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在二战后时期崛起且没有确定形式的哲学思想流派。它开始于一个边缘的趋势,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了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渗透到今天学术界虽然不是大多数人但也占大部分的方面之中。在这里,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这些文章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后现代主义的不同方面。(译者:Affroins)

哲学史上有众多的流派、分支流派和趋势,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和指导原则。但是在这五花八门的趋势中,其中有一些是理性和唯物的,而其他有些则是坚持唯心的和极度神秘的,至少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个伟大理论的标志,其应该具备一致性、准确性和对细节的一种缜密的关注。但是当一种哲学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归根结底是在为真理而斗争。即使是最反动的哲学家也必须至少承认这一点。哪怕像河马的奥古斯丁这样的人也至少尝试过将他的论点描述得连贯且合理一些,而他的神圣启示理论则构成了黑暗时代中世纪的反动意识形态的支柱。

时代变了。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哲学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倒退的过程。这种趋势最清晰明了的表现就是后现代主义。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种趋势像病毒一样在世界范围内缓慢传播着,从一个国家快速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不断变异成新的、越来越奇怪的变种。它衍生出一个以分支学派和类似趋向为基础的产业,就像以公开或变相的形式主导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和学术界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几种不同形式的女性主义(Feminism)等等。

在后现代的哲学领域,哪怕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都被蔑视,都被毫不客气地抛弃掉。理性是要被谴责的,而非理性和晦涩难懂的不可理解性却被提升到了原则层面。理论的诚实和对真理的追求被淹没在无尽的警告、歧义和难以理解的语言之中。而以下就是体现这种类型的一个很不错的例子:

“比在政治上的左倾更重要的,更接近于程度上的一致的是: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因为价值规律而引发的不满所导致的骚乱,形成的一场巨大且不稳定的地下运动。以阻碍生产、无偿抵押作为消费形态、以拒绝去‘工作’、去以没有任何艺术性的目的来参与(虚无缥缈的?)社区、各色事件、性解放运动、各类职业、非法占用房屋、诱拐事件、发声运动,笔头抗议和种族肤色问题作为其理念。这就是‘生产者’,‘当今的主人’:边缘人、实验艺术画家、流行音乐家、嬉皮和雅皮、寄生虫、疯子与精神病患者。与一位专业哲学家三十万字的观点与文章相比,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小时都提供了更大的激烈和更少的宗旨。”[1]

我们不知道在边缘人,实验艺术画家,嬉皮和雅皮,寄生虫,疯子或者精神病患者的生命的一小时中是否可以比非指定的“职业哲学家”的话提供更大的“激烈”程度。但即使从这个简短的摘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任何人生命中的五分钟都比这位特定哲学家的三十万字有价值得多。

后现代主义者连笑都不笑就提出了最为荒谬可笑的声明与主张。例如,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声称:现实已然消失,其所包含的所有意义也将随之消失。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转述(并夸大了)其表示赞同的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话:

“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之后,历史就不再是真实的了。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整个人类就会突然离开现实的支撑。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都不再是真实的,但我们却无法去意识到。而如今我们任务和职责就是去发现这一时间点,否则,只要我们还没能把握住它,我们就注定要继续目前的毁灭性的道路。”[2]

读者可能觉得自己有权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问题在之前已经得到回答了。既然现实已经消失了,其所包含的所有的意义也随之消失了,那世界万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种方法无疑具有提前排除任何尴尬问题的好处。它沉默了所有可能的批评,事实上,它也消除了一般理性思考的基础。

这种被当作是新鲜事物的论点——就像后现代主义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原创的。这只是对三世纪时期的德尔图良的旧论点的回流,其通过断言Credo quia absurdum est来为基督教教条的荒谬辩护:“因为它是荒谬的,所以我相信它。”

事实上,这种对荒诞的偏爱也将我们带到了拒绝所有理性思维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核心。德勒兹和伽塔利,这两位经常被描绘成后现代主义的“左翼”,则将这些荒谬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自然界的人类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以生产或工业的形式在自然界中合而为一,就像它们作为一个物种在人的生活中所体现的一样。工业不再从实用的外在角度来考虑,而是从它通过人和由人生产的产品在自然中的基本同一性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作为造物主的人,而是作为与所有形式或所有类型的生物的深奥生命亲密接触的,甚至对星星和动物生命负责的,并且不断通过器官系统注入能量,一棵树进入他的身体,乳房进入他的嘴,太阳进入他的屁眼的存在:宇宙系统的永恒守护者。这是当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其过程的第二个含义:人和自然不是两个相反的……”[3]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和伽塔利的密友,在他急匆匆地去洗澡而自己摔倒了的时候称赞了这个胡说八道:

“......承受德勒兹的名字的闪电般的想法产生了:新的思维是可能的; 思维将再次成为可能。”[4]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显然,在德勒兹先生用这些至理名言启示我们之前,甚至连思考都是不可能的。

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都充斥着的这种浮夸、自负、粗俗的言辞,为其深思熟虑的理论提供了掩护。但这个必须带着战利品。现在,看完以上几句,全人类都可以松一口气了。我们都可以开始思考了。

但问题来了:我们到底应该思考些什么呢?

定义不确定之事物

一种为自己做出如此宏大主张的哲学当然值得关注。因此,我们将用耐心武装自己,并尽一切努力掌握其中的一切含义。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其背后又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立即与第一个问题发生冲突。我们被告知这是无法定义的。这是一个根据定义反对定义的想法。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其定义。

“后现代主义”一词是由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在 1979 年首次创造,他将其定义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简化到极致”——“对元叙事的怀疑[5]《牛津英语词典》将“元叙事 (meta-narratives’)”定义为“对事件和环境的总体描述或解释,为人们的信仰提供模式或结构,并赋予他们的经历以意义。”

等等,利奥塔自己的定义不也是……元叙事吗?!当然,也正是如此。当他告诉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以他不赞成的某些方式思考时,他不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理论——“对事件和情况的总体描述或解释”吗?并且,在告诉我们应该避免某些想法时,他是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赋予其经验以意义的人们信仰的模式或结构”?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此,利奥塔从一开始就该被指责为是荒谬的自相矛盾,或者是公然的欺诈。我们面对的是傻瓜或流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很难说。

“没有进步”

后现代主义者也以其拒绝历史进步的见解而闻名。他们声称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没有任何进步,唯一的只有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而且,在其看来这甚至是一个不符合我们所去诠释的世界。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将他们自己视为唯一可以解释这种情况的学派。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那么任何想法都将和接下来的这个一样好:无论是从石器时代开始的萨满、亚里士多德、爱因斯坦还是马克思的头脑。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从来没有向前哪怕迈出一步——事实上,只有后现代主义者没有“前进”。没有什么是进步的,当然,除了现在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才得以胜利地揭露了这种对进步信仰的古老骗局!

有一件事我们倒是欣然同意。诚然,在老朽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人类是不可能取得重大进步的。但是我们是否有权就由此得出结论,即总体上不存在进步,或者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向前迈出巨大步伐的时期?不,我们无权做这样的事情。任何研究过过去历史的人都会立即看到:人类社会经历了各种伟大进步的时期,其特点就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艺术和文化的蓬勃发展。 

过去历史也包含其他以停滞、倒退、衰败甚至以重新陷入野蛮为特征的时期。罗马帝国的衰落是此后欧洲的被恰当的称之为黑暗时代的数百年倒退的开始。文艺复兴作为各个领域文化发展的转折点而存在。艺术、科学、文学:都经历了非凡的重生(“文艺复兴”一词的字面意思)。那是资产阶级兴起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更高阶段的承载者,是人类摆脱封建束缚的一个发现的时代,伴随着教会的非理性蒙昧主义和宗教裁判所的烈火。

后来,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发动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其极为厌恶的启蒙运动,而这正是因为其对理性思想和科学的崇尚。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现代主义是从启蒙运动中浮现出的一套思想。那是资本主义的英雄时代,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能够发挥它的进步作用。但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呈现出了一幅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面衰败的图景。人类的进步确实停滞了。生产力因这三百年以来最深刻的危机而瘫痪。文化停滞不前,科学成果不仅远未解放人类,还威胁着大规模的失业和环境灾难。资产阶级已经将其本身化为了针对进步的庞大障碍。

在目前的体制下,人类的前景确实是暗淡的。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得出结论,即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阻碍了进步,而是得出结论:进步本身就被排除在外,它从未存在过。大学里的统治阶级及其中产阶级的追随者充满了悲观主义精神。虽然他们抱怨社会的可怕状况,但在拒绝科学、理性思维和一般进步时,他们也仅仅只是反映了堕落和衰老的统治阶级的看法。

不诚实

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曾经说过,官方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反对社会民主的保障”——而所谓的社会民主,狄慈根指的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今天统治思想的任务,正是掩盖群众利益与资本主义现状之间的鸿沟。这就是资产阶级总的哲学和以后现代主义尤为突出的表现出的各种花招,谬论和极端不诚实的根本基础。这样一个伎俩就是去不断地以发表矛盾的说法来掩盖他们的踪迹。在 1977 年以《监狱谈话》(Prison Talk)为标题发表的一次采访中,福柯就面临着一个关于他拒绝“进步”概念的尴尬又直截了当的问题。以下是那次采访的摘录:

“我在《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看到一句话(编注:实际上引自《疯狂史》(History of Madness) ],你说我们必须‘从所有形式的进步主义观点中解放历史年表和历代顺序的组合’。”

而福柯是这样回答的:

“这是我欠科学史学家的功劳。我采用了系统性的预防与根治,使其作为一个原则,不再关注我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一时间点,而是在这里,对于这一目的论的,历史上作为个人事业去创造前进历史的,温和的怀疑:即对自己的怀疑,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存在是什么以及我们现在是什么,这阻止了人们去假设:我们现在拥有的应该更好于——或超过于——过去的可能。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尝试去创造一种进程,而且我们必须不以强加于他们积极生产和稳定物价的方法来这样做。”[6]

如果我们尽力地透视福柯所言的那晦涩难懂的世界的话,我们便能看到他拒绝在历史的“生产过程”中强加的“物价稳定措施”不过是在排斥进步。在一种充满了讽刺的欺诈手段中,他把“目的论”一词扯了进来以混淆这个问题。

稍有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目的论(teleology)——一个带有宗教内涵,代表着预定的目的且马克思从未支持过的词——同时这一思想也称:人类历史不是一系列无意义的意外,而是受某些宣称他们自己独立于个体男人和女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的法律管辖。 

采访者没有那么轻易地去回避这个问题,自然而言的向福柯提出了一个后续问题:“即使科学长期以来都认同人类实际上一直都是在进步的这种假设?” 

福柯接着回答:

“说这话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史。我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进步。我想说的是,把问题像这样提出来是一种糟糕的方法:‘我们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而问题是: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现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比过去发生的事情更好或更先进,或更容易理解。”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同时面向所有方面的经典案例。在明确表示(或像他的特殊语言所允许的那样明确)其否认历史上的进步之后,他又冷静地表达相反的断言:他没有说“人类没有进步”。但在接下来一句话中,他又补充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比过去发生的事情更好或更先进,或者更好理解”。所以现实内确实不存在任何进步的。

这已经够清楚了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女士和先生们是如何扭动、转身和再扭回来,玩弄文字以隐藏其含义的,就好像鱿鱼喷出墨水来迷惑敌人一样。因此,如果有人指责福柯否认进步,这也是他大部分作品的焦点,他也总是可以反驳说,“哦,不,我曾经说过,‘我不是说人类没有进步。’” 

知识分子的不诚实和怯懦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采用了大量的伎俩来迷惑和干扰读者,以分散他们对其真正反动性质的注意。而令人惊讶的反而是这种骗局所表现出的无耻傲慢与大言不惭。

文字游戏

“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早餐前就相信了多达六件不可能的事情。”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梦游仙境》)

后现代主义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概念、思想和语言本身便是主观和任意的“建构”(construct)。因此,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概念性思想也都是压迫性的。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是真实或可靠的。唯一的真理只在于个人经验,即“生活经验”,而那只能是自我的真理。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不满足于将所有理性思想和“元叙事”扔进垃圾箱,甚至告诉我们,由于语言是一种压迫性的建构物,它对人类的自由而言是一种压迫,因此必须废除语法本身。而一旦我们摆脱了语法和句法的压迫束缚,我们就可以翱翔于绝对自由的天堂,在那里我们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相互交流。

但语言不是一种建构。它不是任何人发明的。它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在几十万年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演变而成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希望摧毁的思维法则也是如此。但是取代它们的将会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语法和句法规则,无论是学校教授的官方语言的语法还是方言等非官方语言的语法。然而,如果没有这些规则,言语就会变得完全无法理解,或者至少是非常不连贯的。当然,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任何一种语法都有不满意的地方。

在回应这些难以理解的指控时,后现代主义的真正信徒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谴责道,“[我]学习的是管理可理解言语[的]规则”[7]。根据巴特勒的说法,学习这些规则是“规范化语言的一种灌输,不遵守的代价就是失去可理解性本身。” 她接着说:“一般的意识中没有什么是激进的。考虑到语法对思想,实际上是对可思想性本身的限制,所以认为公认的语法是表达激进观点的最佳工具的想法是错误的。”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一般的意识”并不激进,所以荒谬才是激进的。在此基础上,巴特勒开始了自己的语法之旅,该语法不会将自己“强加于”她的思想。这样做之后,她便能开始各种冒险,思考对于我们这些受凡人语言约束的人来说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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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出现了,她要如何将这些不可思议的想法传达给仍然受“可理解的语言”的约束,并且对她在说什么一无所知的普通凡人呢?巴特勒的方法是纯粹的诡辩。换句话说,这不过是一个伎俩:“我的想法没问题,不难理解;而你只是由于不够进步才无法明白它们。” 

也就是说,断言后现代主义的文字不可理解是不正确的。复杂修辞的目的是为了使非常陈旧、愚蠢和反动的想法听起来新颖、复杂甚至激进。诚然,要揭开它确实需要一些努力,但那肯定得有一个计划,而一旦将其从他们的“特殊语言”翻译成普通人的话语,理解起来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没有‘在文本之外’”

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有句名言:“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8]他的意思是,意义——以及知识——与客观实在无关,而只与其自身有关。我们使用的词与我们想要表示的事物没有任何关系。准确来讲,根据德里达的说法,任何单独的词都只能通过它与其他词的关系来定义。因此,为了理解任意事物,我们首先必须理解所有赋予我们词意义的上下文的所有词汇,然后再是理解这些词的上下文的所有词汇,依此类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被告知,这种被称为“意义”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将永远被“推迟”并且永远不会被完全掌握 。 

诚然,德里达语言中的含义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但那是另一回事。德里达的目的是破坏我们可以理解客观实在这一本身的概念。换句话说,归根结底根本不存在“文本之外”的客观实在。我们可能有一个狗或猫的词,但在他看来,这些概念只是人类思维抽象和主观创造的结果,与任何真正的猫或狗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它们也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意义。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深刻”的观察,但是几千年来男人和女人依旧继续进行着语言的使用,不关心更高的真理,即告知他们,狗不是真正的狗,猫不是真正的猫,以及,在实际上,这种语言根本无法说出任何可以理解的东西。 

德里达的哲学远非像其所说的那样是用全面的目光去看待事物的,他的哲学反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对人类知识的极端片面的理解。如果我们的概念不反映任何客观真理,如果“意义”可以由人类随心所欲地去产生和“解构”,那么人们要如何通过文字或其他方式来进行交流?当语言没有客观或共同的基础时,为什么德里达还要费心地去写文本呢?如果就这样的客观实在的存在而言,我们都被禁止去接近它,那我们要怎么才能承认我们此刻经历的现实都是一样的呢?

然而,这种不一致似乎并没有困扰德里达。就像所有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德里达将不一致作为一种荣誉徽章。他最著名的概念“解构”,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恰恰是“自由”在于打破观念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命题。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构建和“解构”他们自己的现实。事实上,这也正是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巴特勒所说的:

“‘承认’、‘性’、或其‘物质性’的不可否认性总是让步于‘性’的某种形式,某种‘物质性’的形成。难道这种让步是在于并且是通过承认存在于——是的,这种让步总是发生——本身不是它所承认的现象的形成中的吗?[...] 单纯地或直接地提到这样一个超话语的对象总是需要事先界定这一对象本身。”[9]

“话语”是“它所承认的现象的构成要素”。思考产生现实。物质的实在性,甚至生物的性别,都是“话语”的,并且是可以通过话语自然地去改变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生物的性别只是“话语”的产物,那么其他一切也是如此;你也是,我也是。但是你能不能简单地构建或“解构”我的现实,或让我来“解构”你的?…巴特勒没有说。

这个理论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而是古老的。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哲学本身的早期。而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信条就是:不存在任何独立于人类思想和感觉之外的客观现实。

德里达的论证形式只是对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在 18 世纪提出的概念的一种粗糙的复制,即人类意识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到物质实在,或者他所称之为“自在之物”的事物。根据康德的说法,思维配备了一系列“先验”的思想类别——例如空间、时间、物质等——它们使我们能够识别表象世界。但是我们的头脑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物质实在其“本身”的真实面貌的。

然而,德里达比康德走得更远,从整体上嘲笑概念。在他看来,所有的一般概念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与客观实在无关。这些思想甚至比康德还要古老。在18世纪初,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主教就提出了同样荒谬的论点,尽管用了一种更加有说服力的方式:“确实有一种奇怪的观点在人们之间盛行着,那就是房屋、山脉、河流,总而言之,一切合乎其理的物体都是存在着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实在的,都与它们通过感觉所理解到的有所不同。”[10]

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不容易去处理。这个论点不可避免的逻辑是唯我论(来自拉丁语的solo ipsus ,只有我自己)。这是一种观念,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地证明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之外的任何事物或任何其他人的存在,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孤独囚徒,而其他的一切也都一定是我们想象出的虚构产物。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帝也必须只是作为我们想象中的一个虚构物而存在。 

根据这个想法,没有什么是客观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被证明是存在的。一切都只是思维的创造物(“构筑物”)。当然,数千年的人类经验和实践反驳了这一点。至少有两千年半的科学史也驳斥了这一点。但这与否认任何进步的后现代主义者无关。

贝克莱主教是个反动分子,同时也是教会的坚定捍卫者。他所瞄准的打击目标是与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思想、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相冲突的。除了其中一个(无神论),后现代主义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针对的是经验主义,这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尚未发展的唯物主义形式。而经验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知识最终都是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这是正确的,但却是片面的。他们的论点,被最终认为,因为我们只能依靠感官经验,所以我们无法证明除了我们自己的感官经验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存在着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拉到了一个谬论的极端。

贝克莱主教是个反动分子,同时也是教会的坚定捍卫者。他所瞄准的打击目标是与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思想、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相冲突的。除了其中一个(无神论),后现代主义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贝克莱主教是个反动分子,同时也是教会的坚定捍卫者。他所瞄准的打击目标是与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思想、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相冲突的。除了其中一个(无神论),后现代主义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如果我们接受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前提,那么摆脱这种荒谬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贝克莱主教所提出的道路。也就是说,是上帝的心智知觉事物,使我们的想法具有客观性,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考点。但这里还有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唯物主义和科学的道路。在所有知识都是通过感官经验所获得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增加一个前提,即客观的物质实在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和经验而存在,并且人类是能够研究这个实在物并揭示其特征与内在运动规律的。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拒绝的。

真理是可能的吗

众所周知,正确的观念就是与现实相对应的观念。一个小孩可能会认为玩火很有趣。但其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在痛苦地进行的反复试验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形成一种将其能用于正确途径的意识,毕竟火可能非常有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有趣。此时火就从一种未知的“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变成了“为我之物(thing-for-us)”。这就是人类的一般道路——从无知到有知。

然而,后现代主义者拒绝这种观念。他们完全拒绝这种主张,即观念可以是正确或错误的。他们嘲笑明确直接的说明(尽管其并非总是如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因为这意味着某些陈述将会比其他陈述更为正确。因此,他们就用含糊不清和极其模棱两可的充满了各种的条件和亢长矛盾的陈述来填塞进他们的写作。

在最“杰出”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看来,我们不能追求客观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追求其内容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思想观念。他坚持认为,根本上的观念的真理性——换句话说,认识——不是来自于我们对物质实在的经历,而是来自他所谓的“权力”(Power)。这不是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权力,例如国家权力,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力。福柯词汇中的“权力”本质上仅仅只意味着一般的认识。因此,“权力”产生认识,同时认识也产生“权力”。或者换种方式来表达,认识产生认识。这是一个纯粹的同义反复,完全不能解释任何事情。从根本上说,这与德里达所提出的原则是相同的,即观念和一般概念不反映客观实在,而只是反映其他的观念和概念。

福柯接着又告诉我们:真理不是我们通过在现实世界中对自身观念的检验来获得的。相反,真理是由“权力”“产生”的。而“真理制度”(regimes of truth)[11]是通过“权力”强加给社会的。“权力”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然而,按照福柯的说法,实际上这些真假的分类并不存在。所以结果就是,没有什么是真的,也没有什么是假的。但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意识到这一观点,那就是服用毒品LSD(译者注:致幻剂,为麦角酸二酰胺):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LSD是如何颠倒恶劣的情绪,迟钝以及思维之间的关系的:它一消除这种主导的划分就强行使冷漠在实际上瓦解了,同时也使愚蠢的阴郁式自我哑剧分离了开来;其也代表了这一意义明确的绝对的集中情绪不仅仅只是作为斑驳难辨的、善变的、不对等的、偏心的、螺旋上升的以及回响着的集合体,而且也导致了它们的上升趋势,在几乎每个时刻,都有各种幻想的事情铺天盖地的袭来。“[12]

如果我们可以试着翻译这种胡言乱语,福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本质上是 LSD 引起的幻觉所向我们揭示出来的:现实并不是我们所通常思考、理解的形式。有一天我可能会认为大象是生活在动物园和热带地区的野生动物,而第二天它们就可能成为粉红色的小动物,在我的头上盘旋。谁能说这些想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我们根本不能谈论真理,无论是我的真理还是你的真理。当然有一个例外,一种绝对永远真实的东西,那就是福柯先生的笼统陈述,比如他对于真理这一概念的拒绝。这是后现代主义自我矛盾的又一个例子。福柯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正试图向我们证明他的概念的“真理性”。这不正是本该不可能的事情吗?

我们真的可以像福柯那样声称客观真理是一种虚构的吗?让我们来看看。我可以相信我是一只鸟,我会飞,但如果我从悬崖边上跳下来,这个想法就会和我一起坠毁。我可以想象我是一个千万富翁。但是如果我去银行要求提取一百万英镑,那经理肯定会问我服用了多少LSD。如果任何后现代主义者想证明我们是错的,我们都可以礼貌地邀请他或她尝试这两个实验中的一个。而实践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谁对谁错!

在欧洲,从中世纪一直到 18 世纪,人们都普遍认为地球是上帝在几千年前所创造的。但科学已经完全消除了这种信念。在今天,这个想法只在信仰的基础上存在着。拒绝客观真理归根结底就是把人类的所有认识都降低到信仰和迷信的层面上去——也就是说,它把我们带回了宗教的沼泽。

与信仰相反,所有科学都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自然界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而存在的,并且我们的思想能够反映自然现象。因此,真理是独立于个人思想的客观实在物。否认这一点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否认科学的观点是一样的,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要去做的。

主客观认识

后现代主义将主观性提高到了绝对原则的程度。由此推导出一般思维是有限的和片面的,因此不能达到客观真理的理论。对于心胸狭窄的学者来说,世界只停留在他或她的鼻尖,或者至少停留在研讨室的门口。大学教授只会造词。这些是他或她的世界的总和,他们的自然环境——他们是所唯一知道的环境。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对文字和语言的痴迷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他们眼界的极端狭隘和思维贫乏的理由。 

但思考超越了“主体”。伟大的历史中的科学和哲学理论不仅是伟大的个人思想的产物;它们还是各自社会中人类思维所发展到的最高表现。当我们谈论人类思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论个人思想的蜿蜒曲折,而是在总体上、从集体意义上来谈论人类思维 。

诚然,每个人天生就拥有片面和有限的视野。但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可以通过从无数角度来集体检验每个命题的客观性并将其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以克服个体的局限性的。一个人脑子里的思想不只是单单属于他们个人——我们所有的理论和语言都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通过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抽象思维问题。人类对现实世界的反应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

人类通过集体劳动来改造世界,从而改造其本身。正是这种不断的创造过程在科学的前进过程中找到了它的最高表现,后现代主义者希望否定这一点,但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这是从无知到有知的不断前行。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那么明天一定会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思想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还具有无限性和绝对性。没有任何知识是无法超越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解释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3]

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提出真理是否是作为客观存在的问题,一旦与真实的人类活动脱节,那就与空洞的猜想无异了。思想是实践的表达,最终在实践中检验思想。思想的发展也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实践。同样,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所有思想的客观真理成分也被确定下来,并与它们的那不真实或夸大的方面分离开来。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

但是,思想可以被客观地证明是真实的这一事实是否就意味着人类的理念从被想到的那一刻起就将真理彻底地探讨完了,并在此后永远一直这样保持下去呢?当然不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谈论在我们对于宇宙整体的终极认识的意义上达到绝对真理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有能力在各个层面发现自然规律。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人类永远不会达到其发现完了一切可发现的地方的境地。对于科学解决的每个问题和人类掌握的每个自然层次,都会出现新的道路和新的问题。

科学史通过一系列永无止境的理论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在面对更先进的理论的时候,它时而兴起,时而衰落。但在这里,后现代主义再一次从形式上正确的观察中得出了一个夸大和片面的结论。它推导出:由于所有的理论都会在某个阶段被取代,所以没有任何想法是正确的;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和任意的。

在福柯的著作《疯癫与文明》和《古典时代疯狂史》——其声称是精神病学的治疗历史中——福柯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过去用于治疗精神病学,但后来又被证明是错误的的思想和方法。事实上,如果其被今天的精神科医生应用,它们会被认为是非常保守反动的。而在这一基础上,他试图破坏科学对客观真理的总的主张。

这是福柯所有“史学”的普遍倾向。就好像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期待着科学成为绝对永恒真理的圣杯,而当他对他的发现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便得出了结论,即有必要完全抛弃所有科学和真理的概念。他设置了一个稻草人,然后毫不费力地将他击倒。但科学从来没拥有过绝对真理。它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为温和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去发现真理,通过耐心地去应用真正的科学方法:观察和实验。

后现代主义者蔑视着以前的科学。当然,从你自身的角度来批评一个不太先进的时期是很容易的。这表现出了一种无知和懦弱的态度,就像一个成年人嘲笑一个孩子说话不像他们自己那样优雅和自信一样。但不同历史阶段的想法并非偶然。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能力,因此这在那个时期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当时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真理。

特定社会发现的特定真理不是随意就可以获得的。牛顿不可能发展出量子力学。牛顿力学形成了一个必要的环节,才在后来通向了量子力学的发现。归根结底,思维——以科学思维为最高表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但反过来,它也发展了整个社会,以至于在某个时间点,这种发展本身就会导致新的、更复杂和更先进的思想形式的兴起。这是从无知到有知的永无止境的过程;真理是从较低形态到较高形态发展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旧思想就应当被视为纯属无稽之谈而被抛弃。相反,它们的理性内核成为了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元素。人类每学习掌握一个自然层次,通往更深层次的道路就会打开。牛顿力学的发展是对于人类而言是一次重大征服。它也是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首批巨大进步之一,在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科学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经典力学之后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并没有否定经典力学,相反,它预设了经典力学,就像量子力学将构成未来科学更大进步的基础,并为超越量子力学本身奠定基础一样。量子力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效,但除此之外,还会出现更先进的理论。

与后现代主义者想象的相反,科学思想史并不是对某些难以捉摸的终极真理的不幸追逐,从一个偶然的理论跳到另一个。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其会越来越深入地去了解自然并且支配它的规律。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和错误,每一个理论最终都将经历检验,而它的偶然、主观和不正确的元素会被筛选掉,它的界限会被定义,它的真正核心会堆积在人类知识的储备中,为新的、更先进的想法来取而代之做好准备.

每一种理论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完全对立的。相反,它们都形成了整个人类认识辩证发展的不同阶段——真理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无限进步。

“元叙事”

由于后现代主义者拒绝真理的概念,所以他们将接受真理的人视为头号敌人。让我们暂时回到《后现代状况》,让利奥塔来试图定义“后现代”的含义:

“我将使用现代一词来指代任何根据此类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这些元话语明确诉诸某些宏大叙事,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生产主体的解放,或财富的创造过程。

“简化到极致后,我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这种怀疑无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但反过来又以这种进步为前提。最显著的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和部分依赖于它的普世用途的危机与合法化的元叙事装置的过时相对应。叙事函数正在失去它的函子、它的大英雄、它伟大的航海和它伟大的目标。”[14]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毫无疑问是无价的例子,来说明后现代主义难以理解的行话。请记住,为了我们的利益,利奥塔正在“简化到极致”。不过那也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将面临真正理解他想说的内容的严重风险,即后现代主义那拒绝所有试图发展单一、连贯世界观的思想流派的内容。

拒绝一致的世界观在逻辑上是从拒绝独立于思维的客观实在的存在而来的。如果你否认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是独立于我们的思维而存在的,那么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理论是可以被普遍适用的。每个人都会发展自己的理论来适用于他们的特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元叙事”确实相当于将我的世界的法则强加于你的世界的形式体系和系统性组合,反之亦然。但针对这一特定罪行最严重的罪犯将会是后现代主义者自己。

拒绝元叙事本身就是最原始、最彻底的元叙事。它在没有任何证据或实际论证的情况下呈现给了我们!我们本质上要求的,是接受后现代主义关于盲目信仰的元叙事。后现代主义是唯一真正的元叙事。所有其他人都是错的,因为后现代主义是这样说的。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所强烈抗议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欺凌和“压迫”。这也是他们歇斯底里地攻击任何对他们所说的话提出严重反对意见的人的基础。这与任何其他宗教的教条其实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

因为被看作为教条主义并且其反对将其他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为,马克思主义者是被后现代主义者所批评的。对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想法。当你可以从周围最好的想法中随意挑选和选择时,为什么要坚持一种哲学,而不考虑是哪个哲学家或思想流派提出了这些想法?但这就是重点。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说我们应该选择最好的想法。还记得吗?对于想法,这里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正确与否。这不是一个想法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一个坚持我们的想法必须是非相干的问题。恩格斯所称的“折衷主义的残羹剩汁”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在这里被提升为一个学派的指导原则。

后现代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他思想流派没有“开放的思想”。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女士们先生们沉迷于新颖和原创之中(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表现得好像历史是以他们自己为开始和结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声称自己是与以前的哲学完全无关的东西。我们并不声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纯粹的来自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这两位特别的创造性的天才的。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先前哲学的理性内核的综合体,每一个部分都建立在了先前时代的进步之上。并由这些形成了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它包含了早期思想流派中的所有最有价值和最经久不衰的元素——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启蒙运动中的法国唯物主义、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才华横溢的期待。所有这些,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包含了宝贵的真理和见解,反映了同样的单一的客观实在的不同侧面和方向。

纵观数千年来科学和思想发展的历史,已经出现并且每天都变得更加清晰的图景是一个单一的、相互关联的物质世界,它按照自己的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运转。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任何真正科学理论的统一的世界观基础。在自然中的不同层面对这些规律进行系统研究也是任何科学的主要目的。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系统思维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憎恶的。

“反科学”

在反对元叙事中,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的恰恰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和一般的科学。听听福柯是如何轻蔑地谴责“全球化话语的暴政及其等级制度和理论先锋派的所有特权”[15]的,以及他如何呼吁“…反对理论的、统一的、正式的和科学的论述”[16]。事实上,福柯所定义的他的主要方法“谱系学”(geneology)正好就是“反科学”:

“[谱系学] 真正所做的就是让局部的、不连续的、失格的、不合理的知识受到关注来反对一些正确知识和某种任意想法所构成一门科学及其对象并,将以对它们进行过滤、分级和排序的单一理论体系。因此,谱系学不是对更仔细或更精确的科学形式的实证回归。他们恰恰是反科学的。[17]

如果这不是对科学和理性思想的宣战,以及对蒙昧主义的辩护,那又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这些反动的想法是被当作最激进的思维形式来兜售的。例如,卢斯·伊莉格瑞(Luce Irigaray)就以拒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著称,理由是“性别歧视”,大概是因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幸成为了一个男人。她 1987 年的论文题为Le Sujet de la Science Est-il Sexué ?(“科学的主题是性别吗?”)思考着这个问题,她写道: 

“也许它是。让我们假设它是给予光速特权来超越其他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速度的程度。在我看来,这表明该等式可能具有性别特征的并不是它直接被作为核武器使用,而是它拥有最快的特权……”[18] 

在别处,伊莉格瑞继续她对不幸的爱因斯坦的谩骂:

“但是,强大的相对论除了建立核电站和来质疑我们的身体惯性,即生命的必要条件之外,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19]

根据伊莉格瑞令人费解的推理,速度是男性的主要特征,因此爱因斯坦在他的方程中对速度的“迷恋”是“性别歧视”。确切地说,为什么男性应该更痴迷于速度而女性不应该是一个只有伊莉格瑞才能解释的谜。就我们所知,男人和女人一样难以达到光速。

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反科学本质已经暴露无遗。相对论是现代科学最基本的基石之一,其所以被嘲笑为“性别歧视”,是因为它的作者爱因斯坦是一个男人。 

在看似无辜地拒绝单纯的“元叙事”和“全球化话语”并被激进的言辞所包裹的背后,后现代主义已经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反科学和反文化审讯。在这里,“局部的、不连续的、失格的、不合理的知识”——意味着存在于哲学史废料中的不可信的神秘思想——得到了宣传,而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和思想却被毫不犹豫地谴责。如果这些想法要在现实生活中实施,那将意味着所有文明的彻底逆转。

反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非理性的最高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科学思想的最高形式。正是因为它是最一致和最科学的哲学,它引起了后现代主义者的特别愤怒。有趣的是,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是科学的。他写道:“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任何反对意见,那就在于它可以有效地成为一门科学。[20]

他在同一篇文章的其他地方又说道: 

“这基本上也没那么重要:这种科学语篇的制度化体现在大学中,或者更一般性地说,体现在教育机构中,体现在诸如心理分析之类的理论商业机构中,或者在由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制度提供的参考框架中体现出来;谱系学必须进行斗争,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反对被认为是科学语篇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21]

在反对元叙事中,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的恰恰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和一般的科学。在反对元叙事中,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的恰恰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和一般的科学。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色——一种反科学、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我们有时听说我们应该将后现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但这些是根本不相容的。福柯也承认这一点,写道:“并不是这些全球理论没有或继续以相当一致的方式为当地研究提供有用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就是证明。但我相信,这些工具的提供条件是这些话语的理论统一性在某种意义上被搁置,或者至少被缩减、分裂、推翻、夸张化、戏剧化,或者任何能做的。在每种情况下,从整体的角度思考的尝试实际上都被证明是研究的障碍。”[22]

只有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才能相容;一旦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门科学,一旦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正确的,一旦它不再是唯物主义…换句话说,一旦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坚定地站在真理和科学的基础上。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一直存在的,既不是神的创造,也不是依靠福柯先生的“力量”的相互联系的物质世界。生命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产物,人类是最高级的生命形式。通过我们的活动,我们能够发现自然规律并操纵它们使我们受益,但我们自身也受这些规律的约束,因此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也改变了自己。

关于知识,唯物主义理论一致认为,知识最终来自于感官经验。我们的感官是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而不是障碍。否则,是什么让我们的感官为我们的思想提供这些信息,而不是那些信息?我们不会通过改变语言或思维方式来改变世界。不是在“文本”或“话语”中,而是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才能找到真理。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改变世界,我们的感官会告诉我们是否成功。正是通过与世界的互动,我们才能发现、检验和完善我们的想法,并最终赋予它们客观的有效性。

这些是科学的基本原理。与他们分道扬镳就等于转向宗教和神秘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背离了科学,而且还发起了与科学本质的斗争。这些反动思想像福音一样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学派和媒体中传播,这一事实也揭示了当今资本主义的腐朽状态。它的存在已不再符合绝大多数人类的利益。

拒绝客观现实和客观真理的概念最终只会导致一种对现象的粉饰与捍卫。因为如果进步是不可能的,那么为更好的社会而奋斗也是徒劳的。如果没有客观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说剥削、贫困、压迫和战争是“坏的”——这只是一个观点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最终会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真正革命的哲学只能是直面现实的彻头彻尾的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只有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有最清晰、最准确的认识,才能走出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死胡同。用对所有资产阶级哲学作出最后的强烈裁决的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那就是: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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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关于收益和资本的笔记》(“Notes on the Return and Kapital”)第三卷第一期(1978),P. 53

[2]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冷记忆》(Cool Memories)1980-1985,(伦敦,Verso 1990年版),P. 67

[3] 吉勒斯·德勒兹和菲力克斯·伽塔利(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明尼阿波里斯市: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3年)P. 4, 我们的重点

[4]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来自于《美学、方法与认识论》(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纽约:新出版社,1998),P. 367

[5]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认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1),P. xxiv

[6] 福柯,《监狱谈话:一次采访》(Prison Talk: an interview),刊于《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杂志第十六卷(1977),P. 14

[7] 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属困惑: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纽约和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P. xviii

[8]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有限公司》(Limited Inc)(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P. 136

[9] 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纽约和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3),P. 10-11,我们的重点

[10]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人类知识原理》(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2002)P. 13

[11] 福柯,《权利/知识:精选访谈与其他著作》(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纽约:万神殿书局,1980),P. 131

[12] 福柯,《哲学剧场》P. 363

[13]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纽约和伦敦:真红书出版社,2018),P. 51

[14]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P. xxiv

[15] 米歇尔·福柯,《权利/知识:精选访谈与其他著作》,P. 83

[16] 同上,P. 85

[17] 同上,P. 83, 我们的重点

[18] 卢斯·伊莉格瑞和卡罗尔·马斯特兰赫洛·波维(Luce Irigaray & Carol Mastrangelo Bové),《科学的主题是性别吗(Le Sujet de la Science Est-ll Sexué?)》,希帕蒂娅第2卷第3期,女权主义和科学一区(1987)

[19] 同上

[20] 米歇尔·福柯,《权利/知识》,P. 84,我们的重点

[21] 同上

[22] 同上,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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