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当代通常将其理解为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统治的标志性终结，这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典型胜利。 然而，甘地这类人物代表的真正阶级利益、以及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是如何错失于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却知之甚少。印度代表对国家强行分裂的投降，背叛了印度群众真正想要走的独立运动方向——十月革命的方向——而其中第三国际对印度革命情势的误判、隐瞒和背叛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推手。以下为托洛茨写于1930年对当时印度的革命情势做出的阶级分析，为印度革命指明了其任务与危险。关于1947年印度独立，此处我们推荐一份《捍卫马克思主义》网于2017年写的总结文章（目前尚为英文版），作为拓展阅读。本文原文写于1930年5月30日，英语版于1930年7月12日发表于美国《战斗报》第三卷第26号第4至5页。此中译本以英语版作为原文。译者：杨进）
印度是典型的殖民地国家，就像英国是典型的殖民宗主国一样。英帝国主义者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内如水蛭般牵占和吸吮这块巨大殖民地的血液之历史，最彻底、最骇人地总体呈现了统治阶级的一切恶行和资本主义对东方落后民族实行的一切压迫形式。英国资产阶级在当地孜孜不倦地扶植一切野蛮主义的残余，扶植一切有助于人压迫人的中古制度。它强迫它的封建买办们适应殖民资本主义的剥削，成为它联系群众的纽带、机关和镖队。英帝国主义者吹嘘他们在印度投资了近40亿金币[1]的铁路、运河和工业企业。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们得意洋洋地把今天的印度比较于殖民占领前的印度。但是，谁又能怀疑，一个拥有3.2亿人口的金玉之邦，如果摆脱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掠夺，必定会发展得更快、更成功呢？只要回想一下英国在印度投资了40亿金币，就足以想象英国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从印度榨取了多少财富。泰晤士河畔的债主们在仔细权衡后允许印度获得足以促进对该国财富掠夺的某些技术和文化，然而，他们无法阻止诉求经济和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越来越广泛地深入群众。
就像在旧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存在于印度内部的各种族群只有通过有约束力的政治革命才能融合成一个民族。但与旧国家不同的是，印度的这场革命是一场反对外国压迫者的殖民地革命。除此之外，它还是一个落后于历史的民族之革命，在这个民族中，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近来大大加剧的阶级对立之外，还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种姓分化甚至奴隶制等关系。
印度的社会对立面
印度革命作为一股对抗世上最强大压迫者之一的殖民革命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族内部的社会对立，特别是在那些认为这种掩盖是有利的人看来。实际上，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必要性，会要求印度群众付出最大的革命奉献，而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所有根源都与印度的旧剥削交织在一起，这本身就保证了阶级斗争的巨大摆荡。英帝国主义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阵地；在美国面前卑躬屈膝的同时，它将把剩余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对付印度的叛乱。
印度革命甚至在它还没有摆脱民族资产阶级背信弃义的领导的现阶段，就被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政府镇压了，这是多么有启发性的历史教训啊。这些许诺要在自己的祖国内和平地推行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无赖们所执行的血腥镇压，跟英帝国主义未来将会对印度的算账比起来不值一提。关于调和资产阶级英国的利益和民主的印度的利益的甜蜜社会民主主义言辞，是对麦克唐纳的血腥镇压的必要补充。当然，在每一次（对殖民地革命者）处决执行之间，他们都开了不下千次的“和解委员会”。
英国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失去印度不仅意味着其已经腐朽不堪的世界权力的崩溃，更意味着其本国内部的社会崩溃。这是一场殊死搏斗。所有的力量都将被调动起来。这意味着革命必须动员不可抗拒的力量。数百万群众已经开始骚动。他们仅仅下意识地展现了他们的力量，就足以令于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从被动中走出来，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以让锐利的革命之剑变钝。甘地的消极抵抗是把不团结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天真和自暴自弃的盲目性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奸诈诡计结合起来的战术死结。印度立法议会（即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官方机关）的主席放弃自己的职位来领导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对泰晤士河畔的先生们说：“我们将向你们证明，我们对你们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我们，你们就不能使群众平静下来；但是，为此我们将向你们提出我们自己的议案”。
甘地入狱的意义
作为回应，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把甘地（Mohandas Gandhi）关进监狱。奴才有可能走到超出主子容许的范围，坚定地掠过理智，以证明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保守党作为严肃而有经验的帝国主义者，在现阶段可能不会采取如此过分的镇压行动。但另一方面，被动反对派的国家领导人本身也需要采取镇压，以稳住他们已大大动摇的声誉。麦克唐纳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服务。他在射杀印度工人和农民的同时，事先充分的警告甘地他即将被捕，就像俄国临时政府逮捕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和邓尼金（Anton Denikin）那样。
如果说印度是英国资产阶级国内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另一方面，英国资本对印度的帝国主义统治也是印度国内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驱逐几万外国剥削者的问题。他们不能与国内压迫者分离，国内压迫者越是困难，群众的压力越大，后者就越不想分离。正如在俄国，对沙皇制的清算及其对世界金融资本的负债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农民阶级废除了地主豪绅，君主制才得以废除。同样，在印度，同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也是在无数被压迫的和半贫困的农民群众中展开的，是在清算封建地主、他们的代理人和中介、官僚和地头蛇的必要性中展开的。
印度农民希望“公正”地分配土地。这是民主主义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整个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
在斗争的最初阶段，无知、无经验、不团结的农民在单个的村庄里反对可恨的政权的个别代表，他们总是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他们不交租，不纳税，逃到森林里去，或者逃避兵役等等。托尔斯泰式的消极抵抗在某种意义上是农民群众革命觉醒的最初阶段。甘地对印度人民群众也是如此。他个人越是“真诚”，他作为约束群众的工具对有产者们就越有用。资产阶级对以和平抵抗来反对帝国主义路线的支持，只是它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抵抗的初步条件。
在历史上，农民不止一次地从被动的斗争形式转入以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来反对他们的直接敌人：土地所有者、官员和高利贷者。欧洲的中世纪充满了这样的农民战争；但中世纪也充满了对农民战争的无情镇压。农民的消极抵抗和流血起义只有在城市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转化为革命，城市阶级因此成为革命民族的领袖，并在胜利后成为革命政权的掌握者。在当今时代，这样的阶级只能是无产阶级，即使在东方也是如此。
诚然，印度无产阶级在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数量地位甚至小于1905年和1917年前夕的俄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这种相对较小的规模是所有的庸人、所有的马尔丁诺夫（Aleksandr Martynov）们[2]、所有的孟什维克们反对不断革命观点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推到一边，将拾起农民的土地革命，将使它大胆地摇摆起来，并在它的浪潮中走向革命专政，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们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依靠城市和乡村的群众完成民主革命的希望是现实的。但事实证明，他们对人口的社会统计远远不足以衡量每个阶级的经济或政治作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一劳永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唯一”缺失的条件
如果说今天印度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比俄国无产阶级弱，这本身并不决定它的革命可能性的较小摆动力，正如俄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比美国和英国无产阶级弱并不妨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相反，使十月革命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一切社会特殊性，在印度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出现了。在这个贫苦农民的国家里，城市的霸权比沙俄的霸权具有同样明显的特点。一方面，工业、商业和银行的权力集中在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外国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鲜明的无产阶级迅速发展起来，排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发挥独立作用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知识分子发挥独立作用的可能性，从而使革命的政治机制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群众领导权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在当地造就社会革命成功所“唯一”缺失的条件，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这就是现在的问题症结。
我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领导层是如何在中国实现孟什维克民主革命构想的。有了强大的官僚机器，这个领导层才有可能把孟什维克的公式付诸实践，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得不把这些公式付诸实践。为了最好地确保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基本思想），斯大林官僚集团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与此相关的是，根据斯大林和蒋介石（透过中介人和现任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正式达成的协定，中国共产党人无权在国民党内占据超过三分之一的职位。在共产国际的背书下，无产阶级政党就这样以资产阶级的官方俘虏姿态进入革命战场。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扼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政治罪行。
对于印度，正如对于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斯大林于1924年在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主张的同时，还提出了“工农双重阶级成分政党”的同样反动主张。这同样是否定无产阶级独立政策和独立政党的另一个公式。不幸的罗易（M. N. Roy）[3]从那时起就成了跨阶级主张和跨阶级的“人民”党或“民主”党的使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十九世纪的发展、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这一切对这些先生们来说都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过去。他们还不懂得，“工农党”只有在国民党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这个资产阶级政党把工人和农民领导在自己身后，以便后来背叛和压迫他们。历史还没有发明出另一种超越阶级内外的政党。毕竟，罗易作为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先知、马尔丁诺夫主义“四个阶级联盟论”的执行者，在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成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罪行的祭祀式的替罪羊，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在印度，为了实现斯大林主义为工农两个阶级政党开出的药方，进行了六年的削弱和打击士气的试验。结果就在眼前：无能、短视的各个“工农政党”，它们摇摆不定，苟延残喘，或者干脆消亡，恰恰在它们应该行动的时候，也就是在革命浪潮涌动的时候，化为乌有。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却不存在。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在革命的烈火中建立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清除领导官僚堆积起来的垃圾。情况就是这样！从1924年开始，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想尽一切办法使印度无产阶级无能为力，削弱先锋队的意志，剪断它的翅膀。
当罗易和其他斯大林的学生们为了制定跨阶级政党的民主纲领而浪费宝贵的年华时，民族资产阶级却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颟顸无能来夺取工会。如果不是在政治上，那就是在工会中，印度的国民党确实已经实现了，不同的是，其创造者在此期间被自己的“杰作”吓坏了，跳到一边对“劊子手們”破口大骂。
中派向“左”跳的意义
众所周知，这一次中派跳到了“左派”一边，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共产国际在印度革命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是一团乱麻，它的目的显然是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脱轨并陷入绝望。不管怎么说，混乱的一半是因为领导层不断地、故意地掩盖自己昨天的错误。而另一半则必须归功于中派主义的无能本质。
我们现在想到的不是共产国际将殖民地资产阶级列为具有革命作用的纲领，其完全赞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4]和罗易的构想，他们仍然继续披着马尔丁诺夫-斯大林主张的外衣。我们也不谈斯大林主义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无数版本，在这些版本中，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继续着关于工农政党双重阶级成分的论述。不，我们只谈现在，只谈今天最新提出的问题，它符合共产国际“第三时期论”在东方的错误。
斯大林主义者在印度和中国的中心口号仍然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解释，因为没有人明白，在1930年的今天，在过去十五年的经验之后，这个公式意味着什么。工农民主专政与屠杀工农的国民党专政有何区别？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们[5]也许会回答说，他们现在谈论的是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像在中国那样的四个阶级的专政，在中国，斯大林曾兴高采烈地为这个联盟招来了一位盟友——蒋介石。
如果是这样，我们回答说，那就请你们努力向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拒绝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你们在中国为了谄媚他们而把反对资本家的布尔什维克赶出中共，并他们关进监狱的资产阶级盟友？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没有强大的封建主和封建代理人。但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国家，有强大的封建种姓制度遗产。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是斯大林和马尔丁诺夫从中国存在外国压迫和封建残余推断出来的，那么对印度来说，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都应该加倍有力。这就是说，根据共产国际纲领的确切基础，印度资产阶级要求加入这种斯大林主义联盟的权利，要比拥“遗臭万年”的蒋介石和“原形毕露”的汪精卫所属的中国资产阶级大得多。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尽管有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整个中世纪的遗产，印度资产阶级只能够扮演反革命的角色，而不是革命的角色——那么请无情地谴责你们在中国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并立即纠正你们的纲领，因为这种政策留下了懦弱而险恶的痕迹！
谁将领导这个“联盟”？
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在印度建立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那么该由谁来领导它呢？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们也许会以他们特有的温和热情回答：“当然是无产阶级！”很好，我们可以对此以赞美回应。但是，如果印度革命将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发展；如果这个联合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且要反对与一切基本问题上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这个联盟的首领将是无产阶级，如果这个联盟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扫荡敌人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真正的全国领袖的地位，那么问题就来了：胜利后的政权如果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将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有何区别？换句话说：假想的工农专政在形式上如何会区别于十月革命建立的实际专政？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专政”不仅成了空洞的虚构，而且成了对无产阶级的险恶陷阱。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它承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的可能性：一种是在国民党专政的意义上，另一种是在十月专政的意义上！除这两者之外没有其他可能。在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对民主专政作了两次解释，起初是右派的国民党专政，后来是左派的专政。但他们在印度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保持沉默。他们被迫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害怕让他们的支持者看到他们的罪行。这种沉默的阴谋实际上是反对印度革命的阴谋。现在他们所有的“非常左”或极左的叫嚣都不能改善局势，因为革命的胜利不是靠叫嚣和喧闹来保证的，而是靠政治上的清醒来保证的。
但是，他们已经说过的话还不能解开乱麻。不，这里恰恰是新纠结的开始[6]。使革命具有抽象的[民主的]性质，允许革命只有在建立了某种神秘的或故弄玄虚的“民主专政”之后才[追求]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战略家同时又拒绝接受每一个革命民主运动的核心政治口号，而这个口号恰恰就是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为什么？根据是什么？这是绝对不可理解的。民主革命意味着给予农民平等，首先是土地分配的平等。这是权利平等的基础。在立宪会议上，全体人民的代表在形式上算好所有旧账，各阶级在实际上相互取得平衡，这不仅在觉醒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中，而且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意识中，都是革命的民主任务的自然和必然的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谈到中国时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在此无须重复。我们只想补充一点，印度各省的多样性、政府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与封建种姓关系的联系的多样性，使在印度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具有格外深刻的革命民主内容。
目前苏共的印度革命理论家是萨法罗夫（Georgy Safarov）[7]，他以欢天喜地向斯大林投降为代价，把自己的破坏活动转到了中派主义阵营。萨法罗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革命力量和任务的纲领性文章，他小心翼翼地围绕着立宪会议问题转来转去，就像有经验的老鼠围着钩子上的一块奶酪转来转去一样。他不假思索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来反驳立宪会议主张：
“在为无产阶级霸权而斗争的基础上(！)新的革命上升的发展，导致了这样的结论(编者注：谁？怎么会？为什么？)：印度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只有在苏维埃形式下才能实现。”《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5期，第100页）
令人惊叹的句子！萨法罗夫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放大了。我们认识马尔丁诺夫，而关于萨法罗夫，列宁曾不无温柔地评价道：“萨法罗夫将走向左派，萨法罗夫会弄巧成拙”。方才应用的萨法罗夫观点恰恰证实了列宁的评价。萨法罗夫已经相当左倾了，必须承认，他没有打乱列宁公式的后半部分。首先，人民群众的革命上升问题是在共产党人争取无产阶级霸权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是颠倒过来的。我们则认为，在新的革命上升的基础上，共产党人才进入或准备进入或应该进入争取霸权的斗争。萨法罗夫认为，斗争的前景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这里，为了维持左派形象的缘故，“民主”一词被去掉了，但没有坦率地说这是什么样的二元专政：是国民党式的还是十月式的。但他向我们保证，这种专政“只有在苏维埃形式下”才能实现。这听起来很高尚。何必要提出立宪会议的口号呢？萨法罗夫只愿意认定苏维埃的“形式”。
附庸风雅的本质——其可鄙和险恶的本质——在于它从过去的实际过程及其教训中只抽象出简单的形式，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拜物教。这就是苏维埃的遭遇。不谈专政的阶级性质——是像国民党那样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是像十月革命那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萨法罗夫用苏维埃专政的形式来忽悠别人，主要是忽悠他自己。好像苏维埃不能成为欺骗工农的武器似的！1917年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苏维埃还能是什么？无非是支持资产阶级政权和准备资产阶级专政的武器。1918-1919年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苏维埃是什么？是拯救资产阶级和欺骗工人的机关。随着印度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群众斗争的进一步高涨，随着共产党的软弱——后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萨法洛夫主义在它的头脑中占了上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可能建立工农苏维埃，以便像它现在指挥工会那样指挥工农苏维埃，以便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苏维埃的领导权屠杀革命那样血洗革命。民主专政口号的诡诈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在敌人面前一劳永逸地把这种可能性的大门给紧紧关上。
混乱的神化
印度共产党的成立被推迟了六年，而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六年啊！现在，在革命民主浪潮上升的情况下，它被剥夺了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那就是民主立宪会议的口号。与此相反，还没有迈出第一步的年轻的党，却被抽象的苏维埃口号作为抽象专政的一种形式，即不知道是什么阶级的专政。这真是混乱的神化！而所有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伴随着令人厌恶的口号糖衣渲染，把一个尚且困难重重、丝毫没有甜头的局面弄得面目全非。
苏联官方报刊，特别是这位萨法罗夫，把形势描绘得好像印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好像共产主义已经或正在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又几乎领导着农民。领导者和他们的社会学家以最无耻的方式把愿景说成现状，更确切地说，他们把过去六年来在正确政策下可能出现的情况说成是错误政策的实际结果。但是，当妄想和现实的不一致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受到指责的将是印度共产党人，他们会为了试着执行从头到尾前后不一的整体路线而被关上“办事不力”的罪名。
印度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处在完成其伟大任务的起点上，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一系列的失败不仅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普遍落后的清算，也是对领导层罪恶的清算。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对革命内各个动力有一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前瞻，有一个高瞻远瞩的，并反对陈腐的、官僚主义规定的政策，亦即在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时，根据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和革命发展的实际阶段来谨慎地自我调整的政策。
完笔于1930年5月30日
注释
[1] 译者注：此处货币单位不详。英语原文为“four billion gold dollars”，但dollar并非当时英国使用的货币。根据资产阶级史学家Niall Ferguson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中呈现的数据，大不列颠帝国对印度的投资于1914年达到4亿英镑，这可能是托洛茨基引用的数据。
[2] 译者注：马尔丁诺夫（Aleksandr Martynov）曾是孟什维克主要理论家之一，并为列宁在《怎么办》内重点批判的改良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但仍然提倡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和革命阶段论主张，并为斯大林所器重。
[3] 译者注：罗易（M. N. Roy）为墨西哥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第三国际主要领导之一，曾与列宁就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分析上作出积极贡献，但斯大林控制第三国际后遂投降于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在多个国家革命问题上倡导此主张。
[4] 译者注：亨利·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一度为德国共产党领袖，经常摇摆于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其错误的中派主义领导也导致了1921年的错误起义和1923年德国革命的流产。而后与布哈林形成国际右翼反对派。
[5] 译者注：马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Dmitry Manuilsky）和奥托·库西宁（Otto Wille Kuusinen）为共产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
[6] 译者注：英语版原编者在此注名原稿可能有漏字。
[7] 译者注：萨法罗夫（Georgy Safarov）曾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起初是季诺维也夫的坚定支持者，并跟随季氏在不同时期同斯大林结盟或是反对他，在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作出最后投降后不久，萨法罗夫也随即投降并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倡导者之一，直到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