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2月，短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垮台，这是现代政治史上最迅速、最彻底的反转之一。诞生于 1848 年二月革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似乎承诺要为整个欧洲带来一个进步和民主的新时代。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虚假的黎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最民主的共和国变成了它的反面：拿破仑三世赤裸裸的独裁统治。（按：本文是威尔瑞德出版社再版马克思《雾月十八日》的导读， 原文发表于2023年8月11日。译者：跃石）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初是马克思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立即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分析作品之一。
马克思用七章简明扼要的篇幅，从塑造了了这一时期的事件、人物和政党的漩涡中揭示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本质。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这部惊人的著作中还论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十九世纪。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波拿巴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农民阶级的性质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非常清晰的阐述，即便到这部著作写作于工人阶级斗争的相对早期阶段。
如今，马克思这部伟大著作新版的出版正值一个比十九世纪中叶更加动荡不安的时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牢牢把握《雾月十八日》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因此，希望以下导言将有助于读者熟悉马克思分析的关键领域，并将其结论与现代世界联系起来。
历史唯物主义
1848年的革命为马克思提供了第一次机会，将他与亲密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发展和完善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应用于活生生的事件。
波拿巴在1851年发动的政变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对革命而言），这给革命工人运动带来了新的理论和政治挑战。首要的也可能是最根本的挑战与波拿巴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权并恢复帝国有关。
许多人寻求“伟人”历史理论的庇护，将共和国的覆灭解释为波拿巴自身不可阻挡的意志的产物。与此相反，其他人则试图剥夺波拿巴的胜利，声称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波拿巴的崛起是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点也未必与对“伟大”人物的崇拜相抵触。波拿巴本人实际上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帝国的复辟是“天意”注定的，而他自己的命运就是实现帝国的复辟。至少从表面上看，事件似乎证实了他的假设。
这两种解释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最终都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如果事件是由某些历史上的“自由人”决定的，他们能无视一切预测和限制，或者如果事件实际上只是预定命运的展开，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两种解释都无法让我们从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干预和改变历史。
然而，这些本质上的宿命论观点为那些在1848-51年处于共和运动和工人运动领导地位的人提供了理论上的掩护。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什么也没预见到，那就是因为什么也不可能预见到；如果他们什么也没做，那是因为什么也不可能做。马克思的回答包含在以下名句中：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环境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原则，即人类可以科学地理解这些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情况进行探究，以便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置于适当的背景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事件的真正逻辑，并指导我们自己创造历史的尝试。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阶级斗争
1848年2月，在法国革命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布：“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剖析的首要社会状况就是1848年法国社会中存在的各个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的利益和斗争如何影响政治事件。
1848 年革命时法国社会的主导阶级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即以工业、土地和高级金融机器为形式的资本占有者。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的专制主义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后残余。在这一过程中，大革命巩固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财产，使其不受封建领地或特权的束缚，成为国家的基础，无论国家形式上是共和国（1792-1804 年）、帝国（1804-1815 年）、复辟的波旁王朝即“正统”王朝（1815-1830 年），还是奥尔良王朝即“七月”王朝（1830-1848 年）。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的专制主义国家。//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城镇中仍然相对薄弱的工业资产阶级，而且使大地主阶级具有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即使是旧贵族，即拿破仑战败后从流放地归来的旧政体的 “第一阶层”，也沦为资产阶级的一个小派别。那些没有转入资本主义农业的土地所有者则以地租的形式榨取了全国工人和农民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
这种“土地贵族”与“金融贵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以牺牲所有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富裕起来。这个马克思所说的“银行贵族”通过压榨农民的抵押贷款、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或称“交易会”）上猖獗的投机活动以及不断膨胀的国债利息，将其触角伸向了经济的各个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1848 年绝大多数法国资产阶级都赞成按照英国模式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共和国。在这样的政体下，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共和制一样稳固，但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受数百年传统尊崇的、看似“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的存在，不仅掩盖了国家真正的阶级性质，而且当群众开始骚动时，还能有效地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在二月革命期间，“尊贵”的自由党反对派竭力避免君主制的垮台，他们想方设法让国王退位，让他九岁的孙子继承王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仅仅通过君主更迭就可以维持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完整。同样，如果君主进行干预，破坏甚至推翻一个对统治阶级来说不可信的民选政府，那么这种行为的责任显然应由王室承担，而不是由它所代表的阶级承担。
然而，君主制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主要矛盾点是由哪个王朝统治法国。马克思发现，“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保王党派的这种“堂吉诃德式”斗争的基础在于这两个派别不同的物质条件和利益。
虽然工业资产阶级、土地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都是同一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都依靠被剥削群众生产的剩余价值为生，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在复辟的波旁王朝时期，选举权仅限于法国最富有的 5 万名地主。国家最高层由贵族和天主教会的高级代表占据。
查理十世（Charles X）统治时期（1824-1830 年），那些在大革命中失去土地的贵族家庭得到了丰厚的补偿，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议会中的 “极端派”们，他们要求完全归还他们的土地并恢复神权。这样的前景不仅让广大人民无法忍受，甚至让大部分法国资产阶级也无法忍受，他们在 19 世纪 20 年代组成了针对国王的自由党反对派。
最终，对抗不可避免地在1830年7月爆发了，君主制在法国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成为失败者。但七月“光荣三日”所产生的并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其性质类似于英国 1688 年所谓的“光荣革命”。
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解释的：
“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人也继承了在其阶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和思想包袱。这些思想本身就构成了这些人创造历史的重要环境。
同样，19 世纪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从根本上说是英国统治阶级中工业派和地主派利益冲突的政治表现。尽管两党在议会中唇枪舌战，但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最终归结为如何分享从全世界工人和农民那里掠夺的战利品。
虽然资产阶级的各个个体和派别之间可能会不断进行斗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受到社会其他阶级的威胁时，作为一个阶级采取几乎一致的行动。这就是“秩序党”的基础，“秩序党”是第二共和国时期两个保皇派的邪恶联盟的名称。
从他们宣称的目标和原则来看，这样的融合应该是不可能的，然而当面对工人阶级的反抗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压倒了所有其他考虑因素。这给今天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上了一课： 无论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表面上的敌意有多么尖锐，当他们的统治面临严重挑战时，他们都会结成坚实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面对的是一个年轻的、人数相对较少的工人阶级，或称无产阶级。在 1789-93 年大革命期间，法国几乎不存在这个除了出卖按日或按周工作的能力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雇佣工人阶级。只是随着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才开始形成。
在国家巨额贷款的资助下，铁路建设在 19 世纪 40 年代蓬勃发展。铁路建设增加了对煤炭和冶金工业的需求。这必然导致对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工人开始向大城市集中。1851年，在约3600万总人口中，有1,331,260人被归类为“大工业”工人。
这个年轻的法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堪比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那般恐怖。工人们通常每天工作14甚至18个小时，赚取的收入仅够糊口。
住房的缺乏意味着工人及其家人被挤在狭小的房间里，被迫生活在可以想象到的最肮脏的环境中。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过度拥挤和肮脏的生活条件助长了疾病的传播，例如霍乱，1831-1832年间它仅在巴黎就夺去了18,400人的生命。
与英国宪章运动非常相似，工人站在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最前线。//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正是在这段苦难和不安全的时期，法国工人阶级建立了第一个组织，并形成了明确的工人阶级意识。在 1834 年声势浩大的里昂起义中，丝织工人向一个特定的阶级——“工人”——发出了口号，这可能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标志着法国以往的激进主义传统（如雅各宾派）发生了质的变化，雅各宾派倾向于向一般“人民”提出口号。
随着工人阶级在七月王朝下不断壮大，工人们开始组建友好协会、工会、合作社，甚至革命秘密协会。此外，还成立了教育协会来讨论政治和经济理论。这场运动为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上升提供了沃土，这些理论将对 1848 年的革命产生重大影响。无怪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宣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如同英国宪章运动非常相似，工人们站在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最前线，尽管在法国，这采取了更为明确的共和主义形式。但同样，就像宪章派和此后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一样，他们也将这一民主诉求方案与自己的社会诉求相结合。
十小时工作制、“工作权”——即所有人都有权获得报酬合理、体面的工作——以及“劳动组织”（实际上是对经济进行规划以消除贫困），这些都是工人们在君主制衰落时提出的要求。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政治民主始终是实现社会解放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一事实将对1848年革命及其后的革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工人们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某种政治组织，就不可能实现任何计划，这就催生了鼓舞人心的“俱乐部运动”，该运动在1848年3月至6月期间蓬勃发展。3月1日，已知在巴黎开会的俱乐部约有 5 个；3月15日，有 59 个。到 4 月中旬，共有203个俱乐部，其中149个联合组成了一个联盟。
俱乐部的名称和灵感来源于1789-93年的法国大革命，但其阶级内容却截然不同。与最初的俱乐部不同，它们由数以万计的工人组成，定期聚会，有时每晚聚会，就革命任务展开辩论。马克思将俱乐部描述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中心”，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国家的形成”。
令人遗憾的是，俱乐部的崛起是短暂的。4月大选后，政府开始果断打击俱乐部，6月23 日，俱乐部被激起暴动，至少有5万名武装叛乱分子参加了暴动，数千人被杀害。在许多方面，这都是1871年5月21日至28日臭名昭著的“血腥一周”的前兆，那时巴黎公社被凡尔赛军队镇压。
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可能是1848年革命运动的先锋，但它绝不是法国社会中唯一有志于推翻七月王朝的阶级，也远非共和运动的大多数。
事实上，1848 年法国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但为自己工作的小业主。拥有自己的作坊的工匠、店主以及记者、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的下层等级构成了这一阶级的主体。
在法国大革命最激进的阶段，即 1793 年雅各宾专政时期，正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了大革命。在巴黎“无套裤汉”的压力下，1793 年发表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补充了 1789 年原始宣言中的形式、法律和政治平等，并提出了更多的社会要求，如失业者的生活费和全民世俗教育，这在当时是极为进步的。
然而，即使是对于小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阶层及其共和传统，重要之处在于，与工人运动不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未挑战过私产制。毕竟，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财产所有者。例如，代表第二共和国时期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山岳派”优先考虑的是最大限度的政治民主和法律平等，以打击大财团的特权和腐败，并为最贫穷者提供帮助。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所采取的立场最终反映了其阶级立场。有趣的是，马克思将小资产阶级描述为一个“过渡阶级”，因为它构成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层，其成员不断上升到资本家的行列，或在与大企业的竞争中毁于一旦而“逐渐沉沦为无产阶级”。
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中间地位，用马克思的话说，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排斥的利益“同时相互削弱”，表现为对全体“人民”的普遍呼吁，以及旨在消除资本主义最恶劣的过激行为、同时保持其经济关系不变的要求。
曾经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美国政客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要求将大银行拆分成仍由资本家控制的小银行，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样，西班牙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和“我们能”党（Podemos）火热的“民粹主义”言论往往不是针对资本家阶级或任何一个阶级，而是针对“种姓”（la casta）——它坐在权力机构的顶端，欺骗全体人民，大概也包括一些资本家。
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钝化也导致了斗争在实践中的钝化。1848年6月，“山岳党”成员无一支持工人起义，但一年后，当他们踉踉跄跄地发动自己的起义时，却没有武器，没有准备，除了模糊的“捍卫宪法”的号召之外，也不清楚他们要求人们为之奋斗的是什么。
1849 年的“起义”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而这次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力量，同时也加强了波拿巴的地位。
根据 1848-51 年法国和德国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得出结论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最没有能力完成最基本的民主革命任务的阶级，更不用说领导反对资本的斗争了。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批评可能最为尖锐，他写道：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
在现代阶级斗争中，这种自欺欺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希腊的自诩为“反复无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就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典型代表。瓦鲁法基斯是在反对欧盟和本国统治阶级强加给民众的残酷紧缩政策的叛乱情绪中被提拔到财政部的，他提交了一份“温和的债务减免建议”，但立即遭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央行（ECB）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三驾马车”的拒绝。当这一建议遭到断然拒绝时，瓦鲁法基斯支支吾吾，最终辞职。
从这次经历中，他得出结论，欧盟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现在，他领导着规模很小的“2025 年欧洲民主运动”。现在还有三年的时间，他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似乎很成问题。不过，瓦鲁法基斯本人对此并不担心。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写道的：
“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暇的，正像他们陷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个人有可能采取某个阶级的立场，而不必在其直接物质条件下属于该阶级。正如他所解释的：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
理论上，一个百万富翁实业家和一个工会工人一样，都可以采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因此，即使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只要他们根据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来表达和斗争，也可以采取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这种现象的著名例证。
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显然不会自动和机械地由其阶级背景所决定，无论是其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其家庭的历史背景。我们见过多少政客一边大谈自己是“工人阶级”，一边却投票支持削减工资和社会服务？
然而，社会各阶级的组织和传统已经并将继续从他们的物质条件中发展壮大。显然，这些组织和传统作为他们社会存在的重要先决条件，确实会与个人对抗。在大众范围内，这对数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农民
马克思从农民生存的物质条件出发，追溯农民支持波拿巴的原因。//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除了城镇中的小资产阶级，另一个小业主阶层是农民，他们在1848年占法国人口的绝对多数。这个阶层也将为波拿巴提供重要的支持基础。马克思评论说，波拿巴关于帝国复辟的“固定观念”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它与农民阶级的“固定观念”不谋而合。
1851年12月20日，当波拿巴试图通过全民公决使其政变结果合法化时，结果当然是注定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处于戒严状态，所有反对党都被清算，且为了保险起见，政府通知所有国家官员，他们能否继续工作取决于他们的热情支持。
然而，事实是有数百万张真正的选票投给了波拿巴。其中大部分无疑来自农民。可以说，如果称穿军装的农民在1851年12月2日至4日用刺刀结束了共和国，那么各省的农民则在12月20日用选票建立了帝国。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的一个重要段落中，从农民的物质生存条件追溯农民支持波拿巴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的孤立和固有的保守生活方式使其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大致相同，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往往仅限于当地村庄——例如，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全国性农民组织或政党。
在这种“原子”化的条件下，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农民阶级自身无法发挥独立的阶级地位。它不能以自己的权利直接进行统治。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自己支配社会。”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农民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只会形成反动的坚固堡垒，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多数农民国家的社会革命，包括 1917 年的俄国革命，都会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农村对波拿巴政变的抵抗比城镇更为激烈。根据历史学家罗杰·普赖斯（Roger Price）的记录，“至少有 775 个公社的多达 7 万人实际拿起武器，超过 2.7 万人参与了暴力行为”。马克思本人解释说，波拿巴代表的是“保守的农民，而不是革命的农民”。
正如资产阶级共和国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解除了被要求保卫它的工人的武装一样，它对社会主义在农村的传播发动了一场持久战。它把农民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没有提供摆脱危机的另一条出路。
正如托洛茨基在 20 世纪 30 年代解释的那样，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可以在无产阶级中找到领袖，但是：
“为了把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无产阶级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任。为此，无产阶级首先要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必须做好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准备。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党的锻炼下，做好了进行关键的、无情的斗争的准备，然后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说：“我们准备夺取政权。这是我们的纲领。我们打算跟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纲领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我们只对大资本及其走狗使用暴力，但对于辛勤劳动的你们，我们希望能以一个具体的纲领为基础，同你们结盟。”农民会听懂这种话的。但首先得让他们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夺取政权。”
可悲的是，法国农民只是在 1848 年 6 月工人阶级最先进、最坚定的部分被镇压之后才开始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一部分农民确实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时，他们向激进的共和党人和“红色”的社会主义者（即社会民主党）寻求领导，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浪费了这个机会。
当农村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多个地区戒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领袖却始终将工人的斗争控制在安全、合法的渠道内，敦促他们的追随者通过投票箱废黜波拿巴。结果，最具革命性的农民被孤立了，农民的怒火沿着反动路线被引向了波拿巴。
如今，在欧洲，农民及其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已因社会的城市化和农业的工业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然而，在许多国家，农民仍然是影响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
2020年爆发的鼓舞人心的印度农民运动为农民的革命潜力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现代范例。一方面是由于债务，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市场，数百万小农奋起反抗印度人民党政府为“自由化”农业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2021 年 1 月 26 日，即印度的共和国日，这场运动甚至达到了暴动的规模，数以万计的农民游行到德里市中心，将警察赶走，占领了著名的红堡。
印度农民的经历表明，农民中的一个重要阶层远非社会主义斗争的永久障碍，他们可以彻底向左，甚至向革命方向倾倒，成为工人阶级天然而强大的盟友。印度显然存在这种联盟的潜力，2020 年11月26日印度历史性的大罢工证明了这一点，在农民开始向德里进军的同时，2.5 亿工人也停止了工作。但这种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也包含了对印度和世界工人的警告。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地认为，就算不能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印度的大部分农民也不会激烈地右倾。正如1848-51年的法国一样，这一历史性任务的责任最终将落在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领导层身上。
社会民主主义
1848 年 6 月工人运动失败后，俱乐部运动转入地下。但剩下的俱乐部和秘密社团与“山岳党”中的激进共和派联合组成了“社会民主党”，该党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一份基于共同纲领的共同候选人名单。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阶层人心涣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在农村和城镇赢得了数百万张选票。因此，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以及波拿巴在1851年对它的镇压，使马克思有机会分析一个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现象。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领导着法国社会所有被压迫阶级构成的广大阶层，拥有自己相当规模的议会派别，甚至在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中也得到支持，它的诞生代表着工人运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 1848-1851 年的风暴时期，统治阶级的战略家们甚至多次担心社会民主党会夺取政权。以英国《经济学人》为例，该报于 1850 年 3 月 21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称：
“诚然，社会主义在法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对未来构成了威胁。温和派认为，在明年年底之前，该党将获得压倒性多数，并能够宣布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
对《经济学人》的“温和派”来说，幸运的是，该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功所显示的巨大潜力被浪费掉了。
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在农村和城镇赢得了数百万张选票。//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在议会中的共和党人阻止了宪法的修订之后，各方都清楚地意识到，一场决定性的冲突迫在眉睫。波拿巴公开准备发动政变，而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报刊则大肆鼓吹反对宪法，其中一份报纸抱怨道：
“煽动者声称： 我们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但这种合法——每个人都回答说，这就是危险所在......事实上，这种合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或称“红党”）的领袖们沾沾自喜地向他们的支持者宣称，他们只需等到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也就是新的选举日，他们就能在投票箱前取得胜利。
遗憾的是，这个喜庆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11 月，波拿巴开始对知名的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进行先发制人的逮捕，1851 年 12 月 2 日，他让士兵布满街道，解散了所剩无几的议会。马克思将这次政变称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向的是1799年拿破仑一世夺取政权的法国共和历日期。
尽管社会民主党拥有各种手段，但每次都被证明无法领导群众夺取政权。马克思指出，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不仅在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思想或品格有缺陷，而且在于社会民主主义本身的核心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政党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其改造社会的斗争“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之内”。
考虑到 1849 年 6 月山岳党的失败，马克思解释道：
“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
“革命方针”脱离了工人的社会要求，而被引导到了更安全、更“合乎宪法”的渠道上。因此，每当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群众之间出现决定性冲突的可能性时，所谓的“红党”领导人就会想方设法阻挠斗争，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为之。
这种说法可以适用于欧洲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民主党，也可以适用于它们更年轻、更左翼的竞争对手，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甚至可以适用于在伯尼·桑德斯首次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崭露头角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团（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这些各具特色的政治组织都有自己的纲领、历史和民族特色，它们的共同点与马克思 170 年前所指出的相同：即“社会主义”改革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结合。改良派将无法逾越这一最神圣的界限。
当扩张，甚至仅是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都不能不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时，即使是最激进的改良主义领导人也会带领工人走向失败，或者更糟糕的是，与工人反目成仇。正因如此，托洛茨基警告说：“背叛是改良主义所固有的”。
在法国工人阶级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六月起义”之后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导人被捕和流亡之后，运动的领导权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手中。
从进一步斗争的经验和惨痛教训中，马克思满怀信心地期待工人阶级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但他坚持认为，这样一个政党必须始终保持其阶级独立性，反对任何“为了心爱的和平而不得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的“团结”。
马克思绝不排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的激进阶层进行共同斗争。事实上，他认为在这些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任何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都离不开这些斗争。但他仍然坚信，只要工人运动仍然是“官方资产阶级民主的附属品”，它就永远不会成功夺取政权。
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斗争之一仍然是需要一个强大、独立和真正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这项任务尤为紧迫，在那里，工人运动仍然被玩世不恭、腐败无能的民主党机器所禁锢和束缚。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工人阶级争取建立自己政党的斗争将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
国家
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还将其阶级分析扩展到国家的性质。早在1848 年，《共产党宣言》就已经说明，国家总体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工人阶级必须“打赢争取民主的战斗”，夺取政治权力，并利用它“专制地侵犯私有财产权”。但这种政治权力究竟是什么，如何使用，这个问题必然是模糊和抽象的。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流趋势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工具。1848 年的革命在实践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无情的考验。
马克思解释说，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也仍然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无限专制”。在普选权这一抽象的政治平等之下，是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它们绝不对“人民”负责，并且随着资产阶级统治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建立和完善。任何选举都不能把这些东西分开。
因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并在各个层面上解散原有的国家。他在《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
由于工人建立自己国家的企图遭到失败，资产阶级国家被摧毁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无法具体阐明。马克思提出了与资产阶级专政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他对工人国家的一般概念，并指出工人俱乐部只是一种雏形，也许更多的是表明了这种国家形式的潜力。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夺取了城市的控制权，并在短短几周内被迫创建了自己的社会管理机构，这一预言完全实现了。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忘记公社的意义。1871年5月，当英勇的巴黎工人仍在为自己的生命和阶级而战的时候，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基础上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他还写道：
“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
波拿巴主义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国家归根结底是一种镇压工具——武装机构、法院、监狱等——它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和特权，将阶级斗争控制在秩序范围内。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这种镇压力量、军队、警察和国家官僚机构可能会从统治阶级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最终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例如凯撒主义。恩格斯认为中世纪晚期的专制主义是另一个例子。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现象在拿破仑一世和法兰西第一帝国崛起后被称为“波拿巴主义”。
《雾月十八日》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马克思以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波拿巴的崛起为例，对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进行了严谨的分析。
当卡芬雅克镇压巴黎工人时，他是在整个议会的授意下，以整个资产阶级“文明”的名义这样做的。//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波拿巴主义政权最明显的特征是政治压迫：警察或军队统治。但仅有镇压并不构成波拿巴主义。毕竟，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第二共和国时指出的那样，历史上的每一个国家最终都是镇压的工具。
例如，在战争时期，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也会为了“战争行动”的利益而中止选举、限制集会权和罢工权，并经常审查整个新闻界。同样，卡芬雅克将军在 1848 年 6 月至 10 月期间实行的戒严状态也是如此，他让一名未经选举产生的将军担任行政首脑，逮捕工人领袖，严格限制集会自由和社会主义报刊。
马克思将这一镇压性政权与波拿巴的政权作了重要区分，当时他评论道：
“卡芬雅克并不是军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专政，而是资产阶级的军刀专政。”
当卡芬雅克镇压巴黎工人时，他是在整个议会的授意下，以整个资产阶级“文明”的名义这样做的。为此，资产阶级代表在报刊和议会中称赞他为“社会的救星”。在这一点上，卡芬雅克的专政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并无本质区别，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镇压工具而已。
与之相反，1851 年 12 月 4 日，波拿巴的军队蓄意向蒙马特大道上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的住宅开火。恩格斯报告说，波拿巴甚至命令士兵瞄准“穿宽大衣服的绅士”，而不是工人的上衣。不仅是社会主义代表，甚至自由党人也遭到逮捕，所有的新闻媒体不是被关闭就是遭到国家审查。
国家的行政部门如何能从统治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那里获得如此程度的独立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可以在阶级斗争本身中找到。在社会极不稳定、阶级斗争激烈和革命的条件下，议会政权的正常运作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群众的每一次崛起，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国家的镇压武器来拯救自己，正如我们在卡芬雅克政权中所看到的那样。
此外，激进的群众在议会中每前进一步，资产阶级就会蓄意限制和削弱国家立法机构以及其他被革命“腐蚀”了的机构的权力。就第二共和国而言，事实上不是波拿巴，而是议会多数派秩序党投票逮捕了红党代表，解散了国民自卫军，并最终废除了普选权本身。资产阶级议员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削弱了自己相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首脑波拿巴的地位。
与此同时，波拿巴开始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名义，从马克思所说的“各阶级的败类”或“流氓无产阶级”中组织起自己的私人战斗力量。这个“仁爱会”实际上是一支由雇佣打手组成的私人军队，他们经常被用来暴力驱散共和党人的集会，而且往往是在警察的保护下进行的。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希特勒冲锋队的前身。
随着警察和军队日益受到波拿巴主义的控制，“体面的”资产阶级国家几乎不可能进行抵抗。能够将这些暴徒赶出街头的唯一力量就是革命群众，但由于工人俱乐部被取缔，民主的国民自卫军被驱散，所有能够开展这场斗争的组织都被共和国自己以“秩序”的名义解除了武装。
最终，波拿巴感到自己是如此安全，以至于他可以有效地讹诈议会多数派，并在没有议会支持的情况下任命内阁各部委。然而，面对这些明显的挑衅，秩序党却无动于衷。原因在于，虽然他们可能是议员，但他们首先是资产阶级，他们认识到，阻止波拿巴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组成一支反对军队的战斗力量。
这样的行动方针无非是武装他们刚刚花了两年时间解除武装和逮捕的那些红色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面对这样的前景，秩序党每次都把波拿巴视为较小的恶魔也就不足为奇了。
托洛茨基描述了希特勒崛起前德国布吕宁（Brüning）和施莱歇尔（Schleicher）政府时期以及 1934 年法国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政府时期的类似现象。他写道：
“确实，杜梅尔格政府如同当年的布吕宁-施莱谢尔政府，乍看之下似乎是在得到议会的同意下执政。但这是一个已经让出权力的议会，一个知道在面对抵抗时政府会遗弃它的议会。由于反革命阵营攻击和革命阵营之间的暂时相互抵消，权力的轴心已经提升到了阶级和他们的议会代表之上。”
在第二共和国的后期，特别是在取消普选权之后，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议会实际上已经退位。为了反对波拿巴，议会只能拉拢另一位“强人”尚加尔涅。但是，波拿巴这个强人已经掌握了军队，并获得了超过500万张选票的授权，很容易就成为了这场竞争中的最热门人物。
但我们也要问，如果尚加尔涅获胜，结果会怎样？很可能只是为另一种形式的军事统治铺平了道路，也许不是帝国的复辟，而是以最终恢复君主制为目标的反动独裁，这对群众来说很难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马克思详细描述了波拿巴在与议会的冲突中越来越自信的过程。就像一个好赌的人一样，他看穿了议员们的虚张声势，看穿了他们不采取行动的演说和抗议。随着修改宪法提案的提出，他加大了赌注。当议会中的共和党少数派否决修改宪法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主流派厌恶地转向了波拿巴。只有在这个时候，波拿巴才觉得可以继续发动政变。
因此，波拿巴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他个人行为的产物，而是秩序党本身的挣扎和人民群众的抗拒的必然结果。他的自信和行动自由的增加与议会多数派的孤立及其对群众的恐惧成正比。
波拿巴能被阻止吗？
从波拿巴崛起的全过程来看，“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对立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绝对的。
对自由派评论家来说，波拿巴主义或“独裁主义”似乎是对民主的外部威胁，来自不尊重“民主准则”的无良个人，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因此，这些民主的自由派捍卫者通常给出的建议是支持现有的建制派，而不是“讨厌的”民粹主义者，并虔诚地遵守“宪法”。奇怪的是，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层也曾在反法西斯的名义下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他们称之为“人民阵线”。但这样的政策对于防止第二共和国时期波拿巴主义的崛起并无多大帮助。
12月2日，许多高呼“共和国万岁！”的议员被捕，是他们自己导致了政变的不可避免。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揭示的那样，正是“温和的”议会多数为共和国的覆灭做了铺垫。
因此，问题来了：波拿巴的胜利是可以避免的，还是他在1848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就不可避免了？如果波拿巴在1848年12月而不是1851年试图夺取政权，那么他不仅会遭到议会的反对，还会遭到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中大部分人的反对。即使是在1850年，社会民主党人从军队中受到的支持（在3月的选举中得到了证明）也使军事政变的前景充满了风险。
这凸显了波拿巴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特征：行政机构凌驾于社会中相互争斗的阶级之上，这与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僵局而精疲力竭的程度成正比。革命群众的胜利肯定会打破波拿巴的计划，但每一次失败和错失良机，革命力量都会变得越来越弱。
然而，工人无法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就能直接掌权。秩序党的统治时间越长，它就越孤立，越被人瞧不起。它的社会基础越是萎缩，它就越有必要拆毁资产阶级民主的机关来保卫自己。但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社会不可能无限期地处于白热化状态，革命的威胁始终笼罩在它的头上：“无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以恐怖告终！”
最终，无论是通过革命还是反动，总会找到出路。要么工人成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破旧统治阶级的抵抗，要么国家或多或少的民主形式被剥夺，以保护其真正的阶级内容。在这样一个时期，只维护“共和制”而不维护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最纯粹的乌托邦，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共和主义者”在1851年12月的惨痛教训。
不稳定性
尽管在波拿巴主义条件下，国家似乎获得了表面上的权力和行动自由，但它仍然没有完全独立于社会的其他部分。它仍然依赖于资产阶级财产，依赖于资本主义关系，最终，像任何国家一样，它必须捍卫作为其基础的财产和剥削。
事实上，帝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资产阶级终于摆脱了政治统治，以便更加稳固地确保其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工人阶级已经被堵住了嘴，服软了，沦为了剥削的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经历了历史性的经济腾飞。
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在于，该政权在相互争斗的阶级之间保持平衡，既作出承诺，又进行全方位打击。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波拿巴时所说：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
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俄罗斯看到这种现象。法国政治家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曾评价波拿巴说，他将是“一个由我们领导的白痴”。也许普京崛起的设计师们也抱有类似的希望。但事实很快证明并非如此，他们的官僚机构中的“中立者”开始逮捕和征用个别寡头，而寡头政治和整个俄罗斯资本主义却完好无损。
历史上大多数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军事冒险主义可以有效地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图片来源：原创
马克思从路易·波拿巴的崛起中汲取了另一个重要教训：波拿巴主义统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它可以在一段时期内稳定下来，但如果没有任何特定阶级的坚实支持基础，政权就会在危机条件下迅速瓦解。
历史上大多数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军事冒险主义都与这一事实有关：军事冒险可以分散注意力，如果战争顺利进行，就能将支持者团结在陷入困境的领导人周围。目前在乌克兰的军事冒险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制裁也起到了暂时将部分俄罗斯民众团结在政权周围的作用。但事情可能会迅速走向反面。
马克思预言，波拿巴的一次军事冒险将恰恰是他的垮台。面对国内日益增长的抗议和不稳定，波拿巴于1870年7月15日向普鲁士宣战。到9月2日，他成了俾斯麦的俘虏，第二帝国不复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波拿巴的下台并没有和平地导致稳定的民主统治。相反，它引发了一场鼓舞人心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巴黎公社。葡萄牙新国家政权和西班牙法西斯统治的垮台也引发了巨大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本可以推翻资本主义。
今天，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打击下，在工人的怨恨下，许多波拿巴主义政权开始动摇。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密切关注它们。
革命的逻辑
回顾《雾月十八日》中描述的事件，人们或许会认为它们属于一个与我们的时代相去甚远的时代。毕竟，1848 年革命的主要民主诉求——普选权、集会和新闻自由等——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斗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实现了所有这些要求。但是，这就忽略了共和国兴衰的更深层次的重要性及其对今天的启示。
在许多方面，1848年是第一次现代革命。尽管规模不大，但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中心位置，革命的命运在每个阶段都与工人运动的进退息息相关。革命的早期成果完全是在武装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取得的。但是，在取得民主共和国之后，工人们立即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要求。
资产阶级被工人的力量吓坏了，他们迅速放弃了革命的所有民主成果，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共和国的命运由此注定：要么被工人推翻，要么被资产阶级推翻。这一过程绝非 1848 年的法国所独有。可以说，在过去 170 年的每一次革命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逻辑。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一逻辑。马克思直接借鉴巴黎工人的经验，于 1850 年向他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认为，在未来的革命中：
“除了对新的官方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之外，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
此外，他还解释说，这些委员会或俱乐部的目标不应是支持官方政府，而是揭露并最终推翻它，建立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的阶级统治。
他总结道，“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
这一纲领在 1848 年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人们第一次直接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没有党，甚至没有发达的工会组织，他们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但还没有能力领导群众取得胜利。但是，1848 年 6 月的暴动所颁布的这个“法令”，在 1871 年（即使只有几个星期）和 1917 年却又一次得到了执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掌握了革命的逻辑，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当时的著作中看出来。//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马克思能在如此早的阶段提出不断革命的逻辑，这可能需要天才的智慧，但他的洞察力为后来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先验材料，使他们能够把握自己革命的意义和轨迹，并自己创造历史。
在俄国（一个1848年时还不存在无产阶级的国家），列夫·托洛茨基对 1905 年革命的分析使他提出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这一理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关于 1848 年的著作。托洛茨基将这一理论总结如下：
“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只有当政权转到唯一能领导被压迫群众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愿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连同它的国家界限将被抛弃，俄国工人阶级的暂时的政治统治也将发展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如果欧洲依旧停滞不前，资产阶级反革命将不会容忍俄国劳苦大众的政府，它对俄国革命政权的颠覆将是无情的。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原文的强调）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采纳了这一观点，它是武装布尔什维克的关键，如果没有吸取其中的教训，该党很可能无法夺取政权。
后来，托洛茨基在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时期进行的无与伦比的分析中，再次汲取了《雾月十八日》的教训。他在1934年写道：
“战后，革命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西班牙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只有俄国无产阶级才完全掌握了政权，剥夺了剥夺者，并学会了如何建立与维持工人国家。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获得了胜利，却由于自己的领导层的错误，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结果，政权从他们手里溜走了，从左派手中换到右派手中，最后落到了法西斯主义手里。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军事独裁。无论在哪里，议会都做不到调和阶级矛盾、保证事态的发展和平地进行。解决冲突的是手里的武器。”
在撰写这篇导言时，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着其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群众已经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政府，以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欧洲和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各阶层都能感受到堪比七月君王朝末期的腐败和颓废。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危机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和苦难。
在工人阶级寻求出路的过程中，我们无疑会遇到我们自己的卡芬雅克们、巴罗们、拿破仑们，以及我们的山岳派。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
在1848年革命前夕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以鼓舞人心的话语总结道：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今天，与1848年一样，工人们除了锁链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今天，与 1848 年一样，他们要赢得一个世界。但是，现代无产阶级比 1848 年更强大得多，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得大。在历史教训的武装下，胜利指日可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伦敦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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