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期間、和之後的經歷

從早期到俄國革命,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包含了大量的經驗教訓,說明階級鬥爭是如何為婦女問題提供最終解決的。在這篇文章中,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丹麥支部成員Marie Fredriksson探討了布爾什維克黨從其早期開始,一直到革命和奪取政權後,對婦女問題的態度。她審視了黨為了讓婦女參與進來而采取的措施,即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後所采取的進步措施,但也同樣審視了後來史達林主義的墮落對婦女造成的負面後果。(按:原文發表於2017年3月8日,譯者:洪磊)

革命前的婦女狀況

在1917年沙皇俄國革命之前,大多數人口都是由農民組成的,他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落後的農村。在這種情況下,婦女被視為是男人的財產。俄國仍然是一個極度父權主義的國家。根據沙皇的法律,婦女只是男性的奴隸,且丈夫依法有權毆打其妻子。在文化落後的農村,教會和傳統牢牢控制著婦女,對婦女的壓迫十分普遍。根據1897年的一份報告,俄國婦女的識字率只有13.1%。

列寧在1896至1899年寫下了一篇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在其中詳細研究了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和婦女身上的雙重負擔。兒童,特別是女孩,會被要求在家裡、田間或工廠裡幫忙。即使能上學,很多女孩也會在只上了一年學後就被送出學校。女工平均從12-14歲開始就要開始到工廠工作,許多人甚至比這更早。為了微薄的工資,她們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8小時。

但是,列寧也描述了工業的發展如何是進步的一步,因為它把婦女從家庭和父權關系中拉了出來,使她們成為了社會的一個獨立部分:

「大機器工業把往往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已經絕對不再與宗法關系和人身依附的殘余相妥協,並且以真正「輕蔑的態度對待過去」。

「這種同陳腐的傳統的決裂,正是使調節生產及對生產進行社會監督成為可能與必要的重要條件之一。同時,在講到工廠對居民生活條件的改造時,必須指出,吸收婦女與少年參加生產,基本上是一種進步的現像。無須爭論,資本主義工廠使這兩類勞動者的境況特別艱苦,縮短與調整工作日,保證衛生的工作條件等等,對於他們特別必要;但是那種想完全禁止婦女與少年參加工業勞動或者想支持根本不許有這種勞動的宗法式生活制度的意向,卻是反動的與空想的。

「大機器工業破壞了這兩類居民過去走不出家庭關系即家族關系狹隘圈子的宗法式閉塞狀態,吸收他們直接參加社會生產,從而促進了他們的發展,提高了他們的獨立性,即創造了比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宗法式停滯狀態要高得不可比擬的生活條件。」(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加速了婦女加入勞動力隊伍的進程。在紡織業,婦女在許多工廠都成為了工人的大多數。同樣,在金屬工業中,女工的數量也顯著增加了。這對革命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個女工組織

在二月至十月的9個月裡,婦女參加了革命工作,並在革命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簡單地認為婦女是在1917年2月才登上舞台的,那就錯了。誠然,在革命之前,廣大婦女一直處於被動狀態。但多年來,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在有意識地爭取最先進的婦女,並把她們組織到了黨的隊伍中來。因此,布爾什維克黨能夠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識地努力提高階級覺悟、組織並團結工人階級的結果,不僅跨越了民族界限,而且也跨越了性別界限。

布爾什維克對婦女問題的這種態度,與資產階級自由派那種居高臨下的道德主義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那些人在口頭上宣揚平等,而他們在實踐中支持的政策卻使大多數勞動婦女處於貧困狀態,從而在經濟上依賴於男性。

如果我們回溯到俄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早期,就會看到存在著一些孤立的學習圈子,以教育工人、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為中心。1889年,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布魯斯涅夫(Mikhail Ivanovich Brusnyev)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別建立了該市第一個學習圈子,由此便產生了社會民主運動,其一開始就是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基礎、以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的。起初,這些學習圈子都主要以熟練的男性工人組成,但逐漸地,婦女也開始參加進來了。

大約從1890-91年起,婦女開始參加布魯斯涅夫的組織。建立起來的婦女圈子特別面向女工,尤其是紡織業的女工,但也涉及到非工廠工人,比如女裁縫和女佣。到了1890年底,這類組織至少有20個。(安娜·希裡亞、簡·邁克德米德,《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64頁)

索菲亞·波梅拉涅茨-佩拉齊奇(Sofia Pomeranets-Perazich),最活躍的婦女之一,回顧了19世紀90年代中期基輔的悲慘狀況:

「我記得在波爾多有一個圈子。有人把我介紹給了一個女裁縫作坊的女工。通過她,我得以建立了一個由8人組成的圈子。這些人都是年輕的猶太女裁縫,她們被迫在可怕的條件下工作。她們睡在地板上,在工作的房間裡吃飯;只有當沒有孩子的工廠主夫婦去看朋友的時候,我們才有時間學習。」(安娜·希裡亞、簡·邁克德米德,《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77頁)

工人階級社區的主日學校對社會主義思想在工人中的傳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學校是由政府建立的,旨在教育城市中不斷增長的工人階級學會讀寫。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都利用這些學校,來教授和吸引新的成員加入他們的地下圈子。這些學校也被用來散發一些非法的文獻。越來越多的主日學校教師都是來自女子學院的女學生。

1895年,幾個不同的社會民主團體合並,成立了鬥爭聯盟,及社會民主黨的前身。在17名創始成員中,有4名婦女,分別是拉德琴科(Radchenko)、克魯普斯卡婭(Krupskaja)、涅夫佐洛娃(Nevzorova)和拉庫波娃(Lakubova),其中後三位都被分配負責聖彼得堡的不同地區。革命工作的方向越來越傾向於在工人階級中開展群眾工作,而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工人階級也越來越多地參與了罷工。在女工之間也是如此,特別是紡織業的女工。

在莫斯科,工會最初是反對接受女性成員的,因為他們認為女性成員比較落後保守——在勞工運動的早期階段,這種想法在所有國家都很普遍。但漸漸地,最先進的工人們意識到,必須克服工人階級內部基於性別的分歧。

主要由男工組成的莫斯科工人聯盟試圖在工廠工人中散發傳單,開展工人階級的團結運動。其中一份傳單說:

「我們絕不能把男工和女工分開。在俄國的許多工廠裡,女工已經占了勞動力的大多數,她們受到工廠主的殘酷剝削更甚。她們的利益與男工的利益沒有什麼不同。男工和女工必須攜起手來,共同為他們的解放而鬥爭。」(《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75頁)

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婦女

列寧非常重視婦女問題。正如他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所記述的那樣:「1899年流亡時,列寧與黨組織通信(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898年召開),提到了他想在非法媒體上寫的主題。其中就包括一本名為《婦女和工人的事業》的小冊子。」(娜傑日達·康·克魯普斯卡婭,《婦女的解放》序言)

克魯普斯卡婭也處理過婦女問題。她出生於1869年,加入了布魯斯涅夫的小組,並在1894年通過該小組認識了列寧,後來與列寧結婚。1896年,她因參加鬥爭聯盟而被捕。1898年,她加入了社會民主黨,是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女黨員之一。

在流亡中,列寧花了很多時間起草1903年大會的黨綱。在他的建議下,「男女權利完全平等」的要求成為了綱領的一部分。然而,這一要求並不是布爾什維克所獨有的,而是俄國所有反對黨綱領中的一部分,正如它也是第二國際中所有社會民主黨派綱領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樣。

布爾什維克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克魯普斯卡婭寫道:「1907年,列寧在斯圖加特國際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滿意地指出,代表大會譴責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的機會主義做法——他們進行了爭取男子選舉權的運動,卻把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鬥爭推遲到了『以後』。」(娜傑日達·康·克魯普斯卡婭,《婦女的解放》序言)。布爾什維克與其他所有政治潮流的進一步區別在於,他們在1917年上台後確實立即落實了這一要求。

1903年大會之後的幾年裡,出現了罷工浪潮,最終導致了1905年的革命。女工也參加了這場革命。工人階級中受壓迫最深、政治上最落後的階層走上了政治舞台,這是革命的必然標志。1905年的革命被列寧描述為1917年十月革命的「帶妝彩排」。這時,工人們第一次開始建立起了工人委員會,即俄國的「蘇維埃」。

第一個蘇維埃在伊萬諾沃-沃茲涅森斯克成立。這個蘇維埃活躍在1905年5月12日至1905年6月27日期間。它是在1905年春天成立的,那時出現了一系列的地方罷工,最後演變成了城市裡的總罷工。共有151名代表被選入了蘇維埃,作為罷工工廠工人的代表。其中至少有25人(16.5%)是婦女;卡申采夫(Kashintsev),一名棉紡織廠的女工,選舉進入蘇維埃的女工比男工還多:在她選舉的8人中,有7人都是女性。婦女在蘇維埃中的比例其實是很顯著的。正如希裡亞(Anna Hillyar)和邁克德米德(Jane McDermid)在《俄國的革命婦女》一書中所寫:「在這樣一個沒有民主選舉政府歷史的父權制國家,能產生如此數量的女性代表,這被看作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111頁)

在1905年當選的蘇維埃代表中,我們只有其中大約一半人的背景資料。這包括約有70人,即46.3%,是確知的布爾什維克。1905年上半年,伊萬諾沃的布爾什維克有400名成員,其中只有4%是婦女。但是,在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代表中,婦女有11人。這就意味著,該市有62.5%的女性布爾什維克被選入了蘇維埃,而對應的男性布爾什維克數量則是15.6%。這揭示了婦女的活動水平,以及她們在男性同僚中可想而知的權威性。

布爾什維克的婦女代表主要來自於紡織業。她們的平均年齡為24歲,但都已有多年的工作經驗。其中6人在14-16歲時就開始在工廠工作,還有兩人在12歲時就開始工作了。然而,其中許多做保姆的人更早就開始工作了。她們中有4人不會寫字,其他代表不得不代替她們在蘇維埃文件上簽字。

在科斯特羅馬鎮,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是紡織女工。在羅斯托夫,這個數字甚至更高,盡管婦女在大城市的蘇維埃中所占的比例普遍較低。

波爾蒂列娃(Boldyreva)是被選入了聖彼得堡蘇維埃的為數不多的女工之一。托洛茨基於1905年當選為了聖彼得堡首要蘇維埃的主席,他後來將這位布爾什維克女工描述為「一個充滿希望、絕望和激情的聲音…就像一種不可抗拒的責備與呼吁」。波爾蒂列娃曾強烈批評過龐大普蒂洛夫工廠中以男性為主導的工人們,他們雖然具有革命傳統,但卻不支持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總罷工的號召:「你們已經讓你們的妻子過上了舒適的生活,因此你們害怕失去工資。但我們並不怕。為了確保八小時工作制,我們已經做好了死亡的準備。我們會戰鬥到最後一刻。要麼勝利,要麼死亡!八小時工作制萬歲!」(《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124頁)

1905年的革命以失敗告終,反革命隨之而來。布爾什維克被迫回到以地下為主的工作。女性布爾什維克和男性一樣,平等地進行著積極的活動。女性革命者常常被指派的任務之一,是組織「安全屋」(即革命家可以避風頭的住處),而這是極為危險的。1905年,伊萬諾沃蘇維埃的11名女成員中,至少有8人組織過「安全屋」。

許多婦女擔任了秘書的角色。這有時會被認為是次要的角色,是女性布爾什維克不被允許發揮重要作用的證據。但這完全不是重點。列寧的妹妹瑪麗亞(Maria)和他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都曾擔任過秘書一職,而列寧認為這個角色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在列寧流亡的歲月裡,克魯普斯卡婭擔任黨的秘書,肩負著在黨的流亡領導層和俄國的活躍領導層之間保持聯系的任務,這是不可或缺的。只要記住,列寧死前曾試圖免去史達林黨委書記的職務,就會明白這並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職位。

在那個反動的年代,另一個主要的女性布爾什維克是代號為娜塔莎的薩莫伊洛娃(Samoilova)。卡塔舍娃(Katasheva)在《娜塔莎——一個布爾什維克女性組織者》中描述了薩莫伊洛娃的政治活動。

薩莫伊洛娃出生於1876年,在學生時代就開始了她的革命活動。被捕幾個月後,她於1902年去了巴黎。在巴黎,她接受了列寧等人的教導,成為了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於1903年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她回到俄國參加了地下工作,而為了革命活動,她不得不頻繁地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1912年12月,莫洛托夫(Molotov)被捕後,薩莫伊洛娃接替了其職務,擔任布爾什維克黨報《真理報》的編輯。當時,《真理報》幾乎是工人們唯一可以發表意見的地方。成百上千的工人給《真理報》寄信,或者直接到《真理報》的辦公室去。一天內,往往會有多達300-400名訪客來到薩莫伊洛娃的辦公室。

「簡陋的編輯部就像一個蜂巢。工人們絡繹不絕:罷工工廠的代表、工會、福利社和工人俱樂部的代表,都來講述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工廠裡的工人會議為『我們心愛的《真理報》』籌集了一點兒錢。[……]經常會有一個洗衣女工或者廚師、鐵匠或者非技術工人過來,只是為了把他們的煩惱『告訴報紙』。然後,報社的工作人員,以及秘書她自己,就會坐在他們身邊,把他們說的話寫下來,盡可能地記錄下講述人的真實字句。」(L.卡塔舍娃,《娜塔莎——一個布爾什維克女性組織者》,1934年)

布爾什維克和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

在組織婦女方面,布爾什維克一般比孟什維克成功得多。在1907年的社會民主黨(聯合)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女性代表與孟什維克女性代表的比例為5:1.但是,在婦女中組織工作也確實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在1905年失敗後的反動條件下。例如,1912年的黨代會就沒有任何婦女參加。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新一輪革命浪潮,再次使婦女更多地參與到了政治活動當中。例如1917年8月,出席布爾什維克第六次黨代會的171名代表當中,就有10人是女性,約占6%。這一次,還有三位女性——柯倫泰(Kollontai)、斯塔索娃(Stasova)和雅科夫列娃(Iakovleva)——被選入了黨的中央委員會,而這個領導層最終將領導布爾什維克參加十月革命。婦女在中央委員會的比例超過了9%,而婦女在委員中的比例還不到8%。

階級鬥爭從1914年開始激化,在黨員普遍增加的情況下,許多新的女性成員也加入了黨。但是,婦女的比例仍然較低。無論如何,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能把婦女組織起來,這就是一個巨大的成就。

盡管如此,布爾什維克還是受到了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的攻擊,聲稱布爾什維克並不「關心」女性問題。俄國的小資產階級女權運動仍然游離於工人運動之外,最初主要關注的是婦女的受教育權,而在當時俄國的條件下,這個關注點就意味著他們只面向極少數俄國婦女。世紀初的一系列學校改革確實為婦女創造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也有許多婦女接受了教師培訓。這也反映在了主日學校中布爾什維克女教師的數量上。

工業化的進程,以及隨之而來的城市無產階級的增長,給女權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新的關注點:慈善工作,即建立一個慈善機構網絡,以緩解貧困無產階級群眾的狀況。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把工業化的影響看作是要用慈善和改革來「補償」的東西。盡管工業化造成了痛苦和困難,但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則認為這是積極的一步,因為這意味著婦女被拉入了階級鬥爭當中。

1900年左右,正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似乎有了具體的可能性,小資產階級女權運動也開始有了政治組織,以確保女性獲取選舉權的要求不會被遺忘。其中最活躍的團體是1905年成立的婦女平等協會。其主要的活動家之一是安娜米留可夫(Anna Miliukov),她是保守派立憲民主黨領袖的妻子。布爾什維克也為民主的要求而鬥爭,這些要求涉及所有婦女,不分階級,包括選舉權、離婚權等。但布爾什維克拒絕認為這些權利可以單獨存在——對他們來說,婦女的解放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是不可否認的。列寧對爭取民主要求的鬥爭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作了如下解釋:

「使被壓迫階級不能『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的條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常見的,不是個別情形,而是典型現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離婚權多半是不能實現的,因為被壓迫的女性在經濟上受壓迫,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管有什麼樣的民主,婦女始終是『家庭女奴』,是被關在臥室、育兒室和廚房裡的女奴。[……]

「只有根本不會思考或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由此得出結論說:共和國毫無用處,離婚自由毫無用處,民主毫無用處,民族自決毫無用處!馬克思主義者卻懂得,民主並不消除階級壓迫,而只是使階級鬥爭變得更單純,更廣泛,更公開,更尖銳;我們需要的正是這一點。離婚自由愈充分,婦女就愈明白,使他們作「家庭奴隸」的根源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無權。國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罪惡的根源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無權。民族平等愈充分(沒有分離的自由,這種平等就不是充分的),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就愈明白,問題在於資本主義,而不在於無權。如此等等。」(列寧,《論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

直到1905年,許多不同的政治團體都聚集在一起反對沙皇政權,為民主的要求而鬥爭。但革命會把階級鬥爭放在首位,而其他一切矛盾都要服從於階級對立。小資產階級女權運動主要是由俄國較富裕階層的知識分子推動的。布爾什維克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女權運動的基礎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即婦女必須跨越階級界限站在一起,並且應該單獨組織自己。而布爾什維克則解釋說,階級分化是社會的重要分化。當階級鬥爭凸現出來的時候,婦女就會被階級所劃分開來。對於勞動婦女來說,只有通過與統治階級的權力和特權決裂才能獲得解放,而統治階級的婦女也是享有這些權力和特權的。

小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內部缺乏階級觀點,導致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支持戰爭,因為她們認為,由於男子都被動員參戰,婦女在社會中的作用將會增加,可以為婦女的政治進步鋪平道路。布爾什維克則反對這場戰爭,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犧牲勞動群眾。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非常重視婦女的鬥爭和組織工作,但他們是把它作為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反對一切壓迫的一部分來做的。因此,他們認為,應該把婦女組織在布爾什維克黨和工會等其他工人階級組織內,而不是單獨的婦女組織。統治階級竭盡所能地按照性別、民族和宗教的界限來劃分工人階級。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確保工人階級的團結是至關重要的,比如要團結來自沙皇俄國所有不同民族的工人。

這並不意味著布爾什維克黨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但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黨必須「用現在的人」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認為革命應該推遲到人類已經形成「社會主義」意識的時候,這等於完全放棄了革命——這種意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不可能形成的。布爾什維克黨不可能和他們為之奮鬥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完全一樣。它產生於——也不可避免地地片面反映著——它所對抗的社會。布爾什維克始終關注的是如何建設黨,以便最好地實現其目的:組織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而在這其中,婦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婦女與布爾什維克

一些婦女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發揮了領導作用。阿列克桑德拉·柯倫泰(Aleksandra Kollontai)除了努力在社會民主運動中組織女工外,還寫了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她於1914年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1917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前文已經提到了克魯普斯卡婭和薩莫伊洛娃。埃琳娜·斯塔索娃(Elena Stasova)在1917年之前就已經是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了,當年接替了克魯普斯卡婭,擔任黨委書記。伊妮莎·阿曼德(Inessa Armand)從1901年開始從事革命活動,自1910年起與列寧密切合作,是很好的私交。她是全俄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婦女部(Zhenotdel)的第一任領導人,該部是革命後為組織婦女參加政治活動而成立的。

所有這些婦女不僅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中,而且在黨內組織婦女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從1914年黨加大了吸引婦女入黨的力度開始。

正如我們所見,從1912年起,俄國工人在經歷了1905年之後的反動歲月後,又抬起了頭來。罷工活動增加了,其中也包括女工。1914年,在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時候,布爾什維克開始出版一份以女工為對像的報紙《女工》(Rabotnitsa)。第一期雜志於當年的國際勞動婦女節問世,那一年一共出版了7期。隨後,政權對其進行了鎮壓,該報停刊至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橫空出世,使革命浪潮暫時停止。不過,戰爭也確實為婦女的政治組織注入了新的活力。數百萬男子被動員參軍,導致大量婦女流入了工業領域。戰爭結束時,婦女占了大工業勞動力的40%,占莫斯科地區所有紡織工人的60%。

在這樣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的工作取得了成果,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婦女,特別是女工。1905年以前,60%以上的女性布爾什維克成員都來自知識分子階層,只有28.2%是工人。二月革命後,工人則占了女性黨員的45.6%(在這些統計數字中,女佣和護士等不在工人的範疇內)。(《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164頁)

然而,戰爭造成的政治冷漠並沒有持續多久。軍事上的失敗、經濟上的崩潰和食品價格的飛漲,使得包括婦女在內的大量工人對這些悲慘的條件進行了零星的罷工行動。所有這些都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達到了高潮。

革命的爆發

俄國革命始於1917年2月23日國際婦女節(即西方儒略歷3月8日)。即使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最先進層,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也並沒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式是多麼成熟。雖然他們能夠看到革命的來臨,但他們認為還有更多的準備工作要做,例如先贏得士兵的支持。他們的觀點是在五一國際勞動節舉行總罷工,而為了避免與國家機器發生過早的衝突,他們試圖不讓工人上街,並將當時運動的範圍限制在了工廠的集會上。

M.埃瓦斯工廠的女工們建議將這一天作為婦女平等日來慶祝。她們指出,婦女既要在工廠工作,又要在家裡照顧孩子。她們要求男工支持她們的訴求。在一次工廠會議後,她們決定進行罷工,並向其他工廠派出了工人代表團。越來越多的工廠加入了罷工和示威。

彼得格勒諾貝爾工廠的一名男性布爾什維克工人描述了布爾沙亞-桑普森涅夫斯卡亞棉紡廠的女紡織工人如何在那天走上街頭,來到他的工廠,說服他和他的同事加入她們:

「第一布爾沙亞-桑普森涅夫斯卡亞工廠的大門敞開著。成群的激進女工湧入了狹窄的街道。注意到我們的人開始揮舞著雙手,高喊著:『出來吧!放下你們的工具!』有人把雪球從窗戶裡扔了進來。我們決定加入示威。在大門旁的總辦公室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後,工人們就上街了。女工們喊著『萬歲!』來歡迎諾貝爾的工人。示威者們開始向布爾紹伊-桑普森涅夫斯基大街前進。」(《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152頁)

革命以前,婦女被視為工人階級中最保守的一層。由於要直接負責照顧家庭,她們往往猶豫不決,甚至反對采取罷工行動。但當生活的條件已經無法忍受,伴隨著麵包的匱乏和通貨膨脹水平的飆升,且她們中的許多人都與丈夫一起在前線作戰時,情況就變得完全相反了。因此,女工們,特別是紡織業的女工們,在達到了人類可以忍受的極限後,決定采取行動了。

從1917年國際勞動婦女節的凌晨開始,女工們就出來罷工,並在俄國首都彼得格勒組織群眾集會,呼吁男工加入。當天,有9萬人參與了罷工。運動的直接原因是缺少麵包。彼得格勒的人民在挨餓,而負擔主要就落在了婦女的身上,她們不得不在2月的嚴寒中排著無休止的隊伍等待麵包,結果卻往往是失望而歸。

那一天,彼得格勒總共有10萬多人參加了示威活動。他們的要求不僅僅是「麵包」和「降低物價」,還有「打倒戰爭!」等等。在2月23日的警方報告中,可以讀到女工被捕的消息;她們曾向警察喊話:

「你們的好日子不多了……你們很快就要被絞死了!」(《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152頁)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有數千名士兵駐扎在彼得格勒。婦女參加了勸說士兵加入運動的博愛和鼓動運動:她們到軍營散發傳單,組織會議。這一招果然奏效了。許多士兵拒絕服從向示威者開槍的命令,站到了革命的一邊。

隨後的幾天裡,示威和罷工發展成了一次大規模的罷工及起義。五天後,人人厭恨的沙皇被推翻了。工人階級在不知不覺中就掌握了權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女工們是最堅定、最激進的,是她們點燃了革命的火花。

這是我們在歷史上所有革命中都能看到的一個現像的生動展示:通常惰怠的、受壓迫的階層突然站到了最前線;多年甚至幾代人積壓下的憤怒和挫折,使這個被動的階層變成了運動中最先進的部分。婦女一直是被動的,而現在她們卻是最主動的。這一革命進程打破了工人階級內部的既有分歧,特別是男女之間的分歧,比千篇一律的請願書更加有效。

二月革命之後

女工的這場運動讓整個工人階級都活躍起來了。二月革命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希望。工人提出了對麵包、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停止戰爭的要求。然而,在第一階段的歡樂過後,氣氛變得更加苦澀了,因為工人意識到,即使是新政權也不願意滿足他們的要求。罷工運動愈演愈烈,工人們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和示威游行,以迫使領導人滿足他們的要求。

盡管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存在著關鍵性的分歧,但當時所有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將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除了托洛茨基發展了他的不斷革命理論之外。這場革命將結束舊的專制沙皇政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基礎。但俄國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他們怕的是俄國工人,而不是君主制;直到最後一刻,他們還試圖與舊政權達成協議。直到他們意識到無法通過與君主制達成協議來阻止革命運動時,他們才匆匆成立了臨時政府。

然而,工人階級根據1905年的傳統,著手建立了工人委員會和蘇維埃,作為工人階級的權力機關。列寧明白,資產階級革命的舊觀點已經被工人階級的介入取代了。溫和的社會主義者繼續提出與資產階級合作,而布爾什維克則拒絕與臨時政府進行任何合作,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認為這是實現「和平、麵包與土地」訴求的唯一途徑。

女工是這一進程中的關鍵因素,她們不僅參加了罷工和示威游行,而且還組織了武裝保衛革命的活動,例如科爾尼洛夫在8月企圖發動反動政變時,她們在彼得格勒就進行了武裝保衛。她們與赤衛隊的男人們並肩作戰,同生共死。布爾什維克的婦女自然也參加了革命工作,包括地方和全國性的組織工作,以及在公開會議上發言、散發傳單、運送武器、保障通信和照顧傷員。

這種情況也極大地改變了農村婦女的狀況。戰爭只會加重農民婦女的雙重負擔。當她們的男人在前線時,農場和土地的所有責任都落在了她們的肩上。臨時政府說要解決農業問題,承諾給予農民土地,但卻並沒有任何實質行動。臨時政府過於關注民主的問題,而並沒有實施土地改革。夏天,革命運動蔓延至農村,產生了農民起義,主要訴求是土地與和平。革命的熱潮極大地影響到了農民,以至於盡管父權關系占主導地位,農村還是出現了幾起農民婦女反抗的事件。

例如,1917年初夏,沃羅涅日省發生了士兵妻子的起義。運動的原因是當局無視30名士兵妻子提出的要求,即應把村莊土地的分配推遲到她們的男人從前線回來之後。200名士兵的妻子聚集在了一起。「她們先是到處打下界樁,然後突襲了擁有土地的農民的農莊,摧毀了他們的菜園,拆掉了窗框和門,有時還進屋打碎了爐子,拆毀或偷竊家具、家用工具和其他財產。一群婦女之所以闖入他們的產業,最初是因為受到了跟隨著她們的男人的鼓勵:『砸吧,婦女們,你們不會受到懲罰的,你們的丈夫還在前線。』」((《1870-1917年俄國的革命婦女》,第154頁)

自由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

當女工和女農民——與對應的男性一起——走向革命時,自由派資產階級就暴露了其自身的所有局限性。盡管他們大談平等和婦女解放,但被革命推上台面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卻完全無法解決婦女面臨的任何緊迫問題。小資產階級女權運動也是如此,它除了支持戰爭以外,還傾向於把工人對「麵包」的關注當作赤裸裸的物質主義。

改良派社會主義者——他們仍然堅持資產階級應該領導革命的思想——是支持自由派和臨時政府的。在這種觀點下,他們認為,爭取工農利益的鬥爭是次要的。二月革命後,他們立即背叛了工人的主要訴求之一,即結束戰爭的訴求,而是又要打響一場「保衛革命」的戰爭。

婦女尤為受其影響。城市婦女的男人往往都在前線,這就意味著她們既要工作謀生,又要照顧整個家庭。對於農民婦女來說,這則意味著最強壯的男性都離開了農場,把農場全部留給老人和婦女來打理。戰爭還導致了混亂的經濟失調,導致了糧食和商品的短缺,而這對負責家庭生活的婦女影響最大。另外,盡管從事同樣的工作,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由此我們看到,雖然群眾已經把自己從沙皇的直接壓迫下解放出來,但所有的社會不公正現像仍在繼續。

與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相比,布爾什維克站在工人階級爭取「麵包」鬥爭的最前沿,並解釋說,實現這一要求的唯一途徑,就是工人階級通過蘇維埃奪取政權。

在這種情況下,1917年3月,布爾什維克開始出版《女工》了。編輯部裡坐著克魯普斯卡婭、伊妮莎·阿曼德、斯塔爾(Stahl)、柯倫泰、葉莉亞薩洛娃(Eliazarova)、庫代利(Kudelli)、薩莫伊洛娃和尼古拉耶娃(Nikolayeva),還有彼得格勒的一些女工。每個工廠都有自己的代表參加編輯部,每周舉行會議,全員到會並審閱來自不同地區的報告。該報被用來提高婦女的覺悟。同樣在1917年3月,布爾什維克還成立了一個機構,在女工中推動革命工作。最初它只是提出了一些想法,但隨後便開始組織召開了女工會議。會議最終因革命而被推遲,直到在1918年終於召開。列寧在這一時期寫了許多文章,說要尋找新的方法來吸引女工為社會主義而奮鬥。

布爾什維克正是通過不折不扣地維護男女工人的實際利益,把所有被壓迫階層的鬥爭都凝聚在一起,才最終在2月至10月期間贏得了大多數工人的支持。

革命後的女性

10月,也就是2月之後的9個月,工人們奪取了政權。布爾什維克一直在有意識地爭取男女平等,而現在他們可以將這一要求付諸實踐了。新的蘇維埃政權開啟了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和不平等的社會的鬥爭。

布爾什維克立即廢除了所有使婦女相對於男子處於不利地位的法律,取消了對婦女行動自由的所有限制。革命前,法律要求妻子必須與丈夫捆綁在一起,如果丈夫搬家,妻子也必須跟隨他。財產關系的深遠變化削弱了家庭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的地位,也削弱了父親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另外還有一些法律,賦予了婦女擁有土地、擔任戶主的平等權利。

所有婦女都有了自由墮胎的權利。政教實現了分離,婚姻、子女登記等都脫離了教會的控制。現在,婚姻是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通過簡單的登記程序完成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選擇使用對方的名字或保留自己的名字。到了1926年,婚姻甚至不需要登記了,而離婚也變得盡可能簡單起來,只要有一方提出了離婚要求,即使沒有另一方的同意,也可以實現離婚。歧視私生子的概念被廢除了,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平等的待遇,無論他們是婚生還是非婚生。產前和產後的帶薪產假也被引入了進來,禁止孕婦和剛分娩的婦女上夜班。此外,還設立了特殊的產房。

這在當時是非常進步的。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在法律上是與男子平等的。1917年,丹麥和挪威是唯一擁有婦女投票權的歐洲國家。在英國,婦女於1918年獲得投票權,美國則是1920年,瑞典是1921年,而在法國和意大利,婦女還得再等30年才行。

在丹麥,學生們被告知,世界上第一位女部長是社會民主黨人妮娜·邦(Nina Bang)。事實上,她是在1924年才成為部長的——而早在7年前,在革命後的第一個布爾什維克「政府」中,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就被任命為了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因此,柯倫泰才是世界上第一位女部長。直到1973年,丹麥才將墮胎合法化,同年美國也引入了墮胎,比蘇聯落後了五十多年。

俄國法律上的平等不僅適用於婦女,也適用於一般的受壓迫群體。在沙皇統治下,同性戀是被禁止的,不符合性別和性行為規範的人有可能被送進勞改營。所有這些歧視性的法律在1922年首次被新蘇維埃政權廢除。在此之前,1918年頒布了一項法令,停止適用革命前的沙皇法律。在1922年的新《刑法》中,同性戀實現了去罪化。

格奧爾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是公開地同性戀者,於1918年至1930年任人民外交委員。在與德國進行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談判期間,他擔任托洛茨基的副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一職位上,他負責與尤金尼奧·帕切利(Eugenio Pacelli)談判革命後天主教會在俄國的地位,而後者日後將成為教皇庇護十二世。

布爾什維克的格裡高利·巴特基斯(Grigorii Batkis),社會衛生研究所所長,對這一立場作了如下描述:「目前蘇聯在性方面的立法是十月革命的成果。這場革命不僅作為一種政治現像,確保了工人階級的政治作用,而且對於由它演變而來的、深入到生活各個領域的革命來說,也是重要的……[蘇聯的立法]宣布國家和社會絕不介入性關系,只要它們不傷害任何人,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同性戀、雞奸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性滿足在歐州立法中是違反公共道德的罪行,但蘇聯立法認為這些行為與所謂的『自然』性行為完全一樣。」(參見德文版Die Sexualrevolution in Russland,柏林:弗利茨·卡特,1925年,格裡高利·巴特基斯《俄國的性革命》)

這是處理此類問題的一種極其先進的方法,特別是考慮到那個時期的蘇聯社會仍然存在著幾個世紀的極端落後狀況。這展示了階級社會被推翻後可能實現的情況。如果沒有孤立的災難和史達林的干預,蘇聯無疑會實現人類可能性的蓬勃發展,遠遠超過迄今為止的一切夢想。

政治中的女性

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讓包括婦女在內的群眾參與進來,帶領社會走向社會主義。蘇維埃政府上台四天後,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了八小時工作制。這是工人階級,特別是婦女參與政治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新的蘇維埃政權中,應該由群眾來管理社會。這意味著就連政策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

「我們說,工人的解放應當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樣,女工的解放也應當是女工自己的事情。[……]

「在資本主義舊社會裡,要從事政治活動需要有特殊的素養,因此,甚至在最先進、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婦女也極少參加政治活動。我們的任務是要使政治成為每個勞動婦女都能參與的事情。自從土地私有制和工廠私有制被消滅、地主資本家政權被推翻以後,政治任務對於勞動群眾和勞動婦女,已經是一種簡單明白、大家完全能參與的事情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婦女處於無權的地位,與男子相比,她們是極少參與政治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有勞動者的政權,有了勞動者的政權,政治的首要任務就同勞動者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了。」(V.I.列寧,《論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布爾什維克在一個極端落後的國家執政,文盲現像十分普遍。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巨大任務就是教育群眾,使他們能夠真正參與進對社會的指導當中。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其1919年的綱領指出:

「在目前,黨的任務主要是進行思想教育工作,徹底消滅過去的不平等現像或成見的一切遺跡,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落後階層中。黨不只限於使婦女獲得形式上的平等權利,而且盡力使她們擺脫那些舊時家務的物質重擔,其方法是用家務公社、公共食堂、洗衣站、托兒所等等來代替。」(《俄國共產黨綱領》,1919年)

向婦女宣傳她們的新地位、吸引她們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經出現。在使共產黨決定建立新的組織機構,以動員婦女方面,柯倫泰、克魯普斯卡婭和尼古拉耶娃發揮了尤為關鍵的作用。在革命後的幾個月裡,召開了一系列規模較小的婦女會議,最終於1918年11月召開了第一次全俄勞動婦女大會:

「一千名婦女聚集在克裡姆林宮工會大廳,其中包括來自全國偏遠地區的工人和農民婦女,她們穿著鮮艷的地方服裝,接受新的蘇維埃政權領導人列寧本人的講話。列寧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列寧在概述了蘇維埃政府已經采取的提高婦女地位的措施後,號召婦女發揮更積極的政治作用。他告訴她們:『一切解放運動的經驗都表明,革命的成功取決於婦女參加革命的程度。』」(瓦爾霍夫斯基·拉皮杜斯·蓋爾,《蘇維埃社會中的婦女》,1978年,第63頁)

會議召開時正值內戰,在這種情況下,能把全國各地的一千名婦女召集起來,是一項巨大的成就。會議在發達的城市地區和相對偏遠落後的地區之間建立了更好的聯系。許多婦女在會議期間被社會主義所吸引,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和「紅色姐妹」女民兵組織,積極與白軍反革命勢力作鬥爭。

會議還決定將當時一直存在的婦女工作委員會改為隸屬於布爾什維克黨的機構。這些機構的目的是在女工中進行鼓動和宣傳,於1919年轉型成了婦女部,隸屬於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在與地方黨委的緊密聯系中,其建立起了一個支部網絡。婦女部是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但並不是純粹的黨的機構。伊妮莎·阿爾曼是婦女部的領導,當她於1920年去世後,柯倫泰接任了她的職位。在黨的各級機構中,婦女部在地方上的各部門都隸屬於黨的委員會。這些部門由從黨內女黨員中招募的志願者組成,但也有從非黨員中招募來的成員。她們的任務是把工廠和鄉村中尚未組織起來的婦女吸引到公共活動中來,使她們政治化,吸引她們加入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黨。

只有掃除文盲,才能實現政治參與和有效的政治對話。婦女部很快就進入了教婦女讀書寫字的鬥爭之中。在20世紀20年代,它以工人和農民通訊員網絡為基礎,出版了一些專門面向婦女的雜志。《共產主義婦女》(Komistka)作為婦女部的理論雜志問世,由克魯普斯卡婭擔任編輯。1927年,有18種不同的婦女雜志出版,發行量達38.6萬份。在政治上,這些報刊注重婦女解放和建立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其主要目的是鼓勵婦女參政,為黨政工作培養更多有經驗的女干部。

接觸婦女的手段之一是召開工農婦女會議,或者參照蘇聯模式召開代表大會,以促進對婦女的政治教育、培訓與征聘,並使他們發揮政治作用。婦女部在工農婦女中組織選舉,派出「代表」——每5名女工和每25名農民婦女選出一名代表——讓這些代表參加黨領導下的會議和培訓班,然後在國家、黨、工會和合作社中「實習」。其目的是建立一個不斷增長的、有經驗和信心的婦女層,以發揮公共作用。

很難判斷這方面的成功有多廣泛。根據史達林於1926年向黨代會提交的組織報告,城鎮有46000名代表,農村有100000名代表。1926年的數字顯示,有62萬名婦女參加了在城市召開的6000次會議,以及在農村召開的12000次會議。(《蘇聯社會中的婦女》,第65頁)

婦女部和黨將婦女政治化並組織起來的努力開始取得了成果。直到1929年,這主要是政治動員的結果,而在隨後的一段時期內,這也反映了婦女在勞動力中人數的增加,以及婦女受教育機會的擴大。

「1917年至1934年這一時期的統計數字雖然非常稀少,且並不完全可靠,但這些數字也說明早期為吸引婦女參政所做的努力取得了相當重要的成果。履行最基本的公民義務,即在選舉中投票的婦女比例,在城市和農村地區都穩步上升,城市地區從1926年的42.9%上升到了1934年的89.7%,農村地區則從28%上升到了80.3%。

「通過吸引婦女參加地方蘇維埃工作,擴大婦女參政水平和範圍的努力也取得了實質性成果。地方蘇維埃中婦女代表的比例在農村從1922年的1%上升到了1926年的10%,1934年又上升到了27%;在城市則從1920年的5.7%上升到了1926年的18%,進而上升到了1934年的32%。」(《蘇聯社會中的婦女》,第204頁)

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婦女人數也有所增加。根據1922年的一次黨員普查,黨內共有41212名女黨員,只占黨員總數的不到8%。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由於婦女部等方面的努力,女黨員的人數開始上升。到1932年,女黨員的比例翻了一番,達到了15.9%。(《蘇聯社會中的婦女》,第211頁)

第三國際與婦女問題

第三國際也關注了對婦女進行工作的問題。共產主義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年,是世界革命鬥爭的工具。1921年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深入討論了婦女問題,通過了決議《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綱)》。決議詳細說明了共產國際中的各部門應如何努力組織婦女,因為首先,婦女在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至關重要。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認為,無論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或者是在推翻了資產階級壓迫的國家內進行共產主義建設,如果沒有廣大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婦女群眾的積極參加,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同時,爭取婦女解放的鬥爭也只能作為共產主義鬥爭的一部分來完成。

「另一方面,大會再次提請全體婦女注意:對於促進婦女解放的各項任務和創議,如果沒有共產黨的支持,婦女平等的人權和她們的真正解放,實際上也是不能實現的。」(《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綱)》,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婦女必須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來組織,而不是單獨進行婦女運動。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肯定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既沒有「特殊的婦女」問題,也沒有特殊的婦女運動;只要女工同資產階級的男女平權論結合起來,只要女工支持社會妥協分子、即機會主義分子的不徹底的或公開叛賣的策略,無產階級的力量就會被削弱,因而會推遲社會革命,延緩共產主義的實現,從而也推遲了徹底解放婦女這一偉大時刻的到來。

「共產主義的勝利,不是依靠各階級婦女的聯合努力,而是依靠所有被剝削者的聯合鬥爭取得的。」(《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綱)》,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但是,大會「承認對婦女采取特殊的工作方法是必要的」,所有的共產黨都必須為這項工作建立一個特殊的機構。在黨內的每一級上,都應設立專門的婦女工作機構,這些婦女機構的代表有權參加同一組織層次的領導委員會,即地方、地區、全國的領導委員會(即使她們還不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例如,可以說,全國性婦女部門的領導即使還不是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也應有權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並有權對有關婦女工作的問題進行表決,同時也對所有其他問題進行協商表決。

這些專門的婦女工作機構的任務之一,是「與無產階級男子群眾中對待婦女的各種偏見作鬥爭,使男女工人確信無產階級兩性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時「與傳統勢力、資產階級習慣、宗教說教進行有計劃的鬥爭,使男女之間建立健康、和諧的關系,從而保證勞動人民身心的健康發展。」(《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綱)》,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對婦女的工作方法是「通過實踐來進行宣傳鼓動」,這意味著「首先是要善於喚起女工的主動精神,消除她們對自身力量的懷疑,並通過吸引她們參加實際建設工作或鬥爭。」(《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綱)》,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然而,決議是一回事,將其付諸實踐卻是另一回事。列寧在與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談話中表達了他的看法,他認為許多國家部門對這項工作的態度都很敷衍:

「在婦女中間進行的鼓動宣傳工作,她們的覺醒和革命化,被認為是附帶的問題,被認為是僅與女同志有關的事情。因為那方面的工作進行得不快也不活躍,就認為只有女同志才該挨罵。這是錯誤的,完全錯誤的!真正的分離主義,像法國人所說的a rebours(顛倒了的)女權主義!我們各國支部不正確態度的根源是什麼呢?在這裡我且不說蘇俄。歸跟到底,那不過是低估了婦女和她們的工作。是的,的確!『搔破一個共產黨人的皮,就發現原來是個市儈』,不幸地,這句話用來形容我們許多同志,還是恰當的。當然,你必須搔著癢處,就是他們對於婦女的心理狀態。婦女在瑣碎的、單調的家務上弄得疲倦不堪,她們的體力和時間都浪費掉,她們的心眼兒變得又狹窄又消沉,她們的心跳得有氣無力,她們的意志變得薄弱,如果男子眼看著這種情況而恬不為怪,那末對這一點還能有更切實的證明嗎?當然,我並不是講那些把包括照顧兒童在內的一切家務的責任都推給佣人的資產階級太太們。我所講的話,可以適用於絕大多數的婦女,適用於工人們的妻子,甚至整天站在工廠裡掙工資的婦女。

「簡直沒有幾個男子——甚至在無產階級中——了解到,只要他們肯在『婦女工作』中幫一下忙,他們就能減輕甚至完全免掉婦女的多少操勞和憂慮。可是不行,那是有損於『男子的權力和尊嚴』的。他們需要自己的安寧和舒適。婦女的家庭生活是每天在千百樁不重要的瑣事中犧牲自己。男子的舊日的主人權利依然暗中存在著。客觀上,他的奴隸也暗中進行她的報復。婦女的落後,她們對男子的革命理想的缺乏了解,減低了他的戰鬥的快樂和決心。她們像小小的蛀蟲一樣,雖然看不見,卻慢慢地、著實地破壞著和侵蝕著。我了解工人的生活,不僅從書本上。我們共產黨的婦女工作,我們在她們中間的政治工作,包含著在男子中間的大量的教育工作。我們必須在黨內以及在群眾中間徹底鏟除舊日的『主人』思想。這是我們的政治任務之一,其迫切需要,正不下於組成一批在理論和實踐上頗有訓練的男女同志,去進行和推動勞動婦女中間的黨的活動。」(《婦女、婚姻和性的問題》,克拉拉·蔡特金)

經濟國有化

在這裡,列寧是以蘇維埃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對加入第三國際的各共產主義黨派的積極分子講話的。但同時,他也充分意識到,要想在兩性關系方面取得進步,還必須創造物質條件,使新社會從言語走向行動。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

俄國的新蘇維埃政權創造了法律面前的平等,但這本身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平等。是經濟國有化為生產資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而使家務勞動社會化,消除了婦女的雙重負擔。從長遠來看,生產資料的發展將意味著所有不平等和壓迫的物質基礎的消失。

「布爾什維克革命即蘇維埃革命徹底鏟除了婦女受壓迫和不平等的根源,這是過去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在我們蘇維埃俄國,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經完全取消了。蘇維埃政權徹底消滅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別可恥、卑鄙、偽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對子女關系上的不平等。

「這只是婦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哪怕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都不敢走這第一步,因為它害怕觸犯『神聖的私有制』。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廢除土地和工廠的私有制。這樣,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使婦女獲得真正徹底的解放,通過從單獨的瑣碎的家務勞動向社會化的大規模勞動的轉變擺脫『家庭的奴役』。

「這個轉變是困難的,因為這關系到改造根深蒂固的、習以為常的、陳舊和僵化的『規矩』(老實說,這不是什麼『規矩』,而是醜惡現像和野蠻行為)。但是這個轉變已經開始,事情已經向前推進了,我們已經走上新的道路。」(《國際勞動婦女節》,V.I.列寧,1921年)

新蘇維埃政權的目標是使家務勞動社會化,即取消所有委托給個體家庭的、往往落在婦女肩上的任務,把它們變成全社會的任務。要建立托兒所、幼兒園、湯廚、公共洗衣房,等等。這也將為家庭的變革奠定物質基礎。家庭將不再是一個經濟單位,所有扭曲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紐帶,例如經濟壓力等,都將從家庭中消失,從而使夫妻可以因為自由選擇而生活在一起,而非迫於外部壓力。

托洛茨基曾於列寧一起擔任俄國革命的領袖,他解釋了年輕的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是什麼:

「同樣,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條件而作的物質準備,基本上不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般工作分離開來。工人國家必須變得更富裕,使得兒童的公共教育、將家庭從廚務和洗濯工作的重擔下解放出來,予以嚴肅解決。

「我們的經濟若沒有顯著的改善,就無從想像把家務工作和兒童教育社會化。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主義經濟方式。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把家庭從家務勞動的重擔中解放出來;這些重擔現在正壓迫著家庭,令其解體。洗衣工作應交給公共洗衣房,膳食應交由公共食堂,縫紉交由公共工場。兒童必須交由敬業樂業的良好公共教師來教育。

「這樣一來,丈夫和妻子間的盟約才得以從任何外來的或偶然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一方不再依賴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終於確立,雙方的盟約將系於相互愛慕。當然這盟約會因人而異,但對誰都是沒有強制性的。」(《從舊式家庭邁向新式家庭》,托洛茨基,1923年)

布爾什維克的設想並沒有停留在家務勞動的「分工」上,而是進而設想要完全取消家務勞動。這並不是強迫人們到公共餐廳吃飯,而是說只要自願,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這樣做。

用馬克思的話說,人的意識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即思想和觀念等是由物質條件最終決定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建立新的社會規範的必要條件: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說社會結構的價值由生產力的發展來決定,這是無可爭議的。可是問題也有可能從另一端來著手。生產力發展並沒有自身的需要。歸根究底,生產力發展之所以是必需,是由於他為嶄新的人性和意識提供基礎;地面上再無地主,也不再有因恐懼而生、遠在天上的想像出來的天主——反之是一種吸收了過去所有年代所創造的思想和創造力的人類,團結一致、共同前進、共同創造、共同建設比誕生自階級奴隸制更為高級和高貴的嶄新的文化價值和個人、家庭的新態度。生產力發展作為更高級人性的物質前提,對我們彌足珍貴;這種更高級的人性不把自己封閉起來,而會是富有協作性、富有聯系性的。

「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或許可以說,大概在許多個十年以後,運用怎樣對待婦女、對待母親和兒童的態度來給人類社會做出評價是最有可能的——而這種評價不僅適用於社會,也同樣適用於個人。」(《保衛母親和為文化而鬥爭》,托洛茨基)

蘇維埃政權開始了家務社會化的任務,但起點很低。然而,革命結束後,舊的統治階級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立即崛起並發動了惡性內戰,再加上此前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這使得這項工作變得更加困難了。

經濟狀況百廢待興。即使在戰前,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俄國的經濟也是極其落後的。蘇聯的經濟遠沒有發達到可以取消家務勞動、取代家庭作為經濟單位的程度。布爾什維克只能賦予政治權利、發布表達經濟意向的宣言。在革命的最初幾年,所有的精力都必須用於確保人民不會死於飢餓。

1936年,托洛茨基如此描述這個過程:

「十月革命忠實地盡了它對婦女的義務。年輕的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她們同男子完全一樣的各種權利,而更重要的是,它盡了一切力量,比任何其它政府都盡了更多的力量,來保障婦女能從事一切形式的經濟和文化的工作。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國議會一樣,也不能夠把女人變成男人——或者不如說,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擔懷孕、生產、哺乳和養育兒女的責任。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來摧毀所謂「溫暖的家庭」——就是勞苦階級的婦女從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著奴隸般的苦工的那種陳腐、沉悶而停滯不前的制度。按照計劃,家庭這種封閉的小單位,要由社會一整套的服務和供應的設備來代替,如產科醫院、托兒所、幼兒園、學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醫院、療養院、體育館、電影院等。家庭的家務職能,若完全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機構來執行,同時讓上下輩代的人都親密團結並且互相幫助,就會使婦女,因而也使相愛的夫妻,都擺脫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中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四千萬蘇聯家庭,絕大多數仍然處於中世紀的狀態,婦女受奴役並且有歇斯底裡症狀,兒童天天受著委屈,充滿女性和幼稚的迷信。因此我們不能有任何幻想。正由於這個原因,蘇聯在處理家庭問題的態度上的接連改變,才最足以說明蘇聯社會的真正性質及其統治層的演變。

「用猛烈手段一下子把舊式家庭廢除,已經證明不可能。這並不是因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為家庭那麼深入人心。相反,經過一個短時期不相信政府及其托兒所、幼兒園之類機構以後,女工和比較進步的農民都了解到集體照管兒童以及整個家庭經濟的社會化的無數好處。不幸,社會確實太窮,也太沒有文化了。國家的實際資源與共產黨的計劃和願望不相稱。你不能「廢除」家庭;必須拿什麼來代替它。婦女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匱乏」的基礎上不可能實現。經驗很快就證明了馬克思在八十年以前所說明的這個嚴酷的真理。」(《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家庭中的熱月》,托洛茨基)

革命的墮落

早在1917年,列寧和托洛茨基就已經說明,俄國革命是點燃世界革命的火種。俄國只能發動革命,卻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為此,俄國需要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德國)的技術和技術工人階級的幫助。

革命確實得到了傳播,但由於一些我們在這裡不能徹談的原因,革命以失敗告終。俄國的生產資料還遠遠不夠發達,無法為每個人提供足夠的生活資料,而這又導致了史達林領導下官僚體系的結晶,這一官僚體系凌駕於社會之上,進而導致了革命的墮落。這種政治上的反革命在婦女的地位上得到了明顯體現。

婦女的狀況是一個社會文化發展最敏感的晴雨表之一。隨著史達林主義的崛起,革命的許多成果也出現了倒退和瓦解。崛起的史達林主義官僚體系在進行官僚政治反革命時,需要「舊」的資產階級家庭作為社會基礎。

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實現,但這與事實相差甚遠:當時仍然存在廣泛的短缺,物質不平等的現像顯然依舊存在。婦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數不清的家務活限制在家裡。1930年,史達林官僚機構關停了婦女部,理由是「蘇聯現在已經解決了婦女問題」。

托洛茨基解釋說,事實遠遠不是這樣:

「[……]因其保守的本能,官僚機構對家庭的『解體』十分警惕。它開始為家庭晚餐和家庭洗濯工作,即婦女的家庭奴役大唱贊歌。最重要的是,官僚機構恢復了對墮胎的刑事處罰,正式將婦女拉回到了群居動物的地位。這樣一來,統治階級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恢復了階級制度中最反動、最愚昧的核心,即小資產階級家庭。」(引自《婦女與家庭》序言,列夫·托洛茨基)

史達林和官僚機構重新引入了資產階級對家庭的舊態度,將家庭作為社會的核心,並強調婦女的母親角色。離婚變得更困難、更昂貴了,從而為官僚機構保留了離婚的權利,而且還向孩子多的家庭發放獎金。托兒所的開放時間被縮短了,以至於與工作日時間相重合。官僚機構在學校裡實行隔離教育,要求女孩學習特殊的「女孩科目」,為她們成為家庭主婦做準備。

1936年,墮胎被定為非法。這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舉措,盡管蘇維埃政權實行獨裁,但報刊上還是出現了一些批評的聲音。然而,史達林政權作為回應,開展了一場贊揚母親幸福感的反運動,並將對禁止墮胎的批評等同於對蘇維埃政權本身的批評:

「一場大規模的新聞宣傳運動,把做母親的樂趣與蘇維埃政權的利益聯系了起來。『一個沒有孩子的婦女值得我們的同情,因為她沒有嘗過生活的全部樂趣。我們的蘇聯婦女,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的嫡系公民,已經得到了做母親的幸福。』對家庭和婚姻的理想化,以及把女性與母性緊緊捆綁在一起,也相對應地把非常規性行為作為了一種社會犯罪加以壓制。」(《蘇聯社會中的婦女》,第112頁)

史達林政權逮捕了妓女,這與此前布爾什維克的政策是相悖的:布爾什維克只逮捕妓院老板、揭發嫖客,並為妓女提供了自願參加生產勞動的機會。1933年,同性戀再次被定為犯罪,推翻了之前1922年的法律,最高刑罰為5年苦役。史達林主義的宣傳把同性戀與反動腐朽等同了起來,把同性戀與舊統治階級和法西斯主義也都聯系了起來。這種倒退也蔓延到了各國共產黨。

盡管如此,仍有進步

史達林主義的興起意味著大規模的社會倒退,給婦女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但與此同時,1928年蘇聯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帶來了經濟進步,這意味著婦女被更大規模地吸引到了勞動力隊伍中,在教育、托兒所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史達林去世後,經濟在二戰後持續增長,使得物質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婦女的預期壽命增加了一倍多,從沙皇時代的30歲增加到了20世紀70年代的74歲。孕婦有權改做較輕的工作,產前產後可享受56天的全薪產假。1970年,政府禁止婦女從事夜間工作和地下工作。嬰兒死亡率降低了90%。

1917年,新的蘇維埃政權計劃建立托兒所和幼兒園,但卻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源來開展這項工作。直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大量婦女進入了工業領域後,這項工作才真正開始。1927年到1932年,托兒所的數量從2155個增加到了19611個。到1960年則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有440萬兒童進入了固定的托兒所和幼兒園。1976年,這個數字又增加到了1200萬。(《蘇聯社會中的婦女》,第131頁)

特別是自1930年以來,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了。例如,同齡人中上中學(5-7年級)的比例從1926年的10%上升到了1939年的65%,到1958年又上升到了97%。女生的比例從1927年已經相當高的44.4%上升到了幾乎一半。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從1927年的28%上升到了1960年的43%,到1970年則又上升為49%。世界上,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占40%以上的其他國家只有芬蘭、法國、瑞典和美國(《蘇聯社會中的婦女》,第148頁)。1950年,擁有科學博士學位的婦女有600人,而1984年則增加到了5600人!

婦女的教育模式反映了在特定領域內對性別刻板觀念的某種突破。傳統的「女性」領域,如教育和衛生,占俄國婦女中的比例也很高,但也有大量婦女從事研究和工業工程,這使蘇聯的婦女教育模式與西方有很大區別。1959年,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從事明顯的女性職業,而1970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了55%。當時,有98%的護士、75%的教師、95%的圖書管理員和75%的醫生是女性。

鬥爭仍在繼續至今

列寧堅信,「沒有婦女的參與,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俄國革命充分顯示了婦女的革命潛力。俄國婦女不僅發動了革命,還積極參加了革命。而且她們是有充分理由的。

十月革命之前,在布爾什維主義的旗幟下,耐心組織俄國工人的工作已經開展多年了。布爾什維克堅持認為,在爭取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中,婦女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解放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黨成功跨越了性別、宗教、國籍等因素,在階級基礎上聯合起來進行鬥爭。只有這樣,他們才得以在1917年10月贏得大多數工人的支持。

十月革命是俄國婦女的一大進步。革命是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但它本身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它開啟了把婦女從家庭奴役中解放出來的任務,使她們成為了社會的一個平等組成部分,消除了偏見,提高了教育和意識水平。

然而,由於國家的經濟落後,布爾什維克只能開始工作,卻不能把工作做到底。如今,我們的情況要強得多。科技的進步創造了布爾什維克黨人根本無法想像的奇跡:洗衣機、洗碗機、機器人吸塵器,等等。如果將資源用於發展對社會有用的技術,而不是用於資本主義所隱含的巨大浪費,包括如今在生產足以毀滅地球十次的武器時浪費的大量資源,那麼現在這些發明創造也只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我們看到青年和工人再次走上街頭,抗議緊縮、壓迫、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在波蘭,婦女組織示威和罷工,以阻止政府嚴格限制墮胎法的計劃。在美國,迎接特朗普的是數百萬男女的憤怒,以抗議他的性別主義和厭女政治。今年的3月8日,我們也看到了大規模的動員活動,比如馬德裡的大型示威。

婦女參與了社會鬥爭,婦女受壓迫的問題被列入了議程,其程度是我們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性別歧視和對婦女的壓迫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有根除了這個制度,我們才能消除這些問題。社會主義革命是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

俄國革命和俄國婦女的革命能量,顯示出了強大的勇氣和決心,其潛能可以被社會主義革命所動員起來。1917年,布爾什維克開始了婦女解放的任務。而現在,這一任務將由我們來完成。

[筆者註:雖然我並沒有直接引用2004年3月8日伊莉莎貝塔·羅西(Elisabetta Rossi)所著的《俄國革命前後的婦女解放》,但我認為該書是關於這一時期的一個非常有用的資料來源,建議結合本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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