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荣幸地发表《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的首部中文版，将这些思想提供给国际工人阶级和青年中的重要部分：华语世界的读者们。这本由艾伦·伍兹（Alan Woods）和泰德·格兰特（Ted Grant）撰写，并于1969年出版的小册子，是对当时大不列颠共产党对托洛茨基主张的歪曲和伪造的回应。当时本书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是对斯大林主义思想和方法的最佳驳斥之一。

 2020年中文版序言

佛莱德·伟斯顿（Fred Weston）

这本由艾伦·伍兹和泰德·格兰特完成的著作，答复了前英国共产党理论家蒙迪·约翰斯通在英国共青团期刊《我思》刊登的关于托洛茨基和他与列宁的关系的扭曲和诽谤。笔者这篇简短的序言的目的不在于重复本书的内容，我们让中文读者们自行研究和思考它。

不过，我们想让中文读者们注意到的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之间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著名的中苏分裂期间与苏联决裂时，声称自己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修正主义”。中共将中苏出现冲突的原因表现为毛反对赫鲁晓夫诉求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

在此基础上，各国亲苏联的共产党与亲中国的毛派之间出现了世界性分裂，毛派通过在其党名中加上“马列”来区分自己，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借此将他们与苏联的分裂装饰成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实际上，苏联和中国官僚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各自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如果这两个政权是真正的工人国家，即工人民主政权，他们就应该形成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联邦，将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结合成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计划生产。如果那时做到了这点，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将会受益匪浅。

当时，苏联已经发展了工业和技术，这本可以提供给中国工农加快中国发展的步伐。但是，只有消除当时统治所有这些国家的特权官僚机构的利益，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实现。

这也是同时体现了斯大林治下（和他死后）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中国的一个基本要素：试图在一个国家内寻找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这一思想源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个思想从未是列宁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列宁理解社会主义是必须以一个世界性的体制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重视建构共产国际。

列宁在1918年3月的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解释道：“…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几周后，他说：“...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 5月，他重申：“…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列宁毕生从未放弃这一观点。

只有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才采纳了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个想法反映了苏联官僚主义的兴起，他们在口头上继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同时，实际上希望享受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所取得的得利。这意味着他们对争取国际社会主义没有兴趣，而是寻求与世界资本主义相适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证实了这一事实。他们没有为推翻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而斗争，而是将自己局限于捍卫自己的“势力范围”。

与此相关的是斯大林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在任何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之前，首先必须建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们在许多国家内宣布：由于该国尚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无耻地回到了1917年10月俄国革命期间孟什维克的主张，后者谴责布尔什维克坚持当时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基于这一思想，在斯大林和苏联官僚机构的指导下，各国共产党在对许多国家的工农群众发挥了关键性阻碍作用。不论是在1926年的中国革命，193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和法国，这项事实都清晰地显现出来。他们进入了所谓的“人民阵线”，即与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从而安全地将革命工人和农民的精力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外。

在东欧，情势发展有所不同。斯大林在这个地区内著重于在苏联和欧洲主要大国，特别在德国内建立一个缓冲区。苏联国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从这种力量地位上，斯大林得以与帝国主义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在该协议中，东欧应被视为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在此过程中，东欧的社会发生了变化，并引入了苏联的集中计划模式。

在世界各强权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世界的原先计划中，中国并不被指望落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这解释了斯大林为何原先建议毛泽东应该要与蒋介石妥协。 1945年8月，正当中共俨然成为能够夺政的势力时，苏联与蒋氏国民党根据雅尔塔协议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因此直到1949年，斯大林的立场一直是诉求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协议。

我们在希腊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希腊内战期间，希腊共产党人被苏联抛弃了。南斯拉夫本来也不应该成为苏联集团的一部分，但是铁托的游击队独立上台执政，这也解释了他后来与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冲突。中国的情势也是类似于这些发展。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被期望是可以持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1940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初观点。承袭着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寻求与进步资产阶级结盟。 19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许多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下的任务。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1949年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如何发展的地方。不过可以说：事情没有按中共的计划进行。中国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并在毛泽东率领农民军队夺政后与国民党一同逃亡。但是，即使大权在握，毛泽东也试图与资产阶级份子结盟。这体现于他的“新民主主义”构想。该构想假设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可以形成。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认知，这个情况将要持续数十年。

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则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不但没有一丁点的“进步性”，而是完全反动的。因此，毛政权为了发展经济，被迫没收资产阶级阶级的资产，并实行国家经济计划。这证实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尽管是以一个扭曲的形式达成的），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世界的情况下，必须非常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任务，不然就会面临失败。

于是，将近五亿个中国人从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被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们当时欢迎1949年中国革命为世界劳工阶级的一大进步，并将其视为是既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世界历史上第二重大的事件。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指出，由于手握政权的中共领导层坚持斯大林主义思想，他们会建立了一个以苏联形象为蓝本的政权，即不是建立于1917年俄国最初的工人民主制，而是建立了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主义畸形政权。

由于中国情势的演变，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反对以“斯大林主义”一词来描述毛主义政权。毛泽东试图创造他与苏联官僚有着根本不同的神话。毫无疑问，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存在差异。毛泽东实际上领导了一场成功的革命，使亿万中国农民和工人摆脱了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束缚，而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列宁和托洛茨基是革命首要的两位领导人。

但是，就理论观点而言，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根本性地坚持：在落后国家内，革命将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是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只有到那时，物质条件才能发展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到那时，这种观点也不是认为世界革命是必要的，而是各国可以独自通往社会主义，每个国家都在建设“一国社会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斯大林主义者”一词不仅指斯大林他人本身，而是指一整套经苏联官僚主义堕落所产生的理论观点。即便毛主义与苏联正式决裂，它仍然表现着同样的理论。

左派运动内部的有些人声称，毛泽东其实代表了中共内部的某种真正的革命趋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当时毛曾与“官僚们”宣战，不时高喊着国际主义的口号，或者声援在其他国家爆发的群众运动。

我们无法在此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历年来扮演的角色进行透彻分析。对此，读者们可以参阅我们Wellred出版的其他有关文献。但是，我们敦请读者们特别注意列宁和托洛茨基如何分析官僚化的过程，并将其与毛泽东及其盟友在1960年代对官僚现象的解释做比较。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不仅限于文字，这也表现在他们为了建立世界革命组织和领导团队而建构共产国际的努力中。毛泽东尽管就“国际主义”夸夸其谈，但从来未做出相同的尝试。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毛泽东晚年还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等地支持当地的反革命武装部队，与如阿尤布·汗和其他极端反动派勾肩搭背，并同美国帝国主义和解，仅仅因为这些人都反对亲苏联的运动。他的行为胜于雄辩。 

从苏联到毛主义的中国，越南或东德，所有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标榜自己延续了列宁的脚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扭曲，隐藏和窜改列宁的真正理念。同时，他们将托洛茨基描述为与列宁截然相反。在这方面，苏联和中国官僚维持了他们的共同点，而本书则揭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真正诉求的主张，即正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念。

今天的中国劳工和青年应该回顾一下后来在苏联和中国内部发生的情况。 1991年我们目睹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旧政权如何瓦解，随后许多前斯大林主义分子纷纷投诚成为资本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在中国，这一过程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看到共产党官僚在执政的同时引导中国重返资本主义。这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兴起并随后在中国应用的逻辑性结果。

我们邀请您阅读，学习并吸收过去的教训。今天，我们现在正面临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国已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也无法摆脱这场危机的影响，其境内的阶级斗争规模亦会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一场新的中国革命正在酝酿。但它唯一可以取胜的路线就是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将涉及取消过去几十年内发生的所有资本主义变革，包括将私有化的产业重新国有化，充公跨国企业以及重返计划经济。但是，这新一次的革命必须加入1949年所缺少的一个基本要素：工人民主。今天的中国劳工阶级比1949年强大得多，他们将在21世纪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2020年4月

2000年英语第四版序言

‬‬‬‬‬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 ‬‬‬‬‬‬‬‬‬‬‬‬‬‬

这本书第一版的出版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虽然在1972及1976年再版了两次，这本著作还是绝版了很多年。1968年末，英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蒙迪·约翰斯通(Monty Johnstone)在英共青年团的团刊《我思（Cogito）》中发表一篇重新评价托洛茨基的文章。而《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原本是针对这篇文章所写的回应。艾伦·伍兹(Alan Woods)及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这篇回应中钜细靡遗地澄清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思想之间的联系。斯大林主义者从1928年发明“托洛茨基主义”一词以来，就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篡改。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向所有英国共产党及其青年团成员所发出的呼吁——重新发现有关托洛茨基的事实真相，回归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作者们这样写道：“为日后的重大任务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是每位同志的责任。”‬‬‬‬‬‬‬‬‬‬‬‬‬‬‬‬‬‬‬‬‬‬‬‬‬‬‬‬‬‬‬‬‬‬‬‬‬‬‬‬‬‬‬‬‬‬‬‬‬‬‬‬‬‬‬‬‬‬‬‬‬‬‬‬‬‬‬‬‬‬‬‬‬‬‬‬‬‬‬‬‬‬‬‬‬‬‬‬‬‬‬‬‬‬‬‬‬‬‬‬‬‬‬‬‬‬‬‬‬‬‬‬‬‬‬‬‬‬‬‬‬

《我思》上的文章‬‬‬‬‬‬‬‬‬‬‬‬

这篇《我思》上的文章名为《托洛茨基与他的理念》，于1968年10月发表，被约翰斯通描述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发表于1976年5月，题为《托洛茨基与世界革命》；第三部《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政策》始终都没有发表。约翰斯通对于托洛茨基的攻击也是让英国共青团员及共产党员参与到对根本问题的辩论中的一个绝佳机会。要知道，在这之前，英共内不可能有任何对于托洛茨基的公开讨论 。就在此之前几年，贝蒂·里德（Betty Reid）曾在英共党刊《今日马克思主义》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天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警告基层党员不要与任何托派组织有瓜葛：‬‬‬‬‬‬‬‬‬‬‬‬‬‬‬‬‬‬‬‬‬‬‬‬‬‬‬‬‬‬‬‬

“我们必须要明确地指出：任何这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以消灭本党及削弱英国工人运动为目标。我们必须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并警惕与他们的往来。最后，我们必须重申党内迈向社会主义的意志是一致的，我们党不会包容与这些人的交流，也不能容忍在他们面前捍卫党的政策出现任何疏失‬‬‬‬‬‬‬‬‬‬‬‬‬‬‬‬‬‬‬‬‬‬‬‬‬‬‬‬‬‬‬‬‬‬‬‬‬‬‬‬‬‬‬‬‬‬‬‬‬‬‬‬‬‬‬。”

‬‬‬‬本书的作者们解释道：“在此之前，在共青团与共产党内讨论托洛茨基主义是件无法想象的事。”就连约翰斯通也觉得这个讨论是“姗姗来迟的，”格兰特和伍兹则补充说：“迟了至少四十多年了！”‬‬‬‬‬‬‬‬‬‬‬‬‬

‬‬‬‬‬然而，约翰斯通针对托洛茨基的各种攻击都是缺乏原创性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论点大都是过去已有的诽谤的重申。约翰斯通撰写的全文将会完整地收录在这本书的附录内，以便读者参考、比较本书作者们对约翰斯通的回应。‬‬‬‬‬‬‬‬‬‬‬‬‬

‬‬‬‬ 这本书的附录内还收录了艾伦·伍兹所撰写的原于1970年出版的小册子《被禁止发表的列宁书信》。写这本书的原意，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这份对约翰斯通的回复做重要的补充。文内收录的列宁书信曾被斯大林政府故意藏匿，1956年后由为了与斯大林罪行撇清关系的赫鲁晓夫逐渐公开。这些信件包含了很多有助于厘清列宁与托洛斯基的关系的证据。这些书信中的一部分最初曾被诽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伪造的文件，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却由莫斯科出版在列宁全集英文版中。但是，尤里·布拉诺夫（Yuri Buranov）教授最近指出，这些后来公布的列宁的信件竟也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的窜改，意图曲解历史，扰乱视听。‬‬‬‬‬‬‬‬‬‬‬‬‬

‬‬‬‬‬这本书自然将花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因此，这本书的再版可以说是对艾伦·伍兹所撰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通往革命的道路》以及泰德·格兰特的《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的补充。伍兹及格兰特的著作对于十月革命之前的各种政治问题做出了更深刻、更细腻的分析。然而，这本书以论战的形式撰写，也是相当好的入门教材，值得广大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们阅读。其实，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写给激进的工人以及青年们的。如今，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俄国及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这本书所阐述的理念对当下的我们可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关于托洛茨基的问题

‬‬‬‬‬‬‬英国共青团在1968年突然将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拿出来讨论决非偶然。1968 年是重要的一年。在法国，一场长达六星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革命性罢工在那年五月兴起。这场运动让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强大”政权完全陷入瘫痪。将近一千万名法国工人起义占领了工厂。这场伟大的运动原本完全有机会在法国将资本主义推翻，但却因为法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及指挥而功亏一篑。当年的法国总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法国所面临的危机极其深重 。政府只有存在或是被推翻的命运，但是整个局势不是靠一些内阁改组就能够挽回的。因为受到质疑和挑战的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戴高乐、第五共和国、甚至共和国制度本身‬‬‬‬‬‬‬‬‬‬‬‬‬‬‬‬‬‬‬‬‬‬‬‬‬‬‬‬‬‬‬‬‬‬‬‬‬‬‬。”

5月24日，戴高乐诉诸于他之前就用过的政治手段：发起公投，企图利用公投来重振自己政府的威信。然而，公投根本就无法开展，因为法国上上下下没有一家印刷厂愿意印制选票。法国政府试着向比利时印刷厂下订单，也遭到了支持法国工人的比利时印刷工人们的拒绝。五天之后，戴高乐失踪了，原来他偷偷地逃到了西德巴登巴登城。蓬皮杜甚至回忆道，“灰心丧志”的戴高乐曾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告老退休。最后，在马苏将军(General Massu)的力劝下，戴高乐才黯然回到巴黎。 灰心丧气的戴高乐曾向美国驻法大使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当时的政权的确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可惜的是，在法国工人们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法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利用这个绝佳机会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带领整个运动走向失败。‬‬‬‬‬‬‬‬‬‬‬‬‬‬‬‬‬‬‬‬‬‬

这次运动结束了二战后相对的阶级 “和谐共处”时期，重新把革命提上日程，重振了欧洲各国的劳工运动，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也激发了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思想重新燃起兴趣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法国的事件则不是导致共产党内震荡的唯一原因。同年八月，苏联官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镇压杜布切克（Dubcek）政府所发起的一系列实验性的民主“改革”。与 1954年莫斯科入侵匈牙利一样，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共产党基层党员的分化使得各国共产党内纷纷出现分裂，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欧式共产主义者”（Euro-Communist）两派的分裂。一部分党员开始对苏联的发展、共产党领导人的国内与国际政策提出质疑。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曾起到的作用也开始受到关注。

‬‬‬‬‬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发动的野蛮战争遭到了越南游击战士们的英勇抵抗。年初开始的春节攻势渐渐将美军逼向劣势。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促使英国、欧洲大陆以及美国学生出现前所未有的激进化。一些激进的学生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作为前进的向导。当时各国共产党的内部危机不可避免地促使逐渐一些激进化的学生们以及年轻共产党员开始认同托洛茨基的革命思想——在很长时间内都被斯大林主义者妖魔化的思想。‬‬‬‬‬‬‬‬‬‬‬‬‬

‬‬‬‬为了击退这个趋势以及巩固英国共青团员们的忠心，英共指派蒙迪·约翰斯通新写一篇对于托洛茨基以及其理论的批判文章。对英共来说，这是一项极其冒险的尝试，因为就算是把窜改过后的托洛茨基主义拿来公然批判，也可能让共青团员们对“老头子”和他的著作产生更大的兴趣。不过，英共在当时别无选择。在这个情况下，约翰斯通开始在《我思》上连载长达三篇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有关托洛茨基的讨论终于公诸于世，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了挑战。伍兹和格兰特当时这样写道：“我们欢迎约翰斯通同志的挑战，也准备对他的论点做出细致的回复。”我们认为，这本书当今仍然是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最好的介绍，以及对近年来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思想的诋毁和篡改的最全面的回应。因此，在托洛茨基被刺杀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更毫无犹豫地再版这本著作，作为对他的纪念。 ‬‬‬‬‬‬‬‬‬‬‬‬‬‬‬‬‬‬‬‬‬‬‬‬‬‬‬‬‬‬‬‬‬

约翰斯通后来的疑惑 ‬‬‬‬‬‬‬‬‬‬‬‬‬‬‬‬‬‬‬‬

如今，约翰斯通已经改变了他对于托洛茨基的看法。虽然他同意我们重印他在《我知》刊登的文章，但是他也声明：“如果现在重写这篇文章，我在很多方面都会写得跟1968年的文章不一样，尤其是有关‘一国社会主义’的部分。”不过，约翰斯通还是强调：“读者们最好还是要能完整地看到我原来写的版本，毕竟这本书是针对那个版本作出的回应‬‬‬‬‬‬‬‬‬‬‬‬‬‬‬‬‬‬‬‬‬‬‬‬‬‬‬‬‬‬‬‬‬‬‬‬‬‬‬‬‬‬‬‬‬‬‬‬‬‬‬‬‬‬‬‬‬‬‬。”

约翰斯通亦于1992年7月在《社会主义者历史社会》刊登了《我们的历史－重新评价托洛茨基》一文。虽然我不应在这篇序言中对那篇文章进行完整的批判，但是那篇文章确实证明了约翰斯通对于托洛茨基的看法较《我思》文章有所改变。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约翰斯通认为：“我们的评论也应该被重新评估‬‬‬‬‬‬‬‬‬‬‬‬‬‬‬‬‬‬‬‬‬‬‬‬‬‬‬‬‬‬‬‬‬‬‬‬‬。”

‬‬‬‬虽然我们非常欢迎约翰斯通真诚地愿意做出改变，但遗憾的是，他的改变多半是表面的，而非实质的。比如，他仍然断章取义地引用托洛茨基的文章，来歪曲托洛茨基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立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就托洛茨基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大会发言这一问题，虽然伍兹和格兰特当时已经做出回应，双方也进行了全面的辩论，但是约翰斯通依然固执地坚持 “争论的主要焦点是革命性政党的性质问题”这一缺乏证据的说法。当年发表的《列宁与托洛茨基－他们的真正主张》以及1999年出版的伍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通往革命的道路》都全面指出了这一观点的错误。‬‬‬‬‬‬‬‬‬‬‬‬‬‬‬‬‬‬‬‬‬‬‬‬‬‬‬‬‬‬‬‬‬‬‬‬‬‬‬‬‬‬‬

‬此外，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布列斯特条约的争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辩论”、苏联的工业政策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也同样做出了不实的阐述。约翰斯通同志一直依然坚持指控托洛茨基“对于西方革命前景估计过于乐观过多的幻想，”还认为“他（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和他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呼吁不符。” 与之相类似，约翰斯通说“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左翼反对派的经济方针也提出要通过与农民不平等的交易为发展工业提供资金，这已经由斯大林政权在1920年末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施了，只不过方式要粗暴很多。”约翰斯通简单地将左派反对派对富农增税的主张与斯大林“消灭富农阶级”的疯狂政策和暴力施行的农业合作化划等号，是完全错误的。伍兹及格兰特在当时的回应就说明了这一点。‬‬‬‬‬‬‬‬‬‬‬‬‬‬‬‬‬‬‬‬‬‬‬‬‬‬‬‬‬‬‬‬‬‬‬‬‬‬‬‬‬‬‬‬‬‬‬‬‬‬‬‬‬‬‬‬‬‬‬‬‬‬‬‬‬‬‬‬‬‬‬‬‬‬‬‬‬

‬‬‬‬‬左翼反对派自1923年起就反对与富农妥协，并提出苏联需要通过对富农增税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三人集团却主张牺牲贫农及工人的利益来和富农妥协。他们的政策迅速加剧了农村地区的阶级分化，并使富农们有机会将更多财富纳入囊中。后来，布哈林甚至说富农们要“发财吧”！虽然农业收成有所提高，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为富农们所占有。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农业。对于这个情况，左翼反对派认为会“破坏了城乡联盟，并且导致农民中产生迅速的阶级分化。”‬‬‬‬‬‬‬‬‬‬‬‬‬‬‬‬‬‬‬‬‬‬‬‬‬‬‬‬‬‬‬‬‬‬‬‬‬‬‬‬‬‬‬‬‬‬‬‬‬‬‬‬‬‬‬‬‬‬‬‬‬‬‬‬

‬‬‬‬‬约翰斯通同志在最新的“重新评估”中一如既往地将托洛茨基的原话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并将其放入完全不同的情景中。例如，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及共产主义》写于1920年，里面证明了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合理的。但约翰斯通却完全忽视托洛茨基写这本书时所处的时空背景，直接引用这本书来证明：“我们无法忽视托洛茨基的独裁立场，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让人联想起斯大林。”这些言词足以说明约翰斯通想法的改变的局限性。与以前一样，他试图让自己显得既客观又理性，说：“托洛茨基并不总是错的，有时候双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译者注）都是错的，”还说：“我们并不能傲慢地认为我们一定是对的。任何人都不能垄断真理。”但是直接将托洛茨基在苏联面对内战和21支外国军队入侵时所写的政见与后来斯大林波拿巴主义恐怖独裁相等同，是相当可怕的错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期间所使用的暴力，针对的是十月革命的敌人们——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而且，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依然维持着最完整的苏维埃民主制度。斯大林政权的极权恐怖不是针对地主和资本家的，而是用来镇压革命者、工人、农民和布尔什维克党员们的。这两者之间怎么会有相似之处？ ‬‬‬‬‬‬‬‬‬‬‬‬‬‬‬‬‬‬‬‬‬‬‬‬‬‬‬‬‬‬‬‬‬‬‬‬ ‬‬‬‬‬‬‬‬‬‬‬‬‬‬‬‬‬‬‬‬‬‬‬‬‬‬‬‬‬‬‬‬‬‬‬‬‬‬‬‬‬‬‬‬‬‬‬‬‬‬‬‬‬‬‬‬‬‬‬‬‬‬‬‬‬‬‬‬‬‬‬‬‬‬‬‬‬‬‬‬‬‬‬‬‬‬‬‬‬‬‬‬‬‬‬‬‬‬‬‬‬‬‬‬‬‬‬

‬‬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

‬‬‬‬约翰斯通写道：‬‬‬‬‬‬‬‬‬‬‬‬

‬‬‬‬‬‬‬“……在绝大多数时候，他（托洛茨基）高估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西方世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如1926年英国大罢工以及1936-37的西班牙与法国。他经常透过十月革命的棱镜来看待各地的革命情势。在我看来，他特别错在两个地方：反对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以及支持共产国际1939-40年对第二次大战的定性。‬‬‬‬‬‬‬‬‬‬‬‬‬‬‬‬‬‬‬‬‬‬‬‬‬‬‬‬‬‬‬‬‬‬‬‬‬‬‬‬‬‬‬‬‬‬‬‬‬‬‬”

‬‬ 即使对于那些大致了解西班牙、法国、德国、甚至英国历史的人而言，上世纪20-30年代极大的革命可能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高估了当时的革命事件，而是反省为什么这些革命潜力被白白浪费了。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试图改变社会，却一次又一次被自己的领袖带向失败。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在1923-1927年的中国、1926年的英国、1930-1933年的德国、1934-1936年的法国、特别是在1931-1937年的西班牙所执行的具有毁灭性的错误政策。

托洛茨基对于这些事件的分析里，没有一文一字高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那些试图把革命失败全部归咎于民众、而避免对领袖责任的之一的人们往往持有与这种对托洛茨基的指责相似的论调。托洛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既生动又深刻地刻划出了当时阶级、政党以及领袖之间的关系。他解释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如何被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所挫败。如果与十月革命有任何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在这些国家，革命的客观条件要远远好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所面对的条件。斯大林故意阻拦了1923年德国革命，声称：‬‬‬‬‬‬‬‬‬‬‬‬

“‬‬‬‬‬‬‬法西斯主义者们没在歇着，可是他们先发动攻击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这会把工人阶级全面团结在共产党员周围（德国与保加利亚不同）。另外，根据所有的情报来看，法西斯主义者在德国势力很弱。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遏止德国党员们的活动，而不是鼓励他们。”

在英国，斯大林紧紧依靠英国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Trade Union Council）和英俄工会委员会（the Anglo-Russ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中的“左派”。这一机会主义政策阻碍了英共在1925至1926年的发展。英俄工会委员会是英国及苏维埃工会之间的正式协议。而这一协议也被英国工会联合会的右翼们用来给自己行动打“左翼”的幌子。英共的“一切权力归工会联合会”的口号也是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表现。这个口号加强了人们对工会联合会的幻想，似乎它（在右翼的领导下）有能力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在他们背叛了英国大罢工之后，托洛茨基提出应该与工会联合会中破坏总罢工的人决裂，但斯大林却反对这一要求：“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政策是愚蠢的、是冒险主义的。”最后是英国工会的官僚们决定和苏维埃的工会决裂，而斯大林的政策也彻底失败。即便如此，英共却依然在顽固地重申：“我们应该加强‘更多权力归于工会联合会’（“More power to the TUC”）的宣传活动‬‬‬‬‬‬‬‬‬‬‬‬‬‬‬‬‬‬‬‬‬‬‬‬‬‬‬‬‬‬‬‬‬‬‬‬‬‬‬‬‬‬‬‬‬‬‬‬‬‬‬‬‬‬‬‬‬‬‬‬‬‬‬‬‬‬‬‬‬‬‬‬‬‬‬‬‬‬‬‬‬‬‬‬‬‬‬‬‬‬‬！”

在中国，1925至1927年的革命原本是将社会主义革命传播至东方的绝佳机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斯大林不但没有采用像1917年俄国那样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方针，反而把孟什维克的二次革命论强行灌输给了年轻的中共。中共被迫放弃独立性，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中国国民党合并，组成所谓的“四个阶级的联盟”。之后没多久，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言人——蒋介石在广东发动政变。斯大林为了继续打击左翼反对派，封锁了所有反革命的消息，因为左翼反对派一直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路线。之后，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了一次政变，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

斯大林后来又转而支持“左派”汪精卫。结果，汪精卫在不久之后也照着蒋介石有样学样地在武汉背叛了他的共产主义“盟友们”。这些事件使中共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并搁浅了中国革命。但斯大林却仍然坚持这只是“部分且暂时的失败”。虽然这些事件证明左翼反对派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一系列革命的失败却导致苏联工人阶级的士气低落，从而使得官僚阶级取得了胜利。

 ‬‬‬‬‬‬‬‬‬‬‬‬‬‬‬‬‬‬人民阵线主义

共产国际从1928年开始执行的“第三时期”政策起到了特别糟糕的作用。在德国，这一疯狂的政策将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划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裂，最终使得希特勒在1933年坐收渔翁之利。他自诩自己“连一扇窗户都没打破”，就轻易取得政权。上世纪30年代中，共产国际放弃了极左的“第三时期”政策，取而代之的则是机会主义的“人民阵线”政策。人民阵线政策并不是向列宁主义、而是向孟什维克思想的回归。共产国际开始要求各国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寻求合作，来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孟什维克思想的核心——阶级合作政策会瘫痪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列宁在1917年返回俄国时坚决反对的就是这种政策，他当时提出不应该给予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并要求维持革命政党的独立性。 ‬‬‬‬‬‬‬‬‬‬‬‬‬‬‬‬‬‬‬‬‬‬‬‬‬‬‬‬‬‬‬

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人民阵线政策在上世纪30年代始终扮演了“破坏罢工”的角色。1936年，法国的工人们占领了工厂。但法国共产党为了与莱昂·布鲁姆（Leon Blum）的人民阵线政府寻求和解，一直试图阻挠和停止工人运动。当时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

“当时，有煽动性的政客完全能够率领工人们做出最悲壮的过激行为。但是，人民阵线代表了秩序、稳定和有组织的发展，人民群众所坚持的社会和平，以及重返繁荣的心愿。我用仔细斟酌的文字代表中央委员会直接宣布：

‘虽然彻底贯彻我们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适可而止。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赢得我们的经济诉求，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些诉求得到满足时，如何停止行动。’”

多列士继续说道：

“我们一次次地反对那些过激的人们用来表达急切心情的左翼口号。这些口号只会限制和减少工人阶级斗争的阵线。而我们也几百次地重复强调，人民阵线不是革命。”

在1936年的西班牙，如果没有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错误领导，加泰罗尼亚的大规模起义完全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全国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发生，是斯大林最不想见到的，因为这将会重新唤起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劲头，从而引领他们推翻官僚独裁。斯大林早已放弃了列宁的国际主义政策，希望通过与西方“民主”国家达成外交协议，来孤立德国。而西班牙革命就成为他讨好未来的“新朋友”的牺牲品。

西班牙工人阶级领袖如果能贯彻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1921年的革命方针，那完全有可能击败佛朗哥（Franco）。但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战争的指挥权必须从阴险的资本主义政客们的手中夺回，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坚决与法西斯反革命奋战到底。要打败佛朗哥，工人和农民就必须掌管西班牙的各项资源——土地、银行和工业。要保卫这些资源的社会所有，人民群众就必须武装起来。

但是，工人阶级领袖们，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者，所采取的行动却阻碍了这些的实现。西班牙“共产党”盲目地遵循了莫斯科的人民阵线政策中的阶级合作理论， 成为了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最热切的捍卫者。在“先赢得战争 （first win the war）”的口号下，他们系统性地破坏了各个独立的工人和农民运动。与西共一样， 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们以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领袖们都执行了阶级合作政策，加入了人民阵线。他们以打击法西斯主义和“保卫民主”为自己的政策辩解。但问题是，到底如何才能赢得胜利。对这一问题，托洛茨基是这样回答的： 

“对抗佛朗哥是对的。我们当然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将西班牙还原到内战前，因为佛朗哥正是那时的西班牙的产物。我们必须清除佛朗哥产生的基础，而佛朗哥的社会基础正是资本主义‬‬‬‬‬‬‬‬‬‬‬‬‬‬‬‬‬‬‬‬‬‬‬。”

加泰罗尼亚的工人们曾试图遏制局势转向反革命，并于1937年在巴塞罗那发动 起义，把政权重新夺回手中。英勇的巴塞罗那无产阶级最终失败了，而斯大林主义者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失败所导致的一系列后续反应大大挫伤了工人阶级的士气，为佛朗哥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一夕间，工人委员会就被迫解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党的领袖们则被监禁甚至杀害。在斯大林主义者的热烈支持下，胡安·内格林（Juan Negrin）的右翼政府再次建立起了往日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共和国的未来就此葬送，共和国的领导们开始以组成联合政府为条件，试图与佛朗哥达成妥协。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也为二战的爆发铺路‬‬‬‬‬‬‬‬‬‬‬‬‬‬‬‬‬‬‬‬‬。

托洛茨基早在1931年就已经警告，希特勒的胜利将会引发世界大战。德国、奥地利以及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二战的爆发。二战其实是1914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延续。托洛茨基始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像列宁在1914年保持了坚定的阶级立场。斯大林主义者曾诽谤托洛茨基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但其实是斯大林在无法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1939年8月与希特勒签订条约。这反而给了希特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德国得以在1941年夏季对苏联发起了猛烈袭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再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最初反对与纳粹德国交战，现在却将这场战争称作“反法西斯的正义之战”。1943年，斯大林听从了盟军的指示，在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没有讨论或表决的情况下，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也清楚地说明，斯大林其实是把各国的共产党当做为苏联外交政策服务的工具。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不断反对罢工，并成为最糟糕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宣传甚至透露出“只有死了的德国人才是好德国人”的思想。而托洛茨基虽然在战争中呼吁无条件保卫苏联，但是却坚持了列宁在1914至17年提出的革命国际主义立场。

在《重新评价》一文中，约翰斯通不可避免地得出了悲观的结论，甚至开始质疑俄国革命本身：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7年决定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俄国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而在此之前当托洛茨基提出这一目标时，他们都加以反对。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决定，到底是对是错值得进行另一番讨论，受篇幅所限，我无法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所以，这就是约翰斯通最后为大家得出的结论。在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本质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政策后，约翰斯通开始质疑1917年的革命。你看，当时的俄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工人阶级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夺取政权是值得商榷的。这恰恰是将革命送给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的路线。在十月革命爆发八十年后，约翰斯通还在怀疑这是否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好像在试问：如果把政权留给资产阶级自由派，情况或许会远比现在好。而社会主义呢？那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或者至少要等到在未来才能实现的美梦罢了。‬‬‬‬‬

‬‬‬‬‬‬‬‬所有这些论述都不是新的。约翰斯通只是在重复资产阶级教授们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的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论点。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破坏资产阶级的好事，那俄国就能够避免之后所有的问题，发展成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然而，这个论点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俄国当时除了苏维埃政权之外，并没有发展成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个选择。因为在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下，这种政府是无法发展起来的，唯一能取代苏维埃政权的只有残暴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科尔尼洛夫（Kornilov）将军试图发动的政变就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如果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夺取政权，克伦斯基（Kerensky）必定会被边缘化，从而使军事独裁政府成为可能。从白军在内战中对工人和农民的血腥镇压中，我们可以猜想这样的军事独裁政府将是什么样的。俄国很有可能先于德国和意大利成为法西斯政权，其残暴程度则绝对不亚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

‬‬‬‬‬‬‬‬十月革命八十多年后，居然有自称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人在质疑革命的合理性，这让人难以相信。在我们看来，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除了短暂的巴黎公社，这是工人阶级第一次成功掌握国家政权，开始塑造自己的命运。虽然有斯大林主义的负面影响，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中都通过实践证明了国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它让我们一窥人类未来的潜力，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 托洛茨基在他的巨作《俄国革命史》中写道：

‬‬‬‬‬‬‬“即使苏维埃制度，在恶劣环境之中和敌人打击之下——我们姑且假定，——暂时地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仍旧留在人类以后整个发展上面。”‬‬‬‬‬‬‬‬‬‬‬

罗莎·卢森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十月革命：

“‬‬‬‬‬‬‬‬‬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是首先做榜样给世界无产阶级看的。亦唯有他们能够同胡腾(‬Ulrich Von Hutton，德国反教廷先烈 )‬一样地高喊：我敢做这件事！”

‬‬‬‬‬‬‬‬‬十月革命至今仍在指导并鼓舞着所有为战胜资本主义、夺取无产阶级胜利而战斗着的人们。我们也将坚定不移地继承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

‬‬‬‬‬‬‬‬‬错误的理论必定导致灾难性的实践。当约翰斯通在《我思》杂志上撰写他的原文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苏联是无坚不摧的。虽然它确实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些就好像“太阳上的太阳黑子”一样，并不是什么深层次的问题。斯大林主义者的想法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多么的空洞和愚蠢！与之相比，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里的忠告则是多么的深刻和正确！‬ ‬‬‬‬‬‬‬‬‬‬‬‬‬‬‬‬‬‬‬‬‬‬‬‬‬‬‬‬‬

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虽然经过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动荡，但是仍然维持了其世界顶尖力量的地位。随着经济在战后的迅猛发展，苏联跻身世界超级大国。东方和西方各国的评论者都认为斯大林主义会千年不朽。赫鲁晓夫甚至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预测，苏联将会在1980年超越美国。可以说，除了我们组织之外，没有人预见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约翰斯通倾心歌颂着苏联“社会主义”是多么的美好。他认为，苏联是个“得到完全发展的、繁荣、和谐和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思》，P. 30） ‬‬‬‬‬‬‬‬‬‬‬‬‬‬‬‬

然而，本书的作者们在当年的回复中指出：“所有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样的人都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踩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尸体爬上来的流氓和走狗。”他们还指出：“今天，苏维埃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内部矛盾日趋明显。”伍兹和格兰特问道：“过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中苏交恶都严重的打击了斯大林主义。那未来，我们又将看到什么样的发展呢？”他们预测，“新一轮加剧的国际阶级斗争”以及“东方的政治革命”都是可能。苏联内部的矛盾当时正不断地从内部侵蚀着它的基础，并在将其带向革命性的危机。 ‬‬‬‬‬‬‬‬‬‬‬‬‬‬‬‬‬‬‬‬

这一预测的前半部分在70年代在西方的革命浪潮中得到了证实。在那个年代，我们看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革命前的危机、英国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伟大的葡萄牙革命，希腊军政府的推翻，佛朗哥政府的倒台，席卷印度、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革命风暴，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埃塞俄比亚资本主义和地主霸权的推翻。在革命形势高涨的同时，经济危机也在1974年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同时爆发，这把世界资本主义带向了一个新的风雨飘摇的阶段。 ‬‬‬‬‬‬‬‬‬‬‬‬‬‬‬‬‬‬‬‬

可惜的是，这些运动，尤其是西欧的运动，都因为改良主义及“共产主义”领袖的错误而失败，从而导致80年代以撒切尔、里根和科尔执政为代表的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右转。80年代的经济发展更加强了部分苏联官僚和西方国家的改良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右转。当然，80年代并不是完全没有激进的工人运动的，如英国矿工示威，但主要的趋势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壮大以及传统工人阶级组织的式微。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政党上层的压力的增强也是这些政党领袖右转、全心全意拥抱市场经济的基础。布莱尔主义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端案例。

同时，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快速下滑，苏联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也与日俱增。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经济开始停滞不前。马克思曾解释过，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此时，社会主义东方的经济成长不如资本主义西方。计划经济开始失灵。官僚对经济的束缚以及无产阶级民主的缺乏导致了俄国和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和供需定律运转，但是国有计划经济却没有这样的检查和制衡机制，因此必须不断地开展有意识的规划和指导。 ‬‬‬‬‬‬‬‬‬‬‬‬‬‬‬‬‬‬‬‬

官僚曾经为保卫苏联计划经济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尽管有严重的管理不善、腐败和浪费）。但随着苏联经济的日益复杂化和现代化，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对经济进行指导和规划。腐败和官僚作风在不断地堵塞苏联经济的动脉。对于苏联经济发展来说，官僚体系此时已经从相对的阻碍发展成了绝对的桎梏。唯有一个无产阶级民主政权——由真正的苏维埃构成、由工人阶级来掌握和管理经济——才能满足计划经济的需要。也唯有人民群众民主地参与到工业和国家各层的运行中，计划经济才能成功运转。而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国有计划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在某一阶段陷入停滞。

在不断发展的危机面前，苏联官僚拒绝放弃权力和特权，从而彻底破坏和削弱了计划经济。戈尔巴乔夫企图在不触动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特权的情况下改革官僚系统，以此来让苏联走出困境，但这无疑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当时，戈尔巴乔夫被世界各地的左倾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视为英雄，并被《晨星报》(‬Morning Star)‬、《论坛》(‬Tribune)‬等刊物大力赞扬。然而，就像我们组织当时所说的，这些改革并不能解决苏联的问题。虽然其中部分措施可以暂时起到一定的舒缓作用， 但是它们也必定会导致更大的矛盾。到80年代末，斯大林主义已山穷水尽。大部分官僚受到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开始倾向于重走资本主义道路。‬‬‬‬‬‬‬‬‬‬‬‬‬‬‬‬‬‬‬‬‬‬‬‬

‬‬‬‬‬‬‬‬1989年11月，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其实在向政治革命发展。那些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并不是倾向资本主义的，而是非常天然地在要求无产阶级民主。很多人在这些抗争活动中大声地唱着国际歌。不幸的是，这一革命运动却被思想混乱的“自由派”所领导，而改变了走向。这些人无力抗拒西德资产阶级呼吁两德统一的宣传攻势，之后又被资产阶级复辟派所取代。东德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迅速波及东欧其他国家。1990年两德统一后，科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右翼政权席卷东欧。1991年8月，亲资的前共产党领袖叶利钦开始执政。斯大林主义，就像托洛茨基多年前预测的那样，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

‬‬‬‬‬‬‬‬‬讽刺的是，约翰斯通三十年前嗤之以鼻的恰恰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里提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他写道：

‬‬‬‬‬‬‬‬‬“由于缺乏对苏联实际情况的了解，他（托洛茨基）声称‘苏联官僚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在未来必将在产权关系上为自己寻求支持’，从而向‘新的有产阶级转变’。”（《我思》，P. 33）‬‬‬‬‬‬‬‬‬‬

‬‬‬‬‬‬‬‬‬‬ 任何的理论都会经过现实的检验。托洛茨基的预测在约翰斯通发表批判文章三十年后，在《被背叛的革命》出版六十年后，被这些事件所证实。苏联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彻底走向资产阶级反革命。那些之前手持共产党员证、以列宁的名义发表言论的苏联高官们，一夜之间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犹豫地背叛了革命。托洛茨基很久以前曾解释道：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

‬‬‬‬‬‬‬‬而这恰恰就是后来所发生的。普京、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和其他前斯大林主义官僚们成为了寡头资本家的重要代言人，掌管着今日的俄国。当然，就算是最精辟的远景分析也无法完全预测未来的发展，人生是如此地瞬息万变。列宁很喜欢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托洛茨基曾预测苏联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发展会引发内战。工人阶级和一部分（为了自己的利益的）官僚会为了保护计划经济的成果而揭竿起义。但这并没有发生。因此，资本主义的复辟也进行得非常彻底，十月革命的成果消失殆尽。而就像托洛茨基所预测的，这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官僚们争先恐后地洗劫国家财产，将苏联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收归己有。这些都最终证实了托洛茨基的分析和纲领的正确性，也最终揭开了斯大林主义官僚们十月革命掘墓人的真面目。‬‬‬‬‬‬‬‬‬‬

‬‬‬‬‬‬‬‬‬‬‬‬‬‬‬‬约翰斯通迟来的坦诚

‬‬‬‬‬‬‬‬‬‬‬‬‬对俄国可能发生资产阶级复辟的观点嗤之以鼻的约翰斯通，在1992年不得不承认：‬‬‬‬‬

“今天，我已不能像当年绝大多数的我们那样，断然驳斥托洛茨基对苏联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危险的预言。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包括工厂管理者和政党官员在内的官僚们，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的的确确正在把自己转变成资本家老板们。”

但这一认错实在是来得晚了些——晚了三十年了！几十年来，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苏联官僚的每一个罪行、为莫斯科的每一次政策转向和变化辩护。他们说这是为了“保卫苏联”。而现在，他们苦心保卫的官僚们却俨然成为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代理人！然而，跟三十年前一样，约翰斯通仍然保持了只承认无法争辩的事实的陋习。所以今天，他所承认的也只是既成事实——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领导者。 ‬‬‬‬‬‬‬‬‬‬‬‬‬‬‬‬‬‬‬‬‬‬‬‬

蒙迪·约翰斯通居然不眨一眼就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坦诚。但是这意味着什么？这些曾被约翰斯通及其他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捧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导”的这批人，是不是也是领导资产阶级复辟、摧毁十月革命成果的罪魁祸首？“共产主义”领导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资本家？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在1914年8月的背叛与此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这该如何解释？托洛茨基在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作出的分析是唯一的正确解释。而这一分析不是在1992年，也不是在事件发生之后，而是早在1936年就做出的。约翰斯通之前完全否定了这个分析的正确性，而现在似乎也没有从中学习多少。他写道：

‬‬‬‬‬‬‬‬‬‬‬‬‬‬“今天，苏联内部绝对有不少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希望反对者能取得胜利。但同时，我认为，我们也无法再把托洛茨基的预言视为幻想，这很让人遗憾。”

或许‬‬‬‬‬‬‬‬‬‬‬‬‬‬俄国和东欧正在发生的这些事件对于约翰斯通来说不是幻想。可是，对于很多共产党员来说，这确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几十年来，他们在党的教导下相信苏联和东欧是“社会主义天堂”，然而在那里，不但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这一资本主义反革命还是由前“共产”党领袖的领导的！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乱象？西方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过去的著作和演讲完全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解释。然而，这样的解释不但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超过半个世纪。它就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这些著作不但能帮助我们解释过去，而且对现在和未来而言也至关重要！ ‬‬‬‬‬‬‬‬‬‬‬‬‬‬‬‬‬‬‬‬

俄国的未来

‬‬‬‬‬‬‬‬‬‬‬‬‬‬‬当今仍然为斯大林主义辩解的人们并不认为苏联的垮台是其内部矛盾所造成的，而是把它怪罪于戈尔巴乔夫、勃列日涅夫甚至赫鲁晓夫所制定的个别政策。 他们在绝望地寻找替罪羊。这也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策略，他在那次大会中把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罪行都怪罪到斯大林个人和严重的个人崇拜上。当然，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行为是物质利益、是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反映，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苏联统治官僚的代表。讽刺的是，这些试图怪罪之前的领导者的人在这些领导人在位时，恰恰是这些“伟大”领导的最坚定和忠实的辩护者。这些“伟大”领导不可能犯错，而且被刻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的继承者。‬‬‬‬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及前斯大林主义者试图让我们相信，斯大林主义的垮台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失败。但事实绝非如此。它代表的只是对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蹩脚模仿的灭亡——苏联的工人们所拥有的权利比西方的工人们还少！而官僚政权的内部矛盾则是造成危机，并最终导致垮台的原因。但是，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善。事实上，所谓的“市场改革”时期带来了和平时期最大幅的生产力下降。这也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的预言——苏联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将意味着生产力和文化的崩溃。我们今天所目睹的现象正是如此。

‬‬‬‬‬‬‬‬‬‬‬‬诚然， 资本主义反革命并没有按照托洛茨基原先设想的方式发展。这主要要归因于两个原因：第一，斯大林主义官僚已是病入膏肓，这让当地社会普遍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第二，几十年的波拿巴主义极权政权的统治使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现了较大的倒退。因此， 斯大林主义政权可耻地倒台了。它毫无支持和社会基础，就连官僚们也是树倒猢狲散，纷纷抛弃政权。‬‬‬‬‬‬‬‬‬‬‬‬‬‬‬‬‬‬‬‬‬‬‬

‬‬‬‬‬‬‬‬‬‬‬‬‬‬‬但是俄国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暴露了其无法带动生产资料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本质。今天的俄国资产阶级政权也非常不稳定。如果工人阶级开始运动起来，要推翻这个体制并不困难。然而，这也会随即提出党和领导的问题。‬‬

‬‬‬‬‬‬‬‬‬‬‬‬‬‬‬在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奇迹”（失业、贫穷、健康的倒退和饥饿）之后，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出决定。对俄国人民而言，资本主义复辟无疑是一场灾难。在我们看来，这场向资本主义的“冷性”过渡还没有彻底完成。1998年8月卢布贬值后“改革”措施的崩溃以及帝国主义的不安就表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的战略家们没有一个不在畏惧俄国再度发生革命。右翼杂志《经济学人》希望“俄国人民异常淡泊的民族性”能够继续“防止社会发生动荡”。但是这个每况愈下的情势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资产阶级似乎已完全不报希望。《经济学人》呻吟道：‬‬‬‬

“新的不幸不断堆积在旧的不幸之上。俄国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已经被摧毁了。俄国货币化经济规模还不到荷兰的一半。谋杀率居世界之冠。男性预期寿命已经降低至非洲的水准：平均寿命仅58岁。总人口正按每年八十万的速度减少。这个国家正逐步走向消亡。”‬‬‬

 ‬‬‬‬‬‬‬‬‬‬‬‬‬‬‬‬‬‬‬ 就像托洛茨基预测的那样，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将会是“一个衰败的政权”，“预示着对文明的侵蚀。”‬很显然，一切都无法保持原状。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就是一场灾难。《经济学人》继续道：‬‬‬‬

‬‬‬‬‬‬‬‬‬‬‬‬‬‬‬“事实上，（经济改革的）效果非常糟糕。亲西方的俄国政治家中最好的是政治上无能，最差的则是非常腐败。伴随着他们的失败，西方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后在俄国人民心中所获得的道德地位也跌落谷底。二十年来，俄国人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充满怀疑、那么愤世嫉俗。”

‬‬‬‬‬‬‬‬‬‬‬‬‬‬‬‬‬在这个窘境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主观因素——党和领导。俄国群众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反应本应表现为共产主义的快速回潮。如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之后简称俄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话，那俄国，即使在现在，将会处于新的十月革命的前夜。但是问题就在于此。政治上，大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失望，尤其是1998年8月经济崩盘以后，最初曾使得各个共产党（特别是俄共）的支持率增加。但是，俄共的领导们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距离非常遥远。他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面前一再退却，更希望保持自己杜马（国会）议员的特权，而不是立足群众。这导致了他们的支持度出现下滑。在撰写这篇文章之际，我们听到了俄共中央执委主席久加诺夫以及其他领导们已经和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就如何瓜分杜马下设委员会二达成共识。这要远比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的所作所为可恶。‬‬‬‬‬‬‬‬‬‬‬‬‬‬‬‬‬‬‬‬‬‬‬‬‬‬‬‬‬‬‬‬‬‬‬‬

‬‬‬‬‬‬‬‬‬‬‬‬‬‬‬‬无论如何，俄罗斯无法永远维持现在的局面。毫无疑问，各种事件正带领俄罗斯走向新的革命。如果这个经济危机不断的深化，这是无法避免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在某一阶段将会改变整个局势。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久加诺夫和其他俄共领导虽然不愿意，但是仍然可能被给予政权。而在经历过斯大林主义之后，俄国工人阶级不会再接受极权统治。各个共产党将会经历一系列的危机和分裂。这个过程也会催生出新的能够重建布尔什维克真正传统、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真正传统的力量。一个新的俄国革命也将改变整个世界，它的影响甚至会大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也非常之深。但是不同于俄国，中国的官僚们自上而下地控制着这个过程，以确保他们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他们正努力避免发生像俄国那样的危机，但是他们的目标跟俄国官僚是一样的。但是，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农村人口大规模地涌入城，以寻求工作机会。上百万的人找不到工作，上千万工人们在极其险恶的工作环境中求生，简直堪比沙皇时代的俄国工人们。这些情况，再加上东南亚市场的萎缩，正在酝酿着一场社会动荡。这也是正在发展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了如上世纪20和30年代一样的风雨年代。这将给工人阶级提供很多夺取政权的机会。而要抓住这些机会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骨干组织在发展中与传统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紧密结合。在此过程中，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的叛道

‬‬‬‬‬‬‬‬‬‬‬‬‬‬‬‬‬‬从苏联瓦解至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们仍然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从1989年起，有很多共产党领导们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但也有一部分直接叛逃至资产阶级阵营，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就这样加入了改良主义者的阵营，甚至是这个阵营中偏右的势力。英国民主左翼（the Democratic Left）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民主左翼是英国共产党解散后的剩余势力，约翰斯通也正式隶属于这个组织。他们目前声称有800名党员，比1991年减少了500人。英共在解散时有4600名党员，但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仍然在缴党费。1999年12月，民主左翼宣布解散，改组为新时代网络(‬New Times Network)‬。这甚至让约翰斯通都无法接受，他也因此“含恨”退党。‬‬‬‬‬‬‬‬‬‬‬‬‬‬‬‬‬‬‬‬‬‬‬‬‬‬‬

‬‬‬‬‬‬‬‬‬‬‬‬‬‬‬‬前民主左翼和新时代网络的领导们认为自己是“务实的”政治家，不需要任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意味着，他们是在政治上破产了的改良主义者，无耻地充当右翼工党领导“左翼”辩护人。最近被授予“荣誉勋爵”称号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教授以及已停刊的《今日马克斯主义》杂志的前编辑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新时代网络创办人之一尼娜·坦布尔（Nina Temple）这样说道： ‬‬‬

“我们希望这个网络能够让来自不同政党和没有政党背景的人们参与其中——自由民主党，激进的民主派，公民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绿党，等等等等。这包括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

因此，这个组织的章程中并不把社会主义列为一个目标。那他们用什么取而代之呢？社会主义被“管制全球资本主义”所替代。这并非他们的独创，即使索罗斯也在提倡这一“解决方式”！但这一解决方式的务实性，无异于试图把一只吃人的老虎训练为素食动物。当然，这些“务实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要如何实现他们所说的奇迹。

不过，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但却非常清楚自己不要什么：绝对不能重新回到国有计划经济的老路上。《新时代》杂志的一篇社论写道：“他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历史的钟摆绝不会从市场经济摆回社会公有制。这也绝不该发生。”他们的结论相当清楚：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他们赞许地引用布莱尔主义政客查理·里德彼特（Charlie Leadbeater）的言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控制并主导市场及社区的力量，并利用它们来实现创造和散布知识这一更加根本的目标。” ‬里德彼特也是一个转投阵营的前斯大林主义者，他成为了布莱尔的著名顾问和著名右翼智库Demos的合伙人。这些人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加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反动阵营。‬‬‬‬

前斯大林主义者们的行为赢得了右翼的大力赞扬。“民主左翼所提出的新的组织结构、目标以及价值观应该会帮助他们在如‘工会21’的串联成果上更加进步发展。”英国工会联合会总秘书长约翰·孟克斯（John Monks）赞赏道，“我很期待与这些本着为现代化的进步政策建立合作的精神、在政治上开放和包容的组织合作。”汤姆·索亚男爵（Tom Sawyer）也说：“新时代网络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

一个又一个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们最终走上了否认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而他们也通常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叛逃。前英共国际事务书记克里斯·马延特（Chris Myant）说，十月革命是“历史性的错误……其后果相当严重。”新时代在对于反动书籍《共产主义的黑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的书评中则更为夸张，接受了所有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论点。书评中写道：“《黑书》是一本语气基本理智、信息量很大的书。对那些会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错误、或者是‘必要的’的想法而倍感折磨的人们而言，这本书可能会是一剂良药。”

这篇书评的结论很好地总结了那些曾经坚持斯大林主义、现在却转投自由民主的小资产阶级学者的悲观主义思想：“对于许多对共产主义‘工程’投以希望的人们来说，比错误或罪行更可怕的是，或许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这句落井下石的评论，竟然出自与约翰斯通一样曾驳斥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们之口，充满了叛道的语调及绝望的哲学。历史终于对斯大林主义做出最残忍的报复。‬‬‬

而那些后来创建不列颠共产党的“强硬派”斯大林主义者也没有好到哪去。他们仍然对托洛茨基充满敌意，并坚称前斯大林主义政权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喉舌《晨星》仍然盲目地为苏联官僚的每一项罪行辩解。今年一月，《晨星》在《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晨星的前身）创报70周年之际刊登了编辑约翰·海列特(‬John Haylett)‬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诚实地评价历史，包括承认错误，而是粗糙地掩盖了事实。全文只字未提“社会法西斯主义”时期、莫斯科公审、1956年入侵匈牙利、或各国共产党对莫斯科指示的盲从。虽然不列颠共产党经常把“社会主义”、“进步主义”的政策放在嘴边，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政策却是彻头彻尾的改革主义，对工党以及工会中的左翼改良主义者可谓亦步亦趋。

民族主义的立场驱使他们捍卫“英国主权”，在“民主反垄断联盟”或“保卫国家民主人民阵线”等幌子下提倡阶级合作。他们虽然正确地反对北约，但是却紧跟“盗贼的厨房”（沿用列宁对国际联盟的形容）——联合国的脚步。联合国同样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但现在却被不列颠共产党错误地描述成“公正的”国际事务的仲裁者以及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看法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和纲领相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

托洛茨基主义与我们的未来

几十年以来，托洛茨基都被视为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不存在的人”。他被贬为反动派、法西斯主义者。他的著作被禁，而历史教科书中所有对他在俄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的描述都被删除。 1935年3月7日，俄共中央委员会下令苏联所有图书馆撤出托洛茨基的著作，这也是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审的序幕。之后，禁令甚至拓展到了所有驳斥托洛茨基的材料。《托洛茨基派：全民公敌（Trotskyists – Enemies of the People）》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帮派（Trotskyist-Bukharinist Bandits）》等书籍也被移除。甚至连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也因为书中有太多托洛茨基的引用，而被封禁。这项禁令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取消。俄国大众直到十年前才开始有机会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

过去，斯大林主义组织用一条血河隔离了托洛茨基主义。但是真理最终总会胜出。在那些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越来越多的前斯大林主义者开始被托洛茨基主义所吸引。著名的反纳粹间谍组织红色乐队的领袖利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他的回忆录中，特雷伯写道：‬‬

“所有没有站起来对抗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的人都有责任，都有集体责任。我也不是例外。但是当时是谁对此进行抗议？是谁站起来表达他的愤怒？ 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可以享有这一殊荣。他们忠实地追随他们最后因自己的坚持而被被冰斧刺杀的领袖，与斯大林主义斗争到死。只有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大清洗开始后，他们只能在冰雪荒原里，在被处决之前，发出他们反抗的声音。他们在集中营里的壮举令人肃然起敬，但他们的声音也只能在苔原中徘徊。

今天，托派们有权批判那些曾经为虎作伥的人。但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相比我们巨大的优势在于，他们拥有一个能取代斯大林主义的连贯一致的政治制度。这让他们在看着革命被背叛的郁闷中，还是有能够坚持的理念。这也是让他们从不‘认罪’，因为他们知道认罪并不会给党或社会主义带来任何贡献‬‬‬‬‬‬‬‬‬‬‬‬‬‬‬‬‬‬‬‬‬‬‬‬‬‬‬‬‬‬‬‬‬‬‬‬‬。”

现实正在剧烈地变化。不少基层共产党员们以前一直被灌输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多么美好的，现在正在积极地寻找能够解释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在寻找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的分析。托洛茨基的理念正在这个新浪潮中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

最近，对托派著作的正面评价开始出现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刊物中。本书的作者之一艾伦·伍兹也曾在西共年度会议中做过好几次演说。在意大利，托派在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中的影响日益增加。印尼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人民民主党（PRD）已将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列入推荐给党员的学习读物。在俄国，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基层党员们也开始对托洛茨基产生兴趣，这个趋势也必定会继续发展，因为社会局势的发展会表现为对政党领导层的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加。‬‬‬‬

在南非，南非共产党内部出现提议，要求学习一系列之前被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南非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建议：‬

“…在复兴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南非共产党必须让其党员以及更广泛的群众运动接触更多元的进步著作及理论，包括之前因为被视为‘异议者’而被打压的思想家们，如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罗莎·卢森堡‬‬‬‬‬‬‬‬‬‬‬‬‬‬‬‬‬‬‬‬‬‬‬‬‬‬‬‬‬‬‬‬‬‬‬‬‬。”

这个新的方针与斯大林主义的垮台以及新党员的涌入有直接的关系。1990年，南非共一半的中央委员宣布辞职。而与此同时，随着南非共成为合法政党，它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的新党员加入，这些新党员主要是青年。

因此，本书中所包含的讨论与当前局势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南非和其他国家，一场关于“二次革命论”（即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路线）的辩论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南非学生大会（SASCO）‬即将卸任的副会长大卫·马松多（‬David Masondo）认为，“‘第一阶段’的革命能解决民族问题，但这并不会彻底改变经济关系。而‘第二阶段’则被视为工人阶级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阶段”。他随后正确地指出：“这不是一个新的辩论，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之前的辩论‬‬‬‬‬‬‬‬‬‬‬‬‬‬‬‬‬‬‬‬‬‬‬‬‬‬‬‬‬‬‬‬‬‬‬‬‬‬‬。”

越来越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摒弃斯大林主义者的二次革命论，并开始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好奇。大卫·马松多继续道：“‘阶段’这个用词可能不太恰当。它有可能错误地让人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延迟。其实，民族问题以及阶级问题是辩证相连的……而民族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应该融合起来。”

更令人吃惊的事，南非共正在公开地辩论二段革命论的正确性，而且似乎已经摒弃了这一理论，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南非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清楚地指出：“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不能被延迟到社会转变的后期。这就是为什么南非共产党自1995年4月第九届代表大会以来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未来，从现在就开始建设！’的口号。”

时代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上面所提到的只是几个例子而已。老旧的斯大林主义丰碑己被彻底打碎。

在柏林墙倒下的时候，前英共总书记尼娜·坦布尔（Nina Temple）甚至在执行委员会中坦承：“托洛茨基主义这说对了，东欧这些政权并非社会主义。我认为，我们也早该说出这一点。” 共产党高层会说出这样的话，在过去是完全无法想像的！

世界各地正直的共产主义者们在渴求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清楚的分析。大家正深刻地检讨过去到底在哪里出了错。要真正吸取过去所有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且必要的阶段。这个过程也将会武装并增强马克思主义运动。而我们也希望能够充分参与到这些讨论中。我们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60周年之际再版这本书，希望能够帮助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解答关于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并清楚地说明这么久以来共产党员们无法接触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真正思想。

没有一丝的悲观，马克思主义者们怀着对未来前所未有的信心走进了新千年。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世界性的僵局。21世纪由厄瓜多尔人民推翻总统揭开序幕。这样的抗争会在世界各国接二连三地发生。苏联的瓦解是一个挫折，但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彻底溃败。长远看来，它可能只是一个更有决定性的过程——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序幕。俄国当前的危机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在我们面前展开，它将延续到未来的十年及以后。这将是历史上最为震荡的时期。工人阶级将会获得很多推翻资本主义的机会。共产党员们必将会成为关键的角色。但是这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他们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和政治路线武装和强化自己，为即将到来的剧变做好准备。新的一代背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齐心一致，重新建马克思主义建立成一个国际性的群众趋势。

1976年，蒙迪·约翰斯通在读完《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一书后，斥责：“这本书中吃力的狡辩在我看来是相当教条及狭隘的。”针对这一评论，我们留给读者们来判断。‬‬

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完全不是针对陈旧思想的无关紧要的辩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捍卫，这些思想和纲领也将是未来抗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本书特别希望能孤立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和青年们更深入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这些著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宝库，供新的一代可以深入地学习，为即将发生的巨变做准备。诚如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伦敦，2000年3月

作者们的话

这本书是对于蒙迪·约翰斯通在英国共青团《我思》刊物（第五期）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文章的回应。约翰斯通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历史和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今天工人运动中每个积极分子而言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等问题是不能用只字片语来回答的，因为将这些解答缩短为一两段文字不免会导致错误，甚至会造成错误解读。因此，我们认为这本书的长度是有必要的。

在本书中，我们尝试对约翰斯通的文章所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因此，我们是按照约翰斯通提出问题的顺序来回应他的论点。不过，这也意味着，在很多时候，讨论不但会涉及到逻辑和理论问题，而且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因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重复。但总体而言，针对重复出现的问题，我们基本做到在不同的部分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探讨。

比如，在不断革命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一国社会主义”等多个章节，我们对不断革命论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此类似，在很多问题上，为了保证政治讨论的清晰度，我们不得不在形式上做出一些牺牲。

同样，对于本书中的引用，我们也尽量避免只引用只言片语，因为这样容易导致篡改和歪曲。因此，本书中绝大多数的引用都完整摘录了原文中的整个论述，以完整地展现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涵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读者们阅读的难度，但却是防止被歪曲和篡改的必要措施。

约翰斯通已表明了他打算将这篇关于托洛茨基的文章分为三部份。探讨“托洛茨基的思想”的第一部分已经发表。而探讨“托洛茨基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二部分以及探讨“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的第三部分在笔者着笔之际还尚未发表。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我们非常欢迎约翰斯通同志所提出的挑战，也完全做好了逐条回应的准备。因此，我们只针对约翰斯通既有的论点做出回应，不会基于对约翰斯通未来将作出的论点而展开分析，比如我们不会提到中国革命或人民阵线政策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只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在举例和论证中提到这些议题。在未来的著作中，我们将对这些议题做出细致的分析。 

本书大量引用了列宁著作。其中一些著作因为较难、甚至无法获得，对共青团员们和工运人士而言将会比较陌生。

这本书大部分对列宁的引用都来自最近才完全出版的42卷的英文版列宁全集。任何的例外都会加以标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文版的列宁全集还是相当不完整的。俄文版的列宁全集长达54卷，收录了许多英文版没有收录的材料，比如列宁去世前与托洛茨基的一系列重要的书信来往。作为本书的补充，我们会另外再出版一本收录这些文献的小册子，来给英语读者们参考[1]。

艾伦·伍兹

泰德·格兰特

1969年10月

注释

[1]由艾伦·伍兹编辑的这本题为《被禁止发表的列宁书信》的小册子，作为附录二收录在本书第四版中。

第一章 导论

“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政治地位与角色的全面讨论早就该出现了。如果将其纳入到对俄罗斯的主要政策和事件，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评估中，将会产生广泛、深刻但是又复杂的指导性意见。”（我思，P. 2）

这就是蒙迪·约翰斯通给共产主义青年团杂志《我思》的读者许下的承诺。这一承诺一定会受到真正的共青团团员和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一定在思考，为什么如此重要的讨论一直没有出现；更准确一点来说，它迟来了四十多年。

甚至直到最近，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里讨论托洛斯基主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过去四十年里，对大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托洛斯基的著作是“禁书”，他们的质疑与疑问由他们的领导借由稳定的反托洛斯基潮流来回答，而这些回答则是基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歪曲历史。最近一次关于托洛斯基主义的讨论是贝蒂·里德（Betty Reid）四年前刊登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的一篇文章[1]，她宣称莫斯科公审只是一个给苏联历史学研究的事件！这样的材料并不能满足那些寻求真实解释与相关问题分析的共产党人。对这些同志，我们和约翰斯通同志都想说：

“我们希望……他们并不会满足于只是学习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的国际工人运动史，和论文与课堂上学到的片面的共产主义论述，并以此来炫耀。“（《我思》，P. 3）

和约翰斯通同志一样，我们也引用了列宁对俄罗斯共青团说的几句话，我们需要吸收“所有的人类知识……这和我们理解共产主义是一样的，共产主义也不是死记硬背出来的，而是你们自己仔细想过了的，这是从现代教育的角度得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

一场讨论首先预设了双方。约翰斯通同志号召他的对手来回应他的申论。我们将看到，他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及共青团的准备工作做到了哪种程度，当基本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组织里的普通成员来说也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他是否能让“彻底的讨论”进行下去。

表面上来看，蒙迪·约翰斯通研究这个主题的方法是非常合理和客观的。他非常痛苦的强调说他没有任何“苦衷”，只是他被夹在两个极端中间：

“如果依然从旧的出发点开始，从已经僵化了的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认知开始，那么这样的工作将会一无所获。我们需要的不是护教学或者鬼神学；为了获得平衡的估算，我们需要的是基于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批判方法与自我批判分析。”（《我思》，P. 2）

约翰斯通这一崇高的客观性论调的基础是这样的。既然他承诺不会“固守”斯大林的“老立场”，那为何他的对手还坚持捍卫托洛斯基的理论？这就是约翰斯通的论证的完美逻辑：既然现在没有人提倡杜林的“老立场”，那为什么要支持恩格斯的观点？没有人相信上帝在7天内创造了世界，那么为什么要让这种对爱因斯坦和达尔文的单方面“崇拜”持续下去？

事实上，约翰斯通以一种完全非马克思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固守”托洛斯基，斯大林或者任何个人的理念。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否仍然守护着马克思主义本身最基本的理念的问题，这些理念的提出是科学的，对它们的补充也是基于历史经验的，而其核心理念与列宁和托洛斯基的时代，甚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核心理念依然保持一致。约翰斯通同志所回避的这个基本问题，却是他所有论断的支撑，而这个基本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立场”是否适用于诸如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中的角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等基础性问题。这些基本的理念受到了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试图削弱这些理念的影响，修正它们，或将它们还原成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无能为力，而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卫了这些理念。借着“现代”“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伪装，蒙迪·约翰斯通试图将这些理念作为“托洛斯基主义”加以孤立，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概念割裂开，而他的这一做法则让他回到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老立场”上。

蒙迪·约翰斯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指控不值一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是基于严谨的诚实与真实性的，即便是在与辩论对手进行争论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斯基的辩论作品中，我们能发现最细致的精确引用。对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误引和歪曲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方法，用来引出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提升成员身份的政治层次，而不是为了赢的那些毫无价值的分数。他们不会用个人攻击来代替争论，但他们也并不会为了那个似是而非的“公正性”的光环而放弃将流氓描绘成一个流氓。

蒙迪·约翰斯通在他文章的第三页中写到：

“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个人攻击与暗讽并不存在于其中。”（作者的重点）

确实，我们找不到什么约翰斯通的同伙们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污蔑我们的痕迹，说我们是“托洛斯基－法西斯分子”、“政治堕落”或者“希特勒的代言人。”不过让我们来看看几个“超然客观”的例子：

“托洛斯基的作品令人赞叹，但却有很强的偏向性”、“虚张声势的辩论，用幻想（代替）对对手立场的冷静审视……”、“添加家长式的……”、“以旁观的角度进行攻击……”、“只能肤浅理解的推理……”、“一厢情愿和对革命用语的迷恋……”、“空泛的推论（而不是）均衡的检验……”、“托洛斯基专制的教条……，”等等等等。

相较于帕尔默·杜特（Palme Dutt），波利特（Pollitt），古兰（Gollan）和坎贝尔（Campbell）对于“托洛斯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平衡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约翰斯通同志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他的进步表现在替换了那些低劣甜腻的侮辱和有关回忆式的暗喻。

“个人崇拜”

“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粉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一些旧的党派习惯、态度和官僚的抵抗阻止了它，但是许多共产党都在这一方面发生了变化。”（我思，P. 2）

约翰斯通同志仅仅用几句话就“解释”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对于斯大林立场的态度的彻底转变，而斯大林的立场是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里拼命维护的立场，是终极与本质的信仰，他们也依此来区分共产主义者与“托洛斯基-法西斯主义者”。尽管他花了不少篇幅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俄国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确实受到了压迫，他却依然能愉悦的宣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一把魔法钥匙，打开了所有阻碍通向知识的门。

但是约翰斯通同志，请等一等，那么“基于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批判方法与自我批判分析”呢？列宁关于“人类知识的综合”与机械学习呢？苏共二十大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揭示了，在过去三十年，在整个历史时期，它所有的领导、所有最为信任的理论家以及它最有才华的记者，其立场不仅不正确，还严重危害了俄国和国际工人阶级。你要让共产党人不加反抗的接受它，整个消化它，还不能质疑？你确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所没有涉及的？确定这就是列宁五十年前所警告俄罗斯共青团的？

任何在思考的共产党人首先会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斯大林主义会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即便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会犯错……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犯这样的“错误”。这是骇人听闻的。这是需要揭示的。这必须得到解释。

但是蒙迪·约翰斯通并不准备做出解释。他反而让我们去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讲话。不过寻找莫斯科版本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讲话是在封闭会议上发表的，也从来没有在俄国发表过。约翰斯通想要引用这部现代马克思思想的杰作，而他引用的材料来自……曼彻斯特卫报！

那么，莫斯科发表的材料中所包括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到底是什么呢？是著名的“个人崇拜”“理论”。看起来似乎是在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波拿巴独裁者统治着，他将几百万劳工驱赶到西伯利亚，抹去了他们的存在，用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陷害消灭了整个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而这一切都是他个人的力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法多么拙劣的模仿！约翰斯通同志啊，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不是孩子，他们怎么还会相信童话，哪怕那些童话是从克林姆林宫或者国王大街编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会用个人的天赋或恶劣品质、“个性”或心血来潮来解释历史，它的分析是基于社会阶层与团体，他们的利益和相互联系的。个人能够将其意志强加到整个社会之上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曾指出，如果一个观点，哪怕它不正确，但只有它能被提出、得到支持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股力量，就说明它一定代表了部分社会的利益。如果约翰斯通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引用不仅仅只是文体上的游戏或者用词好看，那么我们坚持希望他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斯大林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只有他自己的吗？

我们已经说了，每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都会欢迎有关斯大林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的彻底辩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样感谢约翰斯通同志所做的贡献。分析最基本的社会过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托洛斯基和列宁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观点，然而如果只是华而不实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并不试图分析这最基本的社会过程，这算哪门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如果不解释历史过程，整个分析就是武断的，仅仅是一连串从列宁和托洛斯基著作中摘出来的孤立的引用，人为拼凑起来“证明”这一点或那一点的。当然，约翰斯通同志，这就是斯大林主义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质，而他们也在过去几十年里使用着这个方法来歪曲列宁原本适当的语句。这样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关联，倒是与——耶稣会——把持的方法紧密相连。

注释

[1]作者注：正当本书付梓出版时，我们发现里德夫人忙不迭地的又一次“创造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蒙迪·约翰斯通比较“公允”，她对托洛斯基主义的恶意比起前一次来说不遑多让，而在无知程度上则更上一层楼。

第二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一）

“当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将托洛茨基视为列宁的忠实战友，以及在列宁死後列宁主义的真正代言人时，我们有必要晓得他与列宁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只合作了不过六年之谱（1917-1923）”（《我思》，P. 4）

约翰斯通这类似算术的逻辑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但我们也必须了解这“六年”所代表的是些什么。包括十月革命在内，这段时期托洛茨基扮演的是“列宁的第二把交椅”的角色；俄国内战时，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直到1925年），并几乎从无到有的筹组了红军；参与了第三国际的建设，并于前五届的代表大会中撰写了重要的宣言，起草了无数的政要纲领； 战后的经济重建时期，他领导了支离破碎的苏联铁道系统的重建。而这些只是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短暂期间中的一小部分成就。

然而蒙迪·约翰斯通对这些“小事”无动于衷。对于托洛茨基於与1903-1917年约莫十三丶四年，身处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倒是兴致勃勃（毫无意外的）。约翰斯通看来并没有搞清楚一件事，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并不是建立於1903年，而是1912年。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是同一个政党下，即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翼。约翰斯通操弄着他那模棱两可的用字遣词丶在文字引源上对重要时间点的疏漏，将布尔什维克党硬是搬弄成”一个自1903年就发展完毕，并开始发挥历史作用的政党”，形同从宙斯头上蹦出来的密涅瓦。

约翰斯通同志在他的文章的第六页中谈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1912年的决裂时说:当时“布尔什维克派终于与孟什维克分裂并形成了独立的政党。”然而，约翰斯通在前一页是这样写的：

“他（托洛茨基）於1904年脱离了孟什维克，但是仍持续地投稿於孟派报纸，并不时在海外代表他们，尽管在形式上仍然在1917年之前处於两党之外。”（《我思》，P. 5，我们的重点） 

读者们想必会挠头困惑:托洛茨基如何才能在1904到1912年间都处于“形式上存在与’两党’之外”？看来我们是该探究这段历史，以揭露约翰斯通同志这奇异逻辑背后的种种原因。

“托洛茨基的这些攻击是基於他反对列宁试图建立一个稳定丶集中且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於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分裂成支持这个建党策略的布尔什维克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上的多数，以及诉求较为松散组织架构的孟什维克少数派时，托洛茨基支持了後者…”（《我思》，P. 4）

约翰斯通这段陈述，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严重扭曲。1903年位于伦敦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分裂，并不是像约翰斯通所言的，在“稳定丶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针上产生争议，而是在于党中枢的委任问题，在于党纲某一条文认知上的问题。直到经过了22次党内会议，各种相异性才浮现出来。在此之前，列宁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的“少数派”，没有在任何的政治与策略问题上有所争执。

“布尔什维克‘集中派’以及孟什维克’反集中派’因其相异性而完全分裂”，约翰斯通竟说出如此全然的弥天大谎，而这个论述其实源自为了对抗布尔什维克们，孟什维克们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所做出的各种诽谤。对于有所争议的党纲条文，列宁曾亲自表示：“为了与’孟什维克’派达成共识，我会亲自回应这项要求，因为我完全不认为这个歧异对于党来说是攸关存亡的大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为了党纲内一项小小条文葬送了自己！”[1]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当马尔托夫及其支持者们拒绝了参与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列宁写道：

“在仔细地考察了马尔托夫派在大会以后的行为——拒绝撰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正式请他们撰稿），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抵制的宣传之后，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狂妄的丶不是党员所应有的破坏党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只是由于他们不满意中央机关的人选，因为在客观上，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分道扬镳…”[2]

一而再丶再而三的，列宁所强调的是，他与马尔托夫少数派不是在于原则性上有分歧，也没有任何分歧严重到足以导致分裂。因而当普列汉诺夫加入了马尔托夫阵营时，列宁则写道：

“首先我要说，在我看来，文章的作者坚持要维护党的统一，避免新的分裂（特别是由于一些算不上严重的分歧造成的分裂），这是万分正确的。一般说来，特别是在目前，一个领导人号召大家和睦相处，温和谦让，是值得大大称赞的。”[3]

列宁在文中更是对开除部分派别的党籍表示反对，主张必须在开放的党内刊物让任何相异性坦诚相见：

“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小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让全党有可能来衡量分歧的深浅，判断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以及表现在哪一方的身上。”[4]

列宁对于解决党内分歧的态度一向如此：用富以弹性丶包容，更重要的是最诚实的意愿，来面对他的政敌们并进行讨论。不禁令人感叹的是，对于今日的“共产党”领袖们，同样的态度恐怕是怎样都谈不上的。

蒙迪·约翰斯通故意创造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分歧的“假象”来做出陈述。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首先引用《列宁选集》(早期斯大林主义下的版本)，在这仅十二卷的选集中，缺乏对于当时任何问题的材料。为何约翰斯通不引用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全集》呢？是超出了他们在伦敦国王街党部的预算呢？还是为了误导那些没有时间和机会，无法直接接触原文的英国共产党青年团团员们？约翰斯通同志在个人的任何著作中，为了挑捡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的”吉光片羽，”表现得像个煞费苦心丶不遗馀力的研究员。但，只消一眼，透过《列宁全集》中所有关于这些议题的著作，约翰斯通论述中的伪造本质就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在《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七卷）第474 页中读到：

“例如卢森堡同志说，我这本书透彻而又详尽地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观点。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丶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5]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在1903年并不是很明确，虽然有时候孟什维克派当时的发言可以被当作他们作为“温和派”，即与资产阶级建制和解的倾向。  因为许多事件的冲击下，这两个趋势才开始各自形成，但直到1912年前，是没有所谓的断点的。绝对不如约翰斯通所说的，这“著名的13丶14年”之间，这两个趋势已然是完全分离的政党。在1912年之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里，在为了在“原则上把党统一起来”这件事上，因而充满了不少重复这么做的意图。此外，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也不是约翰斯通所论述的只有在党的组织问题上，更涉及到之后的两派对俄国革命本质上的分析，并由此衍生出对政治基础上的质疑。

目前为止，约翰斯通试图要成立所谓的分歧，却还是与事实相去甚远。伴随他令人惊骇的自以为是，他居然还能叫板托洛茨基，攻击托洛茨基对列宁《怎么办？》这本书中的理论所做的批判，也就是单靠工人阶级本身，只能够发展出“工会意识（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而这种意识的需要是只在资本主义下做出对经济要求的斗争。约翰斯通如同众“共产党领袖”们，显然不晓得列宁自己否定了他早期对”经济主义派”[6]的夸张判断。后来，列宁谈及此事时解释道:“’经济主义者’们将棍子折到那一方，为了竖直这根棍子我们必须将其折到另外一方。”列宁的观点和斯大林主义主义者的理论也是差距甚远，即“工人阶级必须一致接受’知识份子’们随心所欲的指挥”这样的理论。

约翰斯通之所以将布尔什维克历史扭曲的意图又是什麽呢？在他之后的作品中，这个答案相当明显。约翰斯通妄想维持的，是斯大林主义瘟疫下所传染的“布尔什维克党自从1903年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群众政党”的迷思。这一妄想成立后，他就可以将托洛茨基改造成是个不群不党的份子，才华洋溢却毫无纪律。接着更进一步的做出最最主要的扭曲:“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外来丶异质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列宁主义的敌人。

确实，在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中，托洛茨基与列宁是互相对立的阵营。但同为事实的是，当时的未来的“爱国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是站在列宁一方的。其实，这些相异性让所有人都觉得讶异，包括列宁自己，一开始也无法体会这些相异性的意义。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要点是:如何将整个组织从一个小型的宣传刊物机关，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完全站得住脚。多年后，对自身的错误诚实以对并且毫不保留的托洛茨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对的。约翰斯通引用了这一自白，同时坚称托洛茨基向来是个毫无意愿承认任何过错的人。

但是约翰斯通对当时的描述是:只有托洛茨基误解了列宁的立场，这可说是一错再错。事实上，1903年与其后的争执，在俄国国内的党员看来，是毫无实质意义的吵闹，或是斯大林独家说法:“茶杯里的风波”。让我们引用一个经典桥段，来自约翰斯通也同样喜爱的著作——卢那察尔斯基的《革命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分裂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震慑我们。当时我们知道第二次党大会是为了见证针对工人志业派（经济主义）的斗争情况，但马尔托夫与列宁对立的过程丶普列汉诺夫在两派间摇摆不定...谁都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就为了党纲第一条，真的能就此导致分裂吗？还有编辑部的委任改组...海外的人怎么了？疯了不成？”[7]

从列宁在这个时期的书信看来，可以确定的是党内绝大多数并不了解为何要分裂，并反对分裂。65年后，只有约翰斯通对这些争议的原因清楚明白。因此在第二次党大会问题的分析上，他不是站在和列宁同样立场，而是超越列宁！约翰斯通以他那”去芜存菁”的《列宁选集》材料，居高临下的谴责了托洛茨基，直指他:

“巧妙地把孟丶布分裂从1903年移至1904年，从而让他自己看起来从来没有加入过孟什维克，并加诸他的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与列宁一致’”（《我思》，P. 5）

读者应该只需要阅读几行字就注意到，一开始约翰斯通就指出，从1904年到1917年，托洛茨基“形式上都还是存在于两党之外”。在1904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出现时，还只是一股趋势，而不是一个政党，而约翰斯通直接把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年”从1912年“一手篡改”成1904年! 也因此“一手篡改”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

托洛茨基为何说自己“在所有基础问题上都完全与列宁的主张相符”？约翰斯通他那”具高度选择性，片面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让读者们困惑不已。但困惑不是来自于托洛茨基，而是来自於约翰斯通的陈述，让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关系直观看上去，就是扭曲的，而这个扭曲完全是出自于约翰斯通同志之手。现在我们看到了，他蒙蔽了读者们认识布尔什维克及孟什维克之间真正在政治上的相异性，而引用的还是托洛茨基的说法。

约翰斯通对1903年伦敦第二次党大会的陈述，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是不值一提的。针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1903年就已经分裂成对立的政治趋势，他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就算是真的，那在党大会之后几个月，不断争取与孟什维克合作的列宁也犯了调和主义的滔天“托派大罪”。列宁直到至1904年底，才承认了党内有两个派别的事实，并在党内设置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重要的政治上的分歧是在于:用什么态度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但这点直到1904年才开始浮上台面。是因为这个政治性问题，而非党内对党纲的争吵，才将两股趋势引至不可逆的分裂，让孟什维克在1918年转而走上支持白军的路线。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与孟什维克于1904年做出决裂，而约翰斯通同志对此却默不作声。我们在本书的后续会看到，为何在这个问题上，约翰斯通会沉默不语。

注释

[1]《Vtoroy S’yezd RSDRP Protokoly》，莫斯科，1959，P. 275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八卷，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01.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八卷，第十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15.htm

[4]同上

[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九卷，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9/008.htm

[6]译者注：这个支持资产阶级的派别声称任何政治上的斗争人物必须交给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人士来领导，而工人阶级只能以提出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环境等经济上的问题来做斗争。

[7]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英文版，伦敦，1967，P. 36，目前无网上免费中文版，摘文译者自译

第三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二）

布尔什维克主义趋势，在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的1905革命的经验和基础下形成和成长。但蒙迪·约翰斯通却对於1903年伦敦党代表大会和1912年之间的 这一段历史只字不提。难道这段时间的俄国是寂静无声的吗？约翰斯通的沉默绝非偶然：他故意忽略了1905年的经验以及这之后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各种尝试， 这加深了他之前捏造的错误印象，误导读者们认为在这十三丶四年期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已经有着壁垒分明的对立状态。以及此时的托洛茨基是一直“站在党外的”。

1905年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到底在1905年革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此时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当时身为列宁左右手的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必须要指出：在1905-6 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中，托洛茨基当时虽然年轻，却毫无疑问的证明了他是最有准备的。相较於其他领袖，他最没有身为海外俄国人圈子内，就连当时的列宁都受影响的狭隘观点。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发动大规模政治抗争的意义。他在革命斗争中赢得了极大的声望，而此时连列宁和马尔托夫实质上都没有什么声望。普列汉诺夫则因为他亲近支持皇权的立宪民主党（Cadets）的倾向而声望重挫。当时唯有托洛茨基能够鹤立鸡群。”[1]

托洛茨基当时担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Petersburg Soviet Workers’ Deputies）主席，列宁称这些组织为“革命权力机构的雏形”。而此苏维埃大部分出版的宣言及方案都是由托洛茨基撰写，后来，他还同时担任了该苏维埃的报纸——《消息报》（Izvestia）——的编辑。然而，当时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错误的低估了苏维埃的重要性，因此并没有积极的参与该苏维埃的活动。流亡在瑞典的列宁曾致信布尔什维克刊物《新生报》（Novaya Zhizn），要求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活动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然而这封信并没有被刊登，一直到34年后才被公诸与世。

这个情况不断的在俄国革命的每个重要关键点上重演：俄国境内的党领导们在没有列宁的指导下惊慌失措，无法采取必要的大胆和果断的行动。

关于托洛茨基当时的政治立场和他与列宁的理念之间的关系，本书会在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讨论中加以描述。但当时问题主要集中于革命运动中对于资产阶级以及各种所谓“自由主义”政党的不同态度。而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于1904年与孟什维克决裂。如同列宁，托洛茨基对於丹丶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倡的阶级合作的行径嗤之以鼻， 并指出唯有工人及农民才能够将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1905 年，托洛茨基在广泛发行的《开端》（Nachalo）月刊上刊登了他对于革命的看法在，这些看法明显的倾向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路线大相径庭。因此，虽然第二次党大会中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依然存在激烈的争执，但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在革命路线问题的见解上完全相同。因此，托洛茨基的《开端》月刊和列宁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新生报》理所当然的团结一致，在双方都受到反动攻击时互相声援，支持，完全没有互相攻击。《新生报》用以下的方式来欢迎《开端》月刊的首次发行：

“《开端》月刊的第一期已经开始发行。我们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一期中对十月份的罢工的卓越描述更让此刊物大放异彩。”

卢那察尔斯基回忆道，当列宁得知了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取得的成功时，脸色虽然暗了一阵，但仍然说到：“托洛茨基杰出与劳苦的付出，为他赢得了理所当然的成功。”

革命的进展带来了要求统一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大呼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工人们并肩发起了共同的口号；过去敌对的委员会突然同意合并。终於，在列 宁重新隶属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下，统一的行动逐渐开始。托洛茨基在《开端》月刊中持续的要求统一，并试着置身于派系斗争之外。但此时他却因为他在苏维埃中扮演的角色而遭逮捕入狱，无法参加随后发起的斯德哥尔摩第四次全党（团结）代表大会。

这次的党大会于1906年5月召开，但当时革命的浪潮已经开始平息，孟什维克的斗争意志以及“左派”言论随之渐渐退却。普列汉诺夫此时已经开始抱怨群众的行动过于“操之过急”，并说出了他享誉天下的箴言：“他们不应该拿起武器。”在持续坚持革命和早已弃群众于不顾并适应了反动浪潮的两派之间，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这次党大会中的主要分歧为：

1. 农业问题
2.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
3. 对议会制度的问题
4. 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发言透露了充满恐惧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他谴责了列宁提出的动员农民来实现土地公有化的计划，他认为该计划“在（私有制）有可能复辟的情况下是危险的。”他更用以下的说词总结了孟什维克对于工人和农民夺取权力的看法：

“当我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时，夺权是必要的。可是现在的革命只有成为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所以我们有义务拒绝夺取权力。”[2]

这种论点跟孟什维克在1907年提出的论点是相同的： 这次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这次革命的工作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俄国当时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任何促成工人夺权的尝试都是冒险主义。工人们应该与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政党们建立联盟，并协助他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那列宁是如何回应普列汉诺夫的呢？他并没有尝试否认这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声称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独立的建立。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包括孟什维克丶列宁丶托洛茨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俄国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但是西方却富有着各项成熟的条件。” 这是相当基础的概念。 对於普列汉诺夫阴暗的对于“复辟的可能性”的警告，列宁解释道：

“如果我们所说的是防止复辟的真正的丶完全切合实际的经济保证，即能够创造防止复辟的经济条件的保证，那么应该说：防止复辟的唯一保证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真正的丶名副其实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怎样解决问题（地方公有丶分配土地等），复辟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3]

因此，列宁从一开始就将俄国革命设想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他将俄国革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做了息息相关的连结，并认识到没有世界革命，俄国革命必然会臣服于内部反动力量之下：

“我想这样来表述这个论点：俄国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如资本家丶地主丶金融资产阶级等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后备军。”[4]

我们完整的引用了列宁的这一番话来消除任何误解的可能，并防止约翰斯通指控我们引用了托洛茨基，而非列宁。对於约翰斯通的读者来说，列宁在此阐述的无庸置疑的是“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不但否定了俄国独自“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更强调只要西方没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也无法保住。他“低估了农民的角色”，因为他意识到小业主们作为复辟的中流砥柱，必然在民主革命后反咬无产阶级。

然而，列宁并没有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著作中取得这些想法，他其实从来没有读过这些著作，而在党代表大会的同时托洛茨基自己也身陷牢狱。列宁所表述的理念正是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最基础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理。列宁抵御了“博学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孟什维克在1906年骂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主义。”而蒙迪·约翰斯通则在1968年写道：“这不是列宁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先生们，你们想怎么称呼这个理念都可以，对於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个东西的精髓是不会因为名称的变动而改变的。 

为了回应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应该吓跑那些“进步的”资产阶级盟友的说法，列宁说道：

“孟什维克的基本错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孟什维克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自觉地趋向妥协。”[5]

这是列宁与孟什维克在接下来的期间斗争的关键点：有必要防止革命工人的运动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形成纠缠的同盟；必须坚持认同劳动阶级为唯一可以贯彻革命的阶级，以及唯一能够推翻沙皇并在必要时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

 “防止复辟唯一相对的保证只有尽可能的坚决的进行革命，必须由革命的阶级直接进行革命，尽可能少让中间分子丶妥协分子和各种调和分子插手，必须将革命真正进行到底。”[6]

列宁随后批评了孟什维克对议会的迷信， 即他们毫无思考的和过于乐观的看法高估了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运用议会的可能性。他毫不留情的批评了普列汉诺夫放弃武装斗争这懦弱的主张。对于这些议题的分歧才是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主要原因。不是组织结构的问题，或者针对“集中制”的问题，而是在革命或改良，阶级合作或依赖革命群众之间的选择。 然而对于这些史实，蒙迪·约翰斯通却只字不提。这不免让读者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可以大度的认为约翰斯通急躁的想要描述1910-1916年这段更为“精彩 的时期。” 毕竟，无论如何，“十三，四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忽略个五，六年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这五，六年的发展跟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做出的种种指控“毫无关联。”

反动时期

斯托雷平（Stolypin）于1907年开始的反动潮流带来了俄国境内革命运动的极度艰困时期，并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催生了更多分歧。党的各种合法运动完全被列宁誉为 “欧洲最反动的选举法”束缚。而非法的组织运行，即所谓的“地下运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便抗衡俄国当局所强加的限制。然而，一部分的孟什维克开始 倾向于逐渐迁就反动的要求，回避非法行动以便舒服的在议会中找到生存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取消主义（Liquidationist）争议”的基础，这在党内造成了新的分裂。

在1907年伦敦党代表大会中，托洛茨基首次有了在全党面前阐述他对革命看法的机会。他对于如何面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发言，虽然只有短短15分钟，却被列宁评论了两次，着重的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尤其是他提出的形成左翼联盟来反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提案。“在我看来，”列宁评论道，“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断革命”的问题不谈，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是一致的。”[7]

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列宁当时还没有准备完全同意。而我们之后会探讨到这个问题。但是在基础上对于当下革命任务的看法，两人有着完全的共识。 对于列宁与托洛茨基两人在这个时候立场的不同，我们会稍后再处理。但是，这些歧见对于列宁来说是次要的，这充分的在后来托洛茨基发动对于面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修订案中得到了展现。列宁反对这项修正案，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此案是错误的，而是觉的托洛茨基的修正案并没有对原案进行任何补充：“我们必须承认，”他说道， “托洛茨基的修正案并不是孟什维克，而表示了与布尔什维克一样的理念。”[8]

但是，虽然他与列宁在对于当下革命任务的分析是完全相同的，托洛茨基仍然无谓的尝试着游走与两个敌对阵营之间以防止党的分裂。“如果你们觉得分裂是无可避免的，”他在党大会中说道，“那至少等到重大事件发生后（再做决定），不要让这些议案就分裂你们。不要在事件发生前就急于分裂。”[9]

在 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当时的托洛茨基认为新一波的革命浪潮将会把孟什维克内最好的人才，尤其是马尔托夫，推向左派。托洛茨基的主要目标是在当下的艰困时期中维持马克思主义势力的团结，并防止分裂和对革命士气的冲击。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原意，也是因为如此让当时的托洛茨基无法加入布尔什维克。对此，列宁评论道：

“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所表现出来的调和主义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惟独他一个人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

这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1917年之前辩论的关键；既不是关于“低估农民阶级”，也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调和主义的不同见解。

托洛茨基这时的错误在于过度强调孟什维克里“中间派系（半革命性的）”趋势的重要性。他当时想像着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能够重新在马克思主义下团结，并清理党内的“极右”和“极左”份子，即开除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布尔什维克“抵制派（Otzovists）”。他并不像列宁一样的了解：任何一致性必须要先在完全与任何机会主义趋势断绝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在革命处于困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势力的维持并不是确保一个抽象的“一致性”，而是有系统性的教育革命干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孟什维克组织的松散以及他们在反动时期间的惊慌失措都是他们毫无观点的结果。另一方面，列宁对于建立一个“稳定，集中和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呼吁源自于训练和教育一支不被低下士气和机会主义者的犬儒主义影响的革命前锋的绝对需要。

后来，托洛茨基了解了他之前的错误，并彻底地承认了列宁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主义者们依然持续的形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辩论为派系斗争，并引用双方在此辩论中撰写的尖锐文章，试图切割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理念整体上的关系。托洛茨基当时是犯下了错误，但他的错误不外乎是诚实的，从革命的利益上出发的。因此列宁也毫不意外地认识到调和主义是“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而这些前提既有革命性的，也有机会主义性的。列宁自己有时也高估了与孟什维克统一的可能性而“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09年他邀请了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支持党的”孟什维克成立联盟。卢那察尔斯基也表示，直至1917年，列宁仍然“想像着一个与马尔托夫共同成立的联盟将会是多么的有价值。”后来事件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错误。但这些真诚革命家所犯下的错误，远不及半世纪后的这些“事后诸葛亮”们，踌躇满志的在自己书房内用文笔来重演历史，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一方。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

“在1907至1914年之间的几年，却是托洛茨基的生命中唯独没有政治成就的几年…托洛茨基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革命成就可归功于他自己。而在这几年中，列宁在他的 追随者的协助下锻造了他的党，如季诺维也夫丶加米涅夫丶布哈林以及后来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长了才干，使他们在1917年能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10]

  这段约翰斯通从艾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书中引用的话完全的展现了作者的庸俗。对於季诺维也夫（Zinoviev）丶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在1917年的“领导作用”，我们将会在其他篇章中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对武装起义的主张投下了反对票，而列宁也谴责他们为应该被开除党籍的“破坏罢工份子”！但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话中提到的时期。

多伊彻所提到的“没有政治成就”是正确的，但这不只是托洛茨基着一个人，而是整个革命运动在这个反动时期都没有成果。那么这个时候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被影响到的呢？反动时期的开始造成了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分裂，列宁发现分裂后他只能孤军奋战。大部分的布尔什维克持有着“极左”态度，并拒绝承认当时的革命运动是在撤退的状态。这个处于和孟什维克取消派极端另一方的立场被称之为“抵制派”，即教条性的拒绝参与任何选举和议会活动。列宁的亲近战友们，如克拉辛（Krassin），波格丹诺夫（Bogdanov），和卢那察尔斯基，都移动到了“左派”的一方。波丶卢两人当时的决定是因为受到了哲学神秘主义的影响，展现了反动时期在革命派系中造成的绝望感。

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看似永无止境的派系斗争造成了以调和主义为形式的反应，而托洛茨基也成为这个反应的主要发言人。各个派系内都有支持调和主义的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托洛茨基在1910年成功的斡旋并让所有派系领袖同居一堂并企图以驱逐清盘派和抵制派来保全党的团结。

“他（托洛茨基）当时在这场会议上达成的唯一成就是取消派被驱逐出党，“前进派 （抵制派）”也差点被开除出党籍，甚至暂时，微弱的削弱了马尔托夫派和列宁派之间的间隙。”[11]

托洛茨基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党内团结的问题有这种看法的。罗莎·卢森堡在1911年夏季曾写道：

“挽救统一的唯一的道路，是召开由俄国派出来的人的会议，因为在俄国境内的人都希望和平与统一，他们是使侨居国外的好斗的公鸡们恢复理智的唯一力量。”[12]

这份对于俄国境内党员情绪的描述是毫无意外的。在这整段“十三，四”年间，俄国境内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认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是不方便和不必须的，是境外俄侨恶毒斗争造成的气氛下的结果。约翰斯通和多伊彻把当时布尔什维克营造成一个同心齐力，团结在列宁背后稳步迈向十月革命政党的印象，是对历史的嘲弄。

列宁自己也从很早的时期就在书信中抱怨所谓的“委员会份子”，即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的狭隘观点。他的抱怨在1910-14年间逐渐演变成了对自己俄国境内“支持者们”行为的一系列愤怒抗议。当时身处布尔什维克主义边缘的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在他与列宁的通信中哀叹的写到“俄国工人开始对领袖之间的争吵产生反感。”在一位身处高加索地区的布尔什维支持者寄给莫斯科同志们的书信中，也清楚的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份子”对于境外党员争议的态度：

“对于我们所听说的在境外的‘各种小题大做所产生的风波’，也就是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以及另一方面的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一派。据我所知，工人们对前者是持有正面看法的。但是整体上来说工人们已经开始厌烦境外俄国人。我觉得最好的策略是让他们（境外俄国人）尽情的龙争虎斗，而让关切运动利益的我们继续工作，其余的部分就会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这些被沙皇警察拦截下的一番话正是出自于一位“高加索人索索”，也就是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本人！

在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家中，对于理论辩论和“境外人争吵”的排斥态度颇为严重，也因此引发了列宁对此的激烈抗议，如他在一封于1912年四月寄给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史班达尔言（Spandaryan）和斯塔索娃（Stasova）的一 封信中指出：“不要对国外取消派（清盘派）的行径掉以轻心。有人对取消派不屑一顾，或‘一骂了之’，那就大错特错了。”[13]

斯大林丶奥尔忠尼启则，以及其他“务实派的”布尔什维克庸俗的调和主义，并非来自于机会主义或对于革命团结的期盼，而是对于相关的更大问题的无知。

而在1912年俄国境内工人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势力和党内调和主义打了一剂强心针，新开办的《真理报》（Pravda）正好反映了这样的氛围。

正当列宁全力以赴的试图将党内的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潮流做永久的切割之际，“取消主义”一词也在《真理报》的篇章中消失。列宁撰写的文章在被严重扭曲后刊登，任何对于取消派的批评也被略去，甚至完全消失。列宁和真理报的通信切实地刻画出了当时俄国境内的情况：“委员会份子”没有了列宁的指导，又一次脱离了正确轨道。在一封于1912年十月寄出的信件中，列宁气急败坏的斥责真理报对于揭发取消派的失败。他写道：

“如果真理报不及时说明这一切，它就要承担（在工人运动中）造成混乱和分裂的罪责…在激烈斗争的时刻，《涅瓦明星报》（Nevskaya Zvezda，布尔什维克报纸）一封信和一个声明也没有就停办了，编委会交换意见完全终止，政治撰稿人一无所知…我不得不对这种现象提出强烈的抗议，不得不解脱自己将造成今后长期无休止纷争的不正常状况的责任。”[14]

在1912年举办的选举期间，列宁致信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真理报》编辑部：

“真理报现在在选举期间的表现倒像是个无精打采的老处女。真理报不善于战斗。它不进攻，不追击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份子。”[15]

调和主义的疾病当然不仅仅侵害了《真理报》。在1912年的选举内，六位布尔什维克代表从工人法庭中胜选。当时人在波兰的列宁警告了这六个人千万不要被孟什维克代表影响：

“如果我们这边的六个人都是从工人法庭中选出的，那他们绝不能在一群‘西伯利亚人（知识份子，孟什维克）’面前忍气吞声。如果他们被霸道的镇压，这六个人必须清楚的表示抗议…”

然而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却和“西伯利亚人”们结成了一个“统一派系”，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要求整个社会民主势力的团结以及《真理报》和取消派刊物 《光》（Luch）合并。四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和高尔基一起宣称他们将成为 《光》的合作者。

列宁虽然愤愤不平，但他当时的抗议却完全被忽视了。最后，忍无可忍的列宁终于放出狠话：

“（《真理报》的）编辑部寄给我们一封既愚蠢又无耻的信件。我们不会予以回复。他们必须要被开除…没有任何计划重整真理报编辑部的消息让我们感到相当的不安…不只是重整，更进一步的是，我们绝对有必要完全开除所有的守旧派。”

再者：

“…我们必须在真理报编辑部内置入我们自己人，并把现在的这些人踢走。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这些人完全不呼吁一个从下到上的团结，是愚蠢且可耻的…这帮人还能被称呼为编辑吗？这些家伙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团肮脏的抹布，弄脏了我们的事业。”

列宁的这些措辞，不是用来攻击托洛茨基或者孟什维克的，而是他自己阵营内向孟什维克倒戈的集团，他自己创立的报纸的编辑部！此时的列宁正努力的建立一个“稳定，集中且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时常被迫攻击他自己辛苦建立的组织。

1917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们

在一段相当长的，比十三丶四年更长的时间内，列宁不断地尝试着教育一整代的领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干部中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方针及政见。他更注重于强调工人运动必须不能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污染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在组织上有必要完全的独立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以及也有必要独立于那些企图把运动收归到资产阶级旗下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宁的观点的正确性在1917年孟什维克们纷纷叛逃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的事实中得到了证实。

那，当时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也就是加米涅夫丶季诺维也夫丶斯大林，以及列宁其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们”，在1917年是持有着什么样的立场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主张支持克伦斯基政府丶与孟什维克团结丶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迎合鄙俗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在列宁长期苦心试图教育的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通过了事件的考验。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建立的党的领袖们，受过抗争的冶炼，从1903年开始就持有者正确的路线，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叛逃至机会主义的一方呢？读者不会从蒙 迪·约翰斯通的文章中找到解答，徒有更多的疑惑。我们这位“公平的”丶“科学的”史学家对这个历史事件完全不知情！从二月到十月之间的过渡很显然的是布尔什维克轻而易举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调里“突然转换”到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皇权被推翻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而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後，列宁动员了布尔什维克党来进行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将政权交给无产者和贫农手中，并将俄国抽离出帝国主义战争。”（《我思》，P. 11，我们的重点）

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列宁于1917年四月抵达俄国之前，持有着什么样的立场呢？完全与列宁在一战期间教导的理念背道而驰。当时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领导的真理报编辑部主张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在两军对峙之际，”加米涅夫写道，“建议其中一方放下武器而回家是最愚蠢的政策。这不是建立和平，反而是建立奴役的策略，是会被自由的人民拒绝的。”[16]

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政策居然在革命前夕竟然被党中央机构宣布为“最糊涂的政策”和“建立奴役的政策”！《真理报》编辑部又在别处宣称：

“我们的口号不是毫无意义的‘拒绝战争！‘我们的口号是向临时政府施压（！）并令其（！）呼吁所有参战国家的立即谈判…在此之前所有的士兵都应留在他们的岗位上。”[17]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走的是最轻松的路线：只要临时政府还“于反动势力作斗争”，就支持临时政府。只在口头上喊着“向着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前进!”的空话。这种将建立社会主义列为遥远未来的工作，而将向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妥协视为“当务之急”的习惯，对当今的各个共产党领袖们来说当然不是新鲜事。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路线正是诚如人民阵线政策，以及“英国前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是“列宁主义”的精髓！这根本就是孟什维克的政策，而“老布尔什维克们”也落入了这一圈套。

在布尔什维克所有的领袖都支持临时政府的情况下，列宁又如何的“为了革命的第二阶段而动员布尔什维克”呢？约翰斯通同志很显然的急着想要陈述这个精彩的“动员”而完全略过了上述的发展。但是，为了严谨的对待历史，我们将会为他补上这些细节。

在境外的列宁着急的目睹着党内的这些发展。他不断向彼得格勒方面写信要求同志们与资产阶级和护国主义的政策划清界限。三月六日，他从斯德哥尔摩发了这封电报：

“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

三月17日，列宁写道：

“如果我们的政党参与了这场骗局，那它会永远的活在耻辱下，这是政治性的自杀…我宁可选择与党内的任何人分裂，也不会向社会爱国主义投降。”

列宁的这些话很明显的是在警惕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但是两人仍然坚持己见，而党内基层激进的工人们也因为领袖的妥协而纷纷退党。後后，列宁在抵达俄国後后马上与“老布尔什维克”们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派系斗争。在1917年四月，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中，列宁愤怒的谈到了受妥协主义气氛感染的领袖们：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战争的态度问题。读一读关与俄国的报导，再看一看这里的实际情况，就会看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护国主义占上风，社会主义的叛徒占上风，群众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在新政府仍然是帝国主义政府的条件下，在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甚至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也有轻信政府的。这只能用革命的狂热来解释。这是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同志们，你们对政府就抱着轻信态度。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走不到一起。我宁愿处与少数…

《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兼并。要求资本家政府放弃兼并，这是荒谬的，是肆意嘲弄……

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简直是弥天大谎，对此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整个……是承认错误的时候了。贺词丶决议都已经够多了，是动手干的时候了。”[18]

关于孟什维克对于苏维埃作出的宣言“致全世界人民”，真理报将其誉为“苏维埃代表之中不同趋势的意识性和解”，而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也嘱咐布尔什维克代表们为其投下赞成票，列宁说道：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号召书中，没有一个渗透阶级意识的字眼。全部是空话！危害一切革命的唯一东西，就是空话，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曲意逢迎。整个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要受革命空话的影响，特别是在这种空话大为流行的时候。”[19]

约翰斯通同志，请问列宁到底在斥责哪些臣服于“革命空话”的人呢？难道是当时人根本不在俄国的托洛茨基吗？不是的，约翰斯通同志。列宁痛骂的正是你所言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那些在1917年“在党内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忠心“列宁主义者”们！会议前三天，斯大林公开支持接受孟什维克党员策烈铁里（Irakli Tsereteli）联合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提议。他的理由是：既然两党都认同了苏维埃号召书中的主张，那两党就没有原则上的不同。对此，列宁间接提出了鲜明的警告：

“听说俄国有联合的趋势，即护国派联合。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我认为，宁可像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那样单枪匹马，1个对110个。”[20]

“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丶“欺骗了群众”丶“荒谬的”丶“肆意嘲弄”丶“弥天大谎”。为了“动员布尔什维克党”来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必须诉诸这样的措辞！在列宁火力全开的责骂后，斯大林退出了公共辩论的舞台，悄悄的移动到列宁的一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则一直到十月前仍然坚持己见，并在决定是否发动革命的党代表大会中投下了反对票，甚至为了阻止革命而奔走于党内外。这就是“老布尔什维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甚至气急败坏的要求开除这些人的党籍。

蒙迪·约翰斯通攻击了托洛茨基1917年之前的调和主义，但却不提斯大林和他的同伙们直到十月革命几个月前，正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间的不同（革命和反革命）都应该要以最突显的方式表达时，都还很明显的支持调和主义，支持与孟什维克合并。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解释道，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是失败的，但是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们都是真心诚意的革命家。他们当时犯下了一个基础性的错误，而如 果不是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即时制止，将会引领运动走向灾难。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俄国革命就不会在1917年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或是科尼洛夫反动：这是列宁在1917年提出的面对俄国的两条道路。如果当时没有声望很高的列宁不辞劳苦的纠正这些问题，那社会主义运动想必会败于反动势力的铁拳之下。

虽然如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懦弱和妥协而被审判，没有被指控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的间谍”，没有被虐待至招认假罪，没有被处决。在布尔什维克主 的传统，也就是一个包容，有分寸的传统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但没有被开除党籍，甚至还当选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承担了最大的职责。而他们之后也不是完全都是对的，甚至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但是就算是“老布尔什维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也无法跟之后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及其全世界的支持者的罪行和对革命的背叛相比。斯大林主义极权传统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之间是由一条血河隔开的。

在1917年的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

我们看到了约翰斯通是如何地引用了对托洛茨基“相当有同情心但也极度客观的传记作家”艾萨克·多依彻。约翰斯通经常求助于多依彻的著作，一来闪躲了直接引用托洛茨基著作的痛苦经验，二来也让他能够找到关于托洛茨基人格和心理状态等等的一些琐碎无聊的细节，利用这些来装饰他对托洛茨基的“分析”，并理直气壮的呈现如此：

“事实上，虽然托洛茨基於1917年7月为了（？）即将发生（？）的十月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在革命中扮演着出众的角色（？？），我们在托洛茨基这十四年的人生里...完全无法在非革命时期为建立一个稠密组织的任务奉献，无法融入并准备接受组织的共同领导和纪律。这样的表现将会在革命风暴平息後再次浮上台面。”（《我思》，P. 7）

约翰斯通企图将托洛茨基描述成一个革命煽动家，一个被“革命风暴”鼓舞的“出色的演说家”丶不错的鼓动者，但始终还是一个士气随着革命落幕而消沈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约翰斯通的这番话真是一件相当不赖的印象派文字绘画。而如同所有的印象派艺术，你只能在一段距离外眯着眼睛才能欣赏到它的美。

我们则首先要问问约翰斯通同志，这位“出色的演说家”怎么可能“为了”一个还没发生的事件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呢？显然的，蒙迪·约翰斯通实在很想要将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日期换到十月革命之后（“诡计的”）。然而我们这位原则端正的同志也做不出如此扭曲历史的事来，他也因此心不甘情不愿的断言托洛茨基是“为了即将发生的十月革命”而入党！

但是还有一个困难的小细节，也就是蒙迪·约翰斯通所说的在实现这个“即将发生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所扮演的“出众角色”。实际上，托洛茨基并不是在约翰斯通所暗指的革命高潮，即将夺权的时刻才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反而是在整个党所面对的“七月危机”，当列宁必须出逃和不少党员被捕入狱时加入的。

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呢？首先，最大的原因是两者之间没有政治上的分歧。托洛茨基于1917年三月在美国撰写的文章与列宁同时在瑞士写的“远方来的信件”中阐述的理念吻合。这些吻合难道只是巧合吗，约翰斯通同志？从你片面的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过去的争论的陈述，我们无法做出其他的结 论。但是，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时期所扮演的可悲角色呢？这些人正是以你所言在之前成功的“融入了并接受组织的集体领导”。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只是意外吗？列宁在他1923年对党代表大会的致信内说这不是意外的。而且，约翰斯通同志，在列宁反抗“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动摇的过程中，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正是托洛茨基。

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的建设就是为了成功的执行革命才存在的。而理论，革命家，和政党都会在“革命的风暴”之中，也就是受到其他阶级强大压力之下，受到尖锐的考验。而“老布尔什维克”们之所以无法通过这项考验而在革命的风暴中绝望的动摇的原因，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没有吸收和了解列宁的方针和理念，也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理念。

“老布尔什维克”们在革命前的这段时期内，为了自己能够“融入组织”而自满，腼腆的尾随列宁，并机械性的重复着他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咒语。 结果是在面临决定性的时刻时，当有必要面临巨大的变动时，他们犹豫了，变得“晕头转向”，从而反对列宁，落到了孟什维克主义的阵营。反观从不同出发点开始的托洛茨基，却不约而同地与列宁做出同样的结论。从那个时刻开始，所有过去的纠葛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在列宁死后才又被斯大林主义者拿出来炒作，以便将托洛茨基驱逐出领导职位。

从托洛茨基在1917年五月抵达彼得格勒的那一刻起，他所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对此回忆道：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当时并不是正式的党员，但是事实上他从美国抵达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党内工作。在他第一次在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后，我们都将他视为党的领袖之一。”[21]

对于过去的纠纷，拉斯柯尼科夫写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纠纷和分歧已经完全消失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策略路线上不存在任何分歧。这个现象在战争期间就可以观察到，在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后更加明确了。从他第一次演说开始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觉得他跟我们是一伙的。”[22]

托洛茨基没有马上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原因，并不是出于任何的政治上的分歧（他有在与列宁和其他同志谈话后立即表示想要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意愿），而是他希望能够赢得由4000名彼得格勒工人以及诸多重要左翼领袖如乌里茨基（Uritsky)丶越飞（Joffe）丶卢那察尔斯基丶梁赞诺夫（Ryazanov）丶沃洛达斯基（Volodarsky）及其他以后成为重要布尔什维克领袖所组成的“区联派（Mezhrayontsi）”的支持。对于这个组织，在一个革命后出版的列宁的笔记中指出：

“在对于战争的问题上，区联派持有这一个国际主义的主张，而他们的策略也和布尔什维克相近。”[23]

在一个于六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大会里，当时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主导下，卡尔（E.H. Carr）观察到：

“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隶属于十名‘统一社会民主派’成员，并在为时三星期的党代表大会中坚定的支持布尔什维克。”

在部分党领袖反对的情况下，为了加快区际组织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步骤，托洛茨基将下列的声明致信给《真理报》：

 “我的意见认为；现时，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中间，无论原则上或策略上，都毫无不同之点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替这两个组织分立存在作辩护了。”[24]

在这段艰困又危险的时期，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临时政府，我们认为有全篇引用的价值，因为这封信的内容能够完全的反映出托洛茨基在1917年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

“各位公民部长们：

今天我得知由于在七月16-17日发生的事件[25]，你们颁布了一道拘捕列宁丶季诺维也夫丶和加米涅夫的通缉令，此令并没有包括我在内。因此，我希望能够告知你们下列的事实：

（1） 我同意列宁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主要理论，并在前进报（Vpered）中以及我自己公开演说里主张相同的理论。

（2） 我对于在七月16-17发生的事件的态度与他们是一致的。
（a） 加米涅夫丶季诺维也夫，和我首先在于七月16日召开的各行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得知了机关枪部队以及其他武装团体的提案。我们听完后立即试图劝阻其他士兵离开兵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络了布尔什维克，而我则通知了我所隶属的“区际组织”。
（b）然而，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士兵们的武装抗议行动仍然发生了，我和我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在塔夫利宫前做了多次的演说，并在群众中推动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要口号，但是我们同时也恳求所有参与的士兵和公民们以和平和有秩序的方式回到他们的军营及家中。
（c） 在七月16-17日晚间于塔夫利宫内，部分布尔什维克以及市区团体召开了一场会议。其中我支持了加米涅夫要求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防止同样抗议行动于七月 17再度发生的提议。当下，我们从一些不同市区来的煽动者们口中得知了工人和士兵都已经决定再度发起行动，而在政府危机解决之前制止群众抗议是不可能的。 所有在场的代表都同意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尽量将抗议行动引导向和平的气氛，并恳求所有参与者将他们的枪枝留在家里。
（d）七月17日那天我都是留在塔夫利宫的。我和我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只一次的敦促群众遵循我们上述的对于抗议行动的要求。

（3） 虽然我和真理报没有实质上的关系，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政治上的不同，而是由于我们各自政治团体上的一些情况，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4） 对于部分媒体希望引导大众相信我和布尔什维克党是“毫无关系”的尝试，就如同有人说我请求警方保护我免受“群众的暴力”或其他类似出自于同样媒体的谣言一样，都是无稽之谈。

基于我列的事实，你们很显然的无法逻辑性的将我排除于包括了列宁丶季诺维也夫，以及加米涅夫的拘捕名单之外。[26]
你们也可以毫无疑问的认识到我和上述的同志们一样都是坚定的反政府革命家。不把我加到拘捕名单内只会凸显对于列宁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攻击背后的反革命高压。”[27]

在这段时期中，托洛茨基在数十次场合中表示了他认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在最艰困的时期，当党被逼至地下，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迫潜逃至芬兰，当加米涅夫 被逮捕入狱而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时，托洛茨基公开的保卫了他们，并认同了他们的立场。蒙迪·约翰斯通对这些完全知情，却故意安静的忽略这段历史， 只恍惚地说到：

“看来，‘骄傲自大’的托洛茨基在此刻真心的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被“去布尔什维克化”了，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我思》，P. 14）

“去布尔什维克”一词并非出自于托洛茨基，而是出自于“中立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依彻；“骄傲自大”的形容则出自于卢那察尔斯基的“革命剪影”书中，全段如下：

“托洛茨基这个人是满身带刺且霸道的。然而，在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对于列宁的态度则是感人且温驯的恭敬。他以一个只有真正伟大的人才具备的谦卑来认同了列宁的首要地位。”

而在第43页中，卢那察尔斯基继续道：

“当列宁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托洛茨基更能够表达我们的恐惧。在世界巨变的混乱中，正是不爱透露情绪的托洛茨基，革命的另一个领导人，说出了：‘当你发现列宁可能要过世时，我们的生命都变得看似毫无意义，甚至不想活了。’”[28]

我们决定让各位读者来评判“骄傲自大”是否存在于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关系之间。

两年后，列宁强调了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吸引了它周围社会主义潮流里最好的人才。”这句话是在指谁呢，约翰斯通同志？是在指左翼孟什维克或左翼社会革 命党吗？但是这些势力都在1918年与布尔什维克划清界限。列宁的这番话很明显的是指托洛茨基和“区际组织”。列宁对于“区际组织”的特别态度显现在当他要求入党机制必须变得更加严格以防止不可靠的人进入党内时，“区际组织”成员们并不需要进入其他新党员所要进入的观察期，并且从入党第一天起就享有正式党员的所有权限。

这个举动证明了列宁同意了托洛茨基认为两派之间没有政治上或策略上的不同的观点。在“区际组织”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党代表大会上。“骄傲自大的”托洛茨基也当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也是得票数最高的的四位候选人（其余三人为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一（得到了134票中131票）。

斯大林伪造学派

“如果我们忽略托洛茨基在对於布尔什维克早期14年间所做的斗争，或由於托洛茨基声称列宁在1917年11月在革命期间（而托式党龄不到四个月时），在认识到无法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情况下所说的一句“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而宣告全案完结，是不符史实的。”（《我思》，P. 8）

蒙迪·约翰斯通用了这种对“历史之神”的祭奠来总结了他“广泛，复杂但深具启发性的”布尔什维克历史陈述。尽管他如此细致的选择他的资料来源，他却拒绝承认列宁“据称”对于“托洛茨基的地位所做出的评价”。列宁到底说了什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于1917年十一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列宁提到了党内领导之中的调和主义趋势甚至在革命成功后仍然构成了威胁。在十一月14日，起义成功11 天后，三位中央委员会委员（季诺维也夫丶加米涅夫丶诺金（Nogin））以辞职来抗议党的政策，并对党发下了最後通牒，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如不如此，一个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只能通过政治恐怖来维持。” 他们在声明的结尾使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万岁！”这口号为基础，呼吁工人们支持“立即和解”。这个党内的危机威胁了所有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成果。列宁以要求开除这些人的党籍来回应他们的诉求。在这个情况下列宁做出了以“绝不妥协！一个完全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为基础的演说，在这个演讲的原稿中包含着以下这些话： 

“至于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我实在没办法把这个提议当一回事。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说了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这个事实，而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列宁死后，掌权的统治集团（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始了一个系统性伪造文件的行动，以缩小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影响力，而壮大他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子虚乌有的名词，试图分隔托洛茨基和他们这些“列宁主义者”们的立场。伪历史学家们开始埋头在垃圾桶中翻找，寻找过去早已被当事人遗忘的纠葛。这些纠葛被遗忘，正是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中获得解答，也因此毫无实质意义。但是对于这些伪造者最大的障碍则是十月革命本身。为了移除这个障碍，他们渐渐的从历史书中删除丶窜改有关托洛茨基的篇章，最后在文献中完全移除了任何相关托洛茨基在革命中角色的信息。

蒙迪·约翰斯通自己就引用了这样被篡改的著作。在斯大林写的《十月革命》1934年版本中，我们看到了一下的段落：

“在起义行动之中，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直接由时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党应该感激托洛茨基同志能够快速地赢得军队对苏维埃的支持，以及他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效的组织。”

“这句话，”蒙迪·约翰斯通写道，“被毫无理由的从斯大林於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P. 157页中移除了。”（《我思》，注记3，P. 16，我们的重点） 

“毫无理由的被删除”是一个被一些之前没遇见的琐碎细节惊讶，厌烦到的人所用的词语。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而约翰斯通同志的吃惊当然也是装出来的。他完全知道所有有关苏联历史的文献至今还是充满着对于俄国革命，尤其是托洛茨基的角色完完全全的谎言。而这项在1924年做出的扭曲，虽然粗糙，只是为斯大林接下来的谎言铺路而已，上面被删掉的段落则被下面这段话取代：

“托洛茨基同志当时才刚刚入党，不可能在十月革命或在党内扮演任何特殊的角色。”[29]

这只是斯大林官僚主义完全腐朽的第一步，整个官僚体系将会把伪造策略套用在所有“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指控他们与德国法西斯勾结密谋推翻苏联。在1930年 代的大清洗之中作出的各种指控内，包括了被列宁在被压制的遗嘱中形容为“党内最受爱戴”的布哈林，竟然被指控为计划在1918年刺杀列宁的主谋！ 

而列宁“据称对于托洛茨基地位”的赞赏则是存在于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记录原文内，但后来因为“会议记录误抄了列宁的发言”而被删除。当然，这份纪录就如同许多列宁演说的纪录一般，都没有被好好的编辑，充满着空白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就这本会议记录来说总共只有一页被删除，也就是列宁提到托洛茨基的那一页。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中，他提供了这一页的照片副本。而会议记录原文则被收录在托洛茨基的文库内，和其他许多在苏联境内被镇压的史料一起。蒙迪·约翰斯通并没有质疑这些资料的权威性。他也不敢：这些史料被任何专业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以及苏联政府自己在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后公布的资料所承认，其中包括了早在苏联统治集团自己公开三十年前就被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以及世界托派发表的列宁被藏匿的“遗嘱”。当然，他们只发表了遗嘱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列宁反对斯大林的部分。但是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仍然被封锁在列宁文库的“禁书区”内，只供给党内捏造历史的“史学家”们阅读。

列宁发言的真实性可以被他当时身处的环境证明。在对于调和主义的问题上，战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托洛茨基这样公开的反对调和注意。当时的托洛茨基在1905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相信，一段新的革命浪潮将会把孟什维克中最好的人才推向左翼，让与布尔什维克合并变得有可能。事件后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个见解的错误。托洛茨基在 1917年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完全放弃了任何与孟什维克重新联合的念头。反观“老布尔什维克”派系，一直到夺取政权之后，依然执迷不悟地紧抓调和主义的幻想。他们在11月做出的诉求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复辟，或者伪装成民主的反革命思想。我们可以直接地问蒙迪·约翰斯通：谁在1917年表现得像是个布尔什维克？是托洛茨基还是那些自称“老布尔什维克”的人们？他不会回答。不过没有关系。列宁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约翰斯通在他文章的第21页中从列宁被藏匿的遗嘱中引用了列宁给党代表大会寄得最后一封信，这本史料一直到苏联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后才被苏联领导们批准公开给一般的苏共党员。约翰斯通引用了列宁提到了托洛茨基的人格，但是并不提到一句对他自己文章很重要的话。列宁在对俄国共产党的遗嘱中，警告人们托洛茨基非布尔什维克的过去不应该被用来对付他。

蒙迪·约翰斯通至少用了自己文章一半以上的内容来展现他所能够挖掘到列宁在1917年前对托洛茨基攻击的成果。但是他毫无意外的不引用列宁对于托洛茨基和1917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关系的最后决断。

对列宁来说，也对托洛茨基来说，1917年代表着一个大转折，并将所有两人过去的纠葛变得无关紧要。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1917年后对此只字不提。这也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21年对奥尔敏斯基（Olminsky）说在当时发表他之前寄给奇赫伊泽（Chkheidze）的信是不合时宜的。蒙迪·约翰斯通藉此暗示托洛茨基自己和斯大林一样，又伪造文件的嫌疑：

“当党史委员会会长奥尔明斯基询问托洛茨基是否发表这封信时，托洛茨基回答此举“时机不对”，并如家长一般的断言：“当今的读者们不会了解，不会用适当的历史观点去看待这封信，只会更被迷惑。”这个动机与托洛茨基自己名正言顺谴责的斯大林派掩盖窜改历史文件背後的用意，并无两样。”（《我思》，P. 7，我们的重点）

从蒙迪·约翰斯通完全没有为这封信或其他部分提供任何的历史背景，他引用这个例子的动机是明显的。我们希望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动机”至少提供些许的描述，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期望。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完全地解释了他立场背后的原意。约翰斯通一如既往的以“高度选择性，只取片段”的手法引用了这本著作，只用了一小段话，也就是“对于组织，当时的我还是没有将自己从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把托洛茨基的话全段重复在此，而不是“方便的”缩短它：

“我想说的就是所谓1912年的8月联盟。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我创立的。政治上我与孟什维克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极 左派的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不同。在总的政治倾向上，我更接于布尔什维克。但我反对列宁的“制度”，因为我还不曾懂得为要实现革命的目标，一个熔合得很坚固的集中的政党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组织了这个成分庞杂的插话性的联盟，它反对着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八月联盟中，取消派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前进”派也有类似派别组织的东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无派别组织。大多数文件是我写的。故意避免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目的要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去！列宁予八月联盟以无情的批评，而最厉害的打击落在我的身上。列宁证明 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与孟什维克或“前进”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险主义。这批评是厉害的但是确实的。

让我提到这个事实，作为“可恕之处”，即我本来的意思并不想拥护右派与极左派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要统一整个的党。布尔什维克也被邀请来出席八月会议。但因 列宁直率地拒绝与孟什维克联合（这是正确的），我便只能和孟什维克与“前进”派缔结不自然的联盟了。第二个可恕之处是：成为真正革命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 一现象本身，那时还只有第一次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上向无先例。不过我决不想藉此来解脱我自己的罪过。虽然不断革命的观念无疑地揭示出一个正确的前景， 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对孟什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八月会议开过后，联 盟立刻便开始分解成它所组成的几个部分。不多几月后，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立于联盟之外了。”[30]

因此，托洛茨基直接诚实的揭发并解释他自己的错误。约翰斯通当然没有意愿让托洛茨基为自己辩解，仅用只字片语（“妥协病”丶“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者”）以斯大林主义者的姿态引用。他试着融合（斯大林造假学派最爱用的手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这一行为相当的可耻。他的“动机”有两个层面：一来将托洛茨基污名化成一个故意藏匿自己与列宁过去关系的骗子和造假者，二来将斯大林主义者诬陷丶算计所造成的血海与托洛茨基寄给奥尔敏斯基的一封信划上等号！

蒙迪·约翰斯通利用了这封信来强化他对于托洛茨基如何“强烈的反对列宁”的论点。而托洛茨基的部分措辞似乎与他的形容相符。但是约翰斯通对这封信的使用正是完全的符合了托洛茨基在给奥尔敏斯基通信中预见到的，也就是不熟悉他书写这封信背景的读者们会做出的错误结论，也正是约翰斯通希望读者们做出的错误结论。

托洛茨基在什么时候，又为什么会写这封信呢？他在自传《我的生平》中解释道：

“就在这时候公布了我给奇赫伊泽的反列宁的信件。这件事发生在1913年春，与彼得堡的一份合法布尔什维克报纸使用了我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真理报》的报名有 关。这事件造成了当时侨民生活中众多的尖锐冲突之一。我写信给一度曾站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奇赫伊泽，在信中我曾在一时愤怒之下纵情发泄了对布尔 什维克中央和列宁的愤恨。如果再晚两丶三个星期的话，我自己一定会成为该信的书刊检查官，再过一丶两年的话，我索性会把它看作笑谈。但是这信件的命运却不 同寻常。警察厅把它截获了，在警察厅的档案中一直存放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转到了党史研究院档案中。列宁对这封信完全清楚，他和我一样，把它看做'去年 的皇历'，仅此而已。在侨居国外期间，什么样的信没写过啊！ 1924年追随者们把这封信挖了出来扔到党的头上，此时，党的成员已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把时机选在列宁刚刚逝世那几个月决非偶然。这个条件有双重的必要性：第一，列宁已不能站起身来戳穿这些老爷们的真相；第二，人民群众因领袖去世悲痛万分。群众因为对党的以往历史毫不了解，读到了托洛茨基敌视列宁的评语，便会十分震惊。诚然，评语是在12年前写的，但光凭引文看不出事件的年代关系。追随者们利用我给奇赫伊泽的信件是世界史上的最大骗局之一。法国反动派在德雷福斯案中的伪造文件比起斯大林及其同伙们的政治伪造真是小巫见大巫了。”[31]

斯大林主义者们已经把诬陷发展成了一门艺术，这封信的使用不过是在无数卑鄙的算计中的一例而已。我们可以说信中许多被约翰斯通激动点出的措辞是鲁莽且错误的。但是一急之下所说出的气话或造成的纠葛，还是和冷血，恶毒的斯大林主义诽谤有着天壤之别。蒙迪·约翰斯通道貌岸然的谴责斯大林大清洗中的诬陷手段，却毫不犹豫的引用了之前由季诺维也夫丶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团在列宁死后所捏造的谎言。当蒙迪·约翰斯通重复了这些恶意的伪造时，他并没有脱离斯大林的行径，反而以一个比较“可敬”的伪装下赋予其新生，但其尸臭仍然荡漾。

蒙迪·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的“指控”其实也都是陈词滥调。它其实只是之前从早已被完全反驳的1930年代“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到后来在1924-1929年间苏联官僚体制兴起期间更“微妙”的伪政治论证。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就立刻控诉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而布哈林策划刺杀列宁未免操之过急，所以官僚们则被鼓励去从文库中寻找证明托洛茨基先前“强烈的反对”列宁的只字片语，而这些指控则被蒙迪·约翰斯通乔装为他自己对历史科学的独到贡献。既然蒙迪·约翰斯通完全没有对这些四十年前伪造的扭曲历史加入任何新东西，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让托洛茨基用他在1924年寄给党史委员会的信为自己辩护：

“我已经声明过许多次，在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错误在我这方面。为了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质和程度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我要这么说：当我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当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我同列宁观点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础之间的距离那样大。”[32]

注释

[1]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伦敦1967年，pp 60-1，本书译者译

[2]大会会议记录，Chertvyoritiy S’yezd RSDRP， Protokoly，p.142，本书译者译，作者的重点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十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5.htm，作者的重点

[4]同上，作者的重点

[5]同上，作者的重点

[6]同上

[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十五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5/040.htm

[8]于1959年发表的俄文版大会纪录中指出：“事实上，托洛茨基在所有基础问题上支持布尔什维克”，Pyatji S’yezd RSDRP Protokoly，莫斯科，1968，p.812，本书译者译

[9]大会纪录，Pyatji S’yezd RSDRP Protokoly，本书译者译

[10]多依彻，《武装的先知》，英文版，p.176，本书译者译

[11]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伦敦1967年，p.61，本书译者译

[12]卢森堡，引用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中文版，第十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19.htm

[1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6卷，PDF文档中P88-89，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46.pdf

[14]同上，PDF文档中P. 157

[15]同上，PDF文档中P150

[16]引用自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伦敦1950年，p.86，本书译者译

[17]引用自里布曼（Marcel Liebman），《列宁时期下的列宁主义》，伦敦1973年，p.123，本书译者译

[18]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文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4.htm

[19]同上

[20]同上

[21]Proletarskaya Revolutsia，莫斯科1923年，p.71，本书译者译

[22]同上

[23]列宁，英文版全集，第14卷，p.448，本书译者译

[24]引用自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伦敦1950年，p.86，本书译者译

[25]编者注:这是指一起由军中反克伦斯基政府势力，尤其是机关枪部队所发起的武装抗议行动。布尔什维克有尝试着劝阻士兵们发起这项行动，并解释时机还未成熟，但是还是无法制止抗议的发起。士兵们的行动被克伦斯基政府当作镇压布尔什维克的借口，开始了反动丶艰困的七月。

[26]编者注：政府在收到这封信后随即逮捕了托洛茨基

[27]引用自《不断革命时代》，多伊彻编，英文版，P. 98-9，我们的重点，本书译者译

[28]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P. 43和66，本书译者自译

[29]斯大林，英文版全集，《十月革命》，莫斯科，1934，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18/11/06.htm。译者注：在中文版全集中同样的文章既没有包括被删除的段落，也没有本书作者所引用后来加上的新段落，中文原文可在此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4.pdf），PDF 文档中 P. 153

[30]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文版，《小创不治将成坏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22.htm

[3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文版，第四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3.htm

[32]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中文版，第二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22.htm，译者注：这篇中文版的翻译将最后一句话中的“列宁主义”翻译成“恩格斯主义”，译者按照英文版加以修改。

第四章 不断革命论

蒙迪·约翰斯通在他的作品里花了8页以上（大约全文四分之一）来“揭发”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还把这理论与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1]相对立。这些理论在1904-5年首先问世，且于1905年被实际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些理念对于1914年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辩论有多么重要。蒙迪·约翰斯通对这只字不提。他显然认为普通的共青团团员对于布什维克主义成型时期的思想斗争“不感兴趣”。在这点，我们和约翰斯通同志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不把我们的分析局限于“经过精挑细选”、脱离上下文的引文，因为我们确信所有正经的共青团团员和共产党员，以及在工运中所有懂得思考的人士，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真相 。那么，这些理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蒙迪·约翰斯通是这么阐述这个问题的：似乎（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分歧出现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之间。他一笔略过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从而以完全错误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详究（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三个（主要）立场，并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三个趋势都同意眼前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说，由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半封建的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革命。但只是笼统地承认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能指出具体哪个阶级将会领导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孟什维克依据曾经宏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前鉴，推测革命将会由资产阶级和小资阶级领导，而工人运动则会支持这些阶级。

反过来，列宁却毫不留情地批评孟什维克这样给工人的独立运动拖后腿，并谴责了他们向“进步”资产阶级讨好的意图。早在1848年，马克思已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无法在和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挥革命性的作用，因为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革命运动而宁可和封建阶级妥协。马克思是在这时首先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

马克思曾把资本主义“民主派”描述为“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2]。列宁跟着解释道，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会成为工人们的盟友，反倒不可避免地会与反革命势力勾结。

 “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列宁在1905年写道，“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3]

那么，在列宁眼中，哪个阶级可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4]

这些话是对谁说的？托洛斯基和他的不断革命论吗？让我们看看托洛斯基与列宁同一时期写了些什么：

“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现有唯一强大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工业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国争取从窒息它的专制制度重压下解放的斗争，已变成单纯是专制制度和工业无产阶级间的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农民可以给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领导作用。”[5]

再者：

 “在俄国，武装革命首先意味着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由主义分子知道并害怕这一点，所以完全避开民兵的问题。自由派在民兵问题上附和专制政府，正如资产阶级的梯也尔（Thiers）仅仅为了回避武装工人就把巴黎和法国拱手让给了俾斯麦一样。”[6]

在对资本主义党派的态度这点上，列宁与托洛斯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像之前解释的那样），而不像孟什维克假借革命的资本主义性质来掩盖企图把工人政党从属于资产阶级。列宁与托洛斯基同样反对阶级合作，并解释只有工人阶级，在与农民群众的联盟中，才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蒙迪·约翰斯通照搬多伊彻在《武装的先知》中完全错误的叙述，说托洛斯基关于不断革命论的看法来自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7]，其“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受到列宁多次批评。托洛茨基却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口号，他在1905前后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争辩的重点并不是革命的性质（没有人对这点有争议），而是哪个阶级会领导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成型：在一方，孟什维克使劲鼓吹革命的“资本主义”性质，并试图以与“自由派”和好的方式来局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另一方，有指出资产阶级之软弱、怯懦及奸诈的人，他们教导群众：一定要在唯一始终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带领下进行独立的，和如果有必要的话，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8]，在这本小册子中列宁对此有详细的解释，而蒙迪·约翰斯通从中摘引，却在过程中把它扭曲得面目全非。

约翰斯通把“托洛茨基的理论忽略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个早已澄清的诽谤又搬出来，可见他已经弹尽粮绝。约翰斯通重复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1905年立场的扭曲：“当时他“轻而易举”的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农民不需要参加革命的口号”。[9]

斯大林，以及蒙迪·约翰斯通，“轻而易举”的忘掉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实际提出的口号其实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即自由派），而要人民”[10]，就是一个涵盖了工人及农民的口号。出现这口号的传单，以及许多托洛茨基对他“忘掉了”的农民发出的呼吁，都可以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境内印刷的托洛茨基《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56页）里找到。

列宁的国际主义

列宁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态度是什么？他主张农民应该由工人动员起来，以执行并落实民主反封建任务。而当工人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时，阶级的矛盾将开始显现，而农民阶级中的反动派波拿巴主义趋向（列宁多次警告过这点）将被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为农民的国家，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会被农民中最富裕的阶层全力反对。蒙迪·约翰斯通却宣称列宁在1905年已经设想了俄国民主革命“逐渐延伸到”社会主义的过程：

“在这段时期，列宁谈到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将会在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且'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后开始，也可想而知的没有预见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其民主先行者发生八个月后爆发。他认为将前者过渡到后者的主要决定因素为'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历史证明了他正确地摒弃托洛茨基基本上从（？）沙皇政权跳跃过二月革命而直达十月革命的策略（！）。”（《我思》，P. 13）

蒙迪·约翰斯通试图捕杀托洛茨基这条鱼，但在鱼钩上蠕动不安的却是自己！他断言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内容是由沙皇政权不经任何中间阶段“跳跃”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胡扯。这只能证明蒙迪·约翰斯通要么根本没读过托洛茨基，要么重犯了他自己一套“科学性”、“客观性”的旧习。我们想请教蒙迪·约翰斯通，不说别的，就说假如革命仅仅是需要从沙皇专制“跳跃“到社会主义，那革命的“持续”、“不断”性到底在哪里？

蒙迪·约翰斯通不甘只扭曲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立场，还等不及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列宁！约翰斯通让列宁说一些和自己的分析极其矛盾的话，把十月革命的领袖形容成了一个愚昧的人。一方面，约翰斯通没完没了地重复列宁把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性的（也毫无作用，因为除了所谓延续了列宁主义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可耻之徒以外，所有人都承认这点）。在另一方面，他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会“逐渐延伸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看法冠在1905年的列宁头上！让我们看看列宁关于“民主专政”的阶级性质究竟说了什么：

 “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11]

列宁的立场鲜明，毫不含糊：下一次革命将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带领。这革命最多只能完成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将土地平分给农民，建立民主共和制，等等。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任何“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都会导致无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民发生冲突。列宁着重指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12]

对列宁来说，在俄国这么落后，半封建的国家，没有其他可能的结果。民主专政会“逐渐延伸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说法，与列宁对革命中不同阶级力量比例的分析是截然相悖的。

列宁是从哪个角度来讲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在上面《两种策略》的引文中，列宁断言俄国革命 “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是没办法影响资本主义的基础的。蒙迪·约翰斯通立马插嘴来为列宁做补充：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过渡的前提是：“我们的力量，（…） 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13]，并说历史证明列宁是对的。约翰斯通同志，历史的确证明列宁是对的，但并不是按照他根本没讲过的话。让我们省去蒙迪·约翰斯通的翻译服务，让列宁为自己讲话。

列宁在（以上《两种策略》的）引文之后接着是这样写得：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14]

每字每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这是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 — 和现在工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的节日演讲大相径庭。对列宁，俄国革命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行动，不是“俄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恰恰在这点上才存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后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列宁没有，任何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家也没有，考虑过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像俄国这样落后、亚细亚式、农业性的国家。在别处列宁解释了对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基础的知识：在俄国没有转型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尽管这些前提已经在西欧完全成熟了。列宁在《两种策略》论辩反对孟什维克，重复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革命国际意义的经典立场：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列宁的报纸）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15]

列宁对俄国即将发生的革命进行预测，其中之重点是：革命只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同时因为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革命角色，所以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带领下开展，并激发农民大众的支持。推翻沙皇制，根除一切封建余孽，创建共和国，这些成就都会对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起到巨大的革命性作用。但是西方的革命只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积聚了极为发达的生产力，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工运也力量强大。最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促发俄国继续变革，俄国工人会在欧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协助下，在与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部分）农民的激烈对抗中，把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约翰斯通此时急着摇头：“这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托洛茨基主义！你曲解了列宁的意思！”根本没有啊，约翰斯通同志。这意思很明了。让列宁为自己说话：

“因此，在这个阶段里，（在“民主专政”的最终胜利之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
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
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6]

在这里以及许多其他场合，列宁已经再清晰不过地表达了自己：“我们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完全的胜利，（会）开辟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17]

无论他怎样翻来覆去并试着把自己的话强加在列宁上，蒙迪·约翰斯通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在1905年，列宁不仅排除了“只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概念（他对这点根本连考虑都不会考虑），甚至把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前俄国工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都排除了。

列宁与托洛茨基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想法之间的区别在哪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对革命最基本的问题是意见相合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工人和农民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革命的国际意义，等等。他们的分歧来源是列宁把完成革命任务的革命民主政权描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托洛茨基批评了这公式的模糊性，因其没表明哪个阶级会执行专政。列宁是故意模糊的。他没准备事先说明革命专政会是什么形式。他连联合政府中农民成分会占多数这个可能性都没有排除。这样，从一开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公式故意具有代数性质 – 包含若干需由历史填写的未知数。在《两种策略》里，列宁解释道：

“到一定的时候，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就会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更详细地谈论这个专政。”[18]

对列宁的这一看法，托洛茨基回答道，农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起到过独立的作用。俄国革命的命运将取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农民大众领导权的斗争的结果。农民既可以成为革命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反动的工具。无论如何，革命可能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后果是立即陷于沙皇专制的反动；要么是于贫农联盟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的政权，当其中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占主导地位，不可能半途而废只把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性的工作，而不可避免地会从资产阶级革命工作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工作。为了生存，革命专政必须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战。此后，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宁的观点，俄国革命的胜利会给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极大的动力，而西方革命会支援俄国的工人政权并完成社会主义蜕变。

这就是托洛茨基以及他1905年的不断革命论的“滔天大罪”！据蒙迪·约翰斯通所说，托洛茨基是因为事先预测了1917年真正发生的事，因为解释了工人阶级最终会手握政权的必然逻辑，才导致他被“排在党外“！但我们已经看到，在1905年就连列宁对这一问题都没有把握。

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托洛茨基预言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会建立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前：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们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19]

这真的就如据蒙迪·约翰斯通所断言得一样，表示托洛茨基否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托洛茨基亲自解释：

“20世纪初发生的这场（俄国）革命，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 （本书作者的重点），却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这种统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暂时的「插曲」。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现有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胜的前景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策略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20]

托洛茨基的这几句话真的是冲着列宁说的吗，约翰斯通同志？还是对着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畏惧工人阶级独立活动和其后果的“务实派庸人”？在这几句话里，约翰斯通同志坚持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核心——从沙皇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跳跃”——到底出现在哪里？

说到底，托洛茨基在1905年预测了俄国的资产阶级将无法扮演革命性的角色。革命的发展将在某个阶段不可避免地致使工人在一部分农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只有工农政府才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但一旦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他们不会把政权让还给资产阶级或小资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为了稳固政权而采取从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前进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也就是说，在托洛茨基眼里，革命政府的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毫不手软地与国内的反动势力交战，而为此必须激励西方的社会主义工人前来支援。托洛茨基像列宁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狭隘的眼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像“社会主义的前提在俄国不存在，所以革命应局限在资产阶级性的范围中”这样的机会主义信条，托洛茨基和列宁回答并强调社会主义的前提在世界规模上完全成熟。这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俄国革命设想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环节。 

实践中的不断革命论（一）

由马克思主义者在1917年前提出的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所有理论必然具有或多或少的笼统性和条件性。这不是纸上谈兵或者占星术，而是假设，目的是为运动提供行动的指南，提供方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任务。

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不能够按照研究1905年的论战来衡量，而应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来判断。恩格斯非常喜欢这句谚语：“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列宁则常常引用歌德的话：“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任何革命理论只能靠革命本身的经验来验证。

1917年的经验鲜明地证实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资产阶级的假设：他们将起到懦弱的、反革命的角色，这可见于二月革命之后上台的临时政府的行为。列宁和托洛茨基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深刻把握，相互独立地马上理解了克伦斯基政权的意义以及工人应对其采取的态度。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同时达到了相同的结论：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工人阶级推翻它。

那些“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们所有人都提倡了支持临时政府。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按照蒙迪·约翰斯通的话来讲，他們都 “接受组织的共同领导和纪律”。但在在这一整个时期内，这批人没有一个在各种事件的决定性考验中站出来。我们要问蒙迪·约翰斯通：先前一整时期的准备工作是为了什么？如果在关键时刻，所有 “老布尔什维克”都临阵退缩了，那列宁这“十三、十四年”为了建立一个 “稳定和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早在1909年，托洛茨基写道：

“如果孟什维克们抽象地由 ‘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开始，在夺取政权前就让整个无产阶级的策略走到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相适应的思维，那布尔什维克们同时也是以一个同样贫瘠而抽象的 ‘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出发，达到了已经掌权的无产阶级却还把自己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的观点。而的确，在这方面他们之间有著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现在孟什维克主义内的反革命一派已经表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具有造成巨大危险的可能性。。”[21]

蒙迪·约翰斯通把这段话的最后两句割裂后，试图以此证明托洛茨基对列宁的立场的敌对。实际上，在这段话里，托洛茨基在1909年正确地预见了在1917年由于“老布尔什维克”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加以反革命的诠释而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党队伍中的危机。

当列宁把他著名的，呼吁推翻临时政府的《四月提纲》提交给党时，这文件是仅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党内没有一个“领导”愿意把自己和一个与所有自从二月革命之后他们公布的言论、宣言、文章和演讲截然相反的观点联系起来。在列宁的政纲发表后的第二天，加米涅夫马上在《真理报》里写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分歧”的社论，在其中他强调《四月提纲》仅代表列宁的”个人观点“。社论是这样收尾的：

“关于列宁的整体计划，看来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它以预设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为出发点，并企图将革命立即转为社会主义革命。”[22]

读者们请注意：这不是列宁在反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是“老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指控列宁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滔天大罪！加米涅夫等人在1917年的论点读起来似乎是在夸张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大会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势必会在无产阶级性的革命里夺取政权，但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我们的义务是不该夺取政权！兜了一圈又回原处，而”老布尔什维克“的”迷惑“在1917年表现在回到了孟什维克陈旧的改良主义思路。列宁的”代数方程“让这样的误解有机可乘，而托洛茨基的“代数”公式则十分清晰。

马克思早就注意到机会主义时常试图用过时的、已经失去革命效用的革命口号的衣裳来遮盖自己。“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也如此，他们试图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之口号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列宁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道：

 “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23]

蒙迪·约翰斯通复制了这段话，但没解释语境，以证明列宁在1917仍然坚持捍卫了“民主专政”的观念。但这段引文出自的整篇文章——《论策略书》——是对加米涅夫等人的论战，目的是证明恰恰相反的论点！蒙迪·约翰斯通的引用是不准确的。他把两个重点结合在一起，尽管它们在原文中是由一整段话相分隔的，这段话如下：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24]

约翰斯通“不经意地”从他的引文中间遗漏的这一小段把整个问题完全概括了。列宁试图向“老布尔什维克”解释“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是什么“超越历史的公式”，不能不顾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不分场合到处念经。

列宁一再强调世上没有抽象的事实，只有具体的事实。试图以反复重申一个早已失去效用的口号来寻求救赎，这等于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从革命必要的任务撤退到空洞的教条主义。历史实际上交给我们的 “民主专政” 的具体表现，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发动了帝国主义兼并战争，它无法解决、甚至无法认真地提出民主革命的任何基本任务。 “民主专政”这代数公式是由历史以纯粹负面的内容来填满的。

蒙迪·约翰斯通在一番横三竖四后，试图说明克伦斯基政府代表了列宁在1905年预见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实现。先别着急，约翰斯通同志！列宁在《两种策略》的概述中所诠释的民主专政的任务是什么？首要的，是对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基于土地国有化；其二，是以普遍选举和立宪会议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其三），常备军由武装的人民所替代。在这以外，在1917年的主导环境下，还要要求立即缔结民主的和约。难道不是这样吗，约翰斯通同志？那么，如果克伦斯基政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权），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何一个基本任务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被这政权解决？

蒙迪·约翰斯通把他自己和读者们同时迷惑了，他争辩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 “托洛茨基并无意否定这件事”)，但同时，却也解决不了任何哪怕只是一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约翰斯通同志，托洛茨基确实无意否定你所说。列宁与托洛茨基都明白，克伦斯基政府是不会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的;正因为这个政府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工人与农民的政府。只有与贫农结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开始解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蒙迪·约翰斯通以一种说得好听一点的话 “最特别”的推理模式争辩道: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并不是如托洛茨基所预料的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而是像列宁所预料到的一样，是工人和农民为了推翻沙皇政权而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权力并没有传到工人政府手中，而是由代表工农民主专政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部分的士兵是农民）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间共享，而前者自愿地臣服于后者（!!）。”（《我思》，P. 11）

好极了！二月革命是一场工人与农民将他们的优势“自愿地”交给资本家而执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问题是:工人与农民是如何像 “列宁所预测” 的一样， 必然要扮演，也确实扮演了“自愿地”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这样反革命的角色？列宁自己给出了答案。在回应那些们擅自断言无产阶级必须遵守 “历史阶级的铁则”，无法 “跳过二月革命”，必须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以畅谈 “客观条件”用来试图掩饰他们的软弱、混乱与无能份子们时，列宁讥讽地回应道:

“为什么没有掌握政权？斯切克洛夫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这都是胡说。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一点应当承认；物质力量虽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资产阶级却是自觉的和有准备的。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须公开地、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向人民说明，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25]

工人们没有任何 “客观”的理由—当他们掌握政权时—在1917年2月不将资产阶级挤到一旁去，除非他们没有准备，并缺乏组织与觉悟。但如列宁所解释的一样，会造成这种结果完全是因为那些自许为工农政党的人们对革命的巨大背叛。没有苏维埃内部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临时政府哪怕只是一个小时也撑不了。对于那些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当中，将布尔什维克本身和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挂钩，使群众迷惑并阻碍了通向政权的道路的份子们，列宁给予了最严厉的批评。

为了质疑和列宁立场相同的托洛茨基，蒙迪·约翰斯通只是複颂加米涅夫与其同党所有的在1917年反对列宁的陈词滥调。他企图把 “民主专政”的口号与不断革命相对立的意图，其不诚实的态度已经明显到可笑的地步。可见，他试图保卫这个口号而用来搜刮引言的重要著作——《论策略书》——恰好是列宁要从头到尾埋葬这个口号的著作之一: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26]

談及工人階級的實力，以及臨時政府的無能，列寧指出:

“这个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27]

再一次：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28]

蒙迪·约翰斯通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列宁本人在1917年4月就完全丢弃了 “民主专政”的口号。谁有意坚持此道，那他不是为了保卫 “列宁主义”而对抗 “托洛茨基主义”，而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丢人现眼的向孟什维克改良主义的投降。而列宁如果在1917年就公然的鄙视某些人试图复活 “僵死...丧失意义...老旧”的 “工农民主专政” 公式的行为，那对于我们看到的约翰斯通，以及在五十年后，为了他们自己的犬儒主义与反革命目的，而持续滥用口号的所谓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又该说什么好呢？

实践中的不断革命论（二）

如果列宁在1917年前的著作很少谈到不断革命的理论，在那之后也不会有了。在列宁还在世时，共产国际就在苏俄出版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书籍并翻译成各国语言，这并没有遭到列宁或传说中的 “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的一句抗议或批判。然而在经过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所出版的 《列宁全集》，在如下文字里有一段对托洛茨基的脚注:

“在1905革命之前他开拓了自己独特的，现在已经被证实和拥护的著名理论，也就是不断革命论。他断言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会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会是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步。”[29]

这段话清楚的描述了没被约翰斯通扭曲的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后不断革命论 “受到格外拥护”了，因为它提前并准确的预期了1917年的事件。

在文章的第14-15页，蒙迪·约翰斯通意图以他惯常的 “公正”片段式的引用手法，来质疑不断革命论：

“吊诡的是，在列宁从1917年4月直到他逝世之间的写作和演说，也就是在最新俄文版55本全集内占了23本的著作内，我们完全找不到任何有关列宁‘转移到’托洛茨基对於‘不断革命’看法的蛛丝马迹，而且列宁是从来不吝啬承认过去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了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承认了与他对立观点的正确性。因此在1927年出版的《反对派政纲》，也就是被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出版社在英国再版，并被喻为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指标”内，我们看到了重复托洛茨基及其共产国际内党羽们在1926年12月15日做出的声明：‘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 在他给同为‘老左翼反对派’，但不接受托式理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信中，托洛茨基承认道：‘1917年2月以前，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是历史进步的口号。’就连在他的《十月的教训》他也提到列宁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以‘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方式来攻击工人在农民支持下向社会主义专政前进的问题，完全有悖於他在1909年做出的声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後才造成巨大的危险性。’”（《我思》，P. 14-15）

约翰斯通提出列宁1917年后在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缺乏评论，但这个论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列宁在理论问题上一向是十分谨慎。他不会允许在任何重要议题上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他在1917年后没有评论不断革命论，如果他允许托洛茨基出版在这一问题上的著作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同时在列宁本人的著作全集中公开批了一条注脚表达了对这一理论的同意，只能说明在十月革命之后，他在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大致都与托洛茨基持相同意见。如我们所解释，并不是列宁被托洛茨基 “同化了” 。1917年后，之前他们在俄国革命的评论上的分岐（这些分岐的性质通常都是次要的），不再有什么纯粹的历史意义。至于所谓的 “错误”，托洛茨基一直都勇于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并且将他们解释清楚 （这和今日的共产党领袖大相径庭!） 我们之前已经表明了托洛茨基是如何解释自己在布尔什维克党问题上他所犯的错误。就不断革命论来说，托洛茨基唯一的 “错误” 就是他所有的理论都被实践所证明了，而斯大林主义者绝对无法原谅这一点。

事实上，约翰斯通和其他共产党 “理论家” 在批判不断革命论的障眼法下，所攻击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的革命性质。1924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以及斯大林为了他们自己山头的利益，可笑地发明了 “托洛茨基主义” 用来对抗托洛茨基。他们有著强大的国家机关与党机关官僚的支持，看起来革命的动荡已经结束，他们能享用那些偷来的特权的和平与 “秩序”的时期即将开始。然而，斯大林对一国社会主义 “理论” 的拥护，是由列宁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的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所不能容忍的，他们最终与斯大林分道扬镳，但为时已晚。官僚更加坚定地跟随斯大林派系与一国社会主义 “理论”。他们愤怒和恶毒地对“托洛茨基主义” 和 “不断革命” 展开的一系列攻击，只能表现出他们对于对于自身物质利益有所冲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否定

至于他从《反对派政纲》所引用的材料，约翰斯通明白这份文件并非是托洛茨基个人观点的声明，而是整个左翼反对派的声明，包括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当中有对斯大林主义斗争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共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工人民主、国际主义，等等——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仍然持反对立场。约翰斯通所引用的不断革论的部份，是少数之一托洛茨基反对，然而在反对派投票中输给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为了维持反对派团结一致对抗斯大林，托洛茨基同意这了这一点。他自己的作品中他一贯保卫自己的理论，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不愿接受，部份原因是他们在十月革命中对于 “工农民主专政” 问题时扮演的角色。

至于引用自《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的信》，读者们会看到这封信与不断革命论之间毫无矛盾之处。托洛茨基始终认为，在对抗孟什维克时列宁的立场是进步并与自己相近的。在《十月的教训》中这一点表现的非常清楚: 蒙迪·约翰斯通从这一小册子中引用 （用他一贯的 “简短方式”），但他没有解释这部著作为什么并且是在何时诞生的，也没有解释这部作品到底是关于什么的。这一著作于1923年德国的革命运动惨败之后写成，而这次失败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斯大林与季洛维也夫的失职。

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解释了，由于资产阶级 “舆论” 的巨大压力，就算是最坚定的革命领导阶层，在革命情势中也会出现危机的必然性。恩格斯也曾解释有时革命需要几十年的积累，而在短短几天中爆发出来; 如果革命领导阶层无法掌握情况中的优势，可能又要等上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才有另一个起义的情势。近代史中满满都是例子，尽管人们在蒙迪·约翰斯通的著作中，甚至那些发现并相信 “孟什维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的共产党的传奇故事里头不会找到这些例子。

托洛茨基解释了德国共产党领袖当时做出的行动，以及在1917年2月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偷换成孟什维克主义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领导阶层的所作所为。在1917年机会主义者用口实不一的理论来维护他们的立场—包括 “工农民主专政” 的口号。机会主义者永远不缺乏这些或那些方便的 “理论” 来为自己的软弱开脱: 因此共产党 “理论家” 在解释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出卖行径时，退化到了扭曲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这种方式，八十年来，这份导言甚至被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用来质疑革命主义!

为了摆脱约翰斯通同志大无畏的 “客观性” 的强加性质，我们引用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所有关于 “工农民主专政” 的说法:

“在一九O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

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30]

1917的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据蒙迪·约翰斯通所言，二月革命标示著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完成，而十月革命标示的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完成。但一方面，二月革命没有解决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最先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措施，特别是土地革命。蒙迪约翰斯通试图掩盖自己的迷惑 （同时把读者们也给搞糊涂了!），拼死抓住列宁的只字片语任意妄为，并完全不正确地把列宁1905年写作的片段与1917年列宁对抗 “资深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拼凑起来! 我们要问约翰斯通同志: 当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完成它眼前最基本的问题时，它怎么可能已经胜利了？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要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为社会主义革命获取支持？

恼羞成怒下，蒙迪·约翰斯通脱口而出:

 “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间没有被尝试或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仍然需要由无产者领导的十月革命来执行。” （《我思》，P. 12）

约翰斯通同志，十月革命的确做到了这些任务！但这正好就是 “邪魔歪道的” 不断革命论 。在十月革命中，与贫农结盟的无产阶级首先解决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再来，马不停蹄的，直接执行社会主义的措施。这就是俄国革命的“不间断”的性质。

我们也该问问蒙迪·约翰斯通 “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间没有被尝试或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是些什么？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吗？不是。带来以民主为基础的和平吗？也不是。甚至没有建立一个正经的民主制度！ 废除君主制吗？但就连这也没有: 俄国的 “民主” 英雄们企图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

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 “盟友”，约翰斯通对他们的 “成就” 佩服的五体投地，但这些所谓的成就都一再的被列宁撕开了伪装，并公开讥笑他们的无能: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和哈姆雷特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
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31]

1917年工人们所赢得的民主权利是他们自己斗争的结果，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 “小哈姆雷特” 们所给予的 “礼物” ！事实上，在临时政府的 “民主” 外表下 （十分类似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的 “人民阵线” 政府）反动势力正在蕴酿一场针对 “走得太远” 的群众运动的血腥回击。1917年8月到9月间，科尔尼洛夫反革命的政变意图，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鼓励于支持，充分表现了俄国资产阶级腐朽的趋势。为了决定性的击败反动势力，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执行，工人与农民从奸诈又优柔寡断的 “民主派” 们颤抖的手中夺取权力的缰绳是必要的。这是今日 “共产主义” 领袖们仍然坚决拒绝学习的一堂课; 他们在希腊，西班牙和法国，以及各地推广的 “人民阵线主义” 会造成工人阶级新的血淋淋的失败，除非他们完全与 “孟什维克阶级合作主义” 的政策划清界限。

在二月革命中沙皇制度之所以能被推翻，正是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和他们的农民盟友的功劳。至于资产阶级与其各个 “自由主义民主” 政党，什么角色都没扮演。实质上，政权已经掌握在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临时政府被架空，所有实际支持的基础都被夺走了，除了那些孟什维克懦弱的读书会成员与社会革命党人准备向临时政府 “自动投降” ! 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所了解到的，真正必要的是将工人与农民组织起来将这个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出卖所造成的 “双重政权” 转变成真正的工人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解释过1848年革命里德国资产阶级所扮演的懦弱和反革命的角色， 以及它对于在它背后来势汹汹，与封建制度与专制制度做斗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感到的恐惧。六十年后，俄国资产阶级甚至无法模仿它的兄弟阶级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的英雄气概。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解释道，俄国资本主义系统的停滞不前，将俄国资产阶级扮演革命性角色的可能性排除掉了。一方面，利用向西欧学习的科技优势，俄国工业伴随著大量工人的涌入，他们生活在险恶的条件下，并且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城市中，而在大型革命浪潮的事件中，一个新的巴黎公社幽灵正在让资产阶级辗转难眠。

另一方面，俄国资产阶级过份的依赖国际资本的投资与信贷:

 “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资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人们只叫记一记法国官方所起过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些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与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32]

这些性质并不是俄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 虽然有极小的不同，它们和所有的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 “民族” 资产阶级有着一个相同的特征。列宁嘲弄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主义 — 他们的 “人民阵线主义” （事实上就是这样，虽然孟什维克没有用过这个词)）— 他们意图要让自己迎合所谓的 “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 政党，在对抗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迎合 “ 进步资产阶级” 势力的颂词。如果列宁他能见证今日世界各地如在希腊、西班牙、印尼、印度的共产党更加显著的阶级合作主义，他会说什么呢？然而，仍然没有任何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敢在资产阶级民主政客的面前面对面的追求一个独立的，列宁主义的阶级政策。

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那些 “理论家” — 包括蒙迪·约翰斯通，所不断複颂的“阶段论”，是对列宁主义思想粗糙且机械式改编后的一幅搞笑漫画。约翰斯通如何解释1918年的德国革命，或者1920年意大利的静坐罢工？前者，德国工人已然在一场没见血的革命中夺取政权，却被躲在 “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性质 “大义” 下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出卖，最终 “自愿投降” （!） 把政治权利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是所谓的如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宣称的，德国革命的 “民主革命阶段” 吗？约翰斯通同志？如果是，那列宁又为何声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背叛呢？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了1920年的意大利，盛大的静坐罢工潮造就了革命的情势: 但社会主义领袖们没有明确的提出革命的前进路线，而让意大利工人走向失败，并直接导致墨索里尼的崛起。如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他们以 “群众还没准备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为理由为自己开脱。但如果列宁能痛击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在执行革命性纲领方面的完全失败，对于比1920年意大利的运动还要深刻，还要广泛的1968年法国5月风暴大罢工中那些法国共产党的 “领导”，列宁又会怎样评论？

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总是把失败的责任归咎到，据称对于社会主义 “还没准备好” 的群众身上。但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展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意愿，以及为了社会变革所做出英勇牺牲。1968年的共产党 “理论家们” 问: “为何总是怪罪到领袖们身上呢？”，呼应了1918-1920年间考茨基（Karl Kautsky）、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 以及赛拉提（Giacinto Serrati）这类人义愤填膺的言词。对于已经不相信工人阶级拥有改变社会的能力的傲慢的官僚来说，他们无法去想像他们患有的“议会迷信”不治之症与群众遭遇的失败有著任何关联，没有有所觉悟的革命性领导，他们无法将他们的运动贯彻到底，到胜利。

共产党领袖们在这一切里得到了什么教训？蒙迪·约翰斯通引用了一些列宁的论战的片段。但他却没有选择许多列宁对抗那些试图让俄国无产阶级与 “自由派” 资产阶级互相配合的孟什维克的言论。为什么他不引用列宁对阶级合作主义的无数次攻击，以及他对革命工人和农民是贯彻民主革命的唯一阶级的坚持？

很显然，蒙迪·约翰斯通在所有列宁的作品里，只看到一长串对不断革命这异端邪说的声讨。他丝毫看不出关于在1925-1927年斯大林在中国进行的愚昧孟什维克政策，也看不出这些作品和1930年代古巴共产党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做为 “进步反美势力” 并谴责卡斯特罗为一个 “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者” 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而伊拉克共产党则称呼卡塞姆为一位伟大的掌舵人，直到卡塞姆开始射杀并埋藏他们！ 苏联的同志们对伊朗 “进步的” 的国王进行了睦邻友好的政策， 包括将政治难民出卖给行刑队。印尼的同志和他们的 “列宁主义” 政策以及他们的 “工农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先进贵族阶级和所有爱国先进分子的大联盟” 在 “进步” 的独裁者苏加诺面前阿谀奉承，最终导致上百万共产主义者毫无抵抗能力的惨遭杀害。中国与俄国争先恐后的赞扬那位 “英勇的反帝国主义斗士” 阿尤布·汗，直到后来却被巴基斯坦的工人农民所推翻。

这些只是少数几个今日 “共产党” 领导阶层 “列宁主义” 方针的案例。在 “保持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忠诚” 的口号下，他们在各处力求阶级合作的政策，托洛茨基称之为 “对孟什维克主义滑稽和可笑的模仿”。

英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的许多同志，被约翰斯通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脑内补完搞糊涂了。在此我们希望某些重点已经得到澄清。不断革命论不是蒙迪约翰斯通所展现的复杂和枯燥的理论，而是整个俄国十月革命的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没有对这些问题的透彻了解，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找到他对于现今世界局势的认知。印尼，希腊，巴基斯坦的悲剧会再次重复。所有认真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学习这些事件的教训，认真学习理论，以为未来他们在英国和国际上将会扮演的角色做准备。

注释

[1]译者注：有时又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2]马克思与恩格斯，中文版全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50-3.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1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2.htm

[4]同上

[5]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革命和无产阶级”， 蔡汉敖译，陈泰编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托洛茨基转摘自门捷列耶夫（《了解俄国》1906年版，第10页 ）

[6]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1789 — 1848 — 190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4.htm

[7]译者注：德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早年在革命派阵营，反对改良派修正主义，后来不幸堕落，背叛了革命事业并成为大资本家。

[8]译者注：中文全称《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9]斯大林，中文版全集，第六卷，“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P. 310-34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6.pdf

[10]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permanent_revolution/04.htm. 译者注：“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泛指工人阶级加上受压迫的广大农民，与中国常用的“劳苦大众”近义“地方自治局”（Zemtsvo）是权利十分有限的地方机构，由乡区地方的自由派贵族统治。

[11]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12]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3.htm

[13]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译者注：我们可见约翰斯通在解释列宁写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段落时，利用的证据是来自列宁另一篇文章的，从上下文撕裂的一句话，虽然两篇文章的背景、语境等等都不相同。

[1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15]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作者的重点

[1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2卷，“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32.htm

[1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结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3.htm

[18]列宁，“‘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作者的强调)

[19]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革命和无产阶级”，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20]同上，作者的重点

[21]托洛茨基，《1905》，英文版，P. 285，本书译者译

[22]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P. 91，本书译者译

[2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9卷，《论策略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4]同上

[2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9卷，“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6.htm，作者的重点

[2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9卷，《论策略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9卷，《论策略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8]同上

[29]列宁，俄文版全集，第14卷，1921年第一版，第二部分，P. 481- 482，本书译者按作者英语译文译

[30]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工农民主专政 —— 二月和十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3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2.htm

[32]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章，“二月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5.htm

第五章 托洛茨基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虽然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起义的表决上支持列宁而反对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他却在1918年在与德国签订停战条约的问题上与列宁形成了强烈对峙。他在这个决策上的表现同时展出了他的优点和缺点。”（《我思》，P.17）

这是约翰斯通文章中唯一提到有关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们在1917年的斗争。而他对这点的轻描淡写也表现出了他的论述格局。托洛茨基当然“意外地”与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这件“小事”上持同样的立场，并对立与加米涅夫丶斯大林丶以及季诺维耶夫。但是在其他“基础的问题上”，他当然又与“正确路线”作对。

蒙迪·约翰斯通在这里试着重新使用他在讨论“不断革命论”时候所用的技俩。在那篇内，他巧妙的“遗忘了”孟什维克当时的主张，并夸大了所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 的分歧。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问题上，约翰斯通又一次的将整个情势化为两个对立的立场：列宁支持马上接受德国条件的主张，以及约翰斯通所形容的托洛茨基“不和不武”的立场。但是蒙迪·约翰斯通清楚地知道，在这个议题上并不是只有两个主张，而是三个：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之外，还有布哈林的立场。他不但要求拒绝接受德国的条款，还要求对德国发动革命战争。约翰斯通也忘记提到一件小细节：布哈林的主张在和谈还在进行时是受到党内大部分人支持的。

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的态度是什么呢？列宁在1915年思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执政可能性时，在他的刊物《社会民主者》内发表了一篇题为“几个要点”的文章：

“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革命使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那它要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要向各交战国建议媾和，条件是解放殖民地和所有从属的丶受压迫 的丶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和法国，只要它们的现政府还在执政，都不会接受这个条件。那时我们就应当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就是说，不仅要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彻底实现我们的整个最低纲领，还要有步骤地推动现在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一切民族丶亚洲的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印度丶中国丶波斯等）举行起义，而且，首先要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使他们违反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意志，举行起义来反对本国政府。” [1]

这正是列宁在俄国革命前设想的一个大胆的革命战略。即使当今各国共产党将自己膛目结舌和平主义强加在十月革命的领袖头上，但列宁的战略明显和他们大不相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1917年前主张发动革命战役：一场以革命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并透过联合红军的武装起义丶欧洲的劳动阶级丶以及全世界各国受压迫的人民来实现。

在十月之前的煽动和准备期间，布尔什维克党重复的强调了他们主张“不丧权辱国的停战”，他们会向帝国主义势力们提出停战协议，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方不接受，他们将会发动对抗帝国主义势力的革命战役。因此，列宁之后于1917年九月写道：

“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连停战都不同意（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战争就成为真正被迫进行的战争，成为真正的正义战争和防御战争。单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使俄国在军事方面强大好多倍，特别是在同掠夺人民的资本家完全决裂以后；更不用说，到那时候我们方面进行的战争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成为同一切国家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丶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了。”[2]

革命战争这个想法已经被党无异议的接受为基本策略。因此，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刊登了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公开信时，他们主要论点之一便是提到了革命战争的可能性，以用来吓唬工人们：

“大部分的士兵们支持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求继续战争，而是因为我们提出了要求和平的口号…如果我们夺权以后，世界情势强迫我们发动革命战争，那士兵们将不再支持我们。”

这个论点是对于几个月后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很好的辩护。但是这并不证明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历史远见，只是展现了他们的胆小和机会主义的摆 动。他们对于签订条约的支持只不过是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附属品：两者是不能分开计的。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只是论点本身，提出论点的人和提出的原因，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那布尔什维克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又是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从沙皇政权接受过来的军队几乎是一盘散沙；不少军团自行的解散；纪律松散；军官们纷纷投靠反动势力。布尔什维克们的政策是在这样的实质情况下，而不是理论性思考下，来被决定的。将任何对此的党内歧见描述为比在策略上意见不同更严重的问题， 是完全悖离事实的。在其他的情况下，比如如果他们有时间组建红军，那这个问题当然会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讨论，如我们在1920年的波兰战争所见。

将谈判拖得越长越好，是当时布尔什维克们第一个实行的政策，并寄望于西方的革命运动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处境。这个被今天“务实的”庸人们形容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思路在众多的场合中不知被托洛茨基，也在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发言之中展现出来，包括如列宁和加米涅夫。而加米涅夫更随后支持了列宁提出签订和平协议的主张，并对于在布列斯特的宣传上评论道：“我们的讯息会跳跃过德国将领们的头上传达到德国人民的耳中，我们的言辞将会夺走德国将领们用来欺骗德国人民的武器。”后来事件的发展不同于加米涅夫的预期，但是当时的他正代表着全党上下都持有的意见。 

在合约谈判中进行宣传活动的成功必须要归功于托洛茨基。他将这个平台转变成一个向欧洲被战争压制的劳苦大众们解释革命理念的机会。托洛茨基当时的演说也被列宁在世时的共产国际汇整并用多国语言发表。只是列宁在1924年去世后，这些资料被斯大林派系所掩盖。

在西方的革命被延迟，而俄国革命武装力量仍然薄弱的情况下，党内领导人们之间开始发生意见不同，而列宁的意见则居于少数。这个期间首次在1918年1月21 日，也就是布列斯特谈判压力达到最高点上，浮上台面。为了防止德国在布尔什维克回绝和平条约下发动攻击，列宁主张就算要接受德国灾难性的要求下也要立即签订条约。托洛茨基同意在当时的情势下继续战争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认为布尔什维克们应该停止谈判，并只有在德国再次发动攻击的情况下才妥协。布哈林则继续要求对德国发动革命战争。

斯大林主义者将当时的情况刻画成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被一个毫无纪律的极左托洛茨基挑战的局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属于少数的“温和派”。而领袖们之间的格局更显现在广大党员之中。绝大多数的党员主张拒绝签订条约。当党领袖们邀请各苏维埃表达他们对布列斯特问题的看法时， 至少有两百个不同的苏维埃做出反应，而其中只有两个大型的苏维埃（彼得格勒以及持保留态度的塞瓦斯托波尔）支持签订和平协议。所有其他的大型苏维埃，包括 莫斯科丶叶卡捷琳堡丶哈尔科夫丶叶卡捷林诺斯拉夫丶伊万诺沃（Ivanovo-Vozuesensk）丶喀琅施塔得等等都以绝大多数表决停止谈判。

党中央委员会在1918年1月24日召开的会议将决定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谈判桌上必须执行的立场。在会议前，托洛茨基记录下了他和列宁的对话，其中列宁表示支持托洛茨基所主张拒绝签约但宣布停战的动作，但是前提是如果德国继续进军，托洛茨基支持马上签订条约并绝不支持发动“革命战役”。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宁的条件[3]。列宁此时并没有直接推动他所支持的直接签订条约的主张，而只是发动了一个随后被通过的，要求托洛茨基尽量延长谈判时间的表决案。之后对于托洛茨基主张停战但拒绝签订条约的表决案也被发起并通过。

蒙迪·约翰斯通指出：“在面临着德国苛刻的要求时，他（托洛茨基）对西方立即发动革命的高估蒙蔽了他对于现实的认知，并导致他拒绝签订条约。”（《我思》，P. 17)

我们已经从上述的党内分歧看到了“导致托洛茨基拒绝签订条约”的真正原因。蒙迪·约翰斯通在各处将自己的“分析”局限于一些与根本问题毫无关系的只言片语，进而创造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源自于他个人意见，而非全党决定的假象。约翰斯通继续道：

“另一方面，列宁则强调当时的德军正占着上风，而经历战争摧残丶军备残破丶饥饿不堪的俄军绝对不敌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他因此（！）敦促俄国应该忍辱负重，立即接受德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并警告不这样做的下场将会导致德军进一步入侵苏维埃领域并提出更严峻的条约。”（《我思》，P. 17）

蒙迪·约翰斯通将整个情势描述为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对立。他坚持将列宁描绘成一个“务实主义”的庸人，反对着托洛茨基对革命的“痴心妄想”。他引用了列宁片 段的语句形容世界革命为“好听的童话故事”，却没有解释列宁对布列斯特做出他的主张的原因，因为这个原因毫无疑问正是源自于革命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在这段讨论中列宁得到了季诺维耶夫以及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声称“西方没有任何的革命运动，没有既成的事实，只有可能性。”季诺维耶夫宣布虽然“签订和平我们会强化德国国内的沙文主义以及弱化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但这远比“葬送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来得好。列宁被迫公开驳斥这些源自于这些“务实主义者”的支持，而蒙迪·约翰斯通现在却将这些人的庸俗加诸在列宁头上。

在回覆季诺维耶夫的发言中，列宁坚决地任定“在德国的运动在谈和的情况下有能力发展…由於德国革命将会远比我们的强大，我们必须牺牲自己。”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张不受这种机会主义的侵蚀，列宁不断地强调：

“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麽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後胜利是没有希望…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4]

1924 年後，声称托洛茨基顽固的以拒绝签订和平条约来违背列宁和党领导们殷切期望的谣言诞生於世。在托洛茨基於2月14日向苏维埃中央行政委员会报告了他的行动 之後，斯维尔德洛夫(Sverdlov)以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提案：“在接受完和平使命团的整个报告之後，中央行政委员会完全批准其在布列斯特的代表的行为。”一直到1918年3月，季诺维耶夫仍然在党大会上说到：“托洛茨基毫无疑问的遵循了中央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的决定。”当时没有人会尝试着反驳这个事实。

此时的托洛茨基，如同列宁，完全不认为当下的“而经历战争摧残丶军备残破丶饥饿不堪的俄军”能够负荷新一波的攻击，更何况发起一场革命战争。然而，另一方 面，工人大众之间以及全党领导的当下的气氛完全反对了不只是“羞耻的”，更是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来说灾难性的条约。另一方面，德国单方的攻势将会使西欧大众认识布尔什维克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同盟国（英国和法国）不遗馀力地宣传布尔什维克是德皇雇佣的间谍来将俄国脱离战争的抹黑之下，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在当下的俄国境内，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俄国政府将对德国妥协的序幕（後来的历史证明了英国和法国政府社交圈内共同参考了这个看法）。

在德国重定其最後通牒後，列宁再次的申论了立即签订和平条约，却被中央委员会微弱多数反驳。托洛茨基在德军反攻仍然还没发生的当下投下反对票。列宁当时则重新订定讨论问题为：“如果德军在德国革命浪潮没有开始之前发起进攻，我们需要签订和平条约吗？”当时的“左派”共产党（布哈林以及支持革命战役的党员）选 择弃权。托洛茨基则基於他和列宁的商讨投下赞成票。而在次日布尔什维克受到德国再次发动攻势的消息时，托洛茨基立即给予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列宁的主张。

德军将领霍夫曼（Hoffmann）於2月21日宣布了新一系列为了无法让俄国接受的和平条约。德军更在芬兰发动一项挑衅动作，镇压了芬兰劳工运动。这一系 列的时间深化了布尔什维克对於盟军和德军约定联合起来粉碎苏维埃共和国的担忧。而当时就算布尔什维克接受签订条约，德军仍然极有可能继续进军。托洛茨基一 开始认同了上述的分析，但是当列宁重申接受条约的必要时，在“左派”重新激起反对声浪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并没有加入主张发动革命战役的阵营，反而弃权，从而给予列宁多数。

如果托洛茨基如此醉心於“革命空谈”，怎麽会在两个关键时刻中选择给予列宁多数呢？既然我们提到了“革命空谈”，那让我们看看列宁当时撰写的，被约翰斯通大量引用的同名文宣。

列宁在1918年2月21日於《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革命空谈”，启动了他徵求大众对於签订和平条约支持的宣传。约翰斯通对这篇文章的几次引用方式都意味着这篇文章是针对托洛茨基的直接攻击。事实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在这篇文章内。那这篇是写来针对谁呢？答案就在文章的第一句话：

“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当时有人责备我，说我的提法太尖锐了。”[5]

任何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能够清楚的看到这篇是写来驳斥主张不顾苏维埃共和国身处的劣势，对德国发动革命战争的人，也就是由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为什麽列宁对这个议题上99%的驳斥都是针对布哈林派系的，而如果他有提及托洛茨基，语气上也很清楚的柔和许多。任何对列宁写这篇原意的扭曲更笨拙 的遗忘了这篇是出版於2月21日，也就是托洛茨基对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提议投下赞成票的三天以後。约翰斯通如此将列宁针对极左布哈林的攻击断章取义，将其呈现位看似针对托洛茨基的驳斥，是相当不诚实的行为。而约翰斯通的扭曲得以得逞，完全是由於他完全没有提到布哈林，并由此产生了对於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歧见一个完全是夸大其词丶错误且不诚实的描述。

卡尔（E.H. Carr），一个颇受欢迎，且无法被蒙迪·约翰斯通指控为托派或“非历史性的”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议题上的歧见有如下的评论：

“列宁与托洛茨基对於布列斯特问题上的歧见小於他和布哈林派的争论。托洛茨基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布列斯特系列事件中扮演的戏剧性角色让他的同侪以及後继者认为他在整起事件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当今对托洛茨基的印象，也就是主张世界革命的他冲撞重视国家安全或提倡一国社会主义的列宁，已经被事实扭曲到完全错误的地步。”[6]

如果我们只从蒙迪·约翰斯通所着的“高度选择性，片面的史观”来看，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历史（除了一些如他只用一个段落谈到的十月革命短暂“插 曲”）都完全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上建立的！这就是约翰斯通同志在他的前言中保证带给我们的“平衡”丶“客观”的著作。

在此我们也可以妥当的点出另外两个有关於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个别立场的事件来描述约翰斯通“客观性”观点的完全片面 性。在布列斯特争论後，托洛茨基马上与重要的党领导们在是否接受英法支援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托洛茨基对此主张接受支援，而布哈林的“左派”以及斯维尔德 洛夫则反对。列宁并没有出席这个会议，但是会议记录中则记载着他传给会议的讯息：

“我赞成从英法帝国主义强盗方面取得马铃薯和武器，请把我这一票加上。”[7]

在布列斯特事过两年後，党领导在对於波兰战争问题上又发生了相似的分歧。托洛茨基基於军事和政治上的考量，反对任何在防御毕苏斯基（Pilsudski）攻 势以後反攻波兰本土的尝试。列宁则在基於认为华沙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们会被革命战争激励而发动革命推翻毕苏斯基的观察下，支持反攻。红军虽然成功的反攻波兰 本土，却在华沙城外被击败，并被迫退守至冠松线（Curzon Line）之後，失去了他们原来在发动攻势时所控制的阵地。在尔後的停战条约中，布尔什维克被迫放弃在白俄罗斯地区，原先将苏联与德国和立陶宛分开的大片领地，交给波兰。

那在1920年的列宁是沈醉於“革命空谈”的吗？他是否应该对迷恋於世界革命的“幻梦”和“童话故事”而负责？只有庸人才会做出这样的评价。列宁是个革命家和国际主义者。他所有的决策都是首先基於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考量。

列宁在布列斯特上的妥协主张完全只是创造一个喘息空间，让断壁残垣的俄国能够重建，并建立红军来作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支援西方革命的利器。列宁在支持签订和平协议的同一句话中，也强调了在当下“为革命战役做准备是必须的。”

列宁自己对於他在布列斯特问题上主张的描述即可破解斯大林主义者们利用他的言词所散布的和平主义丶“和平共存”丶以及社会爱国主义：

“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经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应当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这个革命一定会到来，它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如果你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就应当有信心。”[8]

列宁是个最高等级的政治务实主义者。他的每个动作都是建立在对於世界各阶级势力平衡的精密观察之上。但是革命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必然的。 持有这样的认同无非是加入了那些“客观的”事後诸葛亮的阵营中，永远在後视镜中找到真相。然而，列宁支持签订布列斯特和平条约的动机却完全不同於约翰斯通以 及共产党领袖们的意象。他们并不想要澄清列宁在布列斯特议题上的主张，而是企图掩盖了他们今天把持着胆小丶反列宁主义政策的事实。

注释

[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7卷，第10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0.htm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2卷，“革命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24.htm

[3]作者注：列宁自己在党内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证实了这个事件，请见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4卷，《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2

[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4卷，《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7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1

[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3卷，“论革命空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125.htm，作者的重点

[6]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英文版，第三卷，伦敦，1953年，P. 54，本书作者的重点，本书译者译

[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3卷，“论疥疮”，注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129.htm

[8]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5卷，“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於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5/053.htm

第六章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

蒙迪·约翰斯通不会浪费他的读者们的时间，以用来介绍一整段针对他所承认的托洛茨基革命事业中，在俄国内战时所伴演的任何关键角色的细节的“平衡报导”。也许这当中的偏见会被客观的读者们所发现，例如列宁在内战期间提供给托洛茨基的已署名的空白纸表，授权给任何适当的“革命空话”的活动!

为了内战篇章的粉饰，约翰斯通为我们引用他的老朋友艾萨克·多伊彻的著作《武装的先知》，其中对于“托洛茨基的错误们(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和他的成就们(足以用来功过相抵)”的文字绘写，可谓“呕心沥血”。而蒙迪约翰斯通为何不汲汲营营于内战的著墨的理由也就十分清楚了。他花费了文章的前半段，就为了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不具备组织能力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个人主义者，并且恬不知耻的继续引用高尔基的文字:

“'你敢说有其他人能够在一年内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赢得军事专家的敬重吗？'列宁拍案说道。 ”（《我思》，P. 17）

担心这个报导的“公平”失衡，约翰斯通急忙引用的把高尔基另一番言论，是关于列宁对托洛茨基的看法:

“他站在我们这边，却不是我们的一员。他是很有野心的。他带着一点拉萨尔的坏气息。 ”

蒙迪·约翰斯通这种心思缜密卖弄引用的手法我们之前已经评论过。这又是另一个相当好的例子。其中第二部份的引用，在1924年原始版本的高尔基的《回忆列宁》并没有出现。在早期也不可能会有置入如何露骨的谎话的可能。但1931年高尔基被迫改写了他的回忆。在斯大林的淫威下，高尔基的部份回忆被消失，同时另一种“回忆”被创造并首次亮相，特别是蒙迪·约翰斯通所引用的那一部份。既然约翰斯通同志对于高尔基的列宁对托洛茨基态度的报告深感兴趣，让我们看看真正原文内另一段话。对于那些试图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作梗的毁谤者，列宁驳斥道: “嗯，没错，我知道他们在我与他（指托洛茨基）的关系上说了多少谎。”

对于工会的争论

“在党在革命后对于官僚问题的第一个主要讨论上，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发生冲突。列宁强烈地斥责托式的政策为“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表示了“军事经验中...最坏的东西。 ”包括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 ”（《我思》，P. 19）

再一次的，读者们应该注意到蒙迪·约翰斯通“分析”的方式，是一再地在文字引源上单纯又简单的讨论支字片语，没有谈及背景与这些争论本身，甚至没有关心到日期！就撕毁了它们的本文。自马克思以降，马克思主义者们总是从最小的日期，精确完整的文字引源，理论性质的分析乃至于整体，都有所坚持。只有走在严肃诚实的路径上，历史问题才能被解释。

工会问题的争论，是为人所知的“战时共产主义”组织下整体政治与经济模型的危机的一环，不能在抽离这个问题脉络后来理解。列宁所描述的战时共产主义为“被围攻下的共产主义”。这整个系统构筑在严厉的集中化与在所有生活范畴引入半军事化的措施，在一个落后，因战争而断垣残壁而使革命被孤立的国家，在内战与外敌干涉的条件下载浮载沉。而蒙迪·约翰斯通问题摆饰成“劳动军事化”似乎是托洛茨基的一己之见。苏维埃政权前几年的主要特征为各种抓紧的经济困难，一部份是对内对外战争的结果，一部份是原物料与技术人力的匮乏的结果，还有一部份是农民小资产业主对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措施的反弹。

1920年，铁矿与铸铁的生产从1913年的水平各自跌落了1.6%、2.4% 。原油的纪录最好，是1913年水平的41%。煤炭则来到17%。总体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水平在1920年来到1913年总值的12.9%。农产品生产在两年内（1917- 19）下跌了16%，由乡村出口到城镇的一些产品持续最大的下滑:麻类26%，亚麻32%，粮秣40%。内战的条件下与这期间的长期的通货膨胀，使得城镇与农村的交易近乎停摆。

城镇工人们拮据的生活环境导致工人大规模逃亡至农村的情况。1919年的工业工人衰退到1917年水平的76%，建筑工人则是66%，铁路工人63%。 1920年的工业工人总数从1917年的三百万人减少到一百二十四万人，也就是一半以上。在这两年内彼得堡的劳动阶级的人口比率就少了一半。这些数据都无法显示整个灾难的规模，因为它们没有显示自人们离开后，那些留在工厂内却三餐不继工人们的劳动生产力之下降。

从布尔什维克们的观点看来，还有比经济上的后果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十月革命阶级基础的快速腐蚀。鲁祖塔克（Jānis Rudzutaks）在1919年一月的第二届全俄工会大会上生动地描述：

“拜工厂生产紧缩所赐，我们看到了各个工业中心的大量工人们被吸收到农民大众中，我们的工人人口被半农人口或纯农业人口所取代。 ”

为了阻止这一惨烈的衰退，而在工业活动中导入了激进的措施，以温饱饥饿的工人们，并停止城镇到乡村的人口转移。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本意。在1918年三月的第七次党大会称为“对于提高工农的自律和纪律来说最有力，果断且严厉的措施。 ”对于孟什维克的抗议，列宁如此回应:

“如果我们设想，这种任务在资产阶级政权垮台的第二天，也就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内就能实现，或者不用强制就能实现，那我们就是可笑的空想家。”[1]

孟什维克与“左派”的争论基础在于资产阶级对“劳动自由”的可笑争论，反映了落后阶层与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情绪的增长，尤其是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首当其冲的农民。

早在1905年列宁就认识到，只要革命能给予土地，农民们就会支持革命，但革命开始攻击私有财产制的基础后，富农会必然的快速走向反对派。如果革命持续被孤立就会产生这一危急的情况。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业主中，无产阶级只是沧海之一粟。没有从乡村来的稳定的原物料与食物供给，工业也就停摆。但是鉴于工业的破败条件，要供应给农民需要的制造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农产品，想要马上建立起城镇与乡村之间健全的交换流通是不可能的。在第八次党大会列宁简明扼要的道出重点:

“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供给我们这些拖拉机...”[2]

列宁不只一次的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在各个先进国家的胜利，才能真正解决面对革命时的各种问题。在此之前，经济危机必须要用上激烈的措施才能解决。即便在内战过后，在1920年的全俄苏维埃大会上的演讲，列宁解释道: “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从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 ”[3]

为阻止工人们从城镇到乡村的流动，而导入严峻的措施来对抗“怠工”。1920年，一位在克洛缅斯克庄园的工人告诉来访的英国劳动代表团“工人之间的怠工频繁，而怠工者会被士兵从乡里逮捕带回。 ”在第九次党大会（1920年三月）后通过了一条法令，即对“怠工”施予包括强制劳动的严惩。劳动被放在军事基础上。 “战时共产主义”意味着暂时的“劳动军事化”。

那些把列宁与托洛茨基跟斯大林政权和他的后继者混为一谈的人，用的是考茨基和孟什维克关于“胁迫性政权”的论点，却忽略了时间、地点、方法和条件上的差异。就算是在最民主化的资产阶级国家，如英国，战时条件的策略也会禁止劳工的移动自由，职场转职等等的做为最“非平常”的措施。布尔什维克当时在惨烈的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后，接着又面临内战。整个国家由于白军的掠夺与外国武力干涉已经是面目全非。这样的情况下激烈的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但一直以来列宁与托洛茨基都保障工人与农民讨论与批判的自由，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更是如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战后工人们做好准备接受那些他们认为能够悍卫自身权利而有所必要的“非平常”措施。而在俄国的工农政府，工人们则是为了能让十月革命存续而做好准备接受暂时的苛刻措施。

托洛茨基是一介“大官僚”?

蒙迪·约翰斯通十分不快地意识到，在列宁死后，带领对官僚腐化与斯大林主义展开斗争的正是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因此他非常勤勉的捏造出一个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个“大官僚”的“案例”，是工人民主和工会自由的死敌。靠着惯常的印象派画风，他创造出“劳动军事化”是托洛茨基的一己之见，暗示托洛茨基进行“他的”政策来对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如此全然伪造的印象!究竟这样的功绩是如何成就的，约翰斯通同志没打算解释。他也无法解释，因为这是一连串的谎言。

1920年一月十五所颁布的一条政令，让乌拉尔部队转型为第一支“劳动革命部队”。稍后另一条政令委托这第一支劳动部队的革命委员会指挥“恢复并强化乌拉尔地区一般经济与军事活力的总体方向”。高加索与乌克兰的劳工部队委员会也被授予相似的权利。其中一支部队被派往支援土耳其斯坦的铁路重建，另一支则是在顿涅茨煤矿山工作。这期间红军士兵们都投入帮助工业的运转，而没有被召集军事服役的工人们则都被征召参与上述的“劳动前线”。

这些工作都是出自于“大官僚”托洛茨基吗？1920年一月十二日，列宁与托洛茨基还在促膝长谈一场各个布尔什维克工会领袖的会议。这场会议的主题是说服这些领袖能接受“劳动军事化”的政策。这份有列宁与托洛茨基署名的动议提案被驳回了，只有列宁与托洛茨基两票赞成票。想像一下这样的事发生在斯大林时代或今日吧！

这样的事不是绝无仅有。当时在每一个主要的经济与政治问题上，列宁与托洛茨基都持完全相同的意见。在争议雇用资产阶级专家加入军队与工业的问题上，为了让布尔什维克其他领袖接受他们这项建议，列宁与托洛茨基并肩打了一场硬仗。同样的，在一人管理制与农业政策上两人的观点也都相符。蒙迪·约翰斯通对这一切保持缄默。这些事实只会对他的各种分析的“公正度”产生动摇。

再论工会问题

“1920年，除了战争委员的职位，他(托洛茨基)还掌管对经济和军事都很重要的交通部。在严刑厉法下派遣铁路工人和其他工人到铁路维修部门后，面临铁路工会的各种反弹，他开除原本的领袖，并指派对他来说更合拍的人。对于其他运输工人工会，他也采取同样做法。他的行径带来了成果：铁道在预计的时间表之前完成修复。”（《我思》，P. 19）

约翰斯通机关算尽，用他“公平的”文章内不该出现的下流影射，试图创造“大官僚”托洛茨基以枪口逼迫铁路工们就范，并在他的倡议下在工人之间推行“真正斯大林主义”的形象。然而事实是如何呢？

内战对经济方面一个最具瘫痪性的打击就是摧毁了俄国巨大的铁路网络。共计七万俄里的铁轨只有一万五千俄里逃过一劫。超过60%的火车头无法使用。 1920年由于各种通联系统涣散而导致的经济混乱接近危急关头，当时若非采用了激烈的行动，整个俄国的工业将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创。当来到对波兰战争的高峰，也意味着整个革命的命运还是悬而未决。

在第九次党大会的一个特别决议中，宣布在这次铁路危机中要克服的主要问题就是铁路工人工会。这个传统上被孟什维克领导的工会，在铁路监督的问题上就已经和布尔什维克政府发生过冲突。第九次党大会指派托洛茨基全权负责修复铁路的工程，并授权给他深入工会把有能力并忠诚的工人骨干们带入这次的行动中。当工会代表们拒绝接受各种新的法令时，决定要把工会代表们撤换，并以专精的共产党员所成立的新任委员会取而代之的人，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有“右翼”的共产党人与工会领袖托姆斯基一人反对，其他包括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全都投下赞成票。

约翰斯通把托洛茨基雕塑成在“劳动军事化”与战时共产主义背后的“邪恶的天才”。他撒手就忘却了早在1920年二月，托洛茨基就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提倡废除战时共产主义的第一人。当时托洛茨基上书中央委员会一份提纲，其中指出经济的持续恶化、无产阶级的疲软，以及城乡差距的鸿沟。他倡议由粮食税取代强制征粮的方案，以及著眼于破败市场经济的局部恢复的措施。事实上，这些政策在后来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下也被采用了。

托洛茨基这些遭列宁反对的诉求，被倾向继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中央委员会驳回。托洛茨基接受“战时”策略将不得不再继续一段时期。尽管这与他自己的观点相悖，托洛茨基努力使该系统尽可能地运转。再次对托洛茨基的这些罪嫌讥笑的蒙迪·约翰斯通，对于托洛茨基对战时共产主义基础的反对则是“装聋作哑”。

约翰斯通把托洛茨描绘成一个独裁的“大官僚”，指出托洛茨基的一场演讲中强烈批判了抽象的“劳动自由”为自由主义的理想，并指出非自由劳动一样可以具生产力。托洛茨基在发言中提到动产奴隶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过去历史上无疑扮演过相当进步的角色，这也被蒙迪·约翰斯通断章取义，并阴险的加以扭曲（承袭了多伊彻的手段）。约翰斯通同志从多伊彻那引用的这场演讲不是在第十次党大会，而是在第三次全俄工会大会上发生的。而且托洛茨基做为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所说的不是对抗列宁，而是对抗让蒙迪约翰斯通感动再三的，以“劳动自由”作为哭诉的孟什维克。

为了让布尔什维克政府失去信用，孟什维克祭出满口谎言且不择手段的作法，在内战与协约国干涉的情况胁迫苏维埃共和国。他们的争论是忧心“民主”和“劳动自由”的猫哭耗子。布尔什维克主张的是彻底的自由，只要证明无意以武装叛乱对抗苏维埃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自由也包括在内。但周遭环境使得“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窜逃到白军的阵营，还谈论到革命不应该保卫自身以对抗白色反动。用来替换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像孟什维克所宣称的是威玛共和的民主，而是反动的血腥统治。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群早已准备好在血腥龌龊的世界大战中成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人，却对列宁与托洛茨基“无情”的各种措施惊恐的举起双手悲天悯人。然而，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7-1921年间对革命运动的背叛，为纳粹的兴起和一场新的并更加野蛮的世界大战铺路。

布尔什维克们之间的在工会问题上的分岐，不是在蒙迪·约翰斯通庸俗描绘中所假设的，在“大官僚”托洛茨基与“劳动自由”的保卫者列宁之间，而是由战时共产主义的僵化所带给党内的危机的表现。如列宁解释的，最初的分岐是无足轻重的。但在既有的情况下出现了不是两个，而是至少五个的政纲，而领导阶层之间的小小摩擦，导致了党内一系列的派别产生。

当时列宁最优先的考量是避免领导阶层的分裂，以及维持联系在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跟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大众之间的微弱连结。在主要的情况，包括经济危机、文盲普遍、人数锐减并气馁的劳动阶级，以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大众的压倒性优势，布尔什维克党处在越发增加的外来阶级势力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被迫违背他们的理念而将反对政党非法化，意味着这些压力将透过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寻求一个表现的方式。最让列宁恐惧的是沿着阶级界线的分裂。而这是建立在列宁对于托洛茨基，最初在与工会领袖托姆斯基所发生嫌隙的，将工会代表改组，并让他们代表参与中央计划的提案的反对。

蒙迪·约翰斯通开始为他的工会问题的争论佐证，引用列宁的文章“党内的危机”的一段话。列宁曾试图用设置一个委员会来考察工会，以保全领导阶层内的分岐。在中央委员会的讨论过程，列宁用一些自己的明显浮夸的说法，因而这也“误击”并锐化了冲突。托洛茨基曾拒绝进入委员会。约翰斯通引用了列宁谴责的话语:

“正是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错误，使它后来发展成为派别活动。”[4]

但这番话约翰斯通只引用了一半。让我们看看列宁在下一句又多说了些什么:

“如果没有这一行动，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提出错误的提纲）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像这样的小错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犯过。”[5]

蒙迪·约翰斯通的读者们，只被允许阅读那些他认为是对读者健康有帮助的列宁。约翰斯通藉由只引用那些批判性的只字片语，为了自己而“帮助”列宁锐化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他在这个章节的其他地方，一再把那些被列宁和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推行而捍卫的申论当成托洛茨基的立场。为了重新叙述和“强化”托洛茨基的争论，约翰斯通声称:

“他（托洛茨基）重复申论俄国不是受害于太多官僚，而是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官僚，并认为后者应该被给予有限的特权（？）。谈到这个，多伊彻评论道:'他因而使他自己成为管理团体的代言人。'”（《我思》，P. 20）

约翰斯通施展多伊彻的降灵术，并没有让他的论证增添一些神圣感。任何读过多伊彻的人都知道，他的攻击不只是针对托洛茨基的“独裁”思想，也是列宁的“独裁”思想。而他事实上并没有区分这两人。他对列宁和其他革命家的观感，与他对托洛茨基的庸俗评估是如出一辙。

蒙迪·约翰斯通怪罪给托洛茨基的各种申论，正好对应了列宁一再推行的观点，如效率的必要、有条有理的管理，还有列宁对专业人士的“给予一定程度的让步” ，并不是像今日在俄国与东欧的，寄生虫般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们予取予求毫无节制的“让步”，而是单纯且只为了让破败的经济再次运转，让革命得以存续，直到欧洲的革命无产阶级能给予协助。蒙迪·约翰斯通再次将列宁、布尔什维克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思想展现为“托洛茨基主义”。但这仅仅显现了斯大林主义思想家们与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天差地别。约翰斯通扭曲这些论证，并把列宁的说法出自于托洛茨基的口中，也强迫列宁说出真正保卫“自由劳动”谬论的孟什维克的狡辩。

列宁论工会问题

“实际上，列宁说苏维埃政府'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他申论工会必须长年坚持'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并'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我思》，P. 21）

这段引用意味着什么呢？不是指列宁在苏维埃机构与其官僚主义变态的预料上，与托洛茨基有所不同。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假设要维持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系统，要采用什么样的立即政策。然而最有趣且最重要的事实是，蒙迪·约翰斯通在他整篇文章中，没有弄清楚任何一个列宁对工会问题的论证。而这也并不意外。

列宁辩证性的论述，在工人国家中，工会必须是独立的，因而劳动阶级才能保卫自身并对抗国家，转而保卫工人国家本身。列宁对这点相当重视，因为他看到国家势力的兴起并置于阶级之上并让自身与其分离。工人们可以藉由他们的组织，对国家机构与官僚行使监督。

看清楚了“工会的独立性”在斯大林下的俄国与今日是怎么一回事后，读到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所谓“官僚主义的倾向”的苛责是很讽刺的。一目了然，当托洛茨基“掌权”时他就是个官僚;当斯大林掌权，很遗憾的，他向“个人崇拜”投怀送抱。所有问题都是“个性”的问题!这样的方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中产阶级的庸才不同人物如何以在掌权后马上背叛来看待政治尽管还是那套高明的“批判”做法，很快的我们来到著名的“第二十次大会”，蒙迪·约翰斯通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蒸发成稀薄的空气。

“托洛茨基被他的追随者们（！）奉为反抗苏联内部官僚体系的斗士。在他人生最后的17年内，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官僚政权许多方面（？）孜孜不倦的批判，也被苏维埃共产党在1956年公诸于世。这也让托派人士的言词看似可信。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事实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我思》，P. 19）

的确，事实“更加复杂”!1956年赫鲁晓夫是怎么“揭露”苏联前任领导？斯大林是个暴君、凶手、大规模杀人犯、疯子......等等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其他人只能在独裁政治（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所“揭露”的!）面前发抖瑟缩，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却是问题的开端。和这个一头怪物更重要的，是产生它的社会关系。而关于第二十次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自1956年后，有什么被改变了吗？

早在1920年，列宁就看到苏维埃国家机构内所发生的进程。在他所有有关工会问题的材料里，蒙迪·约翰斯所没有讨论的，就是工人与他们的组织对于官僚们的监督的理念，对于他们在稽查官僚们积非成是的趋势、贪腐、挥霍、管理不当时的思想而感到担忧。列宁看到，健全的工人民主与国家消亡的发展，对于迈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对蒙迪·约翰斯通来说，根据他对赫鲁晓夫“揭露行动”的无限钦佩，现在俄国与东欧是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忙着清扫整体上所有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斯大林主义的痕迹-其中有一些意外的“遗憾”(而且显然是无法解释的的)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作家的文字狱，而这些显然在事件的真实情况没有关连!

蒙迪·约翰斯通对于从列宁论国家官僚化与工会作用的引用肯定只是说着玩的。

自1956年以来，俄国官僚被迫去除了一些斯大林统治下最野蛮的作法：那些在资本主义下，这些作法只可能是法西斯国家发生-如奴役劳动等等的。但对于一切的警察国家和恐怖机器仍然保留，不过是换个说法罢了。在俄国对于看待工会的情况表现了官僚对于自我改革的说法是全然的谎话。我们要问蒙迪·约翰斯通，第二十党大会结束十三年后，苏联的工会独立在哪里?

在斯大林底下，苏维埃劳动阶级的基本权益都被剥夺。今天，在他的后继者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下，同样没有罢工、集会、选举工厂委员会的权益（这些权益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下，甚至是内战的最黑暗时期都存在） 。苏联和东欧的工会就是一幅搞笑漫画:是官僚皇帝们传达圣旨给劳动阶级们的皮鞭。列宁希冀由工人组织来监督的巨大的贪腐、浪费、不当管理，已经到了损坏由苏维埃工人阶级建立的计划经济上先进成果的程度[6]。

任何会思考的大不列颠共产党青年团都能看到，这不同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因为孱弱而四面楚歌的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列宁诚恳地指出官僚的变态，但仍保障了工会与党同样的自由与独立。共青团成员应该不怕麻烦的去阅读列宁著作中第十次党大会的材料，然后诚恳地问问自己:如此自由的议题讨论，有可能发生在今日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吗？

跟内战与新经济政策时期——当布尔什维克因为苏维埃力量的虚弱与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威胁而被迫限制某些民主权益以做为暂时性的紧急措施——的情势相比，今日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家。而官僚们在给予苏维埃工人最基本的民主权益都有所忌惮。因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当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失势后，工人们从官僚手上所夺回的相对的工会独立，挑起了俄国的反应。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惧怕这股效应会影响苏联工人阶级!

与今日的苏联甚至是佛朗哥的西班牙情况相比，一切蒙迪·约翰斯通装成“劳动自由”的朋友来对抗“大官僚”托洛茨基的意图听起来更加空洞了。西班牙政府出自于对革命的恐惧，某些“让步”同样的要给予工人阶级。不同的是即使是在西班牙工会是非法的，但工人们仍然设置了真正的组织-非法的“工人委员会”，做为阶级代表来带领罢工和斗争，甚至与老板们谈判，而在“社会主义”的俄国，任何试图把各个阵线组织起来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会身处于铁牢后面。

事实上，在工会问题上所反映的，是苏联与其他官僚畸形工人国家整个社会关系的问题。若要谈论往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前进，就意味着工人阶级要做为社会控制、监督、整合的统治阶级，并完全的自由发展。这意指着整个社会参与工业和政府的计划和运作，并随之带来了官僚的消亡。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保证。社会主义计划需要工人民主的监督，就如同人体需要氧气一般。

在苏联，官僚树立起集权主义不只是对苏维埃劳动阶级的压制以及使得西方国家工人反感。这也恶化了对苏联生产力自由平稳发展的阻碍。在十月革命五十年后，工人们甚至缺乏现今在先进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基础，这是一份对自称社会主义闹剧最有力的起诉。当官僚炫耀道: “建立共产主义”的同时也重新开启死刑——对付包含欺瞒、腐化、强盗，对苏维埃经济造成困扰的经济犯罪——这是政权破产与工人民主需要一个具体实证。苏维埃工人必然要了解到唯一的出路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纲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官僚主义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第十次党大会与新经济政策

第十次党大会在危险的氛围下举行;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走入最后、最动荡的阶段。在一系列的省份发生武装农民起义，在坦波夫一系列的起义达到高潮。不满在饥荒的城镇漫延开来。 1921年二月在彼得堡由于粮荒而爆发一系列的罢工。孟什维克份子抓住动荡时的优势来推行“不要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的反革命口号。

这时的情况，如列宁所说的，工会问题的争辩是“这种奢侈行为确实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并且是“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把根据客观条件不应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7]，真正要议论的不是工会问题本身-但这个问题做为催化剂，使得党内一些明确的倾向具体化。

内战的结束，特别是红军的复员，加深农民大众的危机与不满。列宁解释，党内某些反对流派是“如果这种倾向是由农民在国内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况造成的，如果这些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不满”[8]。这些大会期间所爆发的喀琅施塔得起义的议题面前，迫使大会延后对工会问题的讨论。

喀琅施塔得起义，毫无疑问的是反映了在大众之间，尤其是更为落后的与农民的势力，但也有越来越多经过历年的战争、内战和饥荒的失意工人们，从这两者之间所增长的，对战时共产主义的不满情绪。面对农民大众无情的反对声浪，革命不得不被迫后撤。废除征粮而用征税取代，还有恢复市场经济，鼓励私人交易的措施。某些工业甚至被重新私有化，不过大型经济体如银行、保险业、大工业，以及对外贸易的垄断产业，都一起被掌握在国家手中。

这些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让步不是做为其对于战时共产主义“大官僚”的胜利而草率决定的，而是做为压力下的后撤，是做为给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一时的让步，避免工人与农民的分裂而导致苏维埃力量的瓦解。

在第十次党大会上列宁为保护这些让步指出，农民大众给予工人们压倒性的压力是“危险性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之流合在一起还要大。 ”他接着说: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是很大的，克服这种困难，需要紧密的团结-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团结-需要齐心协力的工作，需要统一的意志;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群众具有这样的意志时，无产阶级才能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实现自己艰巨的专政任务和领导任务。西欧各国的援助正在到来，但是来得不那么快。它正在到来，正在不断增加。”[9]

一如往常的，列宁明白且诚实的描述整个局势。新经济政策的后撤是被农民对工人国家的巨大压力，被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延误而孤立所决定。列宁一再指出，在下次国际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剧烈发展前，这是对于事务上的暂时性情况，是“喘息的空间”。但他仍然心急的对在这条路线上的危险，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做出提醒。

 “这个现象-农村中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在威胁着我们，这个现象是最大的威胁。”列宁在第十次党大会如此警告道。对那些觉得自我满足的人，列宁著重的回答: “而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呢？有。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斗争呢？斗争得非常激烈！”[10]

约翰斯通对于整个第十次党大会给了完全片面的陈述，侧重在工会问题，而忽略所有主要议题所牵涉的议题，并且以片面的方式处理工会问题——把问题再次的摆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死斗”，同时没有提起另外一些立场的存在——例如布哈林的所谓的工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再一次的，这些忽视让蒙迪·约翰斯通能创造一个完全的假象。从他意图用党大会对禁止党内派系的决议，来鉴别托洛茨基对于工会的立场，就可以完全看出他犬儒主义的路线。

“托洛茨基为他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所倡导的理论...组织派系。他（托洛茨基）在党内部推动了一次大论战，并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大会上以他的完全失败而告终，且带来了禁止派遣系活动的决定。”（《我思》，P. 20）

这的确是前所未闻!第十次党大会中没有人曾经在任何事上控诉托洛茨基要“组织派系”。这块由约翰斯通式的影射所特制的拼图，很明显是意图要与列宁对早期托洛茨基的“宗派主义”(也就是他拒绝加入行使调查工会的委员会)的批评衔接起来。约翰斯通相当明白，禁止派系决议的原因，与工会问题讨论，或者是托洛茨基在讨论的角色毫无关联。

原因在上述对列宁引用的节录中可以看到。清楚地解释这个特别的做法，是根据外来阶级压力在党内表现为各个派系团体的危险而决定的。在第十次党大会当下的情况，这个做法不是要对抗托洛茨基，而是直接了当的表明要对抗所谓的“工人反对派”，一个由什利亚普尼科夫与科伦泰所领导的半工团主义团体，并且被党大会正式的解散了。对于这个问题点的决议案，明确地解释了这个做法的原因:

“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维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主要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共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为恶化，成百万军队的复员使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特别猖獗，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11]

恰好在对“工人反对派”的争论中，列宁的一份声明，直接揭露了蒙迪·约翰斯通的关于托洛茨基所谓的“宗派主义”影射的不实:

“工人反对派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将要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发言说： '谁不懂得需要联合，谁就是反对党;当然我们是要联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党内的人。'我同意他说法。当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过分歧，但当时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一些旗鼓大致相当的派别时，党就得出结论，要求我们按照党的意图和指示联合起来。”[12]

注释

[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四卷，“《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10.htm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10.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卷，《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28.htm，作者的重点

[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卷， “党内危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5]同上

[6]编者注：对此详细的分析请参见泰德·格兰特《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 （Russia: 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

[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一卷，“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1/001.htm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第七章 列宁同官僚体系的斗争

“列宁在他晚年对于苏维埃政府以及党内官僚体系的滋长相当担忧。”（《我思》，P. 22）

蒙迪·约翰斯通继仅用一小段落来概括俄国革命，及另一个段落来阐述内战后，以同样的篇幅来解释列宁与苏维埃政府及政党内部反动势力的斗争，借以维持他的“公平性”。

那列宁又如何处理苏维埃官僚的问题呢？他当时只有对此“相当的担忧”吗？还是他做出了一些当今各国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们都持续不愿做出的尝试，也就是分析官僚问题的症结并借以对其发动坚决的斗争？

蒙迪·约翰斯通将“官僚”论述为一种简单的“官僚态度”，如果过多的繁文缛节，官场程序等等。这种理解方式完全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手法，无法将其了解成一种因各种具体原因而形成的社会现象。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探讨了这个问题，并解释道官僚的形成是在建立于落后、文盲农民为多数的国家上的工人革命政府躯体上生长的资本主义式、寄生性的肿瘤。

列宁在他生命最后的文章之一“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内中提到：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1]

十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旧制并强悍的镇压与清除了沙皇帝权，但在长久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旧制的各种人士渐渐在国际革命的失败以及革命浪潮退却下开始在各地重新掌握了特权与政权。恩格斯解释道：在任何一个拥有特权的少数囊括艺术、科学、以及政府的社会里，这些少数必定会利用他们的地位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只要社会绝大多数被迫花费大量时间在农业和工业内劳动以维持生计，上述的情况是无可避免的。

在革命结束后，被战争摧残的俄国工业不但无法减少工时，反而迫使工作日的延长。工人们靠着配给粮食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甚至更久。很多人更自愿在周末无偿上工。然而，诚如托洛茨基解释道，社会大众只能够为他们的“明天”做出有限的牺牲。久而久之，因为战争、革命、四年血腥的内战、以及荼毒五百万生灵的饥荒所造成的压力，必然会损害劳动阶级的势力和士气。

虽然新经济政策（NEP）稳定了苏联经济，但是其带来的小型资本主义，尤其是乡村富农在践踏于穷农之上所得到的新优势，也为工人国家带来了新的危险。工业虽然得以重建，但是由于其对于农民，尤其是富农需求的依赖导致了只有轻工业、消费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仰赖的重工业反而停滞不前。 1922年各大城市里有高达两百万名失业工人。列宁在1921年十二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提到：

“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2]

在他于1922年三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大会所做出的演说中，列宁点出了当下在工厂内工作的人们都不是无产阶级，其中很多都是逃避征兵，农民，或是失去阶级的人们：

“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3]

工人阶级的瓦解，被内战所夺走的大量进步人才，从乡村涌入的大量落后人力，以及人民士气的低落和疲惫都只是整个情势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反动的势力，也就是那些由于俄国和国际上革命的成功而暂时消沉和被驱赶到地下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纷纷在各地抬起头来，利用当下的局势，并无孔不入的渗透工业、政府、甚至共产党本身的领导机构。

在成功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只禁止了法西斯主义的“百黑党”。就连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党都没有立即被禁止。而革命成立的政府则是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但是，在内战的压力下，阶级斗争的极端化促进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加入反革命的一方。布尔什维克被迫违背自身的主张，垄断了政权。而这个政权的垄断，当下被视为是非常时期的暂时安排，也创造了无产阶级前锋开始受到外来阶级压力的巨大危险。

1917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全俄国的势力不高于两万三千名党员。在内战进入高峰期间，党员们都面对着生命危险时，党决定大量开放给工人们入党，将人数推到二十万人之多。但是当内战接近尾声时，具有政治野心的仕途主义者以及来自敌对阶级和党派份子纷纷开始入党，造成了党员人数成长了将近三倍。

列宁这时重复的强调党会面对向来自小资产阶级大众的压力和氛围低头的危险，并指出当下革命的敌人是：

“一个大工业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的支持。”[4]

列宁于1921年发起的“清党”措施与斯大林的血腥作秀公审毫无共同之处，完全没有动用警察，法庭，或集中营，只是坚决的开除小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份子的党籍，借以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和理念保护于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毒害。 1922年初，将近有二十万名党员（全党三分之一）被开除党籍。

开始与病魔缠斗，并逐渐无法参与抗争的列宁，在这段时期的通信和写作清楚的显示了他对苏维埃官僚在政府机关里嚣张跋扈的警惕。因此，他在1922年二月对舍印曼（Aron Sheinman）的致信中骂道：

“现在的国家银行＝官僚主义的转帐游戏。这就是真实情况，如果您不想听共产党员官僚动听的谎言（大家都用这种谎言来欺骗您这位大员），而想知道真实情况的话。如果您不愿睁开双眼，透过这一切共产党员的谎言来正视这个真实情况，那么您就是一个年富力强却淹死在官场谎言泥潭中的人。这是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毕竟是事实。”[5]

我们可以将列宁无畏的诚实对比于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和“理论家们”世世代代在世界共产党运动中所散布有关于苏联的谎言，并从中看到了这些自称为“苏联之友”的人们与列宁的理念和传统是如何的背道而驰！我们又可以从一封于1922年四月十二日寄出的信件中看到：

“这种工作做得愈多，愈是深入生动的实际，使自己和读者不去理会莫斯科文牍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总之是苏维埃官僚主义分子）的污浊空气，那么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就会愈有成效地得到改善。”[6]

在第十一次党大会上，列宁在全党面前猛烈抨击政府的官僚化：

“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7]

为了清除政府和党内的官僚和仕途份子，列宁成立了工农检查院（RABKRIN），并指派斯大林掌舵。列宁当下认为这项任务必须要执掌于一个强大的组织者手中才能有效地被执行，而斯大林当时作为组织者的资历令列宁认为他是一个适任的人选。几年后，斯大林迅速的就任了一些重要的组织性职位：工农检查院领导、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以及总书记。然而斯大林狭隘的组织展望以及他的私人野心令他迅速地成为了党领导官僚的代言人，而不是他们的对手。

托洛茨基早在1920年就已经开始批判工农检查院正快速的从一个对抗官僚的工具演变为官僚的温床。一开始列宁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并为工农检察院辩护。列宁的病症让他无法及时了解到党和政府在他背后的所作所为。斯大林利用他的职位和能够选择、指派政府和党内高级领导的权力，安静的在身边集结了一群以感谢他提拔的无名小卒为主的狐群狗党。工农检察院在他手中俨然成为了壮大自己、铲除政敌的利器。

列宁在得知斯大林如何处理格鲁吉亚问题的实情后才了解到整个情况的严重性。斯大林及其下属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和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瞒着中央政治局在格鲁吉亚发动了一场政变。最精良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干部被开除党籍，而其他党领导也被阻止联络被斯大林蒙在鼓里的列宁。得知事情原委后的列宁大发雷霆，并于1922年在病榻上开始口述一系列笔记来讨论“恶名昭彰的自治问题争论，也就是似乎被官方称为苏维埃联邦共和的问题。”

列宁的遗嘱是见证斯大林集团官僚、沙文主义嚣张行径的最佳铁证。但是列宁却不认为这个事件仅仅是一场意外，或如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令人遗憾的错误”，或是镇压匈牙利工人公社那样的“悲剧”。他认为这是苏维埃官僚腐败、反动的国族主义的表现。在此列宁对政府机关的言辞很值得从长引用：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8]

在格鲁吉亚事件以及思维尔德洛夫死后，列宁用尽全力的动用他的威信试图将斯大林移除于他在1922年就任的党总书记职位。但是同时列宁也相当忌讳党领导的公开分裂在当时的情势下可能会造成全党由阶级上的不同而瓦解。因此，他尝试着将斗争局限于领导阶层之内，这些口谕和其他文献也因此没有当下被公开。列宁秘密的致信给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并同时也将备份寄给托洛茨基和加密涅夫），告知他们他“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对斯大林的抗争。列宁当时无法亲自执行这个目标，也因此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员会上为格鲁吉亚党员们辩护。

毫无疑问的，列宁在对抗斯大林和官僚期间的写出文章被掩盖了几十余年。列宁的遗嘱被藏匿于广大俄国和世界共产党党员之外。官僚们忽视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的强烈抗议，并没有将列宁最后寄给党大会的书信诵读至全大会，而这些书信也从此销声匿迹，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集团为了将过去三十年所有错误怪罪于斯大林头上而被官方出版，与其他相关书信（包括了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通信）一起被公诸于世。

蒙迪·约翰斯通之辈对于这些由“托洛茨基为首的集团”在西方公布的列宁书信、会议记录、以及其他被苏维埃官僚镇压的资料嗤之以鼻。但是被这些斯大林主义传道士们痛批为“伪造”的这些由托派出版的列宁最后书信，三十年后竟然也被共产党领导们承认了它们的存在。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必须扪心自问谁说的话比较可信：该相信托洛茨基以及其追随者们阐述以及出版的有关列宁与斯大林官僚，被共产党高层藏匿于广大党员一整个世代的斗争史料？还是听从蒙迪·约翰斯通及与其朋比为奸，政治过去完全显现出他们对于列宁和俄国革命传统的扭曲之徒？

蒙迪·约翰斯通些许的引用了列宁最后书信的只字片语，却完全没有厘清整封书信的内容。列宁警惕了党会分裂的危险，因为“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列宁并不认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冲突是偶然的，或是“不同人格”之间产生出来的（虽然列宁的确有提供一系列对各个党领袖人格的精确描述）。

阅读列宁的最后书信时，必须将他死前几个月的写作，他对官僚的批判，以及他与托洛茨基成立的反斯大林联盟加入考量。列宁在信中的用词相当的谨慎（他原来准备亲自参与党大会，而根据他的速记员福提耶娃（Fotieva）的回忆，列宁“正为斯大林准备着一记炮轰。”）对于每个领导，列宁对他们人格各自做出了正面以及负面的评量：对于托洛茨基，列宁提及了他“杰出的才能”（“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也批评他“过份自信”以及“过度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这些缺点，就算有自身的严重性，也与不断革命论、“一国社会主义论”或其他斯大林主义者们捏造的谣言毫无关系。

提及斯大林，列宁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已经是一个攸关与列宁对于党内官僚的斗争的政治问题。在稍早前出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评论道：“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在同一篇文章内，列宁尖锐的攻击了工农检察院，显然的是针对斯大林：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9]

在他书信的后记中，列宁主张解除斯大林党总书记的职务，明文上是由于他的“粗暴”，但也提到接替他的人必须“在所有其他方面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种外交式的表达方式并没有含糊对斯大林的间接指控，尤其是在格鲁吉亚事件的背景下，点出了斯大林的粗暴、任性和不恭。

将列宁最后书信解释为仅仅是他对个别领袖“人格”的担忧的共产党“理论家们”，陷入了对列宁最明显的误读。就算这些最后书信中存在着含糊的空间（但事实上只有不修边幅的观点才会觉得含糊），所有的列宁最后著作都清楚的、纲领性的表示了他的立场，这是无法被扭曲的。

列宁重复着将官僚体系描述为寄生在工人政府上的资产阶级肿瘤--一种小资产阶级观点的表现--它渗透到国家乃至党内。

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在无产阶级的疲惫以及其部分越趋灰心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难以击败。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劳动阶级是唯一能够对抗官僚的基础，而工人民主的维持也是唯一能够防治官僚的方式。因此，列宁在“关于清党”一文中写到：

“当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过重的负担和难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10]

官僚的滋长被列宁认定为因革命被孤立而造成的经济和文化落后下的产物。而对抗它的方法则与经济发展和逐渐增加识字率的斗争有关，而这些都与将工业和政府的运作交付给劳苦大众的奋斗息息相关。列宁和托洛茨基向来都是仰赖大众的支持来对抗那些“摆架子的委员们”。唯有劳动阶级自身清醒、自发的运动才能够保全迈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另一方面，列宁一再的解释劳苦大众在革命孤立的落后国家所承担的压力也阻扰了一个充满文化、无阶级和谐社会的建设。列宁晚年不断地强调这些问题都衍生于革命的孤立。蒙迪·约翰斯通则声称列宁在死前越来越接受“一国社会主义”，并引用了“论合作社”一问来论定列宁认为“新经济计划下的俄国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因为那样的俄国“具备了'所有必须和足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我思》，P. 29）

约翰斯通同志在苦心翻遍全套列宁《选集》后，只找到了一句可以含糊被理解为列宁接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话。可惜的是，这个盲点，存在于被斯大林主义者们拼命引用来辩护自己的的未经编辑初稿，可以轻易的由检视全文而被消除。列宁在文中并不是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工程局限在沙皇政权范围内的俄帝国，而是建立能够逐渐消除“国家资本主义”元素（也就是新经济计划）的必要社会形式以及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电、工业化等）。列宁小心的，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匮乏的用词，厘清了他的真正立场。因此，当他提及一个能够克服物质落后的“文化革命”的需要（也就是克服社会阶级斗争的革命）时，列宁写道：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1]

为了防止被误解，列宁仍然解释道他在此的讨论是抽象性的专注于教育问题，并没有提及到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

“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12]

远别于列宁“在他晚年的工作期间越来越在实践上”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列宁坚决地解释了革命所面临的挑战：落后、低识字率以及官僚问题只有在其他先进国家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办法真正的被克服。列宁从1904-5年开始不断重申的重点，在1924年之前都被被整个布尔什维克党接受为不言而喻的正确方针。列宁在去世前从来没有对此失焦。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有一系列的笔记清楚的表示了他的立场：

“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完成”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的建设。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3]

字里行间列宁丝毫没有展现任何的“悲观”或是“低估了”苏维埃劳动阶级的创造力。在所有列宁的写作，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内产生的文章，都展现了对劳动者们改变社会能力的完全信心，以及无畏、诚实的面对种种问题。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面对劳动阶级的不同态度就是这点：前者不断尝试着以“官方”谎言以及傲慢“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的幻梦来蒙骗大众，借以将其拐骗到接受官僚的领导。而后者则为发展劳动阶级的意识而奋斗，绝不以谎言或天方夜谭来宠幸他们，反而一向的呈现难以下咽的事实，但也完全有信心劳动阶级能够了解并接受重大牺牲的需要，给予他们诚实、中肯的原由。

列宁的各个论点不是被设计来用“社会主义口号鸦片”来冲昏苏维埃工人们，而是来让他们对未来面对俄国落后环境和官僚以及达到资本主义，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的奋斗做钢铁般的准备。列宁解释道，俄国革命之所以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在1917-1920年之间产出，正是由于世界劳动阶级对其的同情。但是能够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唯一方式则是将革命扩散至西方资本主义各国。

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党大会，也就是列宁最后一次参与的大会上，他重复强调着政府和党建立在落后环境和官僚体系上的危险。对于政府的方向，列宁警告道：

“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14]

在同一届大会上，列宁以清楚、毫不含糊的用词解释了革命由于外在阶级压力而腐化的可能性。俄国境外最狡黠的资产阶级政团，由乌斯特里亚洛夫（Nikolay Vasilyevich Ustryalov）为首的“新路标”政团，已经公开的寄望于苏维埃社会里开始发迹的资产阶级性官僚趋势能够走向资本主义的复辟。此政团日后更欢迎并鼓舞斯大林主义者们继续对抗“托洛茨基主义”。被列宁视为持有正确阶级洞察力的“新路标”政团正确的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抗争视为一个阶级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格之间的问题，并分析这将是苏维埃官僚脱离十月革命传统的一大步。

“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此时共产党员和工人们开始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而政府则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于“新路标”的观点，列宁说道：

“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15]

在列宁的这番话中，我们找到了左翼反对派最后为何挫败的解释，远比任何虚伪“知识份子”以相对心理、道德和人格特质来评量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来的清楚。共产党员们失去了对政权的控制，不是因为他们个别的疏失或是心理上的瑕疵，而是因为来自落后环境、官僚系统、外在阶级势力的极大压力，强压在少数进步社会主义，最后招架不住的工人们上。

列宁将苏维埃工人们与前锋以及官僚和小资产阶级份子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之间的互动。历史已经重复的显示了武装军事胜利本身不能足够的保全一个国家之于另一国家的胜利。如果侵略者们的文化层次没有高于摆在他们手中的国家的话，后者则有能力将其文化加诸在其侵略者上。文化落后而势力弱小的苏维埃工人们被小业主们团团包围，压力自然强大。这个情况不只反映在政府内，也无可避免的反映在党内。而党最终成为了不同阶级利益冲突的暴风眼。

唯有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才有办法了解列宁对抗官僚的立场，他对斯大林的态度，以及“被掩盖的书信”里的内容。这份文件表现了他严正地认为，在“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背景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在一封第十一次大会召开前寄出的一封信里，列宁以下列的一番话来解释了领导们之间的冲突和分裂：

“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16]

让列宁决定对斯大林发起尖锐抗争的原因不是因为斯大林的人格缺陷（“粗暴”），而是他扮演着将外在阶级意识形态和行事方针带入党内部的角色，而党本应该为抵抗这些思想的第一线防守。在他晚年期间，与病魔缠斗的列宁越来越多次的向托洛茨基求助，加入他对官僚及其产物斯大林的斗争。在垄断对外贸易、格鲁吉亚争议、以及最后将斯大林移除于领导职权之外的奋斗，列宁一向都是联合他在党领导之内唯一能够相信的托洛茨基。

列宁在他晚年期间不断地透过文章、演说、以及最重要的书信中表示了他与托洛茨基的团结。在我们提到的所有重要议题上，托洛茨基是他唯一委托在重要党机构会议中来捍卫他的观点的人。列宁在最后书信中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必须要加入这些背景的考量。毫无疑问的，所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的证据皆被掩盖多年。然而真相终究会重见天日，而列宁给托洛茨基的致信，收录于俄文版的列宁全集第54卷中，虽然如今仍不完整，但已经提供了列宁与托洛茨基联盟存在的铁证。

而这些书信早在1928年以“俄国的真正情势”一书的形式被托洛茨基出刊于西方各国。如今就连当下的苏维埃官僚也不敢出版他们手中的史料。为了压制国外共产党员的疑问，他们聘请了蒙迪·约翰斯通来斥责这些被“托派集团”出版的列宁书信。他们有聘请这种角色的必要，因为他们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的在各地广大诚实共产党员们的眼中消逝。

托洛茨基同官僚体系的斗争

“1923年当他卧病在床且即将病危，并于1924年1月逝世时，党内领导包括托洛茨基在内讨论了官僚问题，并起草了一份后来于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案，重点提及'党内机构的官僚化以及党与群众分离的危险，'并要求发展党公开辩论和讨论的自由。”（《我思》，P. 22）

约翰斯通同志将这个问题介绍的有如党领导们一致对于官僚化问题采纳了列宁的立场，并模糊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密涅夫集团（“三驾马车”）之间的不同。但是一个决议案并不代表着对官僚的抗争。斯大林当年也不断的谴责“官僚的邪恶”。赫鲁晓夫、柯西金以及其他人也为不少这样的决议案加持。然而，对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议案只是一个行动的向导。但是对于一名讥诮的官僚来说，没有比“一致的”、“反官僚”的宣言更能够误导大众的工具了。

蒙迪·约翰斯通对这份决议案的强调在后来发生的事件中更加的黯然失色。一份“一致的”、“反官僚”的决议案如何转变成警察恐怖、集中营、以及其他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下的惨剧，约翰斯通完全没有解释。

在中央委员会上具主导优势的加密涅夫－季诺维耶夫－斯大林派系的行径，如果说是对列宁忠诚的表达方式的话，是相当怪异的。列宁的最后书信在不顾克鲁普斯卡娅的抗议下被掩盖。虽然列宁清楚的要求斯大林被解职，但并没有被执行。列宁对于党员结构应增加工人比率的建议，被阴险的操作为提供由斯大林政治机械纳入党内的大量政治程度落后份子，并由高官支配的正当性。

一系列针对托洛茨基的诽谤和伪造文书运动也同时展开。所有对于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过去（已经被列宁在最后书信中排除）、“不断革命论”、布列斯特、以及其他方面的扭曲也在此时开始萌芽，被统治派系一个个抽出并借以抹黑托洛茨基和将他驱逐出领导层面。当季诺维耶夫后来与斯大林决裂并加入了反对派一方时承认了所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迷思是在这段时间被捏造出来的。

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斯大林在这个阶段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正在下意识的助长着在苏维埃政府内部的官僚化过程。他们并没有领悟到他们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正将他们自己引导至什么样的方向。但是他们将“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分割的尝试，启动了所有的伪造历史和官僚骚扰的机械，印证了脱离十月革命理念和传统，迈向恐怖斯大林和布列兹涅夫威权统治的第一步。

当提及托洛茨基在《新路向》内对体制做出的批判，蒙迪·约翰斯通表示：

“虽然这派人（左翼反对派）主要是以负面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对于在斯大林控制的党机关日益增大的权利的攻击是正确的，尤其我们现在了解的种种严重滥权和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侵犯...《新路向》尤其包含了针对斯大林派手段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我思》，P. 22）

读者们想必观察到了约翰斯通同志突如其来的“承认”。借着事后的智慧以及校长般的姿态，蒙迪·约翰斯通正经八百的给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的分析打了个勾，但也由于“总体来说负面”的方式而扣分。在此同时，在模糊的“侵犯社会主义民主”公式背后，藏匿着对十月革命的三十年血腥反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歼灭、大批苏维埃公民的丧生、上亿个在劳改营里涂炭的生命、以及国外革命的破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没有出现在约翰斯通“公平的”分析内。这些可能只配被归类为过去“尚待分析的错误”。翻遍布尔什维克历史档案的细枝末节，证明了自己是位勤奋研究家的蒙迪·约翰斯通，却礼貌的回绝了分析和解释斯大林主义在过去三、四十年血腥罪行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历史分析方式，并提供劳动阶级前锋必要的观点来达成夺取政权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会盲目的在历史过程前为“错误”和“意外”捶胸顿足，更不会为了“悲剧”而泣不成声。每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是在事发前分析和了解社会的主要趋势和过程。当然，如此的分析无法提供完整的蓝图，或精准的预测每一个细节。但这也是不必要的。认识到了整体的过程已经足够能让我们不被历史惊吓到。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主义发展之前就解释了这个过程是小资产阶级对抗十月革命的反动。如同列宁，他点出了党内腐化的极大威胁，亦即藉由十月革命而攀登高位而不想要让革命斗争的继续而动摇他们舒适地位的官员们，将会作为输送小资产阶级反动和绝望意识进入党内的输送带。

约翰斯通同志将《新路向》描述为一部蕴含对于官僚“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的著作。如果读者在此被他弄得一头雾水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知道美丽的蝴蝶是从丑陋的蛹羽化而出的，但是能够提供“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的托洛茨基是如何突然的从先天性极左，满嘴口号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也就是他在前21页中描述的那样，转变如此呢？请问约翰斯通同志：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是在列宁死后意外性的独自发展出对斯大林官僚的“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吗？当时哈利·波利（Harry Pollit）和拉贾尼·帕姆·杜特（Rajani Palme Dutt）[17]或赫鲁晓夫和柯西金对斯大林的批判又跑到哪去了？难道有明文规定马列主义只有在事后才能够产生“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吗？

就算在这里，蒙迪·约翰斯通仍然用一种对于斯大林官僚行为的批判的形容扭曲了托洛茨基的立场。这并不是托洛茨基的立场，而是斯大林、柯西金、布列兹涅夫和果兰（John Gollan）的“反官僚主义”。在“新路向”里，托洛茨基并不是针对个别行为，而是针对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析。官僚的领导们一向都站在第一线痛骂“官僚行径”和“繁文缛节”。但是如此的处理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诚如托洛茨基解释道：

“如果以为官僚主义只是办公处人员一切坏习惯的积聚，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官僚主义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种特定制度。它那深厚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复杂性，在于人民中不同集团的日常的与基本的利益之间歧异。”[18]

不同于将官僚认知为一种心态或是出自资本主义，但会自动在即将来临的高度社会主义秩序下“消亡”的残余物，托洛茨基警告了拥有特权的官员阶层在当时俄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情势下会无可避免的出现，并对革命本身造成严重的威胁。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党的分裂或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官僚联合建立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反革命的形成是相当有可能的，诚如列宁重复的警告。

托洛茨基以在1914年前被视为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首要团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腐化为例。列宁和托洛茨基解释道，德国社民党的腐化并不是基于个别领导的过失或背叛（虽然这些因素确实也有致命性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是德国党在一战前身处的客观环境；没有社会动荡和革命斗争的存在，以及死气沉沉的国会政治所产生的“一辈代的官僚、俗子与蠢汉，他们的政治面目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内就给完全暴露出来了。”[19]

内战后，新形成的苏维埃官员社会阶层，或来自沙皇旧制的官僚，或来自资产阶级专家，更有被卷入国家和当机械而与大众脱离的前工人或共产党员。斯大林在党内的派系正是从这个充斥着自满、观点狭隘的保守官僚之中汲取支持。这些人在1921年后声嘶力竭的驳斥“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知悉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著作或过去不起眼的论战，而是他们面对十月革命和内战后压力的反应。官僚们一心只想平静有序的管辖在他们“之下”的人。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所倡导的“蜗牛般速度的社会主义”和“一国社会主义”正是官僚们想听到的。

长年的革命和内战让社会大众疲惫不堪并部分的伤害了他们的士气。国际上一系列革命行动的失败让布尔什维克的理念失去了落后和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的支持。从一开始，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少数派就必须逆流而行。另一方面，新官僚们在每一次的挫折后越发的横行霸道，并将其加诸于俄国和国际革命上。依靠着最落后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以及富农，奈普曼（NEPman）以及小资本家们的支持，斯大林－布拉林集团攻击了十月革命的基础。除了助长了俄国境内资本主义的势力外，领导们的右翼政策导致了一系列在国际事务上的败退，累计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血腥失败。

在此的篇幅无法让我们从繁了解这段时间的国际情势。但是我们可以充分的评论在1925-1927年之间，斯大林－布哈林集团落实了将中国共产党融入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工人的刽子手蒋介石被誉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导。中国国民党在只有受到托洛茨基反对票的情况下并被列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在这段期间，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对抗了斯大林主义者的各个灾难性的政策：要求落实工人民主、五年计划以及示范性的集体化；反对毫无原则的与如蒋介石的外国“民主派”交易；要求对世界各地革命的继续支持来确保苏维埃共和国的未来生存。对于这些，蒙迪·约翰斯通只字不提，只聊到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抹黑收到了工人们的“响应”，以及左翼反对派在“全国党内讨论后”以724,000对4,000票被否决。

约翰斯通同志提到的“全国党内讨论”是在开除反对派工人、斯大林主义者流氓擅自干扰会议、官方媒体发起的的猛烈谎言和抹黑、以及对托洛茨基亲友和支持者的迫害下组织起来的。这也导致了不少重要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丧生，如被黑函逼迫自杀的米哈伊尔·格拉兹曼（Mikhail Salomonovitch Glazman)（以及身为著名的苏维埃外交官，却在身负重病时被官僚阻止取得必要医药从而自杀的越飞（Adolph Joffe）。

在各地党会议时，反对派的发言者们一再的面对由斯大林主义官僚组织的似法西斯流氓团体的系统性恐吓。法国共产党党报《逆流而上》（Contre le Courant）在20年代报导了斯大林主义者们是如何组织“全国党内讨论”的：

“俄国党的官僚们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一群口哨兵。每当轮到属于反对派的党工发言时，他们都会在会议厅各个角落部署拿着警哨的人们，当反对派发言者开始说话时他们就开始吹哨。这样的胡闹要等到反对派发言着离开讲台时才停止。”[20]

约翰斯通并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就近的了解这些“讨论”在1927年党大会是在什样的环境下进行的。斯大林的喽啰们涌入了听众之间，防止了反对派的发言被听到。将这等粗野的强盗行径对比于列宁是如何的面对他的政治对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1921年斯大林反动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践踏了最后残存的布尔什维克传统。

蒙迪·约翰斯通以一介史学大师的姿态综观了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并点缀了些许日期和“事实”。他神态自若的“提到了”下面的“小细节”：

“在他流亡中待过的各个地点——土耳其丶挪威丶法国和最后他被杀害的地方墨西哥——他撰写了众多书籍丶小册子丶和文章，并继续试图建立对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对派。”

但是等一下，约翰斯通校长，一个平静，友好的“全国党内讨论”怎么会演变成少数派领导的放逐和刺杀呢？托洛茨基和数以千计的俄国反对派成员的谋杀，对你来说看起来是你所描述的“理性”政辩论的产物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校长小心翼翼的在他“公平的”注记中表示：

“所有证据强烈支持这位名为麦卡德（Mercader，又名“Jacson”)，又伪装成失意托派人士的刺客，事实上是奉斯大林和格别乌之命行事。在于墨西哥二十年服刑完毕后，他搭乘了一班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机（！）离开了墨西哥，前往不明的终点（！） 。”（《我思》，P. 94）

我们又目睹了约翰斯通同志一次惊人的“承认”！斯大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血腥记录是众所皆知的。每一位共产党员们都很清楚这些刺客们夺去了不仅托洛茨基，而是无数个俄国、西班牙、及世界各地革命家的性命。约翰斯通同志开诚布公的承认了他无法否认的事实：也就是他唯一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仅仅“承认”罪行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供解释。

蒙迪·约翰斯通尝试着将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不同描述为“政治性的”、“辩论”、“争吵”等。但是俄国官僚则偏爱以子弹、集中营，或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运用坦克、战机和火箭来作为他们的辩论工具。列宁以论点“歼灭”了他的对手们，而不是将他们冷血的杀害。托洛茨基的杀手则被一般捷克飞机送到“秘密的目的地”。看来就算在第二十次党大会后，官僚们仍然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朋友们。

注释

[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98.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18.htm

[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52卷，“致亚·李·舍印曼”，PDF档案P314-31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52卷，“致恩·奥辛斯基”，PDF档案P400-40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8]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作者的重点，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8.htm

[9]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10]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https://www.marxists.org /chinese/lenin-cworks/42/033.htm

[1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0.htm

[12]译者注：同上，对于“文化主义”一词，列宁中文版全集译者有下列注释：“文化主义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潮。列宁在这里借用这个词以强调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本书译者同意如此的理解。

[1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政论家札记》，“不用比喻”，作者的重点，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133.htm

[1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 /019.htm

[15]同上

[1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关于接受新党员的条件”，“致莫洛托夫同志(3)”，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 cworks/43/002.htm

[17]译者注：这两人曾为英国大不列颠共产党领袖，完全接受斯大林指示

[18]托洛茨基，《新路向》，中文版，王凡西译，“官僚主义与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6. htm

[19]同上

[20]收录于托洛茨基，《俄国内的真正局势(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英文版，1928，第14页注记，本书译者译

第八章 一国社会主义

光是“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辩论”这个章节的命题，就预先警告了读者蒙迪·约翰斯通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附以严厉的警告后，他开始说道:

“对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可行性的重大历史辩论，至今仍然笼罩于两方长年以来的扭曲和误解。因此，一方面托派形容斯大林自1924年他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来是与将革命扩散至其他国家对立的。另一方面，苏维埃史学家们仍然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理论的反对解释成他反对在苏联内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主张以武力向外输出革命。这两个版本都一样的错误。”（《我思》P. 74）

立起两株稻草人又轻松的把它们推倒，蒙迪·约翰斯通占得他惯常舒适的立场“两极之间”。 （好一个美满的“客观性”!仿佛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础。）约翰斯通继续他的说教:

“斯大林的论点是：将革命向西方扩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由于这个过程被延迟了，俄国并无他法，只好将目标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并认为当时的俄国其实是有足够条件来达成的。”（同上）

添加一些恰当的斯大林的引用，约翰斯通洋溢着胜者风采地总结:

 “世界各地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在挑战旧的帝国主义阵营，大致上证实了斯大林的宏观看法。”（同上）

斯大林他那被历史拍胸脯保障的“宏观看法”是如何洗练而成的?1924年二月，在他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斯大林搜罗了列宁对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集结成以下的文字: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1]

这些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理论的特殊性质”在1924年初都是无可争辩的。它们重复出现在自1905年以来，列宁数以百计的演讲、文章与文件中。我们已经引用了够多的例子;只要你想，它们还能以倍数计。而1924年底前，斯大林的书就已经翻订，并且置入完全相反的立场。到了1926年11月，斯大林甚至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做出以下断言:“党始终以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为出发点，而这个任务可以由单一国家的力量来完成。”

着迷在被“整体”历史所证实的斯大林“宏观看法”的钦佩中，蒙迪·约翰斯通只看到了托洛茨基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对中，对“俄国内部社会主义力量的驳斥与低估”。对托洛茨基的“教条”，蒙迪·约翰斯通解释:

“托洛茨基对于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驳斥，源自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这是他不认为苏联能够在革命扩散至进步国家之前以一个工人国家型态存活的一个表示。”（《我思》，P .26）

托洛茨基在1906年的《总结与前瞻》第八章“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中，曾写道: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孤立无援的话，就必然会在农民背弃它的时候被反革命所击溃。”[2]

以上的推测是否只是用不断革命论产生的?就如我们所展示的，当时与托洛茨基意见相左的列宁，曾在1905年写道:

“这时无产阶级已在进行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维护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3]

列宁的立场怎么说都不是“源自于不断革命论”已经很清楚了。不过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拔出更具锋芒的权威之剑吧。 1905年5月所举行的一场会议中，批准了如下的主张: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有限的历史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4]

这起会议乃是由俄国孟什维克，这个离不断革命论最远的趋势所举行的!

因此，读者们可以看到，不论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趋势都同意一件事，即:没有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转型都是空想。比起托洛茨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更为坚决。托洛茨基在1905年就预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在西方国家的工人革命之前建立的展望，而列宁的观点是建筑在跟随西欧革命之后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蒙迪·约翰斯通为了达成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先是花了一半的文章来“证明”列宁对不断革命论的冷漠仇视，又花了另一半文章“证明”俄国马克思主义派内的所有趋势都无异议一致把持的主张居然仅仅是“不断革命论的发明”。实际上，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认为单独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分析（直到1924年都还没有人敢挑起这个问题），不是仅仅来自不断革命论，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解释道，资本主义发展最基本的要素是，超过资本主义狭隘范畴的最剧烈的生产资料的集中;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另一方面国家边境制度加速的经济成长的进步功能，转变成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束缚。这些在《共产党宣言》在理论上所验明的过程，在今日变成现代生活的决定性要素。资本主义把整个全球聚合成统一的、相互联系又相依存的整体。 “国家资本主义”的破产已经由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惊人的显现出来，其资本超过了西欧资产阶级在绝望中求生而被迫集合成一个共同市场下的比利时的国家预算。因此，就连力不从心的资产阶级也会试图冲破国家市场的界限。

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应当能够向最食古不化的人证明了老旧民族国家体制，和需要自由适用所有国家资源来达成全球生产力发展，两者之间的冲突横跨大陆的跨国企业的巨大发展，让不同国家的工人们有了共同的敌人。而现在，《共产党宣言》所倡导的国际主义，比以往更清楚地代表着人类向前迈进的唯一出路，以及真正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纲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不是奠基在空想主义或情感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世界性的发展上。

蒙迪·约翰斯通试图要把左翼反对派对抗“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纲要的斗争描述成一场没有实际重要性的学究争辩。要对这种妄断加以庄重权威的注解，约翰斯通向“多伊彻主义”寻求一个经典的说词: “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辩”就好像是“两个住在一个屋顶破洞房子里人在争吵是不是有可能把洞完全补好，就算这两个人都同意应该开始补，填补的方式和所需要的材料也都齐全了。”[5]

在多依彻成堆的粗糙理论研究与丰富的半真理之间，要找出更无知的说法也是很难了。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之间的不同从来就不是关于苏联经济在社会主义路线下发展的需要。谈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反对派为了一个计划性纲领与工业化而斗争，而“一国社会主义”的倡议者们，一直到1929年还反对工业化，并倾向寻求富农与“新经济政策世代（奈普曼）”的支持。坚决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的反对派，同时也最坚决主张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建设，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时在俄国内所升起的种种冲突，与学院性“争辩”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而是攸关了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与福利、俄国与国际革命未来的重大议题。我们已经大略叙述过当时俄国所发生的各种过程。我们已经揭露“单独俄国的社会主义”反映了一批在革命后得利，现在寻求停止十月革命所启发运动，重建“平衡”之社会阶层的反动情绪和犬儒主义，。左翼反对派对抗这种“理论”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为了存续而展开的，对小资产阶级，以及对反对十月革命的官僚反动的攻击的斗争的一部分。

斯大林主义官僚源自于革命从沙皇体制下结果来的落后经济和文化。它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每一次失败吸取养分。国际无产阶级的仅需胜利一次就能提供给苏维埃国家资源，用以克服各种慢性病性的落后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路线上执行完整的社会转型。官僚依附在俄国内最落后的、反社会主义的份子（富农与新经济政策的投机者们）来重击无产阶级与其先锋队，也就是左翼反对派。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西方工人有执行革命的能力，这个观点使它变成共产国际各个年轻、青涩的党活动的障碍。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写作中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反映了他们对工人阶级改造社会能力的信念。经过在俄国的政权夺取，第三国际的创建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观念的最高展现，它不是做为一种只在前沙皇帝国范围内才有效的民族现象，而是一种国际性的大事。从最早期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就看见十月革命将会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少了这样的观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变成孟什维克所指控的，是一场冒险活动。 1918年11月，列宁做出回应。而这些批判是:

 “世界历史用事实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眼前的（而且是旧观念中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6]

在蒙迪·约翰斯通看来托育茨基“高估”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低估”了在单独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多伊彻与约翰斯通的“明智观察”，实质上同为改良主义政客“现实主义”，是既定事实的盲目崇拜所组成的结论: “列宁与托洛茨基预计了一场世界革命。而这并没有发生。他们两人都说，没有一场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就无法在俄国建立起来。但是事实到底就是如此。因此，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诡异的空想，而斯大林主义是有理可循的。 ”这就是多伊彻主义的“哲理”，它的文体是精心修剪的。对于他的导师的深刻见解，蒙迪·约翰斯通不再补充什么，而只是把列宁从这笔三段论逻辑中除名。

两位大哲学究式的智慧却无法面对一个基本问题:为何在欧洲“未曾有过革命”?确切的说:为什么劳动阶级在1918年到1923年间欧洲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没能夺取政权?从约翰思通和多依彻这里，我们仅仅能得到：革命失败了这件“事实”。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恰恰不能在这里就结束问题。如果我们寻求的不是卖弄亮眼的博学式姿态，而是对实实在在的改变中的社会，我们必须要理解历史的教训，特别是伟大革命运动的教训。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以及托洛茨基一贯的方法;当一个人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那他肯定要绝望地重复这些错误。

1918年到1920年间横扫欧洲的革命性运动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背叛。同一批在1914年出卖工人阶级，直接有责屠杀了百万身披军服工人们的叛徒，现在却唯恐自己国家陷入“血腥内战”。从一个国家再到另一个: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意大利，当群众以革命性的方向移动时，却只能被他们的“领袖”的无能与懦弱所阻碍。因而在1918年的德国，当革命在这里要把政权和平地交到工人手上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却对资产阶级“举白旗投降”。他们的腐败阻止了德国工人兑现他们的胜利，以及他们援助四面楚歌苏联的可能。

当列宁与托洛茨基解释，没有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工人国家必然要被反动或帝国主义战争所摧毁，这个说明并不是约翰斯通所妄下断言的，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而是极度革命性的现实主义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因此也是深刻实际的）的哲学，完全的吸取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与那种自满的“现实”实利主义，实则是各式各样改良主义的内在，是不能相容的。

列宁与托洛茨基对于俄国与国际性革命的前景，他们的评断一向都是诚恳与实际的。他们已经懂得真正唯一能给苏联未来的保证，是仰赖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会用关于“和平共处”的蜜糖毒药来麻痹劳动阶级，而是对于没有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转型，必然要导致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的世界大战——这个事实毫不留情地开门见山。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们的各个雄伟运动，列宁与托洛茨基对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抱持着乐观主义，是完全合理的。但不管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能保证这些革命性运动的成功。这取决于某些因素:资本主义系统的僵化，政府的危机、工人阶级的运动、以及社会的中间阶层的不满程度。但这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工人阶级是否拥有一个称职的领导团队。在西欧，正确领导的缺乏导致了工人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为下一个时期中，法西斯主义反动的胜利与新的且更加恐怖的世界大战铺路。2700万俄国人死亡，以及由苏维埃工人们英雄般的牺牲才惨痛地建立起来的工业区块的毁灭，这些是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现实预期，最残酷的一个验证。

在此要深入探究斯大林主义的国际策略是不可能的。这个议题会在未来的著作中处理。只需要注意到， “一国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苏维埃对外政策从为各国劳动阶级考量为出发点的革命性策略，并且试图要透过第三国际在一些国家建立可行的共产党做为革命领袖，逐渐的转型成与资产阶级政府、工会官僚、蒋介石类型的殖民地“民主派”进行斡旋与“交易”。

原因和结果不会在永恒不动的对跖点，而是经常地改变位置，互相穿插。苏维埃官僚兴起的前提是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中。 1923年德国、保加利亚、1926年的英国，这些革命工人们们遭到惨烈的失败，加上1927年，中国共产党跟随着斯大林-布哈林领导层的灾难性政策，反过来又加强了官僚的地位以及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提倡，并决定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溃败。在1927年开除了左翼反对派，是为了斯大林主义巩固时期，在俄国一个新的且更加的反动的回合铺路。俄国与国际性革命的命运，绝不是机械式地分解的“阶段论”，把国际革命视为理想，但却不是完全必要的附加物（房子的屋顶、圣诞树上的装饰）会紧密地结合并彼此相互地制约。

托洛茨基和五年计划

蒙迪·约翰斯通以最奇特的一招强词夺理，宣布托洛茨基对于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的态度为“失败主义”。这当中托洛茨基所谓的“失败主义”在哪?

就如同我们所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花了一整个时期（1923-1927）年间，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攻击与讪笑下，为提倡以五年计划来发展工业的方案而斗争。随着1927年左翼反对派的开除，斯大林派系为打击布哈林的“右倾派系”，沿用了部分左翼反对派所提倡纲领，虽然这些政策确实以荒诞的方式实行的。

在忽略反对派纲领中建立工人民主诉求的同时，斯大林主义者们挪用了工业发展和五年计划的构想。左翼反对派所警告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之前一再否认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现在却被斯大林派系做为打击他们过去的布哈林派系支持者的手段。

看待斯大林主义者这一见风转舵，约翰斯通是这样写的:

“声称斯大林在1928年后实行了比先前反对派所提出的计划（？）更佳深远的政策，因而证明反对派是对的，是庸俗托洛茨基主义所营造的迷思之壹。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解释道:'在1928-29年之间能够实行的措施不代表它们在先前工业和农业更加微弱的几年内是可行的。但是，申论如果党有听从反对派先前对于富农在乡村权力成长的危险，那1929-30年间的农业集体化就不必如此暴力（？）的说法，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托派支持以价差系统来牺牲农作物价格，维持工业产品并达到城市剥削农村的效果理论上（参见反对派首席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也会导致斯大林在1929年所实行的许多措施（？）。”（《我思》，P.25，注释）

我们之后会再谈论更多斯大林其“更加深远政策”。但首先，让我们看看“红色教授”莫里斯·多布。比起更早的时期，在1928-1929年间执行工业化政策与五年计划真的有比较容易吗?当蒙迪·约翰斯通指出反对派警告要对抗富农危机时，他自己就回答了这个狗屁倒灶的问题。

为了对抗斯大林—布哈林，以贫农与产业工人作为祭品，来与富农与商业投机者（新经济政策世代）做出让步的政策，反对派提倡对富农课税，借以提供工业化必要的投资;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能提供乡村各种方法，以克服俄国农业古老的落后性质。只有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才能为农业集体化开出先例并推广。把打击富农的政策说成是“城市剥削农村”，仅仅只是斯大林主义者对左翼反对派做出毁谤的老调重弹-在他们用暴力进行农业集体化的疯狂政策之前!

开除了左翼反对派后，斯大林主义者们被迫要回头对抗被开始招兵买马的富农反动势力所支持的“右派”，偏远农村的情况已经是岌岌可危，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基础重工业，在一整个时期处于瘫痪状态。说1923年到1927年间斯大林主义是基于工业和农业建设的考量而反对工业化是单纯武断的鬼扯。相反的:他们的路线是鼓励那些后来对五年计划中对苏维埃经济生产发展有害的社会份子。

蒙迪·约翰斯通大人有大量，承认如果党曾经考虑左翼反对派对于富农危机的警告， “1929-30年间的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也就会少一点暴力。”试问约翰斯通同志，农业集体化“过程”有多么“暴力”?1930年所有粮秣的收成达到8亿3500万英担。之后两年就下探到2亿;当时粮秣生产的程度差点无法养活人民。结果是百万工农惨不忍睹的饥荒。同一时期糖业生产从1亿零900万普特锐减到4千8百万。

最可怕的是牲口的损失。农业集体化疯狂的步调与恶劣的方式，激化农民做出绝望的抵抗，让农村陷入一场新的血腥内战。愤怒的农民屠杀他们的马匹与牛群以做为抗议。马匹的数量由1929年的3千4百90万减少到1934年的1千5百60万;也就是了减少了55%。牛群的数量则是从3千零70万减少到1千9百50万，共40%的损失，猪羊分别是55%、66%。直到今天苏联农业还是没能从强迫性农业集体化的打击中恢复。但所有最骇人的统计数字是，上百万农民在与红军的追击或奴役劳改营中，因饥寒疾病所遇害;斯大林没有否认这一千万人的遇难人数;最少的估计也有四百万人。这样的小小的“暴力”蒙迪·约翰斯通却羞于在他的脚注中指出。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自然是要比左翼反对派被丢弃的建议还要“高明”!基于俄国农业物质上的落后性，托洛茨基谴责这是一场冒险行动。斯大林的“宏观看法”把俄国农业逼入险境。但在工业上又是如何?难道斯大林各种计划的成功没有比左翼反对派的观点还要“高明”?而证明托洛茨基是过于杞人忧天?

在恶名昭彰的莫斯科大清洗公审后，托洛茨基自行出席试图平反对他和反对派指控的“杜威审议会”，除了其他事务，他答复了一些1923-1929年间在工业化问题上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分岐问题。我们逐字逐句的引用他的证词:

“古德曼:托洛茨基先生，关于苏联工业化，在你被逐出苏联前你的态度是如何?

“托洛茨基:1922-1929年的这段期间，我为了加强速工业化而斗争。 1925年年初时我写下一本书，在当中试图去证明经由工业化的规划与方向，工业化的年度系数可望上看20%。当时我被谴责为是一个空想家，一个超级工业人[7]。这是当时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公然称之的。

“古德曼:请问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什么?”

托洛茨基:《俄国何去何从，面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古德曼:我非常肯定就是英文版的《俄国何去何从，面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吧?

“托洛茨基:事情的进展显示出我对于计划经济可能性的激赏过于保留了——可以说是不够果决。这是我在1922-1925之间所做的斗争，也为了五年计划而斗争。这一切从1923开始，当时左翼反对派为了使用五年计划的必要性而斗争。

“古德曼:而当时斯大林称你为'超级工业人'吗?”

“托洛茨基:是的。”

“古德曼:他当时反对国家的快速工业化。”

“托洛茨基:请容我提到在1927，我时任在Dniep​​rostroy的发电厂委员会主席，我坚持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对于建立这座发电厂的必要性。斯大林则回应，这个回应尔后还被出版:“对我们来说，建立Dniep​​rostroy发电厂和一位农民买了一台留声机而不是一头牛是同样的意思。 ”[8]

这就是斯大林在1927年“宏观看法”的程度!当时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反对派的指控不是“悲观主义”，而是“超级工业人”!有什么能断定斯大林之后所实施的是要比托洛茨基“高明”的计划?

1925-27年间，左翼反对派展开对斯大林布哈林派系领导层在经济面懦弱表现的斗争。斯大林主义者在1926年初提出一个经济成长率年年下滑的“计划”。被统治集团冠以“超级工业人”的托洛茨基形容这是做为一个“工业破灭”的计划的可悲借口（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稍后这个计划经过修正后则是前五年都以9%成长。托洛茨基则是为了18%到20%的成长率而斗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下的成长率最少也有6%。统治集团对左翼反对派不顾一屑径自执行他们优柔寡断的计划。反而是由斯大林布哈林派系宏观看法制定的可悲9%成长率，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全体现了左翼反对派的观点，曝露出斯大林与其走狗经济成长的乏善可陈。因此，接下来几年他们陷入“四年内达成五年计划”的灾难般的冒险行径。就算托洛茨基已经警告过了，这是个让一切都失去平衡的疯狂观点。由于官僚御旨，领导层把成长率修定为30到35%。这个时期在工业上的挫败，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者冒险主义的结果，却全都怪罪到“破坏性实验”的不幸受害者头上，而斯大林主义者追寻“一国社会主义”以及“四年的五年计划”的这场闹剧造成了对经济上的大权独揽，还有说不完的苏维埃工人的苦难。

要回应蒙迪约翰斯通所有对于托洛茨基面对五年计划态度的误导与真真假假，让我们再看看托洛茨基本人对杜威委员会说了什么:

“托洛茨基:我对于苏联经济发展的态度能看成如下所说的:我保卫苏维埃经济以对抗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种批判，并且批判领导层的官僚形式。这些推论都十分的简单明了。它们都是以苏维埃本身为基础的。那些官僚催眠我们有一定的自由。绝对看得出来所有以苏维埃媒体本身为基础的所有危险。

“古德曼:能否请你给我们一个苏联工业化成功的总的来说的看法?” 

“托洛茨基:这些成功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论何时我都肯定这点。这些成功是因为财产私有制的废除以及计划经济在本质上的可能性。但我无法确实的说明，不过我会不只一次的说这些都只能一个苏维埃民主的政权之下。”

“古德曼:所以尽管是官僚的控制与手段下，还是有所进步吗?”

“托洛茨基:那些都是由于生产力社会化本质中的可能性。”[9]

为了要佐证更多托洛茨基的“悲观主义”，约翰斯通从托洛茨基的《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引用:

“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10]

这些话写在1928年，当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本主义市场的势力又再次建立起来。富农跟着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而左翼反对派警告并对抗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没有前后验证就对托洛茨基的文字做出评论的约翰斯通写道:

“对于对外贸易的垄断，也就是斯大林和党内多数正确地强调这是将苏联保护于如此经济破坏的办法，对托洛茨基来说变成了“证明我们的（对新经济主义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 ”（《我思》，P. 267）

蒙迪·约翰斯通的记忆如同鱼类般的短暂，这也方便了他的论据。同为“斯大林和党内多数”（也就是布哈林），不是在五年前就主张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而实际是在1922年十月十二日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废除垄断的决议。俄文版本的列宁全集包括了所有列宁呼吁托洛茨基要组建一个他的团队，来为维持国家垄断做斗争的一系列信件。因此列宁在1922年十二月十三日写给托洛茨基:

“不管怎样，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 ”[11]

托洛茨对“外国廉价商品”会对苏维埃力量构成威胁的立场代表了什么?1917年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却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预期的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落后、半封建的农民经济体。革命发生并不是因为俄国“万事俱备，只欠建立社会主义”，而是俄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系统的基础上，对于它眼前的任何历史任务，却一个都无法解决的绝对无能。俄国被推往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因为她最先进，而是因为她在欧洲列强中敬陪末座。如列宁形容的，资本主义在它最脆弱的环结断开。

俄国工人在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社会转型开始的条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这才是1905年托洛茨基奠定的不断革命论的根本意义。工业国有化、国家计划、对外贸易垄断意味着，俄国工人因此把俄国从古老落后的泥沼给拖了出来对苏联来说，五年计划的历史性成功是十月革命充分的理由。如同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写道:

“社会主义已经证明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用辩证法的语言，而是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 ”[12]

然而苏联历史命运的问题，不能由五年计划成功的列表所排解。早期的列宁把重要问题说得十分出彩: “谁会胜出?”苏联不是一座荒漠孤岛，而是世界政治经济系统的一部份，没有一个国家的命运能从这个整体中孤立起来。尽管苏联工业有着巨大的成功，仍然必须要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对峙。

尽管拥有超越苏联的不可计量的优势，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一切衰竭的征像。布尔什维克最初在俄国就跟群众的文化落后、技术劳动力的缺稀，一句话，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做斗争。这个因素不是绝对程度上的生产量，是经济成功的正确规划与社会进步。在这一决定性的领域内，过个五十年，苏联仍旧是远远落于美国。

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指出苏联的工业人均生产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出头。有着庞大的劳动阶级，和两倍计的技术与工人员，俄国的实际工业产量只有美国的65%。重工业的生产指数最为戏剧性。苏联的钢铁生产由1928年的430万吨开始上升，到了1968年的1亿零700万吨，只比美国少了1千8百万吨（不包括2千4百万由美国进口来的）。但一方面，美国的钢铁人均生产量却高过苏联。又一方面，人类生活与文化平稳的发展不能只靠经济面的钢铁生产总量，而是靠消费者的发展与给予人民大众高品质的科技商品才能准确的反映出来。在此一影响了工人生活水平的范畴，苏联仍是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头。

莫斯科成群结队的投机者、地痞、黑市商人，为了把西方国家的商品与货币用以赚取比苏维埃工人更好的利润而周旋在外国游客之间，就清楚表明了即使在今天都没能消失的“廉价外国商品”的威胁。用来打击投机行为而导入的严刑峻法，对于不是由“资本主义的幸存”或是人性质的扭曲，而是由苏联与世界经济客观关系所挤压出的社会危机，可说是毫无用武之地。傲慢的官僚“理论”也无力解决它。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型态》中所解释的: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长期的短缺，加上昂贵却品质恶劣的消费用品（不只是汽车和科技产品，还有衣物和食物），都是苏维埃劳动阶级生活中的根本事实。这不是指说没有奢侈品。官僚的特殊阶层、工厂经理人、军队官员等等的，占有着苏维埃工人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丰富物品:昂贵的华服、名贵的汽车、乡间别墅、奢侈的公寓，等等的。当莫斯科的工人家庭和其它城市苏维埃处于长期拥挤的生活条件下，许多上层阶级除了城市住所外，还拥有不只一栋的渡假小屋。官僚的奢华生活风格是对苏维埃人民大众的不停的羞辱。而在二战后，苏维埃工农在恐怖苛刻的生活条件下受苦时，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玛利却从他的苏维埃“袍泽”官员手中收受了一件要价5000英镑，满是勋章与钻石的苏联元帅毛皮大衣!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 “最高党务薪资”意指一名党员的薪资不能于一名普通工人，就算他的技能职衔合乎更高的薪资。一个工人国家能够成立的条件之一，就如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内所奠定的，即任何官职的薪资都不能比一名技术工人还高。十月革命早期的一条法令限制了工人与专业人员薪资的差异上不能为四倍以上，而列宁明白地将其叙述为系统性递减的“资本主义薪资差异”。这项法令一直执行到1931年，被斯大林正式废除。

《被背叛的革命》

约翰斯通在他文章中第32页到33页写道:

“至今，托洛茨基关于建立'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教条性的陈词滥调，仍然让他低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式系统是多么的扎实和强韧，尽管收到了斯大林屠杀的伤害。在战争情况下，如果没有西方革命的介入，托洛茨基声称“苏联的社会基础壹定要垮台，不仅战败时如此，战胜时也是如此。

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他写道'苏维埃官僚已经为资产阶级复辟做了深入的准备，'而且'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

托洛茨基真的是这样说的吗?我们就从约翰斯通力图从《被背叛的革命》中拣选“最平衡”的小小引用的完整段落来看看。托洛茨基写道:

“官僚已经以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的资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个胜利的革命，幸而不仅是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会关系的体系。仅仅背叛革命是不够的。还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经被统治层所背叛了，但是还没有被他们推翻。十月革命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符合于已造就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活的力量，最优秀的份子的自觉，世界资本主义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13]

约翰斯通显然对于这些托洛茨基的文字一点也不省心，在这里里头看不出任何对十月革命中基础社会成就的弹性的低估，或者任何对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宿命论。不过我们再读下去吧。从我们所还原《被背叛的革命》的段落的下个小节（ “苏联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更容易说明蒙迪约翰斯通是如何“平衡”的引用。接续上述的论证，托洛茨基写道:

“为了更明白的了解现在苏联的性质，且让我们对它的前途作两种不同的假定。我们首先假定苏联的官僚制度，被一个革命政党所推翻，这政党具有资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经验。这样一个政党，首先就要恢复工会中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够而且一定要恢复苏维埃各党各派的自由。它要与群众一起并且领导群众，对国家机关举行一次无情的清洗。它要废除各种等级和勋章，废除一切种类的特权，并且要限制劳动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于经济上和国家机关上绝对必要的程度。它要让青年们有充分机会独立思想，有充分机会学习，批评和成长。它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举行重大的改革，要使这种分配符合于工农大众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关于财产关系，新的政权便用不着采用革命方法了。它要保持并且发展计划经济实验。在这种政治革命以后即在打倒官僚统治，无产阶级自然要在经济上实行许多重要的改良，但这并不是另一次社会革命。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也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资料上恢复私有财产。首先它要创造许多条件，使强有力的私人农场主从微弱的集体农场中发展出来，并且使强健的集体农场转变为资产阶级型的生产合作社──即转变为农业的股份公司。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办法，而这些公司就是这些工业的潜在的所有主由国有工业的首长，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财产形式和工业经营方法上所做的，将不是改良，而是社会革命。

现在让我们来做第三种假定：即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也不是一个反革命的政党，将来取得政权官僚们仍继续统治着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凝固不动的。我们绝不能希望官僚会为社会主义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愿的牺牲自己。既然现时官僚可以不顾那些太显明的不便之处而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么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许会说，大官僚一点也不注意目前的财产形式是什么，只要它能保证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这种论断，不仅忽视了官僚自身的权利现在尚不稳定，而且忽视了他们的儿孙的问题。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从云端降下来的。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产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是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反之，如果无产阶级战胜了官僚，那就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因此，这个第三种假定，又使他们回转到前二种假定来。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起初只提出这二种假定。 ”[14]

约翰斯通的“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就是这样应用的。他提出托洛茨基某些论证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断章取义，就如同从《被背叛的革命》所拿出的此一部份假设（还只是三选一），并且有一堆不包括约翰斯通本身“客观地”谈论托洛茨基观点时所受限的预设立场与解释。

“托洛茨基预视到了在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 ”这是蒙迪约翰斯通“平衡”论证的关键。但是任何读者看过上述《被背叛的革命》的段落都不会做出这样的结论。相反的，托洛茨基一再地重申的是面对政治革命（反官僚）相对来说是简单的任务，任何党内官僚重新导入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意图，都会遭到苏维埃工人的顽强抵抗，而只能以血腥斗争与内战取胜。

和资本主义在苏联行将到来的复辟的预测相去甚远，《被背叛的革命》解释道，官僚由于它自身权力与特权，而被迫要保护国家的财产关系。对于某些人形容官僚为统治阶级而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解释道:

“苏维埃官僚已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会的胜利品。但是它既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国家里把政治权力都夺在它自己手中，这事实就创造了官僚与全国财富之间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假使这些尚属全新的关系固定下来，假使这已变成规范并且合法化了，那么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抗拒，长久下去，它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所获得的一切社会胜利品完全消灭的。可是现在来说这种事，至少也嫌太早。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他的最后一句话。官僚也还没有为他们的统治造成特殊财产形态的社会支柱。他们被迫保障国有财产，看作他们的权力与收入之来源。他们的活动，在这方面说来，仍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15]

看到这些文字，蒙迪·约翰斯通怎么还能控诉托洛茨基是在宣称资本主义复辟会在苏联发生?如果不是因为他读过这本著作后对于所做出的分析没有影响，那只能是他根本对于他所读过的是无法理解的。这是进一步的可能性，不过我们不应当妨碍读者们的注意。这也足够指出，如果英国共产党共青团的成员希望了解在托洛茨基笔下是如何看待俄国的，那他们应当求教于托洛茨基本身的著作，而不是全凭他们的“理论家们”的公正性。然而，约翰斯通文章中则插入这样的说法：托洛茨基预期了在战后苏联的失败与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胜利!。（参见《我思》，P. 33）

“然而我们能希望未来大战时苏联不致于失败吗?对于这个坦率的问题，我们也要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终限于战争，则苏联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是无比强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痹，帝国主义一定会铲除那产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16]

托洛茨基接着以如下的文字给出了对于国际间阶级平衡的明确分析:

“战争的危险和苏联的失败是实在的，但革命也是实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发来阻止战争，那么战争就将帮助革命的爆发。第二次分娩一般总比第一次容易些。大战发生后，不需两年半便会出现第一个暴动。而且，革命一经开始，这回就不会半路而废。长远来说，苏联的命运不是由总参谋部里的地图来决定，而是由阶级斗争的地图来决定。惟有欧洲无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其资产阶级以及与资产阶级同一阵营的“和平朋友”，才能保卫苏联，免遭毁灭，免遭“同盟国”的暗算。若是无产阶级在好些国家得到胜利，即使苏联战败了，那也不过是短时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国主义仍旧操纵了苏联以外的世界，则苏联无论如何战胜，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17]

二战结束后，苏联所面临的情况是如何?在1945年，俄国因2700万人死亡的巨大损失而受苦。俄国钢铁的产量为八百万吨，比不上美国的一亿两千万吨与英国的两千五百万吨。另外英美帝国主义强权的武力还是维持着水平——欧洲的战事很大一部份是由于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荷马史诗般的斗争才得以解决。美国帝国主义手握原子弹自重，而俄国还没有。

所有英美帝国主义的诡计都建立这样的情况上。他们的政策就是同时耗弱德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保留实力以扼杀成功击败希特勒的苏联。而为何这个计划流产了?1945年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英美的帝国主义?如同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解释的，红军是保卫十月革命成就最有力的因素;但是面临到势力平衡中如此一面倒的不利，红军再如何的英雄气魄也无能为力。

苏联之所以能获救是靠“同盟国”军队的革命情绪以及当时欧洲的革命性运动。希特勒失败后，任何要对苏联展开攻击的意图都会引发所有英美帝国主义军队内部士兵的反叛。托洛茨基已经设想到会如此，而这也被事件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俄国工人而言，二战悲剧已经付出了的可怕代价，是斯大林与官僚在战前时期所追寻罪恶性质政策的结果。这不只是因为斯大林为了削弱德国与西班牙工人士气的国际性的机关算尽，并且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国家的胜利。大清洗审判造成苏维埃武装势力和经济上的分崩离析，苏联国防力量的破坏激化了纳粹的攻势，并且在造成在战争初期，当百万苏联军队面对纳粹不战而降时一系列恐怖的打击。这无关军事劣势的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大清洗而导致的红军领导层的真空状态，以及那些歇斯底里地谴责托洛茨基“悲观主义”的斯大林与官僚的短视近利，让苏联陷入面对法西斯攻势时却毫无防备的状态。

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

蒙迪·约翰斯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起因还谈得不够。他无处不放置有关于“违反社会主义法治”的奇怪说词。尽管有着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分析”所有浮夸的说词，但是在通篇文章里头却没有半点分析的成份。约翰斯通在托洛茨基的短语里钻漏洞，无视文本，并且从不同著作中把各种讯息人为的拼凑起来。因此他一方面叫骂托洛茨基是对中央计划上瘾的“大官僚”;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托洛茨基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态度分属成“失败主义”!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基础是什么?列宁害怕这个阶层会让革命窒息，并且准备复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没有发生，约翰斯通急欲点出的托洛茨基的关联性，而原来托洛茨基也预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不过就如列宁所解释的，历史知道社会转变的所有形态;不只是只有社会革命与反革命，还有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

对蒙迪·约翰斯通文章的读者来说，在整个历史时期可以透过一个人的专政就把（扭曲的） “社会主义”传达出来，似乎是另人费解的。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就有许多在相似过程中的案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声称本身是受克伦维尔的维护。法国大革命经历许多时期，最后还是屈服在拿破仑的政治反革命下。法国的反动代表的不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而是一个虽然是栖息于由革命建立的新形态资产关系的反革命政权，波拿巴主义。

当然，在任何意义上，如果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者托洛茨基的文字，还能假设把社会主义和这一类专政撮合起来，那就是极其荒谬的。但是俄国所有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再者，这一专政是发生在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在一孤立无援的落后国家，被各种外来的巨大阶级势力所牵制。想像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是经历不了一系列内部的转型的，而是必须一直维持在原始性质的形态才是能够想像的——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从社会所发生的过程中窃取革命才是可能的。无产阶级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无法随便就与来自阶级社会的各种压力绝缘的。

试图要摆脱苏维埃机构的官僚化威胁，列宁对于在没有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协助下而能够解决问题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在这点上他完全是正确的。就如列宁与托洛茨基所设想的可能，西方革命的失败没有导致资产阶级反革命。但是那些由俄国被孤立的革命所产生的社会过程，引起了工人国家往集权主义的转变，在斯大林底下的国家就是波拿巴主义怪物，并且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把一些最丑陋的恶习去化后依旧继续下去。国家把自身置于群众之上，偷取阶级的统治职能，毁坏了仅存的工人民主，并经由整个“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予以物理性质的泯灭来把它的胜利封存起来。

阅读列宁的著作时，最出色的部份莫过于那种丝毫没有一点的傲慢，那些斯大林主义用来吹嘘的语言。列宁在他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写作上一向是诚实、务实、真实的。当时他们有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一个工人国家，而列宁也不讳言的加注是“伴随着官僚变态的”。不同的是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正移动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不平等仍然存在，但是自觉地在平等的方向上努力，削弱公务人员特权与权力，让工人涉及他们生活上的经营，还有国家与工业的管理。那今日又是如何?唯一能分辨出苏联是工人国家的只剩下国有化的经济与计划;这些是十月革命仅存的成就。这些对它们自己来说是构成了前进的一大步，但它们仍然无法保证往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

与这些能够经由计划经济来引导至工人们更大的公平与自由的进步相去甚远，由于工人民主的遏止，上层阶层之间最蛮横的腐败与特权不受阻碍在滋长中。

就算是沙皇统治下，来自上层的“改良”，也都要出自于对基层发动革命的恐惧而被制定出来。官僚们不会触及他们特权与权力的基础。就算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施舍，只要让它们能迟疑一会儿，下一秒就会被收回。

官僚会“消亡”吗?

“但是，他不了解壹种不确定甚至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和非民主丶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不安且对立性的共存是有可能的。前者迟早（虽然痛苦的，不均的，且不是“自动化的”）会将社会推向上层建筑的改革（？），并将其更加吻合于其经济基础和逐渐发展（？），受过教育的劳动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意愿。”（《我思》，P. 30）

斯大林主义官僚权力的兴起是扎根在俄国社会的落后性质，但预设官僚会随着经济的前进而轻易地“消亡”，这是一个由自由主义的“渐进主义”心态所形成的粗糙的错误。在相对健康的，官僚变态较无关紧要的工人国家情况下的确如此，比如说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的俄国。但蒙迪约翰斯通的重点是为了粉饰目前苏维埃官僚构成一个特权团体，一群新的达官贵人，并且官僚数十年来已成长为惯常的君临整个社会的事实。这其中包括了政治权力、国家机器、大型媒体、警察与武装部队的垄断。官僚数十年如一日一般的持续展示着，自身能够对即使是最温和的反对，也能变得更加残忍与野蛮的镇压。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解释了国家的上层建筑是如何从社会各阶级的矛盾中间生长出来的。但是为了要建立起来，国家总是倾向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以及它自身的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与列宁在谈及国家权力时所指出的: “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所采取的措施，是设计藉由工人所控制的最严密的检查与监督，防止在苏维埃国家机器中某些势头的发展。但自从斯大林主义官僚得逞后（如同约翰斯通被迫承认的），把自身做为一个特殊的特权团体提高至社会整体之上，打击官僚的问题就转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了。官僚各种既得的利益，以及它以自身名义行使统治而与工人完全地相异化，也就意味着新的革命性斗争就变成必要——一场政治革命——借以挣脱官僚警察统治的枷锁。

为何官僚会顽强地攀附在权力上?是否在它们心理层面的粉饰有一些奇特的特征?是否都是“个人特质”的问题?不尽然。就像历史上其他的统治阶级、种性与群体，苏维埃官僚行使国家权力来保护它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比起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会老实交出权力并且由工人阶级夺得，官僚不会有任何自身自愿“消亡”的迹象。

蒙迪·约翰斯批判托洛茨基对于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批判是“吹毛求疵却又考虑不周的”，此一宪法取消了苏维埃系统的选举制度，并以接近资产阶级民主的另一宪法（表面上的）取代: “如他（托洛茨基）对于1936年颁布的宪法错误的批评了其民主的条文，而不是这些条文在当时苏联的现实情况下得以且固然被斯大林践踏而丧失了重要性。”（《我思》，P. 32）

约翰斯通是在自打嘴巴。什么类型的“宪法”是不能实施的?而这一宪法又如何可以被一个人“践踏”的?这仅仅是斯大林的怪诞思维吗?又或者是“个人特质”的强大?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就再重复一次:一个思想获得大量支持并变成人类事件中的一股力量时，它必然要表现出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 “个人崇拜”的“理论”是无法解释在斯大林下俄国的任何事物的。必须提出疑问:那些斯大林所实施的，对工人民主的压迫，对工会的钳制，取消法定的最高薪资措施，军队中奖章制度、军礼、随从官的重新引进，以上这些措施的获利，对谁来说有利可图的?这些利益都反映在列宁所反对而斗争的，那些多数官僚的斯大林主义反工人阶级政策上——百万个国家公务人员、党、军队、集体农舍和工会。

“但这些是什么?”约翰斯通如是宣称，是由百万人所构成的一个团体!你口中的官僚是包含了:

“所有党丶共青团丶政府丶合作社和集体农舍的领导丶官员丶管理人丶技术士丶工头丶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来自于工人和农民阶级中最进步的部分，在斯大林死是有约两千两百万人。”（《我思》，P. 33）

约翰斯通以一种傲慢的态度草草结束论证，两千两百万人的一个统治团体?有人听过这类荒谬绝伦的事吗?约翰斯通没有解释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阶层，而是由一系列不同阶层组成的。托洛茨基不会用斯大林派与勃列日涅夫派去定义地方的党书记，如同我们也不会独断地定义路口转角的小贩就跟富豪洛克菲勒和盖蒂都是一样的资产阶级。

如果垄断资本家最顶端的百分之一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唯一支柱，那这个系统只消一天就会瓦解。但是资产阶级所用的是整个次级与更次级剥削者中间阶层的手段来维持统治。东方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也是类似的现象。斯大林集团是由于背后百万公务人员做为靠山。这也就无法避免斯大林将委任的无数小公务人员（而野心却不小）在集权阵营中带往可怕结局。在奥图曼帝国，乃至于其他专制国家，地方官员都要为整体官僚的罪行而做为代罪羔羊。

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与新的无产阶级波拿巴政权之间以鲜血划分界线。对于十月革命的思想，还有工人民主的精神与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感到恐惧，他将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屠杀殆尽，之后对任何人，包括他那些还留有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十月革命传统连系的支持者们，都予以相同的对待。大清洗就像托洛茨基解释的，是一场由官僚发动的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单方面的内战。苏维埃国家的“领袖们”与十月革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赫鲁晓夫派、勃列日涅夫派，以及柯西金派，这些三零年代的流氓与走狗世代的所有成员，都是越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尸骸而爬上权力。

目前苏维埃波拿巴政权内部的矛盾越发清楚地裸露出来。知识分子之间的反叛运动是即将到来的各种事件前兆。马克思主义者了解知识分子不会因此成为一个阶级，而是社会中各个阶级运动与压力最为敏感的社会阶层。因此，1956年的知识分子的运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都做为工人阶级革命性运动的先导。

格外重要的是其中某些显眼的苏联政权反对者，本身是前官僚体制的成员——如近来由“退伍”将军所发起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事件。官僚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被内部各种矛盾所纠缠而分裂。官僚中与工人阶级有所接触的较低阶层——地方公务员、共产党基层人员、军警中的低阶人员以及小型部门——当顶端的官僚们被架空时，他们会像1956年在匈牙利一样的与工人并肩而行。匈牙利工人面临的唯一阻碍是集结在国家保护局AVO（State Protection Authority）——令人发指的政治警察，最后的下场是在受尽他们罪行恐怖的无产阶级手中迎来血腥的终结——的流氓无产阶级渣滓。

与蒙迪·约翰斯通“渐进主义”的幻想相反，直到俄国与其他变态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被新的政治革命所推翻，苏联要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是不可能的。这次的革命不是针对改变现有财产关系的一场社会革命。苏维埃工人不会要走回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在工业与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并走向比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更高层次的工人民主，以及走向社会主义。

反官僚革命会是一场夺取国家与工会控制的革命，摆脱特权寄生虫的掌控，并重新导入一个能够蔚为楷模与世界工人们斗争烽火的健康工人民主，而不是在世界工人们眼中被怪异漫画的既成事实而导致无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害的印象。而且我们对于俄国的说法同样适合在那些资本主义与地主制度已经被推翻的国家，即:东欧、中国、古巴、北越、朝鲜、叙利亚与缅甸。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要对托洛茨基政治主张做出有意义的评量，我们必须避免随意抽出历史脉络的定义和无用的文字游戏。”（《我思》，P. 28）

如果这就是我们看待托洛茨基政治主张的有意义的评量，那我们最好再看看别的。蒙迪·约翰斯通在整篇文章中没有一处解释托洛茨基真正写出的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关系。他自我设限的把引用的片段孤立起来，这么设计并非要让读者更了解托洛茨基的主张，仅仅是要让托洛茨基看起来愚昧无知。运用这个模式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身上也是“非常管用”的方式——资产阶级教授也经常如此!约翰斯通不能或不想了解的都是同样的现象，这个现象会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性的问题，除非西方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与托洛茨基都将其视为必然。事实上在1927-31年间这是有可能的。但在托洛茨基最后的著作《斯大林评传》里，已经得出结论，斯大林主义政权因为一些原因有可能以现有的形式持续数十年。

就以“任意妄为”而言，读者们注意到，比起陷入如此无原则的讨论，约翰斯通同志并非快速否认这样的思维。社会主义是指: “一个没有阶级、商品、货币与国家”吗?又或者，是“各种生产手段转为整个社会的一般财产”?约翰斯通的最后结论是“大范围的合作社生产”— —然后一副胜利者姿势的总结“社会主义”已然建立，不只是在苏联，在另外十三个国家也是如此。

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必跟约翰斯通的“定义”瞎搅和了。毫无疑问“大范围合作社生产”的成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质。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吗?约翰斯本人都不敢贸然回答。他在第30页写道:

“在三零年代达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当然仅是社会主义的骨架，并需要几十多年的和平发展才能够完全克服俄国落后的遗毒并呈现了壹个完全发展，繁荣的，融洽的，以及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重点）

在约翰斯通看来，一切事物在斯大林的俄国自然是不够好的。但它们直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顶梁柱”...好的，约翰斯通同志，我们来谈谈这个当下吧!在你看来苏维埃社会是“一个发展完全、繁华、和谐并文明的社会”。挺不赖的，但那些有关贪腐的报导呢?苏维埃的领袖声称他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人类社会最高最文明的形式——而他们还对于经济罪行还是需要死刑。两年前《晨星报》报导了以莫斯科地区的轻工业巨子因为侵占而被射杀。苏联内部的腐败也是“稳定发展”。薪资严重的不平等有怎么说呢?有500个百万富翁他们的确非常“繁华”。而俄国与捷克的官僚们又能够“和谐”到哪去?又或者这个字眼是意指社会中所有反对事件的情况都被无情的歼灭了?以“文明”的标准来说——他们以履行苏维埃宪法为罪行，把作家们抓到“矫正”的劳改营里。

1935年，斯大林吹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立“已然完成”。当时死刑还适用于十二岁的孩子!事实上，每几年苏维埃官僚的官方说法都是“社会主义”即将“完成” ;社会主义一天到晚在“完成”已经变成苏维埃工人茶余饭后的笑话，官僚们在斯大林死后开了一个更糟的玩笑:不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在二十年内!

当然，当我们越靠近这二十年的期限，在俄国的共产党媒体上就越少看到”共产主义的成就”!因此约翰斯通在30页又写下: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声称能够在可见的未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今普遍被视为（！）是充满巨大夸张的。”

确实如此，约翰斯通同志。但你在第22届党大会时，在共产党读者文摘是怎么描写这一“充满巨大夸张的”的?当时你忙着要兜售这些话语给你的成员们。现在这些话似乎又要有所变动了——却不对基层党员做出任何解释!这个转变简直是“稀疏平常”——这一公式似乎就是这些羞愧“理论家们”的遮羞布，昨天他们还赞扬赫鲁晓夫，前天则歌诵斯大林，并且准备像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换新衣一样地把整套思想和原则换掉。

任何会思考的共产党党员都首先浮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立，如果资产阶级已经被清扫完毕而克服了阶级斗争，那为什么他们还不允许工人民主的权利?如果我们认为现在在俄国以及任何工人国家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那又为什么要严禁任何形式的工人政党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如果社会主义主真的已经建立，苏联实在没有什么好怕的。就算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参政，也不必假设他们会从事恐怖与破坏活动。你大可允许前剥削者们在报纸刊登满版的呼吁重返有钱人老板、哥萨克骑警、大众文盲的“旧时好光景”。他们都会被工人们投以异样眼光，就像G·K·却斯特顿呼吁重返“欢乐英格兰”的封建制度而被英国资产阶级“公众”视为怪里怪气的人物一般。

我们把问题换个方向:如果社会主义（不只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并且是“因应人类需求调整的有计划并合宜的商品生产”）真的在俄国建立了，那么外在与内部的反动都会被瘫痪。一幅真正“发展完全、繁华、和谐并文明的苏维埃社会”的画面，会在西方国家的工人心中锻炼出深刻的影响。面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冲动是无可抵挡的。但现实生活是如何面对约翰斯通同志的“美丽公式”?苏维埃现实生活能鼓舞西方国家工人往社会主义移动相去甚远，是无法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并且资产阶级还能指着俄国、东欧与中国的集权主义恶瘤来吓阻他们本国的工人。 “想要共产主义?”他们猫哭耗子的说“看呀!那就是'共产主义'!柏林围墙就是共产主义!1956年的匈牙利就是共产主义!劳改营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党”的辩护士们只能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标签来竭力掩饰集权主义的恶心外貌。他们不会成功将俄国官僚洗白——只会让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失去信心。

蒙迪·约翰斯在处理一国社会主义建立与否的问题上，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而是用诡辩的方式与糟糕的逻辑。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不是以逻辑的定义，而是以历史的辩证性订定。约翰斯通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引用了“定义”，却没有解释这本著作中所记载的，一个工人国家能够往社会主义移动的过程的分析。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给工人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成立奠定以下的条件:

1.全体人民自由而公平的选举权，包含即撤换任何官员的权利。
2.官员薪资不得高于技术工人。
3.废除军队和警察，以武装民兵替代。
4.所有管理任务要渐渐让所有人都能完成——每个厨都应该要能当一名总理—— “当每个人都是官僚的时候，也就没人能成为官僚。 ”

这些列宁奠定的条件不是要给“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要给“共产主义”的，而是要给工人国家最初阶段的——由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转型的阶段。列宁不曾玩弄过什么“社会主义”的定义。工人国家的条件不是列宁发明的。这些条件是由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总结所构成的。这些条件是萃取了1870-72年巴黎公社经验的精华，并且以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为基础，并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做出精湛的分析。

唯有靠工人主动、有觉悟的参与来运作社会、工业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转型才能完成。这一切不能和和气气的放手给“共产党”的官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所有观点都以此一事实为基础。为了对抗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上的混乱，马克思论证工人们需要一个国家来攻克剥削阶级们的反抗。但，一方面马克思的论述被改良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为了自己的诡辩而扭曲，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集权主义闹剧已经据称在苏联建立了。但如列宁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需要的国家只能是“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或以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个“半国家。 ”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苏维埃国家是为了促使工人进入管理与控制的任务，以确保削弱官僚习气与国家权力的“社会职能”而不断的进步所建立的。为了阻止特权团体的形成，而对薪资与官员权力与特权执行严厉的限制。由于普通的落后性质以及熟练工人的缺乏，而订定薪资差距不得超过四倍。1919年，一个人民委员会委员（等同于一个内阁部长）只能领取与工人相同的薪资。资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可以领取多一些——但一个党员同时身为专业人士同样也只能领取工人的薪资。

斯大林于1931年将最高法定薪资限制给废除了。今日俄国工人的平均月均薪资是八十到九十卢布（约二十五英磅，如果在官方通膨时，最高为四十英磅）。但部长级人物的月均薪资却是五千卢布（一千二百五十英镑至二千英镑）且不算可观的“油水”可捞，如未核定的开支，人的疗养院、剧院、别墅、酒吧，等等的。当托洛茨基缔结红军时，红军同时是以同样的国家工人民主观点为基础;旧沙皇时期的军服、等级、奖勋等等的阶级区别的传统都被废除了;没有任何特权官员团体;红军官员的组成自由，在“等级”上也是平等的。在斯大林时期，所有的“废物”全都再次引进了；所有的军官职务都重现其拜占庭式的华贵:等级、奖章制度、军礼以及私人侍从官——所有旧团体与等级崇拜、阿谀奉承，在三零年代全都复活了。今日在俄国与东欧，军事服役代表的是两年的微薄薪资的辛苦劳动，同时将军与元帅是所有等级的主宰。如在保加利亚，工人的月均薪资约一百列弗，士兵一百五十列弗，基层官员则是两百列弗起跳。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军队会以一种更快的方式揭示所有社会矛盾。

当然，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社能够不经过中间阶段，就立刻从资本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尤其又是在一个落后国家。但如同列宁所解释的，过渡时期的本质是，当人民大多数投入到社会运作的计划工作时，国家权力的逐渐削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问到，不只是关于现有的社会本身，还有社会本身移动的方向。在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苏联正由无产阶级专政往社会主义的方向移动。在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是一个极度变型的工人国家——保留了生产方式国有化与计划经济，却是由一个集权者控制，一党专制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往社会主义方向移动，相反的，是往一个寄生物统治集团的更多财富、特权与权力的方向移动。

蒙迪·约翰斯通食之无味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立的保证，已经构成对所有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的巨大毁谤。他一面是所有现今统治集团的承诺，另一面则是异议，尽管这一切由于1956年对匈牙利工人的血腥镇压，特权、贪腐的持续存在，俄国内部的抵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的文字狱，对托洛茨基以及“老布尔什维克”著作的持续抵制，对于如乌克兰人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威胁， “官方”历史的明显伪造，反犹太主义等等的族繁不及备载，而已经失去价值。苏联官僚的统治已经使“社会主义”一词臭名远播。蒙迪约翰斯通，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主义与国际间共产党领袖的重大罪行。

各个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堕落倾向

“虽然我们必须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来汲取许多正面及负面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尚未对于斯大林主义做出的根本批判，是不会以托洛茨基的提论为出发点的。然而就连他不时做出的犀利见解，仍然是源于根本上是错误的社会学模式，这也阻止了他得以了解苏联社会的发展常规，或掌握了（固然是全新，前所未见的）斯大林主义现象及其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也造就了历史对他做出的上述主要预测的刻薄否定。”（《我思》，P. 33）

我们已经评论过以非历史的方式，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预测”的“处理”。非常遗憾地，他并没有谈论某些斯大林的，或者过去数十年来西方国家共产党领袖所做的“预测”。他没能敢引用这些言论。他也不必以诉诸扭曲使这些言论表现完全离开现实的渠道!

我们希望能展示出，至少是以概论来说，托洛茨基是如何给出斯大林主义“诚然是新的且没有前例”现象，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仍然在探求那些勃列日涅夫式的与柯西金式的，杜特式的与克卢格曼式的，那些“精湛、深奥、多面向的分析”。历史会公平处理这些言论——因为这些言论从未发生过!

那历史对托洛茨基那些最重要的预测是如何“苛责”的?在1928年托洛茨基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他写道，如果第三国际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必然要导致第三国际朝着民族主义堕落：

“革命的爱国主义只能是有阶级性的爱国主义。它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对党组织和工会的忠诚，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时就发展为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只要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爱国主义就是一种革命义务。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必须是革命国际主义的不可分离的一部份。马克思主义一向教导工人，即使是他们为争取提高薪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国际斗争的话，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仅仅依靠民族的力量就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致命打击。

根本的阶级目标甚至比局部的目的更无法用民族的手段或者在一个民族界限以内实现。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革命国际主义的核心。然而，如果可以通过一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界限以内实现最终目的，那就摧毁了国际主义赖以成立的根据。已经夺权的无产阶级对工人国家的爱国主义和国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立场之间，本来有​​ 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却在思想上摧毁了这种联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在取得政权的途中，他们用什么方式方法向这个目标迈进，完全决定于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国家的任务，还是当作国际性任务。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人们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论。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以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纲领草案使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再隔一天，法共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18]

托洛茨基提前几十年在这些文字中精湛地预示了第三国际的瓦解，以及各个“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堕落。在将第三国际犬儒式的当成苏联的边境守卫后，斯大林于1943年，做为对他对帝国主义同盟的示好，轻蔑视地将第三国际解散。在当时，在战争的冲击下，意大利、希腊、中国、东欧、英国，百万工人向革命方向移动，而第三国际被邀请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

确实，由于某些理由，斯大林主义从二战展现暂时性的强势。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破产;在二战结束时资本主义无力再干涉对抗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运动以及“同盟国”军队的情绪，麻痹了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对于在东欧与中国干预上的无力，加上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腐败，导致推翻了资本主义与地主制度，根据蒙迪·约翰斯通的说法，这些是对于托洛茨基错误质疑了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性质，所无法反驳的演示。他没有提到法国的情况，在法国，共产党藉由党员在二战中英勇地对抗而获得群众支持，得以进入戴高乐的联合政府;或者是意大利，当时北方的一些城市在工人的掌握时，斯大林指示共产党要支援“前法西斯份子”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在希腊，二十万人由共产党领导的强大游击队被告知要放下武器并“等候选举”，而Grieva的右翼暴徒则在街上射杀共产主义者。 ;或者是英国，在这里共产党主张与丘吉尔一起组成一个“民族阵线”政府！

中国与东欧的地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对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而言是一记重拳。特别是1949年中国红军的胜利，是继俄国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二十世纪第二大的伟大事迹。由于这场革命，数百万中国农民大众第一次站上历史的舞台。

这些发展在当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间颇受欢迎，这些人不曾怀疑这些落后国家能开启克服半封建时期所留下的问题的历史任务。但我们也完全了解，在中国与东欧所发生的这类“革命”当中所隐含的矛盾。我们了解这些革命是由斯大林主义者领导阶层以波拿巴主义风气所执行的。将红军做为攻城炮，俄国官僚打碎虚弱、拔去利牙的资产阶级，并在这些区域安置他们自身的衍生物。在阶级间追求平衡，他们以莫斯科的形象创立了国家。工人苏维埃的统治，被斯大林主义俄国模版的“国家”变型的一党专政国家的所有可怕的畸形所取代。东欧与中国的“革命”是从俄国革命的终结——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畸形政权——所开始的。

自二战后，我们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见证了托洛茨基对“一国社会主义”分析的真实性。与蒙迪约翰斯通所指出的团结地、和谐地的社会主义集团不同，首先我们看到的恶心至极，在战后俄国官僚对东欧的压迫与掠夺，接着是沿着民族主义分裂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集团”，由南斯拉夫的崩溃的开始，并以俄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军队在边境冲突中以坦克、战机、枪炮的互相残杀做为终结。

十月革命以它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的号角赢得了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注意。布尔什维克以“没有兼并与赔款的和平”做为呼吁，包括德国在内，在所有交战国中厌战的工人心中演奏出反响的旋律。由于德军基层大量的不满，而能在阶级路线进行宣传与团结，在稍后的协约国武装干涉中也起到同样作用。

二战期间俄国官僚在它的宣传中使用了最无耻的沙文主义偏见。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张不同，官僚们以轻薄的伪装宣扬“唯一的好德国人是死德国人”的思想。而这种反德国因子仍然布满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宣传中。俄国官僚的政策是:让德国工人为希特勒的罪行付出代价。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罪恶的行动让希特勒的胜利变成可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斯大林与德国共产党所造成的。在战后一千万名德国人被强制驱离出东欧，其中有两百万人在过境时因为野蛮的条件而遇难。

在战后的几年间，俄国官僚掠夺东欧，而东德付出了一百六十亿美元的赔款，而罗马尼亚与匈牙利分别是五亿七千万以及四亿。不只是对“敌人”，连东欧国家都被系统性的被掠夺了由俄国提供的工业铁路等等的。因此，这些在战后斯大林沙文主义者的罪行，造成在西德被驱逐的人民之间，反动运动的崛起，并且让“共产主义”在战前“欧洲的大红旗”的德国工人阶级间臭名远播。

战前东欧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它的民族隔离问题。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展现了他们无法和平与理性地处理从民族与语言的复杂拼凑织物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民族隔离问题已经是东欧的灾难，是延续了区域的落后性质与人民的贫困与苦难，以及对少数民族血腥镇压的最大因素。如果斯大林主义者还保有一丝丝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的传统，他们会以一个合理的经济计划，并联结苏联广大资源与潜力，来提出东欧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

东欧的“巴尔干化”是俄国斯大林主义者在战后有意培植的，并必然要上升为现有的情况。如托洛茨基所预判的，每一个民族官僚集团都会看照“所拥有的”边境!当时就算是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都面临了在民族市场与现代经济势必要求之间的狭隘限制的矛盾。当然，就算是在生产方式私有制的基础上，对于此一民族矛盾也是无法解决。

此一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果是可怕的。现在的南斯拉夫有三十万人失业，在他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则有将近四十万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到西方国家工作。隔壁的“社会主义”保加利亚呢?他们用着同样的语言，由于半技术性的机具缺乏而有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企业工作[19]。捷克斯洛伐克与东德同样拜主要是苏丹德兰德人的驱逐，与大规模从另人讨厌的乌布利希斯大林政权的出走所赐的劳工短缺而受害。

然而“一国社会主义”最罪行重大的表现莫过于中苏交恶。蒙迪约翰斯通指出1949年中国红军的胜利是“一国社会主义”与革命性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并非毫不相容的“证明”。尽管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的苏维埃“同志”的“兄弟般”的建言下还是夺权了。斯大林更赞成瓜分中国，或者是与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

看看蒙迪·约翰斯通对中苏争议的分析是十分有趣的，而这一分析打从他文章的一开始就没有提到!这该做何解释呢，约翰斯通同志?还是那句话是另一个“悲惨的错误”吗?还是这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呢?如果斯大林的“个人特质”能将整个俄国以恐怖控制，相必毛泽东也是以他的强势来控制七亿的中国人民!事实上，蒙迪约翰斯通与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都不曾解释过中苏交恶。如果我们接受俄国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没有任何解释。

中苏交恶（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毛泽东的军队夺取政权前，就已经以托洛茨基的各种预期为基础而预料到了[20]）在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两个敌对民族官僚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就像是在艾尔·卡彭的芝加哥的两派黑帮火拼，俄国与中国的官僚互相都还没准备好要和任何人分享他们的权力与财富，并妒嫉地守护“他们的领土”来对抗“兄弟般的同志”的入侵。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中苏争议是一场奇怪的事变，在两个正统健康的工人国家之间是绝不会发生的。这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数不清的伤害，而且是站在对中苏两国工农利益的对立面。

任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很久之前就应该会提出如下的初步要求:一个俄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联邦。俄国官僚试图要在亚洲让苏维埃遍地开花，矿产丰富的亚洲能够让整个苏维埃人民的生活方向转变。而主要的阻碍是劳工的短缺;苏维埃工人不愿离开莫斯科与列宁格勒而到中亚去。另一方面，中国的广大人民为它的历史任务提供潜力无穷的劳动力。当中国人跨越一条随意且毫无意义的，切断了所有自然单位的“边境”时，他们仍然被红军单位所强制驱逐。同一时间，俄国官僚还为了开放西伯利亚而忙着与日本的财阀磋商。

他们犬儒式的叫喊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不管俄国或中国的官僚都不提出真正国际主义的纲领，来联结中俄两个经济巨人的人民利益。我们反而见证了边境冲突的场景，俄国与中国军人罪恶的谋杀案，而俄国与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更加罪过与险恶的宣传，已经不只是沙文主义的程度，而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语调。

这就是蒙迪·约翰斯通的“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相，是十三个集权主义国家，由十三个用机关枪与火箭炮的兄弟语言来互相对话的民族主义官僚统治!

不过托洛茨基的预期还适用于另一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指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显现民族主义堕落的危险，不只是在夺取政权后，同时在夺取政权前也是。今日的前第三国际党派的立场是什么?不论何处，取得政权与否，那些所谓的“共产党”都显露出所有民族主义取向退步的丑恶性质。

数十年来，国际间共产党的“领导阶层”都以一种真正卑贱的方式向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命令叩首跪拜。他们的政策依斯大林的最新的谋算而由一系列矛盾曲折所组成;一会儿谴责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是“工贼”与“原法西斯份子”;一会儿又高喊与所谓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同进退;一会儿又面对希特勒以和平为由反对德国战争;一会儿在1941年以“民族利益”为由扮演最糟的罢工破坏者。

蒙迪·约翰斯通以操弄各种引用的手段试着“证明”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各种分析是相互矛盾的。但他的朋友们却在政治上有着一系列翻船的表现，如波利特、杜特、葛尔兰、坎贝尔等等都榜上有名。如此的谋算与马克思主义与其方法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不过只是证明了各个共产党领袖完全无原则性的手段。

斯大林主义的神主牌在过去二十年造成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南斯拉夫解体、波兰的事件与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最糟的中苏交恶，都弱化了俄国官僚在国际运动的大权在握。但“进步的”或“左翼”的共产党领袖选择如何诠释“莫斯科路线”?回到列宁去吗?这可差远了。

各地的共产党领袖挟着情况的优势独揽每个民族官僚的权力来各自占地为王。 “英国社会主义道路”、波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层民族心态，狭隘的声明，并且决定在“自己的”国家守护守护自己的领导地位， “远离红尘，不问世事”。

某些国外共产党对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证明。对1956年俄国官僚行动造成的灾难结果，他们“袖手旁观”。葛尔兰派、杜特派、约翰斯通派，对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分析或解释。 “是党的领导层与入侵还没切割完全吗?你所要控诉又是什么?”没错，同志们，但马克思主义者该关心的不只是虚伪的举措（右翼的工人领袖同样也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切割”!），还有对事件的解释。

勃列日涅夫与同伙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丝丝民主让步都能影响俄国工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自信与强势，而是头皮发麻的明。而葛尔兰派与约翰斯通派还是一副这只是部份俄国官僚的“悲惨的错误”![21]

与莫斯科对峙的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层的“独立”立场不过是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方面，我们看到葛尔兰派与罗歇派不断努力去迎合“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舆论”。新斯大林主义者的“新面貌”比旧斯大林主义者的还要丑陋。这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虚弱改良主义闹剧。因此，每日工人报变成了晨星报，共产党领袖们的声明都强调他们的党是非革命性的、尊重资产阶级的，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正要在英国来个“伟大”回归。很显现的，共产党领袖们想证明他们能把民族曲调唱得比保守党或右翼工人领袖还要嘹亮。每个大型共产党都表现出英国国旗的性质;毕竟，这才是“我们的”旗帜啊...!

重要的是，那些相同共产党的，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批评的“理论家”，在年五月风暴期间与结束后，却同样声援法国共产党与法国工会总同盟所扮演的可耻作用。

注释

[1]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此段中文翻译摘自林建华/孙国华，“列宁、史达林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https://read01.com/65QDDG.html，作者的重点。译者注：由于现有的斯大林全集是被修改过的版本。格兰特和伍兹在接写来的段落有提及了这本书后来的修正。译者也找到了这篇对于历代史达林全集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格兰特和伍兹所引用的段落来自于那本书的第一版（文中也正好翻译了这段，完全与作者们所引用的段落吻合）。

[2]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蔡汉敖译，陈泰编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index.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141页，“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PDF），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12.pdf

[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1卷，第65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PDF），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11.pdf

[5]本书译者自译

[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5卷，《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PDF），P. 187-18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35.pdf

[7]译者注：“超级工业人”是斯大林/布哈林派指责托洛茨基工业化政策，认为其不切实际所产生的骂名。

[8]《关于莫斯科公审对托洛茨基指控的听证会》（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Report of Hearings on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Him in the Moscow Trials，又名“杜威委员会听证报告”），1937年4月于墨西哥召开，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session07.htm

[9]同上

[10]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吴继淦、李潞译，陈泰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52卷，P. 548（PDF），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52.pdf

[12]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何伟旧译，向青、林广厦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1.htm

[13]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作者的重点

[14]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

[15]同上，作者的重点

[1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8.htm，作者的重点

[17]同上

[18]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9]参见《经济学人》杂志，1968年1月20日

[20]参见泰德·格兰特，“论中国革命” ，杨进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ed-grant/mia-chinese-ted-grant-1949.htm

[21]对捷克与法国事件的分析，请参见《SPARK》期刊, Winter 1968-69。也可参见Czechoslovakia: An Open Letter to a CP Militant （London） and Czechoslovakia （1968） by V. Karalasingha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lombo）

第九章 结语

扭曲事实比反驳这些扭曲要容易得多了。在本书中，我们仅仅处理了最重大的谎言和误传。但事实上，蒙迪·约翰斯通在《我思》文章中的手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他并没有以厘清托洛茨基立场的方式来对其作出断论。他以篡改托洛茨基思想的方式来对其作出诡辩地嘲讽。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厘清对手论点再回应的手法大相径庭。

但蒙蒂-约翰斯通立场的最终破产，却被他笔下的一句话所揭示，这句话几乎是在不经意间滑落的：

“马克思主义尚未对于斯大林主义做出的根本批判，”他在第33页中写道，“是不会以托洛茨基的提论为出发点的…”

真相终于大白了！斯大林已经死了16年了，第二十届党大会已经闭幕13年了，而蒙迪·约翰斯通竟然还没对斯大林主义做出“根本批判”！

这就是共青团和共产党党员们所冀望的“理论家们”所能提供给他们运动的惊人结论。托洛茨基的“模式”有着“根本性的错误”。那我们的“模式”呢？我们还在等着它成型呢！

笔者在此邀请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成员们对于蒙迪·约翰斯通的蹩脚借口做出自己的判断。问问你们的领导们：为什么你们无法提供给我们一套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和解释？为什么苏联领导们没有做出任何分析？很遗憾的是，他们不会做出任何答复。现在，那些苏联“同志们”正忙着复活斯大林，忙着收回那些在50年代勉强做出的小让步。当然，布列兹涅夫随后就会被某位“进步的”官僚赶走，并为了不把工人们逼向抗争而作出让步。事实上，官僚们是愿意为工人们做任何事的，除了下台之外。

共产党领导们很显然的不欢迎现在的讨论。他们一再的试着延迟这个讨论。但是当他们新的“独立”、“民主”、“可敬”形象受到威胁时，他们也不敢否决。近年来震撼了世界斯大林主义的一系列事件在各国共产党基层内兴起了一股广大的讨论。而官僚们如果尝试着镇压如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讨论，则会导致如1956年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迫使着他们的行动。

斯大林主义领导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出卖促使了共产党内基层的强烈反弹和抗议。这些人，不同于他们的领导们，并没有失去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改变世界的心愿。如同英国，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激发了最有意识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对于他们运动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相信在意大利和其他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发展。

昨天，斯大林主义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中苏交恶所震撼。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即将到来的时期会带来新的国际性阶级斗争。在战后经济发展下面诞生，但不被老一代的绝望和犬儒所污染的新势力正蓄势待发。意大利和法国工人们的伟大斗争只是未来的一小部分。问题是在西方的社会主革命和东方的政治革命两者之间谁先会到来？

重大事件的炙热会催生并锤炼新的革命势力。这些势力的一大部分，尤其是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内，会来自于共产党和共青团基层内。为未来重大的工作做出理论上的准备是这些组织内每一位同志们的责任。理论不是党内“知识份子”盛上盘子的。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努力的训练和教育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手法、和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写作并不是乏味无用的学术论文，而是蕴藏着一个半世纪以来前世界所有劳动阶级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如果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想要以建立社会主义运动来改变社会，那他们必须认真的面对这项任务。

在重大事件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干部的产生和投入英国和全世界不可避免的劳动阶级运动中，必然会为建立和谐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斗争取得胜利。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恶梦将会成为不堪回首的遥远记忆。而地球上生产力的发展，合并在一个民主控制计划的系统下，将能让艺术、文化、和科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人类终于能够屹立在一个从战争、贫穷、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世界。

完笔于1969年八／十月

附录A “托洛茨基与他的理念”原文

蒙迪·约翰斯通

列夫·托洛茨基（1878-1940）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一名重要却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扮演的领导新角色仅次於列宁。而大大小小的托派组织如今仍然争相声称自己承袭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传统。

1917年之前

托洛茨基出生於一个犹太富农家庭，在十九世纪末年轻时加入了俄国南部的工人运动。後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他，由於参与革命活动而遭遇了长年的牢狱之灾和流放。他不仅是这个世纪内最显着的演说家和作家，更领导了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於彼得格勒成立的工人代表议会苏维埃来对抗沙皇暴政。在革命被镇压後，他在1906年被判终身流放至西伯利亚，而後戏剧性地逃亡海外。在1907年和1914年期间，他与他家人长住维也纳，并成为一份俄国海外自由派报纸的记者，并同时编辑自己开办的俄国社会主义地下刊物非法性的在俄国境内发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於1914年爆发之际，他认为整个战争是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而加以反对，并与列宁於1915年一同参与奇美尔瓦尔德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大会，虽然两人都相当不认同彼此的策略立场。战争爆发後，托洛茨基先後迁址瑞士和法国。在被法国政府驱逐後他於1917年初抵达美国。

(a) 托洛茨基丶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

当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将托洛茨基视为列宁的忠实战友，以及在列宁死後列宁主义的真正代言人时，我们有必要晓得他与列宁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只合作了不过六年之谱（1917-1923）。托洛茨基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依彻虽然对托氏相当同情，但仍然相当公允地指出:“而此前的13或14年，他却是在反对列宁的派别斗争中度过的他对列宁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称列宁是“一个马虎的律师”丶“是罗伯斯庇尔的一张令人反感的漫画”丶“居心叵测丶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丶“俄国落後的利用者”丶“败坏俄国工人阶级道德的”等等。和他的这些诬蔑相比列宁的答复不但显得颇有分寸，甚至很温和。”[1]

托洛茨基的这些攻击是基於他反对列宁试图建立一个稳定丶集中且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於第二次党大会上分裂成支持这个建党策略的布尔什维克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上的多数，以及诉求较为松散组织架构的孟什维克少数派时，托洛茨基支持了後者，并加入了他们所成立的五人影子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回报会议经过时指出：“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把‘戒严状态’和他的‘铁拳’强加给党”[2]。他於1904年脱离了孟什维克，但是仍持续地投稿於孟派报纸，并不时在海外代表他们，尽管在形式上仍然在1917年之前处於两党之外。托式在1937年回忆自己的生平时，巧妙地把孟丶布分裂从1903年移至1904年，从而让他自己看起来从来没有加入过孟什维克，并加诸他的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与列宁一致”[3]。然而在这段期间，他从来没有放弃以孟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待布尔什维克党，并在1904年题献给他“敬爱的老师”孟什维克领袖阿克雪里罗德的《我们的政治任务》一书中将对列宁的抨击发展到极致，被多依彻誉为“在以往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写的抨击列宁的文章中，这是最刺耳的一篇。”[4]（而托洛茨基在1920年出版他文集的时候，却没有加入这本。）

列宁在1902年出版的《怎麽办》一书中解释了劳动阶级自己仅能够发展出“工团意识”，也就是了解到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为自己经济利益来抗争的必要。社会主义意识则必须要从外部带进劳动阶级，而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们则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1904年发行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则强调了党内工人们必须将自己在职场内获得的纪律性带给较难培养纪律的知识分子们[5]。托洛茨基完全扭曲了列宁所阐述的工人与知识份子在俄国工人政党内的互补关系，并嗤之以鼻地写道：“根据列宁的新哲学…无产者们只需要经过“厂房学院”後，就可以教导领导他们的党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遵循政治纪律…而根据列宁的呼喊，俄国工人们明天就必须严正斥责“无政府派个人主义”…这些可耻而难以下咽煽动言辞，另读者不得不震怒。那些昨天被你形容为自发性“工团主义”的工人们，今天却必须要教导政治纪律。教导谁呢？教导那些昨天还必须要从劳动阶级以外灌输政治意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份子们。的确，不可能有谁比列宁更犬儒性地面对无产阶级最好的思想传统。”[6]

列宁清楚地指出他诉求一个民主性以党大会为最高权力的政党，并认为“在不造成混乱和分裂的前提下，党内不同色彩思想之间的斗争是无可避免且必要的。[7]”而托洛茨基则以虚张声势的修辞和花言巧语来替代对於他对手立场的沈着评量，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他写道列宁的作法将“导致党的组织机构“替代”全体党员，中央委员会将替代党的组织，而一名“独裁者”将会替代中央委员会。[8]”托洛茨基进而将“居心叵测”丶“疑神疑鬼”丶“刚愎自用”等罪名加诸於列宁，将他形容为“我们党内反动派的领导。[9]”但是这也是托式日後感念以“对於其对手表示耐心和忠诚为他领导方式最重要特色[10]”的同一位列宁。

在1905年革命失败後的几年内，托洛茨基扮演着“调和派”的角色，试图掩盖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不同。而後者内部一大部分此时主张解散地下革命党，并以一个合法的改良主义工党取代之。列宁於1910年12月写道：“托洛茨基谨代表他个人的动摇不定，如此而已。”在追踪了托式年复一年的各种立场转变後，列宁继续道：“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11]”在此前一年，列宁也抨击他“这种媒人观点”是为他调和主义的“全部思想基础。[12]”、“他只要看见有什麽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13]”当布尔什维克於1912年与孟什维克分裂并成立独立政党时，托洛茨基则与孟什维克，包括“取消派”以及各式各样的反布尔什维克海外俄国人，成立了时日不长的“八月政团”回敬之。他的动机，源自於恣意反对能够集结大部分俄国境内社会主义者们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列宁这位大师级的丶专业级的利用俄国劳运的落後性来系统性散发的这些迂腐言辞，宛如一场荒谬的梦魇。”托洛茨基在1913年寄给孟什维克领导齐赫泽的信中说道。“列宁已经将报社《真理报》转变成他自己宗派诡计和破坏性倾向的工具…总之，现在整个列宁主义都是建立在谎言和错误的基础上，这也是他们败坏的种子…这个坏疽迟早会在列宁派之中爆发。”他并且支持“摧毁与组织工人成立政党的目标毫不相容，却滋长在派系分裂粪土上的列宁主义的基础[14]”这项策略。这封信是在十月革命後从沙皇秘警档案中发现的。当党史委员会会长奥尔明斯基询问托洛茨基是否发表这封信时，托洛茨基回答此举“时机不对”，并如家长一般的断言：“当今的读者们不会了解，不会用适当的历史观点去看待这封信，只会更被迷惑。[15]”这个动机与托洛茨基自己名正言顺谴责的斯大林派掩盖窜改历史文件背後的用意，并无两样。

对於托洛茨基人生这段时期，多依彻评论道：“在1907至1914年之间的几年，却是他的生命史上唯独没有政治成就的一章…托洛茨基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革命成就可归功於他自己。而在这几年中，列宁在他的追随者们的协助下锻造了他的党，如季诺维也夫丶加米涅夫丶布哈林以及後来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长了才干，使他们在1917年能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16]”如我们所见，托洛茨基事实上在这段时期投身於阻挠党的创建和发展。而他日後也认识到没有这个党，俄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托洛茨基在晚年承认“我患了对孟什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17]”社会主义工人联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18]）并不愿意对此多加解释。虽然平常他们千方百计地挖掘其他人的政治过去，但是当当事人是托洛茨基的时候，他们就兴趣缺缺。“为什麽要对这些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00年代的过节斤斤计较？”他们常质问共产党员们。“在党组织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时已经认错，而承认列宁是对的，并且从那天起驳斥任何引用他早年关於党组织的写作来攻击列宁主义的人。[19]”

然而事实上，虽然托洛茨基於1917年7月为了即将发生的十月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在革命中扮演着出众的角色，我们在托洛茨基这十四年的人生里（在24岁到37岁这个重要的年纪）看到他完全无法在非革命时期为建立一个稠密组织的任务奉献，无法融入并准备接受组织的共同领导和纪律。这样的表现将会在革命风暴平息後再次浮上台面。他在1930年代试图建立第四国际的这场惨剧中，又一次显露了他自身无法成立一个稳固的组织，并在场边怒斥能够做到这点的人，正如列宁在托洛茨基八月联盟崩溃时做出的评论[20]。托洛茨基早期对於列宁所做出的人身攻击被他的传记作者如此总结：“他当时表示出来的特点，在他一生里都未能完全摆脱：他不能把人与观点分开。[21]”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和他们的刊物《通讯报》也承袭了这些特点。如果我们忽略托洛茨基在对於布尔什维克早期14年间所做的斗争，或由於托洛茨基声称[22]列宁在1917年11月在革命期间（而托式党龄不到四个月时），在认识到无法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情况下所说的一句“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23]”而宣告全案完结，是不符史实的。

(b)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重提这些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老争议，却不提起列宁在1917年四月时对於俄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站到了托洛茨基的一方。[24]”托派思想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st Mandel）在一篇为托洛茨基辩解的文章中写道：“没有人会否认托洛茨基在1917年前反对了列宁组织理论的精神。但是我们也必须公平地指出：列宁在1917年前也同样否定必需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作为日後俄国革命战略目标的必要。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宁组织革命前锋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历史结合。[25]”如果我们要对托洛茨基主义不可或缺的“不断革命论”做出评量，我们必须首先检视旧制沙皇俄国。

沙皇俄国以一个落後丶残酷丶半封建的姿态进入了二十世纪。其人口绝大多数是贫农，但也有集中於部分工业中心内少数，却战斗力十足的工人阶级，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目睹的德国相似。当时他们在撰写《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在地共产党人当下的工作是支持日後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抗专制王权和封建地主阶级。这也会为工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抗争开路[26]。在他们於1850年三月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致词内，他们预见了未来革命戏码将会有两个部曲：第一是工人应该要支持并推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中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们得到政权。第二则是能带给工人们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并在世界所有重要国家内向社会主义前进，”他们写道“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27]”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以以上对於“不断革命”的认识来加诸在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上，观察到俄国人民所面对的工作“并不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发动一场民主革命的任务。[28]”列宁在1905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写道：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9]”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於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丶奴役性的特徵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同时提高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并在欧洲激发革命[30]。不同於孟什维克派的看法，这起革命的领导任务不能交给摇摆不定，且常向沙皇妥协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31]并与农民群众结为同盟。毕竟，它当时仍然占人口中的少数。列宁继续写道：“它只有和半无产者丶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列宁反驳了俄裔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帕尔乌斯认为如果工人阶级领导革命，那就必须要建立工人政权的说法，继续道：“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这种构成，当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构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32]”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前的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并建立这样如他们所谓的工农民主专政政府。在专制政权转为共和制度，後工人阶级才该为“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33]”而斗争，亦即革命剧码的第二节。“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34]”列宁写道。

对於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倡的“不断革命”概念，托洛茨基从1905年开始就以他自己提出拥有同样吸引人名称的理论对立。而他自己也承认，这个理论是“主要由帕尔乌斯作出的判断和预测。[35]”托洛茨基“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论’[36]”将在沙皇俄国内发动的革命目标列为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声称，如此可以一次完成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需经过中间的工农民主专政阶段。然而他在1906年的《总结与前瞻》中写道：“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孤立无援的话就必然会在农民背弃它的时候被反革命所击溃。[37]”虽然托洛茨基将农民视为有潜力提供工人阶级支援，而当後者掌权时也可以作为前者的解放者[38]。他认为工人阶级“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也包括了农民的资产。因此他们，将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39]”在此，我们看到了托式不断革命论的两大方面：第一，“落後国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对立於列宁所提倡的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过民主制。第二，认为工人政权如果持续被孤立，那它就必然会臣服於内在和外在不断增长的矛盾[40]。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对比，在托式於1915年发表的《为政权而斗争》中鲜明地显现出来。“由於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像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经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 他继续道，在他们经历的帝国主义年代，“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现存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在贬低了农民之间阶级分歧的影响後，他预测：“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度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谁也夺不了。”而这起革命“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41]

  对此，列宁反驳托洛茨基在观察即将到来的革命内阶级之间的关系这项“革命党的主要工作”上犯了错误。基於农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意识增长和政治觉醒，列宁申论道：“托洛茨基行动上是在帮俄国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忙，他们认识到“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另一方面，工人们则正在“为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在那之後方能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42]。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并没有如托洛茨基所料对抗资产阶级国家，而是以一起由工人和农民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推翻沙皇政权，诚如列宁的预测。政权并没有传到工人政府手中，而是分散在代表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工人和士兵代表议会，其中大部分的士兵是农民，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前者自愿地臣服於後者。在1917年四月，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声称列宁“转移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时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像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丶特殊得多丶复杂得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43]”同月底，他也对他总结为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主义”主张表示反对[44]。

在皇权被推翻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而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45]”後，列宁动员了布尔什维克党来进行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将政权交给无产者和贫农手中，并将俄国抽离出帝国主义战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这些任务。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3月之间，由布尔什维克所代表的工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所代表的贫农之间的联合政府得以执政。

然而托洛茨基反驳传统的列宁主义策略，是由於“党和阶级所理解的民主专政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将毫不留情地摧毁君主制的旧国家机器，并且彻底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丝毫没有出现过此种迹象。[46]” 土地问题，也就是被托洛茨基誉为“构成资产阶级革命基础”的问题，并无法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得到解决。他申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之後登上舞台的。而恰恰是完成这一场革命的心不可少的先决条件。[47]”也因此他的“不断革命论”得以被证实了，证明完毕。

托洛茨基表面上看似可行的申论问题在於，在这里和其他问题上，他过度膨胀了（虽然它们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次要因素，到了完全掩盖问题核心的地步。另一方面，列宁则不多缀饰，却向来都能掌握问题的症结。他在1917年4月写道：“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48]” 这仍然是列宁立场的重点，尽管这场革命缺乏了过去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内通常看得到的一些特徵[49]。因此，推翻了沙皇的二月革命带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并将俄国转变为“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50]”却也无法将土地交给农民。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间没有被尝试或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仍然需要由无产者领导的十月革命来执行。但这既不代表二月革命并不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洛茨基也不曾否认过这点[51]）也不代表十月革命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後者的作用，在於如列宁所说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丶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52]” 如果列宁迷信於“纯粹的”革命，那托洛茨基就有理认为1917年的经验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预测。然而事实上，列宁从来没有把持过如此天真的观点。“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列宁在1905年出版的《两种策略》中写道：“过去和未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後两条道路互相交错...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後两种革命的个别的丶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53]”在这段时期，列宁谈到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将会在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且“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54]”後开始，也可想而知的没有预见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其民主先行者发生八个月後爆发[55]。他认为将前者过渡到後者的主要决定因素为“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56]”历史证明了他正确地摒弃托洛茨基基本上从沙皇政权跳跃过二月革命而直达十月革命的策略。

当托洛茨基和其追随者们声称列宁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并“承认这公式为没有价值[57]”他们是对的。但如我们所见，这也只能应用在已经在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将其大部分内涵实现後的俄国此目标才被取代。当他们要我们相信列宁在1917年4月转移到托洛茨基的立场时，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各自立场的相似性仅是在托洛茨基先前认为“不可能[58]”并设想略过的革命阶段发生後带来的。“骄傲自大[59]”的托洛茨基看来在此刻真心的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被“去布尔什维克化[60]”了，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接下来开始的阶段，与他在1906对於下一起俄国革命的预测，有着众多的相似处。这个远见着实令人赞叹，但是哀哉，正如同他不正当的预测列宁将会建立个人独裁政党，而不是三十年後真正实现这个预测的斯大林，他能够异常的清楚看见远端山脉的能力，却也让他忽视了眼前必须要先爬过的山坡。

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停下来分析他的错误，而只着重在为此寻找藉口。因此他在1924年出版的《十月的教训》内申论，在一战前夕爆发的圣彼得堡革命性罢工潮延伸出了一起成功革命的可能，而“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由布尔什维克领导[61]。而为什麽托洛茨基所预测的直接进入工人专政被阻碍了呢？战争的爆发导致了运动的转向，以及成千上万农民军队的出现创造了“一些临时条件...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62]。”但是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的在如俄国这样拥有巨大农民军队的农民国家发生，并不是什麽毫无预警的历史意外。它是长年为这场冲突残酷地准备的帝国主义矛盾下的直接产物，并导致了农民以及无产者的不满。没有它，也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在战争期间，如列宁所说“重复他那1905年的’独创性’理论而不肯想一想整整十年来生活并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原因究竟何在。[63]”

吊诡的是，在列宁从1917年4月直到他逝世之间的写作和演说，也就是在最新俄文版55本全集内占了23本的著作内，我们完全找不到任何有关列宁“转移到”托洛茨基对於“不断革命”看法的蛛丝马迹[64]，而且列宁是从来不吝啬承认过去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了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承认了与他对立观点的正确性。因此在1927年出版的《反对派政纲》，也就是被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出版社在英国再版，并被喻为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指标”内，我们看到了重复托洛茨基及其共产国际内党羽们在1926年12月15日做出的声明：“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65]” 在他给同为“老左翼反对派”，但不接受托式理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信中，托洛茨基承认道：“1917年2月以前，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是历史进步的口号。[66]” 就连在他的《十月的教训》他也提到列宁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以“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67]”方式来攻击工人在农民支持下向社会主义专政前进的问题，完全有悖於他在1909年做出的声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後才造成巨大的危险性。[68]”

但是，我们不免看到以上一类的声明尽管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手腕”，也完全冲突了托式在其他地方做出的结论。如他在革命後对於革命前工作各种评论的序言，都重复阐述了他的理论，尤其是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後者是於1928年对於他当时支持者拉迪克言论所做出的回应，并尝试着以长篇大论来辩护他与列宁之间主张的对立，并不时申论他们的歧见“仅是次要的和从属的。[69]”

然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只发挥在对於托洛茨基在1917年前俄国工运中扮演角色的历史评量。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探索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托洛茨基那时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决定了而後所要主要托派政策，不管是在苏联内建立社会主义，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策略上能够纳入的盟友，还是“在一切落後国家中革命发展的一般趋向”，在由托洛茨基於1938年起草的第四国际《过渡纲领内》他断言：“是能够以不断革命底公式决定的而不断革命的意义已被俄国的三次革命确定地指出过了。[70]” 可是这个在托洛茨基当时的俄国支持者们之间并没有完全被同意的理论，如今却僵化成所有托派组织在1958年第四国际第五大会上必须接受的基本纲领。而次大会上《关於殖民地革命问题的报告》却揭发了“有的同志曾经很想知道...不断革命论...是否曾暴露出某些缺点，我们是否还需要使它更灵活一些，以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犯过错误。[71]”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在於1917年3月回到俄国後，托洛茨基先加入了一个名为“国际主义派“的组织，并同此团体於7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次月，他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在9月成为布尔什维克赢得多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这段期间内，他以党在苏维埃和大型集会上的发言人扮演着极其正面的角色。他的革命演说激发了工人丶士兵丶和水手们。在革命的洪流中，他挺身将他出众的才华奉献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当下超越了任何过去的歧见。他的影响被约翰·里德在由列宁题序为一本“真实的丶异常生动的描述“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内第一手的记载。斯大林也恰当地在1918年11月6日发行的《真理报》上向托洛茨基致敬。他称赞道：“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的说，党应该把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於托洛茨基同志。[72]”

在革命成功後紧接着几年内，托洛茨基将会在苏维埃政府丶俄国共产党丶以及於1919年创立的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内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1918至1925年之间担任战争人民委员的他，从破碎不堪的沙皇军队中建立英勇的五百万大红军，在内战中战胜了各白军将领，并击退来自十四个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军。多依彻《武装的先知》书内的“武装共和国”一章中生动地叙述了这个故事，同时呈现了托洛茨基有时严重的错误，以及他必然大於他错误的功绩。列宁在与俄国文豪高尔基的谈话内表示了他对托洛茨基的崇敬。“你敢说有其他人能够在一年内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赢得军事专家的敬重吗？[73]”列宁拍案说道。

尽管如此，列宁仍然对托洛茨基保持疑虑：“他并不是我们的一员”他对高尔基说，“他站在我们这边，却不是我们的一员。他是很有野心的。他带着一点拉萨尔的坏气息。[74]”

1918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虽然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起义的表决上支持列宁而反对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他却在1918年在与德国签订停战条约的问题上与列宁形成了强烈对峙。他在这个决策上的表现同时展出了他的优点和缺点。

作为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并在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对外公布脱离世界大战的意图後，托洛茨基率领苏维埃代表团与德国和中央国代表谈判和平条约。他以这个对外公开的谈判会议作为他谴责所有帝国主义势力的论坛。他动人的演说无疑增强了在各国内的反战情绪。另一方面，在面临着德国苛刻的要求时，他（托洛茨基）对西方立即发动革命的高估蒙蔽了他对于现实的认知，并导致他拒绝签订条约。

另 一方面，列宁则强调当时的德军正占着上风，而经历战争摧残丶军备残破丶饥饿不堪的俄军绝对不敌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他因此敦促俄国应该忍辱负重，立即接受德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并警告不这样做的下场将会导致德军进一步入侵苏维埃领土并提出更严峻的条约：

“是的，我们会看到国际范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非常动听丶非常美妙的童话。” 他申论“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麽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指望能侥幸遇上这种事态的发展，可是并没有遇上，结果你们就束手无策，无法应付这种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局面。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熟。”[75]

托洛茨基说签订条约完全是背信弃义的[76]。他一开始成功地在党中央委员会为他的“不战不和”公式取得了9-7多数，并预测德军“不能对我们发动进攻。[77]” 事实上，德军随後就发动了一起极其成功的进攻迫使苏维埃政府接受比原来提案更加严苛的和平条约。就算在这个地步，他还是反对列宁急迫的请求接受德军条件。当中央委员会对此案做出表决时，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却选择弃权给予列宁9-4多数。而後者也威胁如果“由美妙口号构成的政策继续下去[78]”他将会从政府和中央委员会辞职。同时托洛茨基也辞去了外交人民委员一职。[79]

在1918年3月召开辩论条约的大会上，列宁解释了为什麽托洛茨基声称“‘德国人无法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事态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高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80]”他的预言完全证实了。“由於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过错，我们签订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他说道。这些人在“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把价值以百万计的财富大炮和炮弹送掉了 - 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状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81]”

托洛茨基随後在1918年10月的一场演说中承认了在条约问题上他是错的，而列宁是对的[82]。但是，如同他的追随者们，他在晚年比较注重与淡化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将它们形容为“与列宁在实际上和经验上的歧见，仅仅如此。[83]”事实上，问题的症结在於：托洛茨基终其一生任由他的痴心妄想以及对於“革命口号”的着迷，模糊了他对具体情况评量的倾向。

托洛茨基与官僚体系：1920-1924

托洛茨基被他的追随者们奉为反抗苏联内部官僚体系的斗士。在他人生最後的17年内，托洛茨基对於斯大林官僚政权许多方面孜孜不倦的批判，也被苏维埃共产党在1956年公诸於世。这也让托派人士的言词看似可信。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事实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a)关於工会问题的争论：1920-1921

在党在革命後对於官僚问题的第一个主要讨论上，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发生冲突。列宁强烈地斥责托式的政策为“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84]”，表示了“军事经验中...最坏的东西。[85]”包括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86]”

自1919年末後，托洛茨基仅将他一小部分的时间放在军事事务上。在进入重建经济的工作时，他开始以军事手法来行事。他相当重视军事化和强制化劳动，并告诉1920年3月的第九大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强制劳动会达到极高的强度。”提及工会时，他甚至宣布“劳动军事化对组织我们的劳动力是必需的基本方法。 ……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难道这是真的吗？ ……这是最可怜丶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 ……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87]”1920年，除了战争委员的职位，他(托洛茨基)还掌管对经济和军事都很重要的交通部。在严刑厉法下派遣铁路工人和其他工人到铁路维修部门後，面临铁路工会的各种反弹，他开除原本的领袖，并指派对他来说更合拍的人。对於其他运输工人工会，他也采取同样做法。他的行径带来了成果：铁道在预计的时间表之前完成修复。

因为成功而得意忘形的他，进一步提议其他的工会也应该被“抛光”或者“整刷。”他遭到中央委员会的反对，後者呼吁全党应抵制“军事化与官僚式的劳动方式。[88]”列宁尤其批评了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和官僚主义的过头行为[89]”，也就是由托洛茨基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肆无忌惮地反击。他为自己推翻工会会员的行为辩护，提及为工会“提出领导人”来取代民主的选举手法[90]，并驳斥任何指控新官僚在使用旧制沙俄手法的人。他重复申论俄国不是受害於太多官僚，而是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官僚，并认为後者应该被给予有限的特权。谈到这个，多伊彻评论道:“他因而使他自己成为管理团体的代言人。[91]”

当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探究工人问题的委员会，并选举托洛茨基来领导它时，托式却拒绝在这个委员会上工作。“正是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错误，使它後来发展成为派别活动。[92]”列宁断定道。托洛茨基为他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所倡导的理论列宁对其的评论为“其中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93]”组织派系。他在党内开展了一次大论战，并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大会上以他的完全失败而告终，且带来了禁止派系活动的决定[94]。以被列宁形容为“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95]”为出发点，托洛茨基诉求移除工会的自主性，并且将他们纳入政府机关内。工会领袖将会是以政府代表来面对工人，而不是相反的，而他们的任务是着重在增进生产和劳动纪律上。因为据他所说：他们逻辑上也没办法将工人们保护於工人政府之外。[96]

列宁回应道，被他形容为“片面的丶着迷的丶浮夸的和牛脾气的[97]托洛茨基犯了基础性的错误。他的错误在於处理“抽象”[98]并且时常提到 “一般原则”，却没有对於特定的情况做出仔细的研究[99]。这也是我们从布列斯特谈判中看到的托洛茨基的人格缺陷。实际上，列宁说苏维埃政府“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100]。”他申论工会必须长年坚持“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并“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101]”

列宁对於托洛茨基在如此基本的问题上持有官僚行政管理观点，而非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批判，也反映在着於1922年12月的《最後书信》内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於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102]”

(b)关於产业的理论：1923

在1923年4月召开的第十二届党大会上，托洛茨基被授权以发表他对於工业发展现况的看法来作为党的政策[103]。虽然他的报告大部分都是由党内领导丰富的讨论後产生的，但是他又一次以行政管理人的手法，将工人权益和生计的考量附庸於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之下[104]。但是托洛茨基，不同於後来的斯大林，至少公开地宣布他的意图。在提案工业应集中在少数大型且有效率的公司内，并不免地造成被关闭公司内的工人们面临失业後，他申论劳动阶级应该负起重建工业的主要责任。“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说“国家不付给你们工资，或者只付给一半工资，而你们工人们得将另一半借给国家。[105]”

(c)1923-1924的反对派

列宁在他晚年对於苏维埃政府以及党内官僚体系的滋长相当担忧。1923年当他卧病在床且即将病危，并於1924年1月逝世时，党内领导包括托洛茨基在内讨论了官僚问题，并起草了一份後来於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案，重点提及“党内机构的官僚化以及党与群众分离的危险，”并要求发展党公开辩论和讨论的自由。[106]

托洛茨基随後发起了一起剧烈的辩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将这些文章与一些新材料汇整成《新路向》来出版。这也产生了党内1923-1924年之间的托派左翼反对派。虽然这派人主要是以负面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对於在斯大林控制的党机关日益增大的权利的攻击是正确的[107]，尤其我们现在了解的种种严重滥权和对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侵犯，都是这个现象的後果。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在第十二届党大会上的揭发後，部分同志们在这股要求民主和反官僚的风气下，由於托洛茨基而後大篇幅的批判官僚，而被托洛茨基主义吸引。《新路向》尤其包含了针对斯大林派手段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并呼吁徵召年轻人们加入为“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基础”的斗争[108]。这些都有长久性的价值。

但是，俄国共产党员们也没办法那麽快的忘记，被托洛茨基有效地批判的领导方式，却也和托洛茨基不久前提倡的领导方针相去不远。他在野时的训诫和在执政时的作风，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这也致使了斯大林能够以形容托洛茨基为“官僚中的大爷”并指控反对派在试图“夺取中央委员会的主动权玩弄民主这个法宝。[109]”而得到一点认同。此外，上述托式处理经济问题的手法也不同於他对於增加工人民主的呼吁。正如多依彻正确地指出：“不能指望工人会自愿地把“一半工资”奉献给国家，如同托洛茨基为了促进国民投资而要求他们做的那样。国家只能用强迫方式拿走这“一半工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剥夺工人的一切抗议手段和消灭工人民主的最後残馀。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这一计划的两个方面被证明在最近的将来是无法相容的这就是托洛茨基处境的基本薄弱点。[110]”

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

在1926-1927年之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共产党内领导了反对派，并在一系列国内外的问题上抗争。在党内一次全国性讨论後的投票上，在主流派得724,000票，反对派得4,000而2,600弃权票下，反对派遭受挫败。托洛茨基在1927年末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被扣上“反苏维埃活动”罪名而被逐出苏联，并在1932年丧失了他的苏维埃公民。在他流亡中待过的各个地点——土耳其丶挪威丶法国和最後他于1940年被杀害的地方墨西哥[111]——他撰写了众多书籍丶小册子丶和文章，并继续试图建立对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对派。在这些论战的核心中存在着关於“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

(a)关於 “一国社会主义“的辩论。

对於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可行性的重大历史辩论，至今仍然笼罩於两方长年以来的扭曲和误解。因此，一方面托派形容斯大林自1924年他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来是与将革命扩散至其他国家对立的。另一方面，苏维埃史学家们仍然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理论的反对解释成他反对在苏联内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112]并主张以武力向外输出革命。这两个版本都一样的错误。

斯大林的论点是：将革命向西方扩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由於这个过程被延迟了，俄国并无他法，只好将目标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并认为当时的俄国其实是有足够条件来达成的。在1924年12月，他说：“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113]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革命在一国内胜利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的人是不对的。[114]”世界各地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在挑战旧的帝国主义阵营，大致上证实了斯大林的宏观看法。

托洛茨基他自己从来没有否认过开始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确，他在1923-1924年间提倡开始中央计划制度，而在1925-1927年间提出一系列极富野心的工业化纲领，并带给他“超级工业人”的名声[115]。此外，他反对任何向外输出革命的企图，在1924年宣布：“我们并不求进入血腥的行动来片面的决定全欧洲的解放...这是早晚都会被决定的。我们在这段时期的工作，是强化我们的经济和提升我们的文化，在欧洲的工人们支援我们之前撑住。[116]”

托洛茨基对於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驳斥，源自於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这是他不认为苏联能够在革命扩散至进步国家之前以一个工人国家型态存活的一种表现。[117]

因此，在1917年6月出版丶於1922和1924年加入新後记并再版的《和平纲领》纲领性小册子内，他是如此提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118]”

在1937年，他的论调仍然基本上如一：“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或早或迟地迅速取得胜利，俄国的工人国家是站不住脚的。闭关自守的苏维埃制度定将垮台或蜕化。更准确些说：先蜕化，後垮台。一九〇五年以来我个人不得不一再论述这一点。[119]”

托洛茨基对於俄国内部社会主义力量的低估，尤其在他对於在苏联境内能够独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悲观中表现出来。在他为《和平纲领》写的1922年後记中，他写道：“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像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丶租让丶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同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当其馀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产阶级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以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析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後，才会是可能的。[120]”

在1927年，我们看到他申论苏维埃政府当时 “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世界市场的相对控制。这也就是问题的症结。发展的速度不是能够虽已决定的，而是决定於全世界的发展，因为归根究底，世界的工业控制了它每一个部分，就算有些部分是在无产者专政并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之下。[121]”隔年，在他对於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批判中，他变本加厉地说道：“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丶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122]”对於对外贸易的垄断，也就是斯大林和党内多数正确地强调这是将苏联保护於如此经济破坏的办法，对托洛茨基来说变成了“证明我们（对新经济主义）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123]”在这些关系上，他认为世界经济的命运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立於仅有次要性意义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124]。他继续以最大的失败主义，提议劳动生产率可能在主要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内发展的比俄国还要快。[125]

这种理论方式，被苏联成功的五年计划严重的打击。他的老革命家胸怀让他也不禁在1936年为“苏联巨大规模的工业化由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停滞和衰落衬托起来无可争辩地表现在(世界各地产业)的总指数上面[126]”而欢呼。遗憾的是，就算承认“就算现在苏联内部生产力量正在以其它从来没有经验过或不再经验过的速度成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27]”他从来没有承认这也直接地驳斥了他在20年代末期做出的悲观预测，这些预测也奇妙的与他几年前提出的超级工业化政策冲突。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近来只会提到後者，而前者则被方便地遗忘了。他最缺乏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来分析他错误的来源，但他从不吝啬要求他的对手们遵守这个原则。他反而对做出以下怪异的结论：虽然苏联的成功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技术前提得到了大步的前进”，但是它们并不会将苏维埃社会带向社会主义，而是带向“阶级的复苏丶计划经济的瓦解丶以及资本主义产制的复辟。”在这个情况下“政府不可避免的会变成法西斯。[128]”

多依彻曾把在1920年代关於“一国社会主义”争论的本质，比较於两个住在一个屋顶破洞房子里人在争吵是不是有可能把洞完全补好，就算这两个人都同意应该开始补，填补的方式和所需要的材料也都齐全了[129]。如果我们将这场辩论绝缘於表面下的社会氛围，以及它所造成的剧烈程度，它其实看起来是相当繁琐丶学术性的。美国托派在1930年代的主要机关《新国际报》看来也意识到了这点。这个被托洛茨基赞赏为具有高度理论等次的报纸在一篇於1935年1月30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上写道：“在目前世界局势下‘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个官僚的福音在我们面前充分了展现了它的国族主义局限和夸大不实的错误。在此，我们不是在讨论在这个或那个地理位置内是否可能或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完全抽象性的主题我们是留给学者们辩论的。我们想问的是更加即时且具体，活生生且具历史性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一个被孤立的苏维埃国家，有可能无限期的在一个帝国主义的环境，加上日益逼近的法西斯反革命下存活吗？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能。苏联内部条件对此的回答是：不可能...除了世界革命之外是没有出路的。[130]”

如果我们接受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那历史已经完全证倒了托派的主张。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曼德尔对於社会主义的定义方式，也就是“一个没有阶级商品货币和政府的社会[131]”那这个定义的转变也会带我们走到一个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要对托洛茨基政治主张做出有意义的评量，我们必须避免随意抽出历史脉络的定义和无用的文字游戏。事实上，曼德尔的定义是不同於由列宁主义产生，并被当时大部分俄国共产党员所接受的定义。在《国家与革命》内，列宁写道：“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言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是一样的代表者“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他继续道：“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132]”

这个区别在自1919年後成为基本党内教材，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着的《共产主义ABC》中更加倍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制度下” 他们写道“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并起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经济仍将部分存在。[133]” 一个没有货币和政府的社会，也就是曼德尔定义中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传统上被党定义为高等阶段共产主义的特徵[134]。这是在这个讨论中的红鲱鱼，因为它并不是俄国共产党人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时所订立而後被宣布达成的目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大致上也是托洛茨基在1906年做出的定义：“大规模合作生产。[135]”

(b)社会主义有被达成吗？

认为俄国应该要在国际革命持续被延迟下独自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的确脱离了布尔什维克传统的理论，他们也没有预见他们的国家的孤立状态会长到他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虽然列宁对此从来没有在理论上做出阐述，他在晚期工作时实际上有逐渐接受了这个观点[136]。在他死後，党得以面对新的情况，并自信地宣布如列宁所说“新经济政策下的俄国将会转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因为它“具备了所有必须和足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137]

这个观点到底代表着什麽？列宁列举了存在於从十月革命後进入1921年颁布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新经济政策下俄国的五个社会经济元素：（一）父权，大部分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二）小型商品经济（大部分包含了农民贩卖大麦）。（三）私产资本主义。（四）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五）社会主义[138]。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视为是将俄国从一个落後农民土地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化丶扩占中中央计划的工业和国家集社化农业并达到重大教育和文化发展的国家。它意味着实际上消除了列宁列出的前四个社会经济范畴，代表着富农（乡下资产阶级）和“耐普曼”（商业资本家）的消失，以及第五个经济范畴，包括一方面国有工业和另一方面集体化农业的大幅成长[139]。在这些定义下，斯大林能够在1935年後断言托洛茨基是错的，而“我国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间成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140]”

如果我们仅将问题处理到这边，那也是太过肤浅。农业集体化不仅以过度粗暴且昂贵的方式执行，造成了重要部分农民和无产阶级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真正的政治权利也不是民主的被劳动人民掌握，而是落在由斯大林和一小群毫无责任感的替代人民的集团手中。斯大林虽然在极度困难的国际情势下奠基，发展并保卫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基础，这也是他一记伟大的历史功绩，却也镇压了党机关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了大规模任意和凶残的压迫，其中不少最好的俄国和外国革命家门面临了悲惨的命运。这也是他的重大罪过，而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也为其付出惨痛的代价。

由於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托洛茨基在於三零年代後半段转变他的主要论点後得以站在更稳定的位置上，申论他的主要反对在於俄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警察恐怖，对於政治自由的普遍压迫，并伴随着党和国家腐化官僚机关权力的重大增长。但是，他不了解一种不确定甚至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和非民主丶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不安且对立性的共存是有可能的。前者迟早（虽然痛苦的，不均的，且不是“自动化的”）会将社会推向上层建筑的改革，并将其更加吻合於其经济基础和逐渐发展，受过教育的劳动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意愿。在三零年代达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当然仅是社会主义的骨架，并需要几十多年的和平发展才能够完全克服俄国落後的遗毒并呈现了一个完全发展，繁荣的，融洽的，以及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今日的苏联情况虽然远大于三零年代的发展程度，仍然离完成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以及摒弃一些阻碍社会主义民主的官僚行径还有一段距离。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声称能够在可见的未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今普遍被视为是充满巨大夸张的。可以公平的说，托洛茨基的写作的确能够为如此被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形容为“一个盛行在尤其是宣传但也在整体问题讨论上夸大成功，并认为所有问题都已被解决而客观上的矛盾也被克服的倾向，再加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固有的困难和冲突，造就了极度严重的问题，而只个问题在没有公开被承认下是不可能被克服的[141]”如此的夸饰法提供纠正。托逻辑正确地强调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性本质，批判了在敌对帝国主义包围和威胁的斯大林苏联内衍生出的狭隘国族主义观点。但是认定所有苏联的问题都源自於“一国社会主义理论[142]”而托洛茨基对於其基础性的反对是被认证的，那也将对此问题平衡的，各方面的检验替代成膨风夸张的概括了。虽然这种方法是更加容易且节省了不少考察丶思考和时间，但也和马克思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

（c）苏联的本质

托派运动内部对於苏联本性的问题上经历了剧烈的争论和分裂。托洛茨基本人却坚持将苏联形容为腐化甚至是“反革命的工人政府[143]（！）。”然而一个工人政府“尽管存在巨大的官僚蜕变，苏维埃国家仍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工具它确保了生产资料国有基础上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就为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 - 通过清除独断官僚层与社会不平等 - - 准备了条件。[144]”

在为了维护这个分析上他与他自己运动内部，尤其在战争爆发後主张摒弃传统托派要求“保卫苏联”口号的人们展开斗争。但是，他对於他如何理解这个口号的解释却有巨大的浮动。因此他在1937年调查莫斯科公审的道维委员会前（并在此他尝试着保持理性），他说“我们支持斯大林和他官僚为保护新的财产形式於帝国主义攻击的任何努力[145]。”但是在1939年九月，他却写道：“在苏联，砸碎官僚专制是保存国有经济的前提。从上述立场出发，我们以保卫苏联爲己任...我们‘保卫苏联’的政治原则，可用如下口号表达：‘社会主义万岁！国际革命万岁！打倒斯大林！’。[146]”

（d）《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写於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至今仍然被誉为托派关於苏联的基本教材，也展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长短处。在对於苏联直至三零年代中期的发展所做的分析上，他多次命中了红心，揭发了斯大林主义苏联内如官僚滋长，压迫和巨大的不平均，官方伪善和对艺术自由的压抑。然而，他也有许多的批判是吹毛求疵且不经思考的，如他对於1936年颁布的宪法错误的批评了其民主的条文，而不是这些条文在当时苏联的现实情况下得以且固然被斯大林践踏而丧失了重要性。例如，他指出全民平等直接投票的施行（取代了间接以给予劳动阶级大於农民阶级的重要性且禁止投票给前剥削阶级人士丶僧侣）是“从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147]”他断言，这部宪法整体来说代表着“从社会主义原则向资本主义原则的倒退一大步”和“为新的有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政治前提。[148]”

至今，托洛茨基关於建立“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教条性的陈词滥调，仍然让他低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式系统是多麽的扎实和强韧，尽管收到了斯大林屠杀的伤害。在战争情况下，如果没有西方革命的介入，托洛茨基声称 “苏联的社会基础一定要垮台，不仅战败时如此，战胜时也是如此。[149]”

 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他写道“苏维埃官僚已经为资产阶级复辟做了深入的准备，”而且“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150]”

显然地，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托洛茨基预测它会战败[151]）後实际上根本没有些许的朝向“资产阶级反革命[152]”移动，反而在“反革命的”共产党领导下在其他十三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一个与资本主义系统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系统的形成。再者，在斯大林於1953年死後，许多被托洛茨基所点出的斯大林主义特徵皆被移除了。这个“去斯大林化”运动，尽管不足，却并没有以由传说中的“第四国际苏维埃支部”所领导的暴力政治革命来达成，不同於《被背叛的革命》所预见和主张的。它是由共产党内（被托洛茨基诋毁为“四分五裂的[153]”，“死气沈沈的[154]”，和“不再是无产者前锋队[155]”）的力量所开启，来自於其主要机关和“官僚”内部。斯大林大肃清对於这群人的打击比例上来说比其他群体还要严重。以托洛茨基的定义[156]来说这包含了所有党丶共青团丶政府丶合作社和集体农舍的领导丶官员丶管理人丶技术士丶工头丶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来自於工人和农民阶级中最进步的部分，在斯大林死是有约两千两百万人。

虽然我们必须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来汲取许多正面及负面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尚未对於斯大林主义做出的根本批判 ，是不会以托洛茨基的提论为出发点的 。然而就连他不时做出的犀利见解，仍然是源於根本上是错误的社会学模式，这也阻止了他得以了解苏联社会的发展常规，或掌握了（固然是全新，前所未见的）斯大林主义现象及其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也造就了历史对他做出的上述主要预测的刻薄否定。

(e)莫斯科公审

在1936年到1938年这间的苏联，也就是斯大林大规模镇压的最高点时，许多最有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领袖们在三次著名的公审中承认了阴谋丶叛国丶恐怖主义丶通敌丶以及与纳粹德国，日本的元首们共谋破坏苏联并割让大片苏联土地的指控。这些公审的主要被告是被缺席审判的列夫·托洛茨基。他被指控为从海外主导这些阴谋，企图借此推翻斯大林并夺回政权的首脑。

一字一句的重新读过公审的报告[157]以及托洛茨基的辩护[158]还有杜威委员会在墨西哥举办反审的调查[159]，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公审时所做出的供词包含了不少对於实施的扭曲，当时这些也应该引起关注和质疑。然而，无法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诉诸法律栽赃或强迫这些被告会承认自己从来没犯过的大罪[160]，国际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者们接受了大公审是托洛茨基何其追随者们是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势力间谍的证据。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大会上揭发了斯大林如何利用严刑拷打来迫使共产党领导们做不实的招供[161]，以及而後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拉依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科斯托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斯兰斯基所做的平反，皆以激起对於这类供词的质疑。然而，其他在苏联内的平反和揭发的本质甚至可以完全破坏莫斯科公审的可信度。因此，环绕着基洛夫被刺案的可疑情节也在第二十和第二十二次苏共党大会上被公诸於世，这对於1936年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大审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也对於隔年的拉迪克丶皮达可夫等人的判决扮演者角色。对於在一场1937年秘密审判[162]後与其他将军一同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而其罪行也造就了1938年对布哈林丶克列斯京斯基丶和李科夫判决的重要部分[163]，前者的平反也为消除了後几者案例的基础。如果还需要否决这些公审可信度的证据的话，可以参考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于1963年秋季发布了为前托派人士，为1938年公审中主要被告而被处决的克列斯京斯基的平反。在公审上他被指控於1933年在法国与托洛茨基见面，并扮演者建立和维持托洛茨基以及苏联内“托派中心”非法联系的重要角色[164]。

我们有望苏联会尽快公开的撤销这些仍然在“被调查”，并却（至少在我个人的确认下）在过去12年来从未被在苏联书籍或文章提及的公审。在此之前，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跟进意大利共产党自1961年11月开启的脚步，也就是公开驳斥任何在公审上对於托洛茨基所做出的犯罪指控，但是也表示对於他在重要政治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斗争是正确的[165]。英共没有公开的撤销其之前对於公审的支持，也提供了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在这个问题上不断骚扰我们的机会。这个撤销，自重要的事基於对於真理的追求，也会从他们手中夺下这个武器。此外，这也会加深了许多英共党员一直以来所了解的重点，也就是我们对於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是有政治基础的，而我们对於其支持者们的辩论也只能由政治武器来进行。

注释

[1]艾萨克·多依彻，《流亡的先知》，第三章，王国龙译，施用勤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prophetoutcast/ProphetOutcast_Trotsky4.htm

[2]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王国龙译，施用勤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3]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员会报告），英文版，纽约，1937，P. 471，本书译者自译

[4]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5]列宁，《进一步，退两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6]托洛茨基，Nashi Politicheskie Zadachi，日内瓦，1904，P. 73-75, 原文重点，本书译者自译

[7]列宁，《进一步，退两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8]托洛茨基，Nashi Politicheskie Zadachi，日内瓦，1904，P.73-75, 原文重点，本书译者自译

[9]同上，P. 98

[10]托洛茨基，《新国际报》，纽约，1939年10月，P. 297，本书译者自译

[11]列宁，《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9/040.htm，约翰斯通注：也参见《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45.htm

[12]列宁，《政论家札记》，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9/033.htm

[13]列宁，《论民族自决》，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402-05.htm

[14]托洛茨基致齐赫泽，1913年4月1日，Trotski et le Trotskisme: Textes et Documents，巴黎，1937，P. 60-61，本书译者自译

[15]托洛茨基致奥尔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同上，P. 62，本书译者自译

[16]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7.htm

[17]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小创不治将成坏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22.htm

[18]本书编者注：社会主义工人联盟是一个自称为托派的极左组织。他们的刊物为《通讯报》。在1973年他们改名为“工人革命党”。在1980年代中期饱受分裂危机而最终瓦解。

[19]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致共产党大会代表们的公开信，《通讯报》，1961年4月1日，本书译者自译

[20]列宁，《“八月”联盟的瓦解》，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01.htm

[21]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三章，https://marxists.catbull.com/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22]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05.htm，约翰斯通注：托洛茨基公布了他指控被掩盖了的一页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纪录。

[23]约翰斯通注：这句常被托派所引用，如杰克·盖尔（Jack Gale）在於1965年11月27日在《通讯报》上发表的“关於托洛茨基的谎言正在消逝”，以及最近曼德尔的《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一部反批判（Trotsky’s Marxism: an Anti-Critique）》，P. 34，刊载於1968年一丶二月份的《新左派评论》，写以反驳克拉索(N.Krasso)在1967年七丶八月份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对於托洛茨基一记有意思的批判。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托洛茨基会仅在入党六个月後再次的在布列斯特问题上与列宁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

[24]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致共产党大会代表们的公开信，《通讯报》，1961年4月1日，本书译者自译

[25]曼德尔，《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一部反批判（Trotsky’s Marxism: an Anti-Critique）》，《新左派评论》，1968，P. 34，本书译者自译

[26]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002f-cwd.htm

[27]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50-3.htm，译者注：约翰斯通在文中将马丶恩两人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这段话复制为 “it is our interest and our task to make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until all the more or less propertied classe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ruling positions, until the proletariat has conquered state power, and advanced towards socialism in all the domina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但是在於2006年刊登於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s.org)英文版上的同文内的同一部分却是“it is our interest and our task to make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until all the more or less propertied classe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ruling positions, until the proletariat has conquered state power and until the association of the proletarians has progressed sufficiently far － not only in one country but in all the leading countries of the world －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roletarians of these countries ceases and at least the decisive forces of produc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workers. ”收录於马克思主义中文文库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版本的翻译与後者吻合，将这段翻译如下：“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

[28]译者注：约翰斯通将此引用记录为“《列宁英文版选集》，第三卷, P. 36”，然而列宁选集第三卷收录了1918年至1923年的著作，与约翰斯通讨论的时间背景不合。译者也无法在其他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作者引用的这句话，故自译。

[29]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六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30]同上

[31]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0.htm

[32]列宁，《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0/001.htm

[33]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34]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35]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8.htm

[36]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45.htm

[37]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index.htm

[38]同上

[39]托洛茨基，《一九零五》，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5book/00.htm

[40]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1.htm

[41]托洛茨基，《为政权而斗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51017.htm，托洛茨基的重点。译者着：约翰斯通将这个引用源於英文版《不断革命论》P. 251,253-254

[42]列宁，《论革命的两条路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5.htm

[43]列宁，《论策略书》，第一封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8-13.htm

[44]同上

[45]列宁，英文版选集，第六卷，P. 385，译者注：在这里，约翰斯通所引用的是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completed, inasmuch as Russia is now a democratic republic”。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因此俄国现在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约翰斯通所引用的版本却无法在英文版的《列宁全集》中找到。列宁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中，唯一能在英文版列宁全集中找到有类似意义的则是《论策略书》第一封信中的这个句子：“To this extent, the bourgeois, or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Russia is completed.”  同一句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版被翻译为：“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约翰斯通在第47号注解其实引用了後者版本，但是他却说这句话出现在前者两百多页前，译者无从查证列宁是否有断论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46]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五章，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5.htm

[47]同上，托洛茨基的重点

[48]列宁，英文版选集，第六卷，P. 33，请见译者与注释45对约翰斯通原因的质疑

[49]列宁，英文版选集，第六卷，P. 501，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列宁全集同一时期的文章中找到任何与相似於约翰斯通在这里引用的句子。

[50]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7.htm

[51]约翰斯通注：参见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他条件性的说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出现得过迟了”和“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并没有减损这个事实。他断论“如果只在二月革命范围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麽，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於譬如像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本身表示了从压迫的半封建沙皇威权制度以来所做到的一点进步。实际上，列宁在1917年4月做出了较为正确的主张，认为这起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5.htm#3，列宁的重点）

[52]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2.htm，约翰斯通注：引自於《列宁选集》第六卷P. 503（列宁的重点）。只有在这个脉络下可以让我们了解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permanent_revolution/05.htm，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10.htm）列宁特别意指在苏维埃政权的开头几个月内很大部分是在执行将土地给予农民个人耕种的资产阶级任务。这然而是次要於革命本身是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

[53]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5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附录，《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http://www.cssn.cn/sjxz/xsjdk/mkszyjd/lnzy/840100/84010010/201311/t20131124_875454.shtml

[55]约翰斯通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当时仍然固执地把持这些假设，导致他们在二月革命後继续维持着工农民主专政的目标而反对在四月回到俄国并呼吁党转变到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列宁。

[56]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57]托洛茨基，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导言，刘海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0b.htm

[58]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附录：为政权而斗争”，蔡汉敖译，陈泰编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11.htm

[59]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伦敦，1967，本书译者自译

[60]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9.htm

[61]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62]同上

[63]列宁，《论革命的两条路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5.htm

[64]约翰斯通注：基於这项事实和事故的本质，我们无法认真的看待托洛茨基极度忠实却神经质的支持者越飞所提出的“证据”，声称他听到列宁说托洛茨基自1915年以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是在1927年越飞被多发性神经炎和肺结核病魔缠身时，为了自杀来戏剧性地抗议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所写下的遗书上写的。（参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四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4.htm，关於越飞请参见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7.htm)

[65]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第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70903.htm

[66]托洛茨基，《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Yohane译，http://yohane0713.blogspot.com/2016/08/blog-post_78.html

[67]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68]托洛茨基，《我们的意见分歧》，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09.htm

[69]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5.htm

[70]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第十五节，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8b.htm

[71]第四国际，《关於殖民地革命问题——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rank/mia-chinese-pierre-frank-195710.htm

[72]斯大林，《十月革命》，《红色中国》网友译，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5406，约翰斯通注：（这句话被毫无理由的从斯大林於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P. 157页中移除了）。这句斯大林在革命一年後记忆犹新时所说的话，比後来他开始与托洛茨基进行争论时的说词还要可信。近年来几位苏联史学家为此而攻击斯大林在其1918年写的这篇文章中夸大了托洛茨基的角色，对我来说也没有说服力。据我所知，没有人有尝试着解释斯大林移除这句话的可能动机。

[73]高尔基，《Lenin et le Paysan Russe》，巴黎，1924，P. 95，本书译者自译

[74]高尔基，《Days with Lenin》，伦敦，1924，P. 57，本书译者自译，约翰斯通注：拉萨尔是上个世纪一名知名的社会主义派领导人，其机会主义丶利己主义和野心遭马克思批评。马克思却也承认了他於1863年成立独立工人政党的“永世功劳”。

[75]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_ftn1，译者注：约翰斯通将这句话的出处注为《革命空谈》，P. 85-86，但是《革命空谈》并不包括这番话。

[76]同上，译者注：这句话也不在《革命空谈》文内

[77]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1.htm

[78]《Le Bolsheviks et la Revolution d’Octobre: Proces verbaux du Comite Central, aout 1917 - fevrier 1918》，巴黎，1964，P. 287-294，本书译者自译

[79]同上, P. 290

[80]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_ftn1

[81]同上

[82]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三十一章，石翁、施用勤等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33.htm

[83]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员会报告），英文版，纽约，1937，P. 51，本书译者自译

[84]列宁，《再论工会丶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7.htm

[85]同上

[86]同上

[87]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88]同上

[89]列宁，《党内危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90]同上

[91]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92]列宁，《党内危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93]列宁，《论工会丶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0.htm

[94]约翰斯通注：参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派别被定义为“具有各自的纲领丶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托洛茨基在於1924年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疏远了他的支持者们所做出的声明并否认他支持在党内成立派别或集团，认为“区别派别於集团是不可能的。”（13 s’eze R.K.P.b，莫斯科，1924，P. 165）。他此後所做出的各种声明，遑论他的作为，却有悖於他在此做的结论。

[95]列宁，《论工会丶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0.htm

[96]约翰斯通注：日後托洛茨基申论他所做出的这些观点纯粹取决於“战争共产主义”特殊环境的背景之下，在他於1920年提出以奖励金来改善这个情况的提案被拒绝以後形成的。（《我的生平》，第三十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0.htm）但是，在决定以比托洛茨基在前一年提出的政策更彻底的“新经济政策”取代“战争共产主义”的第十次党大会上，他却坚持他的军事化劳动政策仍然适用，而且不一定取决於“战争共产主义”。（参见《武装的先知》，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97]多依彻，《武装的先知》，P. 72，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译

[98]同上，P. 9，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译

[99]同上，P. 6-7，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译

[100]同上，P. 9，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译

[101]列宁，《再论工会丶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7.htm，译者注：约翰斯通讲这句话的出处指为列宁，但是这句话却是出自托洛茨基，而被列宁在文中加以抨击的。

[102]列宁，《最後的书信和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103]约翰斯通注：他的工业论文，不包括与他论文一同发表的报告，有被刊登在1923年三／四月份的《劳动月刊》（Labour Monthly） ，译者注：《劳动月刊》为前英共曾经发行的理论月刊，已于1981年后停刊。

[104]约翰斯通注：当然，在两者中找到一个能够接受的平衡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要的。

[105]多依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9book/deutcher-1959book06.htm

[106]《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r Sowjetunion in Resolutionen und Beschlussen der Parteitage, Konferenzen und Plenen des Z.K.》，柏林，1957，第四卷，P. 251,253，本书译者自译

[107]约翰斯通注：在他的《最後书信》中，列宁警告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最後的书信和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108]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二章，王凡西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4.htm，约翰斯通注：在苏共第二十次党大会後，加里·希里（Gerry Healy，译者注：英国极左宗派领袖）的出版社发行了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并试图大规模的吸纳共产党和共青团成员。当时他的集团的确有所成功，但是几乎所有那是加入他们的人随後离开了，通常批评他们在那个集团内所看到的官僚主义作风。

[109]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二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6.pdf

[110]多依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9book/deutcher-1959book06.htm，约翰斯通注：我在此必须澄清，尽管做出了像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批判，艾萨克·多依彻对托洛茨基在此和其他方面的评价整体来说还是正面的。（参见他为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A Trotsky Anthology，纽约，1964年的题序，《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的前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marxist.org-chinese-deutcher-b.htm），以及《流亡的先知》的跋）。但是作为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他，也不放任自己对於托洛茨基的同情影响了他在每一本托洛茨基三部曲中所展现的严格客观角度，这也让他的著作成为了当代最杰出的传记之一。

[111]约翰斯通注：所有证据强烈支持这位名为麦卡德（Mercader，又名“Jacson”)，又伪装成失意托派人士的刺客，事实上是奉斯大林和格别乌之命行事。在於墨西哥二十年服刑完毕後，他搭乘了一班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机离开了墨西哥，前往不明的终点。

[112]约翰斯通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党史》，莫斯科，1960，P. 396,P. 409，本书译者自译

[113]约翰斯通注：斯大林并不是指受苏联管辖的国家，而是跟随俄国先例建立苏维埃（工农议会）并赢得政权的国家。

[114]斯大林，《论列宁主义》，http://202.114.71.38/my/dispArticle.Asp?ID=2674

[115]约翰斯通注：由於篇幅限制，我没有办法在本文检视这些提案的规模是如何与当时真正的经济机会相对应。声称斯大林在1928年後实行了比先前反对派所提出的计划更佳深远的政策，因而证明反对派是对的，是庸俗托洛茨基主义所营造的迷思之一。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解释道:“在1928-29年之间能够实行的措施不代表它们在先前工业和农业更加微弱的几年内是可行的。（参见M. Dobb，Soviet EconomicDevelopmentsince1917，伦敦，1948，P. 206-207。又见R.W. Davies，“The Inadequacies of Russian Trotskyism”，刊载於1957年七／八月份的《劳动评论》（本书译者自译））。但是，申论如果党有听从反对派先前对於富农在乡村权力成长的危险，那1929-30年间的农业集体化就不必如此暴力的说法，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托派支持以价差系统来牺牲农作物价格，维持工业产品并达到城市剥削农村的效果（参见反对派首席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reobrazhensky/the-new-economics.htm）理论上也会导致斯大林在1929年所实行的许多措施。

[116]托洛茨基，《年轻人们，学习政治吧》，收录於《论日常生活问题》，本书译者自译，约翰斯通注： 有意思的是，在1930年代的出产的苏维埃史学抨击了托洛茨基於1920年反对红军进攻华沙，指责他“认为不应将革命从外带入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偏见”（N.Popov,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第二部分，P. 101，本书译者自译）。

[117]约翰斯通注：尤其参见注释[6],[8],[9]

[118]托洛茨基，《和平纲领》，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05.htm

[119]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b.htm，托洛茨基的重点

[120]托洛茨基，《和平纲领》，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05.htm

[121]《托洛茨基往何处去》，伦敦，1928，P. 53-54，本书译者自译

[122]托洛茨基，《列宁以後的第三国际》，《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第七节，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23]同上

[124]同上

[125]同上

[12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6a.htm

[127]托洛茨基，摘自《工人国际新闻》（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伦敦，1938年7月，P. 1，本书译者自译

[128]同上

[129]多依彻，《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伦敦，1959，P. 286-287，本书译者自译

[130]《新国际报》，（New International），1935年3月，P. 40，本书译者自译

[131]曼德尔，《新左派评论》，第47号，P. 42。约翰斯通注：这种对於社会主义的定义也不相符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直到达成“每个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平均生产力高於，甚至远高於，资本主义工人”之前都不能被称为拥有社会主义。（参见托洛茨基，《俄国和世界无产者》，英文版，1935年，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5/09/russia.htm，本书译者自译）

[132]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三节，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6.htm，列宁的终点。约翰斯通注：又见《列宁选集》第八卷，P. 239。要在列宁其他著作中看到对於社会主义定义的修改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此引用的是最通用的。

[133]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第十五章，第121节，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ukharin/1919book/marxist.org-chinese-bukhrin-1919book17.htm

[134]约翰斯通注：在长年被用为托派英语基本教材的《托洛茨基主义ABC》（伦敦，1945）里，美国资深托派领袖詹姆士·坎农写道“我...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词是可以互换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你在进入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政府...终究会消亡...”（《托洛茨基主义ABC》，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 Special，伦敦，1945，本书译者自译）

[135]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8.htm

[136]约翰斯通注：我在我给《新左派评论》1968年七／八月份第50号关於托洛茨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投书中很完整地引用了列宁对此的说法。我很感激《新左派评论》的编辑部允许我将那篇文章的一部分加入现在这篇研究。

[137]列宁，《论合作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0.htm，译者注：约翰斯通所引用的一句“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其实是出自於《论合作社》出版前几个月的《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9.htm，约翰斯通没有澄清这两句话的出处不同。

[138]列宁，英文版选集，第七卷，P. 361，本书译者自译

[139]约翰斯通注：在他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将这样建立在土地国有化的合作社资产形容为具有社会主义性的特色。

[140]斯大林，《给伊万诺夫同志的覆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selection.pdf。约翰斯通注：在他的信中重复了他的前提：“就在免除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完全保障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有可能的。”，而在苏联被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情况下并不会持久。

[141]陶里亚蒂，《Questions Posed by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PSU, Interview of Nuovi Argumenti》,伦敦，1956，P. 8，本书译者自译

[142]约翰斯通注：参见《通讯报》，1968年3月9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直接导致了1930年代的经济混乱和政治肃清...’这并没有尝试着解释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告诉我们如果这个理论导致了“经济混乱”，那哪一个理论在那个时期造就了连托洛茨基都接受的巨大经济成功呢？引文本书译者自译

[143]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苏德条约与苏联的阶级性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

[144]托洛茨基，《工人国家丶政治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李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50201.htm

[145]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员会报告），英文版，纽约，1937，P. 282，本书译者自译

[146]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苏德条约与苏联的阶级性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本书译者注：在此，托洛茨基的中文译者李星将原文的“我们‘保卫苏联’的政治原则”翻译为“第四国际‘保卫苏联’的政治原则”。

[147]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10.htm

[148]同上

[149]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8.htm，约翰斯通注：有趣的是，在上次战争後，托派第四国际（那时候还只有一个第四国际），不但没有自我批判或是分析他们的重大错误，反而继续重复下去。1946年，在“马克思主义预测的力量“的标题之下，他们的国际大会声称“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第四国际的分析都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第四国际，《只有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A.htm）并且在一份决议案中声明：“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与能够挽救苏联，使它不致(在它今天与帝国主义的角力下)走向不幸的结局。”（第四国际，《新的帝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htm）当然他们孜孜不倦的声称战争“‘标明了’在一个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彻底破产”（同上）。二十年後这个不幸的结局并没有成真，但是忠实的托派当然不会让这种小问题改变他们的观点。因此，在1965年12月18日的《通讯报》里，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国家委员会委员Jack Gale声称“官僚如果没有被移除之下会推翻苏联”（本书译者自译）。真是永不言败啊！

[150]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译者注：前一句并没有出现在向青的译本中，故自译

[151]同上

[152]同上

[153]同上

[154]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b.htm

[155]同上

[15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6a.htm

[157]《Reports of Court Proceedings of the Trial of the Trotskyite-Zinoviev Center》，莫斯科，1936，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sr/government/law/1936/moscow-trials/index.htm，of Trial of the Anti-Soviet Trotskyite Center，莫斯科，1937, Trial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莫斯科，1938，与布哈林有关的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bukharin/works/1938/trial/index.htm

[158]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员会报告），英文版，纽约，1937

[159]《无罪！》，伦敦，1938

[160]约翰斯通注：参见J.R.Campbell，《Soviet Policy and its Critics》，伦敦，1939，P. 265

[161]赫鲁晓夫，《关於个人崇拜及其後果》，http://www.aisixiang.com/data/31488.html，约翰斯通注：虽然这起在大会上的闭门演说至今还没有在俄国被公开发表，但是其真伪是毋庸置疑的。

[162]约翰斯通注：赫鲁晓夫在回覆1961年苏共第22届党大会的讨论上公开承认了他们是无辜的，并表明党主席团已於1957年通过了对他们的平反。

[163]《Trial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莫斯科，1938，P. 186, 252-254，约翰斯通注：呈上法庭的证据指出“在托洛茨基看来，图哈切夫斯基和军队集团将会是反革命行动中决定性的势力。”本书译者自译

[164]同上，P. 276-773。约翰斯通注：在法庭上克列斯京斯基“招认了”早在1921年托洛茨基与德国军事参谋谈妥了德国将会每年提供六万美元来资助他在俄国内的非法托派活动，以换取托洛茨基和克列斯京斯基提供给他们的谍报。（P. 269-270）

[165]G. Pajetta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在记者会上的发言， 《团结报》（L’Unita），1961年12月

附录B 列宁被藏匿的书信

列宁最後的斗争

艾伦·伍兹

以下这些书信从1922年12月延伸到1923年3月，也就是在列宁政治生涯最後的日子，当他对抗日益痛苦和致残的病痛时。列宁这个时候的写作所经历的困难在他们简短的篇幅，以及信件之间的间隔，也就是医生不允许他工作的时段上能看得出来。然而尽管凭着压缩的篇幅，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书信中看到了列宁完全了解在政府和党内所发展的情势。与他最後几篇著作（《日记摘录》丶《论合作社》丶《我们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起来看，这些文献组成了对抗官僚腐化的一部完整纲领。

在他最後活动的岁月里，列宁完全致力於处理苏维埃经济在新经济政策後的面对的问题。1921年，在千万农民小资本家群众的压力下，苏维埃工人政府被迫从社会主义式计划和工业化道路撤回，以便为在城市里受饥荒所苦的工人们获得粮食。在内战期间使用的粮食徵收政策被放弃以平息工人政府必须赢得支持的农民，以免覆灭於反动之手。粮食自由市场被重新建立，对於农民和小贸易者也实施部分妥协，而经济力量的主要杠杆（国有化的银行和重工业，被政府垄断的对外贸易）仍然掌握在工人政府手中。

这些撤退主要是由欧洲工人夺取政权和支援苏联的延误而强迫施加於布尔什维克们的。从1905年起，列宁就已经再三申论如果没有来自欧洲工人们的支援，俄国工人是无法持续掌握政治力量的。在落後，文盲普遍，经济和文化上贫困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并不是创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从饥荒中抢救千万百姓，重建残破的经济，以及提供住房和小学，亦即将俄国拖入二十世纪内。

社会主义的胜利需要的是在所有先前社会都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力量发展下。只有在主要的需求和贫困完全被消除的情况下人的思想才能从每日为生存的磨练丶挣扎中提升至更崇高的视野。达成如此社会转变的条件在今天的世界已经存在。在人类历史上，我们首次能够据实的说任何人都不再有经验饥饿丶流落街头和成为文盲的必要。

所有的潜力近在眼前-在各种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科学丶科技和工业上，虽然它们仍然在一个不完整，无政府和未发展的方式下吸允全球的资源。只有在一个整体的，调和的生产计划基础上才得以实现这些潜力。但是这也必须由生产资料共有制和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出发点来执行。

这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并没有以在前沙皇帝国的领土之内“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来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响出第一枪：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列宁写道，“至於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麽时候丶在什麽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1]

对列宁来说，俄国革命的第一重要性就是它为世界工人所树立的典范。在1918-1921年间横扫欧洲的革命浪潮之失败也是後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欧洲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俄国庞大的潜在矿产财富和工人大众可以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连结。而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也可能改变了欧洲和亚洲人民的命运，并为社会主义世界联邦开启大门。反而，胆小与无能的工人领袖，导致了欧洲工人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困苦丶失业丶法西斯主义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全世界唯一的工人政府被孤立在一个落後的农民国家，并起始了官僚腐化和斯大林主义反动。

德国工人阶级在1921年3月所经历的失败迫使了苏维埃共和国以自己手头上的资源来生存。在1921年10月17日的一场眼见中，列宁描述了这些後果：

“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2]

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农民们想要盈利的诉求和解是必要的，尽管这也牺牲了唯一真正能够带动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建立工业的利益。

朝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对於农民，小商人和投机份子（“奈普曼”）所做出的让步在1921-1922年间防止了经济的崩坏。城乡之间的贸易在对前者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复辟。对於农民的减税也侵蚀了投资工业所需要的经费。重工业停滞了下来，而许多轻工业则落入私人企业手中（在1923年，88%的工业企业都是私人拥有或是出租给私人管理，但这些大部分都是小型企业。）而农业的复苏也强化了苏维埃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元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元素。拥有大型肥沃的农地和能够购买必须设备丶马匹，和肥料的资本的富农们得以赚进暴利。事实上，农村内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政策下马上明显且惊人的升高。富农们囤积粮食以推高价格，甚至从贫农们手中买断农作物，然後日後在价格升高後卖回给他们。

列宁忧心地观察着这些倾向，他也重复警告着劳动阶级必须抓紧经济杠杆的必要。在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列宁简而言之：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变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3]

在这段时期，列宁探讨了电力是否能够成为突破俄国极度落後情况的一个可能领域。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则致力於处理在新经济政策下实际上失焦的整体政府工业计划。他在此时重复申论强化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计划工业复苏的必要。列宁一开始对这项计划并不信任，但不是因为他驳斥计划，而是因为充斥於苏联政府机构内的官僚弊病。他对於这些官僚会将一个扩增和强化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变成纸上谈兵感到忧心。

尽管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途径有所不同，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完全同意强化经济内社会主义元素以及遏止国家回溯到“农民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然而，部分布尔什维克却也对来自於富农的压力低头。关於苏联政权会走向哪条道路的问题在1922年三月的对外贸易垄断争论上被完全地提出来。

对外贸易的垄断

在1918年4月实施的对外贸易垄断，是一个防止社会主义经济被外国资本侵蚀和征服的重要措施。在新经济政策下，贸易垄断成为了面对资本主义趋势更重要的防波提。1922年初，在列宁的请求下，安·马·列扎瓦（A.M. Lezhava）起草了“论对外贸易”一文，其中强调强化垄断和严格审查进出口活动的需要。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对此还是分裂的。斯大林丶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的提案并主张放松垄断，而索科利尼科夫丶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甚至要求完全废止垄断。

在同年5月15日，列宁寄了如下的信给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

有鉴於此，我建议用向政治局委员徵询的方式通过下述指令：“中央委员会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并决定一律停止研究和筹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并事宜。各人民委员应秘密签字，原件退斯大林，不得复制。”[4]

同时，列宁也致信给斯大林和弗鲁姆金（M.I.Frumkin，对外贸易副人民委员）强调“有关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一切议论丶商谈和委员会等等都应正式禁止。[5]”

斯大林的回应则是规避性的：

“我并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减轻对外贸易垄断的措施。但是我还是认为减轻已经是必要的。”[6]

5月26日，列宁遭受了病魔的第一次袭击，也让他直到9月前都无法工作。自此期间，尽管列宁有所请求，但是对於“减轻”对外贸易垄断的问题却又被提出来了。在10月12日，索科利尼科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推动了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决议案。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在场，而决议案也以绝大多数支持而通过。

10月12日，列宁在与斯大林讨论过这个问题後透过斯大林致信中央委员会。列宁对於这次决议表示抗议，并要求这个问题在12月的全体会议上再次被提出来讨论。随後，斯大林致信中央委员会委员：

“列宁同志的信并没有说服我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错的...然而，有鉴於列宁同志对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必须延迟的坚持，我会投票赞成延迟，让这个问题在下次列宁同志会出席的全体大会上讨论。”[7]

10月16日，大家都同意将此议题延迟至下一次的全体会议。然而，当全体会议的日期将至时，列宁开始忧心他的健康情况将让他无法发言。在12月12日，他首次致信托洛茨基请求他负责“为我们共有的看法，也就是维持和强化对外贸易垄断的无条件需要辩护。[8]”列宁写的信件清楚地显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段期间联盟的存在。它们展现了列宁对於托洛茨基政治判断的隐含信任，这是由历年来在苏联政府领导内共事所产生的信任。而也不意外的，在这段期间列宁也不会找其他人来为他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上辩护。就连他其他的知己，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Stomoniakov）都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得知列宁为斗争所做的准备以及他与托洛茨基形成的联盟後，中央委员会不战则退。在12月18日，10月通过的决议案被无条件撤销。列宁主义派对於在党领导内支持富农份子的第一轮战斗中胜出。这场战斗将在列宁死後由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继续进行，他们是唯一在斯大林政治反革命的血口前高举列宁的旗帜和纲领的人。

列宁对抗官僚

很久以前，恩格斯解释了在任何社会内，如果艺术丶科学和政府只保留给少数人使用，那这个少数人就会使用和滥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维持他们的利益。由於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後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们不得不徵用一群前沙皇时代的官员们来维持政府和社会的运作。这些份子，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试图打劫工人政府，逐渐明白了苏维埃政权是不会被武装力量消灭的。在渡过内战的危险後，许多先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敌的人开始渗透政府，工会，甚至党本身。

1921年的第一次“清党”完全与後来斯大林的可怕作秀公审，屠杀了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大清洗”毫无关系。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审判丶杀害丶或落狱。但是特别的党委员会有被成立来开除上千名以入党来促进自身利益的仕途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党籍。被开除党籍者的罪行通常是“官僚主义丶仕途主义丶对於自身苏维埃政府地位的滥用丶破坏党内同志气氛丶散布毫无根据和从无查证的关於党或个别党员，并且损害党团结和威信的谣言。”[9]

为了执行对於官僚的斗争，列宁主张设立“工农检察院(RABKRIN)”，作为党内道德的最高仲裁者和保卫者，以对付在苏维埃政府机关内的外来阶级份子。在工农检察院的核心内列宁部署了当时因其卓越组织能力和刚硬性格而受到列宁重视的斯大林。

工农检察院的重要责任之一是审视并筛选政府内和党内的负责工作者。任何握有抑制晋升或提拔他人权力的人显然握有能够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权力。工农检察院从作为对付官僚的武器变成了争权夺利的温床。斯大林犬儒地利用他的在工农检察院的职位，以及他後来控制的书记处，来在他身旁提拔了一群唯命是从，只为能够将他们提拔到肥缺的人效命的无名小卒们。从党内道德的最高仲裁者，工农检察院沉沦到官僚犬儒主义的最底深渊。

托洛茨基在因病痛所困而无法接近视察党务的列宁之前察觉实情。托洛茨基指出“那些在工农检察院内工作的人都是在其他领域内碰壁的工作者”并且指出“工农检察院内尔虞我诈的泛滥已经变成整个国家人尽皆知的谚语了。[10]”

尽管托洛茨基有在批评，列宁仍然继续保卫工农检察院。但是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目睹了来自这个单位的官僚威胁以及斯大林自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的《我们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内，列宁将这个问题连结於工人政府机构的官僚缺陷：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馀，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11]

但是，在着於1923年3月2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就是列宁最後一篇文章内，他对於工农检察院做出了最猛烈的抨击：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麽可要求的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还包括了对於斯大林的直接抨击：

“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12]

列宁点出斯大林为党内官僚派系的可能领袖也见证了他的远见。在这段期间，斯大林在“机关”的权力对於大多数民众甚至是党员都是看不见的，而大部分的领袖们给予他众所皆知的平庸政治和理论能力，都不相信他有耍伎俩的可能。就连在列宁死後，领导“三部马车（季诺维耶夫丶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团）”的人是季诺维耶夫，而不是斯大林。而这也是以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掩饰，将党推离於十月革命传统的命运性第一步。

毫无意外的，列宁对党的最後忠告是警告斯大林“不忠诚”和“不能容忍[13]”地滥用职权，并主张将他调离总书记一职。

为国际主义的斗争

欧洲工人革命的失败让第三国际更加注重东方被奴役人民的革命。十月革命给殖民地人民对於他们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斗争提供了重大的启发。刻印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旗帜上的“民族自决权”口号点燃了千万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斗志。

工人政府成立後几乎第一步就是承认芬兰的独立，虽然这也意味着提供一个敌对资本主义政府独立。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地丶坚持地主张在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下所有人民的团结。但是这个团结不能以强迫的手段达成，只有在各国工人和农民的自由同意下才能成功。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前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夺下了政权後，他们有负担尊重前殖民地人民意愿的责任，就算他们希望分割出来。统一可以以後再由劝说和示范的基础上达成。

1921年，在格鲁吉亚政府持续地与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策划反击苏联下，红军被迫进入格鲁吉亚。列宁相当忧心地认为这起军事行不该视为苏联并吞了格鲁吉亚，因此让苏联政府和过去沙皇压迫者的行径看起来相去不远。他一再致信中央委员会在格鲁吉亚的代表奥尔忠尼启泽，建议他寻求“与格鲁吉亚知识份子和小商人群众的和解的政策”，并主张与“饶尔丹尼亚或其他相似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建立联盟[14]。在同年3月10日，他寄出了一封电表强调了“对格鲁吉亚的权力机关要特别尊重，对格鲁吉亚居民要特别关心，特别谨慎”的必要。[15]

然而，奥尔忠尼启泽在格鲁吉亚的行径却是连结于斯大林在党内集团的。斯大林当时正在起草一个主张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与其他非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提议。在1922年8月，当列宁卧病在床的时候，一个由斯大林领导的委员会被设立来进行统一的工作。

当斯大林的论文开始浮现时，它受到格鲁吉亚党的中央委员会坚决的反对。9月22日，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通过了以下的决议案：

“斯大林论文提出的一个将独立共和国转变为自治区的统一方案现在还为时过早。一个统一的经济方针和相同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所有独立的形式必须被保留。”[16]

格鲁吉亚人的抗议被忽略了。斯大林一意孤行，企图强行推动他的主张。他的委员会在斯大林走狗莫洛托夫的主持下於9月23和24日召开。期间他们决议驳斥了格鲁吉亚党决议案（仅有一票反对，也就是格鲁吉亚党的代表姆季瓦尼。）9月25日，这个委员会将决议後的文件送交给在高尔基区修养的列宁。在列宁能够提供回覆，政治局还没有机会讨论之前，书记团（斯大林党内集团的中心）就擅自将委员会的决定在十月全体大会之前散发给每位中央委员会委员。

9月26日，列宁透过加米涅夫致信给中央委员会提醒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小心，并且警告了斯大林将这个决议仓促通过的尝试：“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列宁随後安排与他见面。他当时还没有察觉到斯大林为了将统一通过的所使用的手段。然而，就连这封信都显示了他对任何冒犯小国人民的独立心意进而强化大国民族主义的反对。

“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17]

列宁提出的修正案意旨在软化斯大林原来草案的口气，给被斯大林认为是错的“独立份子”们一点馀地。对於列宁温和的评论，斯大林以他在9月27日给政治局信中突兀和坚定地反驳回敬，包括了下面这一段：

“关於第四条的问题，在我看来，列宁同志自己有一点'急躁'...毫无疑问，这种'急躁'将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损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18]

斯大林粗鲁的回应毫不含糊地显现了他对於列宁在他“个人领域内”做出的“插手”，并被他对於列宁介入所造成的後果之恐惧而增强。

斯大林的恐惧是有依据的。在他和姆季瓦尼讨论後，列宁确认了整个格鲁吉亚的问题被斯大林错误的处理，并开始搜证。在10月6日，列宁为政治局写了一份备忘录，《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19]

列宁最後的斗争

这时，列宁还尚未完全理解格鲁吉亚事件的意义。他并不知道斯大林，为了强化他的势力，已经肃清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派中最精明的干部，并在其中央委员会内指派了新的，较为“听话”的人。

但列宁所知道的消息已经足以让他产生怀疑。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他开始迅速地搜集格鲁吉亚“事件”的有关消息，并说服中央委员会指派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去提佛利司（现为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去调查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诉状。

在12月23和24日期间，列宁开始对他的秘书口述他出名的对於党大会的致信。他强调这必须要是保密的[20]。列宁缓慢的丶痛苦的进行他的工作，并不时被病痛打断。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他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主要的敌人是存在於政府和党的官僚“机器”内，以及其龙头斯大林。

在《俄国局势的真相》一文中，托洛茨基纪录了他与列宁在後者第二次中风前的最後一次谈话。面对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必须参与新的斗争官僚的委员会（参见《我们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托洛茨基回应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按照我的判断，目前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斗争中，我们必须不要忘记，无论在外省或者在中央，围绕着某些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在省里丶区里丶党支部里，在中央，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有一批特选的干部和专家，党的，非党的和半党的专家。你要攻击苏维埃的干部，就会碰到党的领导人。专家也是他的随从中的一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项工作。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然後说道（我在这里几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话）：'这就是说，我提议和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斗争，而你要加上党的组织局的官僚主义。'

我因为这句话的出乎意外而笑起来，我的头脑中还没有这样成熟的观念。

我回答道：‘我想是这样。’

然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那麽，好的，我提议组织一个集团。’

我说：‘我总是愿意和一位好人组织集团的。’”[21]

这段对谈是重要的，因为它澄清了列宁最後著作的内容，尤其是有名的《最後书信》丶关於民族问题的信件，以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他在书信中的口气越来越锐利，他的目标愈发清楚的点出。不管他处理的是哪个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对抗外来阶级势力对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之必要，将官僚连根拔起，对於反对大俄国沙文主义的战斗，以及对党内斯大林集团的斗争。

虽然列宁坚持要求他的书信被保密，《最後书信》中的第一部分仍然落入书记团和斯大林手中，他们也马上察觉了列宁介入对他们造成的危险，并着手开始杜绝它。重大的压力被施加於列宁的秘书们肩上，以防止列宁发现任何会“惹他生气”的讯息。

然而，列宁从捷尔任斯基口中得知，在所有其他斯大林派系所犯下的暴行外，奥尔忠尼启泽甚至离谱到扇了一名格鲁吉亚反对派人一巴掌。这可能以後来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怖比起来微小许多，但是却让列宁感到无比震惊。他的秘书在其1923年1月30日的日志中记载到列宁说：“我生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对我谈过委员会的工作和‘事件’，这对我有严重影响。[22]”

如果要了解这起恶行的巨大严重性，我们必须了解俄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大俄国人）在沙皇体制下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犹如大英帝国对印度和非洲人一般藐视和横行霸道。俄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将这些被欺侮的少数民族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完整人民，拥有自己权利和尊严的地位。一个大俄国国家代表欺侮或殴打一名格鲁吉亚人是一个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行，是一起会至少被开除党籍或用更严厉的方式来处分的沙皇主义暴行。这就是为什麽列宁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火冒三丈，要求“处分有责任的人，以儆效尤。”

斯大林百般阻挠列宁与格鲁吉亚之间的通讯。好几篇列宁秘书的日志都提供了这些官僚性骚扰的清楚景象：

“星期四，1月25日，他（列宁）问拿到（格鲁吉亚委员会的）材料没有。我回答说：捷尔任斯基要星期六才能来，因此我还无法问他。

星期六我问捷尔任斯基，他说材料在斯大林那里。我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麽多馀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例如他那篇关於工农检查院的文章表明他知道某些情况。我回答说，我没有说，也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他了解日常事务。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23]

这几句话显着地揭露了斯大林为了保卫他的地位於他所惧怕的列宁所诉诸的欺凌和官僚手段，尽管後者已经时日不多了。没有比这些行为更能显示列宁在《最後书信中》提到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了。

列宁对捷尔任斯基和中央委员会态度的不信任反映在他给他秘书的指示：

“（1）为什麽指控格鲁吉亚共产党原中央委员会犯了倾向主义。
（2）指控它犯了破坏党纪的错误，是指什麽。
（3）为什麽指控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压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4）肉体上的压制办法（‘生物力学’）。
（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中央的路线。
（6）委员会的态度。它只审查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指控，还是也审查对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指控？它是否审查了生物力学事件？
（7）现状（选举运动丶孟什维克丶压制丶民族纠纷）。”[24]

但是列宁对於党内不忠和不诚实的份子逐渐增强的察觉也让他对自己的秘书们有所提防：他们是否也被斯大林堵嘴了呢？

“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先谈谈我们的'秘密'事务（即最後书信）：我知道，您在哄骗我。”我保证并非如此，对此他说：’关於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25]

抱病的列宁突破困难地得知政治局已经接受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所做出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时候（2月2-6日）列宁口述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就是当时对斯大林和党内官僚做出最直言不讳的批判。格鲁吉亚事件说服了列宁政府的腐败沙文主义是其受到外来阶级压力最危险的迹象：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於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26]

在他最後一次出席的政治会议，也就是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警告了政府机器已经开始脱离了共产党人的控制：

“它（国家机器）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27]

民族主义的毒害，即所有形式的斯大林主义最显着的特徵，根源来自於小资丶富农丶奈普曼和苏维埃官员对於十月革命国际主义的反动。

列宁提议在下一次的代表大会上对抗这起反动趋势，与他在中央委员会上唯一信赖的能够倡导他观点的托洛茨基联手。

他提议亲自处理工农检察院问题并且正在为斯大林“准备一记炸弹”。他认定党的“机器”不计代价密谋将他蒙在鼓里也被他秘书的记录中反映出来：“除此之外，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医生们给中央委员会指示，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们下指令。[28]”列宁的怀疑太有根据了。这个时候中央委员会内甚至严肃的考虑是否该特别为列宁印制一份唯独提供给他阅读的真理报，来蒙骗他於格鲁吉亚事件的真相！

那些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列宁健康着想的狡辩是漏洞百出的。如他自己已经解释道：没有比中央会员会委员的不忠行径和他们掩盖的漫天大谎更能令列宁生气的了。斯大林对临终列宁的真正态度完全显现在一起涉及了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荒诞事件上。克式为了保卫她丈夫於斯大林的纠缠而受到了列宁这位“忠诚追随者”的一番辱骂。克鲁普斯卡娅在於1922年12月23日对加米涅夫的致信中描述了整个事件：

“列夫·鲍里索维奇：

由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医生的许可下准许他对我口述一份简短的信，斯大林昨天打电话给我并且已用最卑鄙的方式对我讲话。在过去30年内我从来没从任何一位同志口中听到任何一个粗鲁的字。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斯大林来说没有比对我来说还重要。我现在需要最大的自我控制。我比任何一位医生更清楚该或不该对伊里奇说什麽，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比斯大林更了解什麽会让他生气。”[29]

克鲁普斯卡娅以一位朋友的身份央求加米涅夫保护她於“对我个人生活的粗鲁插手丶无故的吵闹丶和威胁”，并提到关於斯大林将她移送监察委员会的企图时说道：“我没有力气或时间来浪费在这麽愚蠢的争吵上。我也是一个人而我的神经已经紧绷到快要断掉了。”

列宁威胁与斯大林断绝任何同志关系以及他在《最後书信》内对斯大林“粗暴行径”的指控通常都会被以上述事件为依据而草草带过。但是首先，斯大林的举动不是“个人的”事件，而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过失，是可以因此被开除党籍的。这个错误被斯大林在党内的职位以及他应该是致力於消除而不是发扬这类行径的责任，更加扩大了。然而，这起“芝麻小事”必须要在正确脉络下来检验。它是斯大林不忠最令人作恶和显着的表现。

列宁在他最後活跃的时日内致力於为了在代表大会上对抗斯大林派系而组织。他致信於托洛茨基请求他保卫格鲁吉亚的同志们，也致信了格鲁吉亚人领袖们热烈的承诺自己对他们主张的支持。我们必须指出列宁很少在信件中运用诸如“我全心全意地”或者“致最崇高的丶同志的敬礼”这样的措辞，他较偏好与收敛一点的写作手法。这代表了他对斗争的承诺。我们也该指出列宁的联盟构成了一个政治上的派系，後来被斯大林主义者们称为“反党集团”。斯大林主义者们此时已经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派系并控制了党的机器。

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纪录了列宁最後关於格鲁吉亚问题的笔记，明显地为在大会上发言所做的准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向索尔茨（亚·亚·索尔茨是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编者注）示意，他（列宁.--编者注）站在被欺侮者一边。让被欺侮者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

三点：1. 不能打人，2. 需要让步，3. 不能把大国同小国相提并论。

斯大林是否知道？为什麽没有反应？“倾向分子”和“沙文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倾向”这一称呼证明，这种倾向本身就在大国主义者身上。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集报刊上的材料。”[30]

列宁於3月9日惨遭了第三次的中风并导致他变得瘫痪和无助。对於官僚腐化的斗争传承给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但是列宁为反对派对抗官僚，对抗富农威胁，主张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计划，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的纲领打下了基础。

完笔于1970年4月

列宁被掩盖书信的新发现

艾伦·伍兹

近年来新被发掘的史料完全印证了我在30年前做出的分析。1994年，一名主任於前苏共中央文库研究部的历史教授尤里·艾·布拉诺夫（Yuri A. Buranov）发表了一本题为《列宁的遗嘱》的书。其中从文库的机密部门内公布了先前从未公诸於世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斗争的文件。这些史料结论性地证明了斯大林尝试着孤立病入膏肓的列宁，甚至伪造了列宁给他秘书们的口述。

尽管身负重病，列宁仍然计划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动对斯大林派系的攻击。“在12月23至31日之间”布拉诺夫写道，“列宁持续地为他在十二次大会上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殷勤地做准备。[31]”这些史料证明了列宁对托洛茨基提议在十二次大会上结盟。布拉诺夫提供了加米涅夫在1922年12月22日随後寄给斯大林的一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

今晚托洛茨基打电话给我，说他从老头子（指列宁）那边得到了一张便条。他对於大会关於对外贸易部的决议案感到满意，并要求托洛茨基对大会上一个派系报告来为这个问题在党大会的讨论上做准备。看来他是想要强化他的主张。托洛茨基没有提供他的意见，但是托要求这个问题必须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上负责筹备大会的部门。我向他保证会通知你，现在也做到了。

我刚才没办法透过电话联系到你。

在我的报告内我会将决议案热烈的提供给中央会员会全体大会。握手致意。

列·加米涅夫”[32]

斯大林的回应显现了他的紧张：

”加米涅夫同志！

我已收到你的通知。我认为我们应该据属於你的报告而不要将这件事告知派系。老头子是怎麽与托洛茨基建立通信的？Foerster（列宁的医生之一）完全不需他这样做。

约·斯大林”[33]

斯大林的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他恐惧列宁介入大会。利用他对於党机构的控制，他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持列宁的孤立，并向他的秘书和医生们施压强迫他们就范。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有通信的消息对他来说惊如天雷。这也是後来他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著名的争吵，导致列宁与斯大林断绝个人和同志关系的立即起因。“同日，”布拉诺夫写道，“斯大林以最粗鲁的取闹得罪与克鲁普斯卡娅，包括了不当的脏话和威胁。”[34]

在1922年12月23日，斯大林从一份由一名列宁秘书写下的逐字稿中得知了列宁向大会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要被重组。“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35]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联盟的严重威胁。诚如布拉诺夫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记得在1922年秋季列宁对於民族问题的主张与托洛茨基吻合，也与斯大林的立场完全相斥。[36]”因此，斯大林不可置信地开始窜改列宁的信。

列宁书於1923年12月22日的信内容如下：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37]

划上重点的部分并没有出现在原来的手稿上，它们也重大地改变了原意。布拉诺夫评论道：

“很可能的是，这份文件在1922年24至29日之间，当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阅读托洛茨基陈述他重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计划期间被”改良“过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於1922年变得相近。”[38]

在他的序言内，布拉托夫说道：

“至今仍然有对於斯大林是否在列宁这个时期口述文章後窜改了它们的揣测。我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机密的文库中找到了，并在此呈现，列宁著作被部分更改的证据。这些更高技术之高超让列夫·托洛茨基一生都不知道他於1922年12月23日读的列宁最重要的口述是被窜改过的。斯大林炉火纯青的伪造和误导手法一再让史学家们吃惊。”[39]

虽然他的观点仍然与托洛茨基的看法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位前斯大林主义者无法掩盖斯大林伪造了列宁的书信来蒙骗托洛茨基和党列宁的看法是多麽相符於托洛茨基主张的事实。就连托洛茨基，如他所说，都没察觉到这起骗局。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盟由於列宁遭受第三次瘫痪他，让他无法沟通的灾难性中风而无法成真。利用了这个机会，由斯大林丶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集团故意地将列宁的最後文件藏匿於托洛茨基。托也变成了一起由党内机关恶意发起的斗争风潮的目标。“托洛茨基主义”的迷思在这是被发明来区隔列宁於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就此诞生。

这些被掩盖的书信花了三个世代的时间才重见天日。他们提供了托洛茨基对於事件经过描述可信度的完全平凡。他们确凿的谴责了斯大林主义者们的谎言和伪造。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证明了不论有多少的追杀和抹黑都无法消灭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诚如托洛茨基写道：“历史的前进动力是真理，不是谎言。”

注释

[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45.htm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48.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4.htm

[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於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35.htm

[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五十二卷，《给约·维·斯大林丶莫·伊·弗鲁姆金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6]列宁，英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於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注解，本书译者自译

[7]福季耶娃，《Iz Vospominanity》, P. 28-29，本书译者自译

[8]托洛茨基，《论列宁被藏匿的书信》（On 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2/12/lenin.htm，本书译者自译

[9]《KPSS v resolyutsiyalch I resheniyakh syezdov, kon/erentsii I plenumov Ts.K.》（苏共各大会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案集），1954，第一部分，P. 506-512，本书译者自译

[10]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伦敦，1950，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98825/2015.98825.A-History-Of-Soviet-Russia-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_djvu.txt，本书译者自译

[1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我们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2.htm

[1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宁肯少些，但要好些》，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1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译者注：在这里，在英文版内谈及必须要找一位 “more tolerant, more loyal, more polite and more considerate to the comrades, less capricious, etc.”的人来替代斯大林。中文版全集将此句翻译为“较为耐心丶较为谦恭丶较有礼貌丶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但是谦恭的部分也可以被理解为“忠诚”。有鉴於列宁在此期间，以及而後格鲁吉亚事件（参见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五十二卷，《1923年3月5日致托洛茨基》以後所有信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中对於斯大林的评价，译者认为在此应该被翻译为“忠诚”。

[14]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伦敦，1950，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98825/2015.98825.A-History-Of-Soviet-Russia-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_djvu.txt，本书译者自译

[1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一卷，《给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1/003.htm

[16]引用於Moshe Lewin, 《列宁最后的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伦敦，1975，P. 48，本书译者自译

[1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关於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46.htm

[18]重现於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第十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18.htm

[19]列宁，中文版全集，《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第四十三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47.htm

[20]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21]译者注：英文版的《俄国局势的真相》包括了《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还有《斯大林伪造历史》。这段话的翻译源自於《斯大林伪造历史》，第二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20.htm

[2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宁值班秘书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23]同上， 作者的重点

[24]同上

[25]同上

[2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宁肯少些，但要好些》，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2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28]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宁值班秘书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29]引用於Moshe Lewin, 《列宁的最后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伦敦，1975，P. 48，本书译者自译

[30]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宁值班秘书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31]布拉诺夫（Yuri A. Buranov），《列宁的遗嘱》（Lenin’s Will），1994，P. 23，本书译者自译

[32]同上

[33]同上，P.  24

[34]同上，P.  25

[3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36]布拉诺夫（Yuri A. Buranov），《列宁的遗嘱》（Lenin’s Will），1994，P. 25，本书译者自译

[3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作者的重点

[38]布拉诺夫（Yuri A. Buranov），《列宁的遗嘱》（Lenin’s Will），1994，P. 25，本书译者自译

[3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