英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給約·維·斯大林的便條並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問題的決定草案》注解,本書譯者自譯

[7]福季耶娃,《Iz Vospominanity》, P. 28-29,本書譯者自譯

[8]托洛茨基,《論列寧被藏匿的書信》(On 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2/12/lenin.htm,本書譯者自譯

[9]《KPSS v resolyutsiyalch I resheniyakh syezdov, kon/erentsii I plenumov Ts.K.》(蘇共各大會及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案集),1954,第一部分,P. 506-512,本書譯者自譯

[10]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倫敦,1950,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98825/2015.98825.A-History-Of-Soviet-Russia-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_djvu.txt,本書譯者自譯

[1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我們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2.htm

[1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寧肯少些,但要好些》,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1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譯者注:在這裡,在英文版內談及必須要找一位 「more tolerant, more loyal, more polite and more considerate to the comrades, less capricious, etc.」的人來替代斯大林。中文版全集將此句翻譯為「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但是謙恭的部分也可以被理解為「忠誠」。有鑒於列寧在此期間,以及而後格魯吉亞事件(參見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五十二卷,《1923年3月5日致托洛茨基》以後所有信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中對於斯大林的評價,譯者認為在此應該被翻譯為「忠誠」。

[14]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倫敦,1950,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98825/2015.98825.A-History-Of-Soviet-Russia-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_djvu.txt,本書譯者自譯

[1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一卷,《給第11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報》,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1/003.htm

[16]引用於Moshe Lewin, 《列寧最後的鬥爭》(Lenin’s Last Struggle),倫敦,1975,P. 48,本書譯者自譯

[1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關於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46.htm

[18]重現於托洛茨基,《斯大林偽造歷史》,第十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18.htm

[19]列寧,中文版全集,《就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給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條》,第四十三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47.htm

[20]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21]譯者注:英文版的《俄國局勢的真相》包括了《俄國局勢的真相和共產黨的任務》還有《斯大林偽造歷史》。這段話的翻譯源自於《斯大林偽造歷史》,第二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20.htm

[2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寧值班秘書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23]同上, 作者的重點

[24]同上

[25]同上

[2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寧肯少些,但要好些》,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2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28]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寧值班秘書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29]引用於Moshe Lewin, 《列寧的最後鬥爭》(Lenin’s Last Struggle),倫敦,1975,P. 48,本書譯者自譯

[30]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寧值班秘書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31]布拉諾夫(Yuri A. Buranov),《列寧的遺囑》(Lenin’s Will),1994,P. 23,本書譯者自譯

[32]同上

[33]同上,P.  24

[34]同上,P.  25

[3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36]布拉諾夫(Yuri A. Buranov),《列寧的遺囑》(Lenin’s Will),1994,P. 25,本書譯者自譯

[3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作者的重點

[38]布拉諾夫(Yuri A. Buranov),《列寧的遺囑》(Lenin’s Will),1994,P. 25,本書譯者自譯

[3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