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列夫·托洛茨基

8月20日将是列夫·托洛茨基被暗杀8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他的生平和作品,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将组织一次网上集会,就这位革命巨人进行谈话、视频和讨论(详情见此)。在本次活动之前,我们将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上重新发布托洛茨基本人及其相关的材料,首先便是艾伦·伍兹的这本小册子(按:原文最初出版于2000年)。

介绍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Lev Davidovich Trotsky)与列宁齐名,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把一生完全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渡过了精彩的一生!从他年轻时通宵达旦地制作非法的罢工传单,并因此第一次入狱且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开始,直到在1940年8月被斯大林的一名特务射杀,他一直为革命运动不懈地努力着。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他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再次被判处流放至西伯利亚后,他又一次逃了出来,并继续从事流放时的革命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采取了一贯的国际主义立场。他是《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作者,以此试着团结战争中的革命对手。1917年,他作为彼得格勒起义的组织者发挥了领导作用。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成为了第一任外交委员,负责与德国人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谈判。在血腥的内战期间,苏俄遭到了21支外国干涉军的入侵,而在革命生死存亡之际,托洛茨基组织起了红军,并亲自率其与反革命的白军作战,乘坐著名的装甲列车穿越了数千公里。托洛茨基担任战委职务直到1925年。“给我看看还有哪一个人,”他(列宁)拍着桌子说,“能在一年内组织起一支称得上是模范的军队,而且还能赢得军事专家的尊敬。”高尔基回忆录中转述的这些话,准确地表明了列宁此时对托洛茨基的态度。

托洛茨基对巩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仅限于红军。他还与列宁一起在第三国际的建设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为前四次代表大会撰写了《宣言》和许多最重要的政策声明;在经济重建时期,托洛茨基重组了苏联破碎的铁路系统。此外,一向多产的托洛茨基还抽出时间写成了极具洞察力的研究报告,不仅涉及政治问题,也涉及艺术和文学(《文学与革命》),甚至还涉及到过渡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日常生活问题》)。

1924年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领导了反对苏维埃国家官僚主义堕落的斗争——这场斗争由列宁在其临终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斗争过程中,托洛茨基率先开始提倡五年计划的概念,遭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抵制。此后,托洛茨基独自一人继续捍卫十月的革命、民主和国际传统。在《被背叛的革命》《保卫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等著作中,他独自对俄国革命的官僚主义堕落进行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在1930-40年间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不仅涉及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中国革命、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西班牙内战),而且也涉及各种艺术、哲学和文化问题。

这些足够称得上是几辈子的成就了!然而,如果客观地审视托洛茨基的一生,我们就不得不同意他本人对自己生平的评价。也就是说,尽管托洛茨基取得了种种非凡的成就,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是他的最后十年。对此,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他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即在斯大林主义反革命面前,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十月的纯净传统而斗争。这就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最伟大、最不可或缺的贡献。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这个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着。本文并不自诩是要为托洛茨基的一生及其工作做出详尽的描述;那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写完的,而是要几卷书才行。但是,如果本篇极为粗浅的概述能够鼓励新一代人去亲自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早期开端

1879年8月26日,就在托洛茨基诞生前几个月,一小撮革命者,即地下恐怖组织“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的成员,宣布了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刑判决。由此,一批青年便开始了反对整个国家机器的英勇斗争,并在1881年3月1日以刺杀沙皇为高潮。这些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痛恨暴政,准备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献身,但他们认为,要想“激起”群众动员,只需要“宣传已经完成的事实”。实际上,他们试图用炸弹和机枪来代替工人阶级的自觉运动。

俄国恐怖分子确实成功地刺杀了沙皇。尽管如此,其一切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恐怖行为不但没能加强群众运动,反而还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强化了国家的镇压机器,孤立了革命干部并挫伤了他们的士气,最终导致了“人民意志”组织的彻底毁灭。这些“民粹党人”的错误在于,他们对俄国革命的基本进程缺乏了解。在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恐怖分子寻向了另一个社会阶层,将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他们以为自己在农民中找到了这一阶层。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唯一能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在沙皇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社会里,农民将会作为工人阶级的辅助力量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能代替工人阶级。

首先,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大多数青年并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吸引。他们无暇顾及“理论”:他们要求行动。他们不懂得通过耐心解释来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于是便拿起武器,想通过个人斗争来摧毁沙皇主义。列宁的哥哥就是个恐怖主义者。托洛茨基在民粹主义团体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列宁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参与了其中。然而,民粹主义已经处于衰落的过程之中。到了19世纪90年代,原本弥漫着英雄主义气息的知识分子圈子,也已经变得充满了萧条、不满和悲观的气氛。与此同时,劳工运动以19世纪90年代令人印象深刻的罢工浪潮登上了历史舞台。几年之内,与“行动派”个人恐怖分子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优越性就已经被经验本身所证明,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也有了惊人的增长。

新的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小团体和讨论小组开始,越来越受到工人的欢迎。年轻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就是新一代革命活动家之一,他于1897年3月在尼古拉耶夫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发起了第一个非法工人组织,即南俄工人联盟。列夫·达维多维奇在年仅19岁时第一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半,随后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但他很快就逃了出来,使用假护照成功离开了俄国,在伦敦加入了列宁的队伍。历史上有着众多的讽刺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护照上的名字——托洛茨基,这个列夫·达维多维奇随意选取的一名狱卒的名字,日后将会在全世界闻名。

托洛茨基与《火星报》

年轻的社会民主运动仍然分散,几乎没有任何组织。列宁与普列汉诺夫流亡中的“劳动解放社”一起,承担起了组织和团结俄国国内众多地方社会民主党团体的任务。在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下,列宁创办了一份新的报纸,即《火星报》(Iskra),在组织和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趋势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报纸的制作和发行,以及与俄国保持大量的通讯,这些工作都是由列宁和他不屈不挠的同伴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yezhda Krupskaya)完成的。尽管障碍重重,他们还是设法把《火星报》秘密地运送进了俄国,并在那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在了《火星报》周围,而到了1903年,这已经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多数主流。

1902年,托洛茨基出现在了列宁在伦敦的家门口,加入了《火星报》的工作团队,与列宁密切合作。虽然这位刚从俄国来的年轻革命者并不知情,但编辑部内部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在一系列政治和组织问题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间冲突不断。事实是,“劳动解放社”的老活动家们由于长期流亡在外,他们的工作仅限于在俄国工运的边缘地带进行宣传,已经受到了此环境内的严重影响。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他们的革命思想无疑是真诚的,但他们却受到了流亡和知识分子小圈子中种种恶习的影响。有时,他们的工作方法不像是作为革命党而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而更像是作为一个讨论俱乐部,或者私人的朋友圈子。

在克鲁普斯卡娅的帮助下,列宁实际上完成了这项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对这些倾向进行了抗争,但收效甚微。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上,让工人阶级“在自己家里”确立好秩序。他对托洛茨基寄予厚望。托洛茨基凭借其高超的写作技巧,获得了绰号“佩罗”(Pero)——“笔杆子”。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列宁回忆录》的最早版本中,强调了列宁对这只“雏鹰”的高度评价。

列宁为了打破与老编辑们之间的僵局,正在迫切地寻找一位有能力的、来自俄国的同志,将其增选进编辑部。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托洛茨基一出现,便被列宁急切地抓住了,希望他能够带来改变。当时年仅22岁的托洛茨基已经以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身份扬名,因此其党名便是“佩罗”(笔杆子)。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列宁回忆录》的最早版本中,如实记述了列宁对托洛茨基的热情态度。由于这几句话在后续版本中被删减了,我们在这里对其进行完整引用:

“无论是对这只‘雏鹰’的热情推荐,还是这第一次谈话,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位新人格外注意。他们二人谈了很多,还时常一起散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他访问‘南方工人’[即Yuzhny Rabochii,在《火星报》及其反对者之间立场摇摆不定]的情况向他提出了疑问。他对托洛茨基阐述立场的明确方式非常满意。他喜欢托洛茨基能够立即抓住分歧的实质,并透过层层善意的声明,察觉到他们以大众报纸为幌子来维护自己小团体的自治性的愿望。

“与此同时,俄国更加坚持地要求把托洛茨基送回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他留在国外,协助《火星报》的工作。

“普列汉诺夫立即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托洛茨基:他将他视作是《火星报》编辑部年轻一批(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列宁的学生。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送到普列汉诺夫那里时,他回答说:‘我不喜欢你那个笔杆子的笔墨。’‘风格只是一个后天习得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复道,‘但这个人是能够学习的,也将是非常有用处的。’”

1903年3月,列宁正式要求把托洛茨基列为编辑部的第七名成员。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我向编辑部全体成员提议,增选‘佩罗’成为编辑部的正式成员。(我相信,做出增选决定所需要的不是多数,而是一致同意。)

“我们迫切地需要第七名成员,因为这既可以简化投票过程(因为六是一个偶数),也可以加强编辑部的力量。

“‘佩罗’这几个月来每期都在写文章。总的来说,他为《火星报》工作得活力十足,举办了讲座(并收获了巨大成功)等。对于我们的专题文章和项目部门来说,他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相当不可或缺的。他无疑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有信念、有活力、有前途。而且他也可以在翻译和通俗文学领域大有作为。

“我们必须吸收年轻力量:这将鼓励他们,促使他们把自己当作专业作家。而我们太缺少这样的人了,这是有目共睹的——1)很难找到翻译编辑;2)缺少评论内部情况的文章;3)缺少通俗文学。‘佩罗’想要尝试涉足的正是通俗文学领域。

“可能的反对理由有:1)他很年轻;2)他(或许)会过早回到俄国;3)他的笔(不加引号)带有小品文的痕迹,过于矫揉造作,等等。

“对于1),我推荐‘佩罗’并不是要他担任独立职务,而是为编辑部工作。他将在这里获得经验。他无疑具有一个党员、一个符合我们趋势的人的‘直觉’;至于知识和经验,这些是可以习得的。他的勤奋同样也是毋庸置疑的。将他增选进来是有必要的,以便最终吸引他、鼓励他……”

然而,普列汉诺夫猜想托洛茨基会支持列宁,从而让自己置身于少数派的地位,便因此愤怒地否决了这个建议。

“不久之后,”克鲁普斯卡娅补充说,“托洛茨基去了巴黎,他在那里开始取得进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列宁终生伴侣写下的这些话显得尤为令人瞩目,因为它写于1930年,正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流亡土耳其、在苏联境内被全面封禁的时候。使克鲁普斯卡娅至少在那时还能免于斯大林怒火的唯一原因,便是她是列宁的遗孀。后来,迫于难以忍受的压力,她不得不低下头来,被动地接受对历史记录的歪曲,尽管她自始至终都坚定地拒绝加入到美化斯大林的大合唱之中。在她的传记中,斯大林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而事实上,这就是真实情况的反映。不幸的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分裂,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早期合作戛然而止了。

俄国社民工党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关于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第二次代表大会,人们写了很多废话,却没有一篇解释了分裂的原因。每一个革命党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宣传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阶段。这个时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习惯和思维方式,而这些在一段时间内将会成为党转变为群众党派道路上的阻碍。如果事实证明,党无法在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改变这些方法,那么党就会成为一个僵化的边缘宗派。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报》队伍内两翼之间的斗争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包括直接参与在内的人。这是因为列宁与旧的“劳动解放社”的立场互不相容:列宁希望巩固革命群众政党,提升其纪律性和效率,而小组成员则认为原本的常规很好,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变。他们把列宁的立场归结为个性问题,认为是希望出风头,是“波拿巴主义倾向”、“极端集权主义”等等这一切问题。

一般来说,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天生做不到把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区分开的,这是历史的规律。因此,当列宁出于完全正当的理由,提议把阿克雪里罗德(Axelrod)、扎苏里奇(Zasulich)和波特列索夫(Potresov)从《火星报》编辑部中除名时,这些人就把这当作了对他们个人的侮辱,引起了掀起了一场争辩。遗憾的是,这些“老”活动家们成功打动了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因为年轻,且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没能了解情况,于是轻信了扎苏里奇和阿克雪里罗德等人对列宁的指责。以马尔托夫(Martov)为代表的所谓的“软”倾向作为少数派出现,在大会后拒绝遵守会议的决定,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和编辑部的工作。由于少数派的反对,列宁在大会后寻找折衷办法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曾支持列宁,但事实证明他并不能抵御来自老同志和朋友们的压力。最终,在1904年初,列宁发现他不得不组织起“多数派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以便从大会的残骸中挽回点什么。党内的分裂已然是既成事实了。

起初,托洛茨基是支持反对列宁的少数派的。这导致有人错误地称托洛茨基为“孟什维克”。但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政治倾向。直到一年后的1904年,两种倾向之间才开始出现政治分歧,而这些分歧与“集权主义”或“非集权主义”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分歧是关于革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的:是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还是坚持阶级独立。政治分歧一出现,托洛茨基就与孟什维克决裂了,且在1917年以前一直在形式上独立于这两个派别。

1905年的托洛茨基

日俄战争前夕,整个国家正处于革命前的发酵之中。一场罢工浪潮过后,学生示威游行也随之而来。这场发酵影响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以“Zemstvos”(即农村的地方委员会,被用作自由派的平台)为基础,发起了一场宴会运动。问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的运动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孟什维克赞成全面支持自由派。布尔什维克则从根本上反对以任何形式支持自由派,并且站出来强烈批评他们的报纸在工人阶级的眼中揭露他们。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相同,这使他与孟什维克决裂了。从那时起,直到1917年,托洛茨基都在组织上与这两种倾向保持独立,尽管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比起孟什维克来,他始终与布尔什维克更加接近。

革命形势迅速成熟。沙皇军队在军事上的失败,使得1905年1月9日在圣彼得堡示威游行中爆发出来、但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的不满情绪更加激烈。1905年的革命就这样开始了,而托洛茨基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与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当时作为列宁得力助手之一的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必须说,在1905-06年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托洛茨基表现得无疑是最有准备的,尽管他很年轻。和其他所有人相比,那种移民者的视野狭隘的痕迹在他身上是最浅的。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在广泛的国家范围内进行政治斗争的意义。他从革命中现身,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民望,而这是列宁和马尔托夫都没能有效获得的。普列汉诺夫则因其表现出了类似立宪民主党(即自由主义)的倾向,输掉了很大一部分民心。托洛茨基便成为了最前列中的一员。”(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第61页)

本文并不想详细分析1905年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最好的书籍之一便是托洛茨基的《1905》,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且因为是由那场革命中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所写的,它的价值格外突出。(另见艾伦·伍兹最近出版的《布尔什维主义——通往革命之路》)

托洛茨基依旧年仅26岁,却当上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该苏维埃是被列宁称为“革命力量的胚胎器官”中最重要的一处。苏维埃的大部分宣言和决议都是托洛茨基的作品,他还编辑了苏维埃的杂志《消息报》(Izvestia)。在重大场合,他既代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也代表整个苏维埃发言。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没有认识到苏维埃的重要性,在其中的表现度很弱。列宁在瑞典流亡期间,曾给布尔什维克杂志《新生活报》(Novaya Zhizn)写信,敦促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但这封信并没有被印刷出来,直到三十四年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情况在俄国革命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会重现;没有列宁的指导,俄国国内党的领袖在需要大胆创新的时候总是迷茫的、摇摆不定的。

1905年,托洛茨基接管了《俄罗斯报》(Russkaya Gazeta)杂志,并将其改编为了大众化的革命报纸《开端报》(Nachalo),以发表他关于革命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相近,直接与孟什维主义相悖。尽管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但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工作自然会是不谋而合的。因此,托洛茨基的《开端报》和列宁主编的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团结协作,互相支持,共同抵御反动的攻击,而没有对彼此发动论战。这份布尔什维克杂志是这样迎接第一期《开端报》的:

“《开端报》的第一期已经发行了。我们欢迎新同志加入斗争。第一期中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的关于十月罢工的精彩描述。”

卢那察尔斯基回忆道,当有人把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成功告诉列宁时,列宁的脸色阴暗了一刻。然后他说:“嗯,这是托洛茨基同志靠他不懈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赢来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列宁不止一次正面地评写过托洛茨基1905年的《开端报》。

作为著名的圣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托洛茨基在革命失败后与其他苏维埃成员一起被捕,又一次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被告席上,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最终演化成了对沙皇政权的控诉。他最终被判处“永久驱逐出境”,但实际上只在西伯利亚待了八天就逃跑了。在1906年,他再一次流亡,这回是去了奥地利,在那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还在维也纳创办了一份名为《真理报》的报纸。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以其简洁、有吸引力的风格,很快获得了当时其他社会民主党刊物无法企及的流行程度。

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可能是俄国工运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群众在斗争后筋疲力尽。知识分子士气低落。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泄气、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自杀的案例很多。另一方面,在这种普遍的反动情况下,神秘思想和宗教思想如同乌云一般弥漫在知识界上空,通过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修改的尝试,在工人运动中找到了回音。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列宁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投入到了与修正主义不屈不挠的抗争中去。但是,正是托洛茨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使得俄国革命能够从1905年的失败中复活,并且走向胜利。

不断革命论

1905年革命的经历,使得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即改良主义与革命、阶级合作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鲜明地表现了出来。问题的关键是革命运动对于资产阶级和所谓“自由派”政党的态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于1904年与孟什维克决裂。同列宁一样,托洛茨基对丹(Dan)、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阶级合作主义嗤之以鼻,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是唯一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

早在1905年以前,在讨论阶级联盟问题时,托洛茨基就已经形成了不断革命论的总体思路,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辉煌的贡献之一。该理论包括哪些内容呢?孟什维克认为俄国革命将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企图夺权,而必须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用这种机械性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进行了拙劣的模仿。孟什维克的“阶段”理论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迟到了遥远的未来。在这期间,工人阶级要做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也正是多年后会导致工人阶级在1927年的中国、1936-39年的西班牙、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和1973年的智利失败的改良主义理论。

早在1948年,马克思就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无法发挥革命作用;出于对工人革命运动的恐惧,它宁愿与封建主义做交易。正是在这时,马克思本人首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在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描述为“比以前的自由派对工人的威胁大得多”之后,列宁解释说,俄国资产阶级绝不是工人的盟友,而必然会站在反革命的一边。

“群众中的资产阶级,”他在1905年写道,“一旦其狭隘的、自私的利益得到了满足,一旦其开始反感一贯的‘民主’(而他们已经开始反感了!),就必然会转向反革命、转向专制,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列宁全集》第九卷,第98页)

在列宁看来,什么阶级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

“还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我们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其远远超出了民主革命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为了共和而战斗在最前线,不屑一顾地拒绝有些人要他们考虑资产阶级反扑的可能性这一愚蠢而不值当的建议。”(出处同上)

这些话是针对谁说的呢?托洛茨基和不断革命?让我们看看与列宁同时期的托洛茨基在写什么:“这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为全俄国的利益而斗争的任务已经落到了这个国家内唯一尚存的强大阶级身上,也就是工业无产阶级。出于这个原因,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极大的政治重要性,也正是因此,将俄国从扼杀它的专制主义的孵化器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已经成为了专制主义和工业无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农民可以给予相当大的支持,但不能起到领导的作用。”(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198页)

还有一段:“在俄国,武装革命首先意味着武装工人。自由派知道这一点,也恐惧这一点,所以完全避免使用民兵。他们甚至不经斗争就把自己的地位拱手让给了专制主义,正如资产阶级的梯也尔把巴黎和法国拱手让给了俾斯麦一样,只是为了避免武装工人。”(出处同上,第193页)

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反对孟什维克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作为工人政党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幌子。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反对阶级合作,他们解释说,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但是,在沙皇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工人怎么可能夺取政权呢?托洛茨基对这个论点作了如下回答:“工人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托洛茨基写道]比在一个先进国家更早地夺取政权是可能的……在我们看来,俄国革命将会创造条件,使权力能够落到工人手中……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有机会充分展示他们的执政才能之前。”(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195页)

这是否像斯大林主义者后来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托洛茨基否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托洛茨基自己解释说:“20世纪初的革命,其直接的客观任务也是资产阶级的,而其中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至少是可能的。无产阶级自身将会确保其统治不会像某些现实主义的庸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仅仅成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无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障碍下被击碎,这是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在现有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它能够找到突破这些障碍的可能吗?在这里,我们面临着战术问题:当革命的发展使得这一阶段越来越近时,我们是应该有意识地按比例建立起工人阶级政府,还是必须在这时把政治权力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准备要推到工人身上的不幸,是我们最好要避免的?”(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199-200页,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1905年,只有托洛茨基准备好了捍卫这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俄国会先于西欧取得胜利。列宁的立场仍不明确。总的来说,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非常接近,列宁本人后来也承认这一点。但在1905年,只有托洛茨基准备好了以如此明确、如此大胆的方式,提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12年后,历史将证明他是正确的。

党的重新统一

在革命上升期,运动的两翼再次联合了起来。但这联合的形式多于实际。然而,随着运动的新一轮停滞,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中反映了出来:“工人不应该拿起武器。”两种倾向之间的分歧再一次尖锐地出现了。而托洛茨基则又一次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布尔什维克非常相似。

这一时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真正分歧并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倾向。用一句不客气的话说,托洛茨基是个“团结贩子”。然而,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这样想。托洛茨基在他的《开端报》杂志上一贯主张重新统一,并试图与派系斗争保持距离,但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之前因他在苏维埃中的角色而被捕入狱。革命的进展极大地推动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力量的重新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工人在同样的口号下并肩作战;对立的党委自发地合并了。革命把两个派别的工人们推到了一起。

在1905年的整个下半年,自下而上地有一个连续而自发的统一过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党组织没有等待上级的领导,就直接合并了。这一事实一方面表达了工人们渴望团结的天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孟什维克领袖们已经因为来自他们自己阶层的压力而被推向了左翼。最终,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包括列宁的建议下,出现了促成重新统一的实际行动。到了1905年12月,两个领导层已经有效地重新统一了起来。这时便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央委员会。

1906年5月,统一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但此时革命浪潮已经在退潮,孟什维克的战斗精神和“左”的演说也随之退去了。在始终如一的革命者和那些已经放弃群众、迁就反动的人之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十二月莫斯科起义的失败标志着1905年革命尾声的开始。十二月的事件也标志着所谓“自由派”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资产阶级变成了联合起来反对十二月“疯狂”的男人(和女人)们。事实上,在沙皇不情愿地承认了新宪法之后,自由派在十月就已经转向了反动。但现在他们露出了真面目。当然,在历史上,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现象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在1848年的革命中也发生了与此完全相同的事情。

实际上,孟什维克代表的是向自由派资产阶级投降,而自由派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公开向君主立宪主义妥协,向专制主义投降了。列宁与孟什维克分歧的本质正是在此:“我们党内的右派不相信现阶段,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它畏惧这样的胜利;它并没有突出而确定地把这种胜利的口号摆在人民面前。它始终被本质上错误的思想所误导,而那种思想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独立地‘制造’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清楚无产阶级作为先锋队,在争取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中的作用。”(《列宁全集》第十卷,第377-8页)

和托洛茨基一样,列宁赞成组织上的统一,但一刻也没有放弃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在战术和观点的基本问题上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立场。在实践中,虽然党在形式上是统一的,但它从一开始就分成了两种对立的趋势——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是改良主义还是革命,是阶级合作还是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这些就是将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区分开来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分歧在对待杜马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上立即表现了出来。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一致的——正如列宁本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上所指出的那样。在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辩论过程中,列宁评论说:

“关于当前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托洛茨基在书面上表达了[他对此观点的赞同]。托洛茨基承认左翼集团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些事实足够使我承认,托洛茨基已经更加接近我们的观点……[因此]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我们在基本观点上实现了团结。”(《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70页,劳伦斯与威沙特1962年版)

托洛茨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与列宁为了同样的事情而奋斗着。他以维也纳为基地的报纸《真理报》(Pravda)享有很高的声誉。一些布尔什维克领袖赞成利用《真理报》来实现布尔什维克和亲党派孟什维克之间的融合。在这次巴黎会议上,加米涅夫(Kamenev)和季诺维耶夫(Zinoviev),即当时列宁最亲近的合作者,提议关停《无产者报》(Proletary),并提出应接受《真理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这一立场也得到了托姆斯基(Tomsky)等人的支持。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列宁的反对下通过的,相反,列宁提议设立一份布尔什维克的大众报纸和理论月刊。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无产者报》依旧出刊,但每月不超过一期。同时,同意与托洛茨基进行谈判,以期使维也纳《真理报》成为党中央的正式机关报。这件事表明了布尔什维克队伍中调和主义倾向的强度,也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此时布尔什维克对托洛茨基的态度。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的根本错误在于他的“调和主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可能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利用他的报纸,即风靡一时的维也纳《真理报》,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一度显得就要成功了。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都与他意见一致。在中央委员会上,布尔什维克的尼·阿·罗日科夫(N.A. Rozhkov)和维·帕·诺金(V.P. Nogin)担任调停人,此外还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成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

列宁此时对“托洛茨基主义”(即调和主义)的激烈谴责是针对那些倾向于这种立场的布尔什维克的。可见1909年8月11日(24日)他写给季诺维耶夫的信。在这些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文字中,列宁谈到托洛茨基时的言辞十分严厉。

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列宁在这一时期直到二月革命期间批评托洛茨基时之所以语气尖锐,主要正是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长期存在着这种倾向。实际上,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正是调和主义。这便是列宁此时对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无道理的指控。列宁在这些批评中之所以言辞尖锐,是因为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下,他实际上是在攻击自己派别领导层中的调和主义倾向。

托洛茨基曾因为拒绝加入布尔什维克趋势而激怒了列宁,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分歧。他坚持认为,新的革命浪潮迟早会推动两种倾向中的优秀分子联合起来。由于坚持这种“调和主义”的立场,托洛茨基犯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错误,正如他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如此清晰。列宁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与孟什维克内部的某些层级达成和解。1908年,他与普列汉诺夫达成了协议,而据卢那察尔斯基说,他还“梦想着与马尔托夫结盟”。但经验将会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两种倾向——革命派和改良派——正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早晚有一天,彻底的决裂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在托洛茨基的倡议下,走向统一的行动产生了一场特别的全体会议,以赶走右翼清算派和极左的召回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孟什维克之间建立统一。列宁对此表示反对。他反对那些事实上把自己置身党外的分子参加全会。最终,列宁的怀疑被证明是有根据的。孟什维克的右倾已经走得太远了。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拒绝与右派决裂,而由于不可调和的分歧,统一的尝试很快就破产了。托洛茨基后来诚实地承认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列宁得出了必要的结论,并在1912年——布尔什维克党成立的真正日期——果断地与孟什维克决裂了。

1911年,一个新的斗争时期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刚觉醒的工人阶级迅速向左翼靠拢。在这种情况下,与孟什维克的联系对党的发展是一种阻碍。列宁决定与孟什维克决裂,组织起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是完全合理的。很快,布尔什维克就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多数:在1912-14年期间,在圣彼得堡有组织的工人中,有五分之四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一份布尔什维克日报的发行,其以《真理报》为名,进一步恶化了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但他所有的抗议都是徒劳的。对于大多数活跃工人来说,孟什维克已经因其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而声名扫地了。

托洛茨基再一次站了出来反对分裂,试图努力实现统一,但并没有成功。正是这个错误使他与列宁分道扬镳。但这是一个无心之过,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心系运动的利益而犯下的错误。多年后,托洛茨基坦率地面对了他的错误。1924年,托洛茨基给党史局写信道:

“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在我与布尔什维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中,错误在我。为了用几句话大致勾勒出我以前同布尔什维主义那些分歧的性质和程度,我会说:当我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候,当我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达到顶峰的时候,我与列宁观点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有像斯大林—布哈林现在的立场与马列主义基础之间的距离那样远。”

因此,托洛茨基直截了当地、坦诚地揭露并揭示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指出,在调和主义的问题上,列宁一直是正确的。然而,更大的事态发展很快就会使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旧有分歧不再重要了。俄国的分裂只是两年后国际上更严重的分裂的前兆。而在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又一次站到了同一边。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社会主义国际各党派领导人决定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一次背叛。它的到来如同晴天霹雳,深刻地震撼了社会主义国际的队伍,使其迷失了方向。第二国际领导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立场,标志着第二国际事实上的崩溃。从1914年8月起,战争问题成了各国社会主义者注意力的焦点。

在这个时候,极少有人能够成功地保持自己的方向。俄国的列宁、德国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爱尔兰的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和苏格兰的约翰·麦克兰(John Maclane),这些人都是例外。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明确的反对战争的革命立场,正如他在《战争与国际》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在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所有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都聚集在了一起,托洛茨基被安排负责起草《宣言》。尽管与会代表们之间存在分歧,但《宣言》还是得到了全票通过。

在巴黎,托洛茨基出版了一份捍卫革命国际主义原则的俄文杂志《我们的话》(Nashe Slovo)。他们只有少数几个合作者,更没有钱,但他们却以巨大的牺牲,成功地实现了这份杂志的每日出版,这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是俄国运动中的其他任何倾向,包括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都无法比拟的。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在审查员的监视下,《我们的话》如履薄冰地存在着,直到法国当局在俄国政府地压力下关停了这份杂志。当俄国舰队在土伦发生兵变时,部分水兵被发现持有托洛茨基的文章,法国当局便以此为借口将托洛茨基于1916年底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短暂地待了一段时间,被关在西班牙的监狱里,之后又被驱逐到了纽约,在那里他与布哈林(Bukharin)和其他俄国革命者合作,出版了报纸《新世界》(Novy Mir)。当第一篇关于彼得格勒起义的混乱报道传来时,他还在为这份报纸工作着。第二次俄国革命开始了。

1917年的列宁和托洛茨基

革命政治是一门科学。研究过去的革命,是我们为未来做准备的一种方法。理论不是可有可无的额外内容,而是行动的必要指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托洛茨基辩护称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比在西欧更早实现时,没有人把他当回事。直到1917年10月,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才体现出了其优越性。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正在瑞士,而托洛茨基在纽约。尽管他们距离革命和彼此很远,但他们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托洛茨基在《新世界》里的文章和列宁的《远方来信》在有关革命的基础问题上其实是完全相同的:在对待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在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以及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

尽管斯大林主义者企图通过描述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隔阂,以此来篡改真实情况,但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在革命本身的决定性时刻,“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完全是一回事。对于列宁来说,和对于托洛茨基一样,1917年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它使过去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一切论战都不再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1917年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它们。在对俄国共产党的最后叮嘱(即著名的《列宁遗嘱》,被斯大林主义者隐藏了几十年之久)中,列宁警告说,托洛茨基非布尔什维克的过去不应该成为对他不利的因素。这是列宁对1917年以前托洛茨基及其与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关系的遗言。

除列宁外,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没有弄清形势,而是被事态搞晕了。在革命形势下,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总是会受到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舆论”,乃至工人群众的偏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是一个历史定律。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抗这些压力。没有人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指出这是推动革命的唯一途径。他们所有人都放弃了阶级观念,采取了庸俗的民主立场。斯大林赞成“批判地”支持临时政府,以及与孟什维克融合。加米涅夫、里科夫(Rykov)、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也持有同样的立场。

只有当列宁赶到俄国,围绕着他在《真理报》上署名发表的《四月提纲》进行了一场内部斗争之后,布尔什维克党才改变了其立场。没有人准备好了能认同这个立场。事情的真相是,他们还没有理解列宁的方法,而是痴迷于1905年的口号。托洛茨基的“罪行”在于,他早在事情展开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1917年,不断革命论被事实本身证明是正确的。

从这一刻起,没有什么还能把托洛茨基和列宁在政治上分开了。过去的一切分歧都不复存在了。1917年5月,当托洛茨基回到彼得格勒时,列宁和季诺维耶夫参加了由区联派(Mezhrayontsy,区际委员会)组织的欢迎仪式。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宣布,他不再支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统一。只有那些与社会爱国主义决裂的人,才应该在此时团结在新国际的旗帜下。事实上,从托洛茨基到达的那一刻起,他就在言行上与布尔什维克保持着一致。布尔什维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v)在评论这一点时,回顾说: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当时还不是我们党的正式成员,但事实上,从他从美国来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断地在党内工作着。无论怎样,在他在苏维埃发表了第一次讲话后,我们都立刻把他视作了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第71页)

关于过去的争论,这位作家说道:“战前时期的旧分歧的回声已经了然无存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路线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歧。这种融合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可以看到,而在托洛茨基返回俄国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彻底绝对地完成了。从他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开始,所有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觉得他就是我们自己人。”(出处同上,第150页)

如果说托洛茨基没有立即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并不是出于任何政治上的分歧(他曾在与列宁及其同事的讨论中宣布愿意立即加入),而是因为托洛茨基希望拉拢区联派(“区际小组”)的组织,该组织由大约4000名彼得格勒工人和许多著名的左派人物组成,例如乌里茨基(Uritsky)、约夫(Joffe)、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Ryazanov)、沃洛达尔斯基(Volodarsky)等等,他们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在对杜威委员会的证词中所解释的那样:

“我在和布尔什维克党一起工作。在彼得格勒有一个团体,它在纲领上和布尔什维克党一样,但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我征求了列宁的意见,是让我立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好,还是让我加入这个有着三四千名革命成员的优秀工人组织好。”(《列夫·托洛茨基案》,第21页)

6月初,在仍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主导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爱·哈·卡尔(E.H. Carr)在谈到托洛茨基和区联派时指出:“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是‘联合社会民主党人’的十位代表之一,他们在整三周的代表大会期间,坚定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卷,第89页)

为了加快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步伐,面对着部分领导层的反对,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写下了如下声明:“在我看来,目前[即七月]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原则上和战术上都不存在分歧。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组织分别独立存在。”(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1917年5月,甚至在托洛茨基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列宁就提议让他担任《真理报》的主编,并顺便回顾了《俄罗斯报》(托洛茨基于1905年接手的报纸,后被改造为《开端报》)的一流质量。这一事实公布于1923年的《红色纪事》(Krasnaya Letopis)第三卷第14期上。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真理报》编委会采纳,但它准确表明了列宁此时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他非常急切地希望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加入布尔什维克,以至于他愿意为他们提供党内的领导职位,并且不对他们提出任何条件。

当“区联派”于布尔什维克党融合后,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身份被追溯到了最初加入“区联派”的时候,这也就是公开承认两个团体之间并没有过什么重大区别。俄国革命后出版的对列宁著作的一项注释写道:“在战争问题上,区联派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而在战术上也接近布尔什维克。”(《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448页)

七月流血事件后,主动权一度落到了反动势力手里。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当党被迫转移到地下时,党列宁和季诺维耶夫被迫离开俄国前往芬兰时,当加米涅夫被捕入狱时,当布尔什维克被无耻地污蔑为“德国特务”时,托洛茨基公开为他们辩护,并声明自己的立场与他们一致。在这个困难而危险的时刻,托洛茨基给临时政府写了一封信,而因其对1917年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说明,这封信值得全文引用。这封信写于1917年7月23日:

“部长公民们:

“我得到通知,因涉嫌7月16-17日(旧历)事件,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几位同志的命令,但却没有逮捕我的命令。因此,我认为必须提请你们注意以下事实:

(1)我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持有同样的原则立场,我在《前进》(Vpered)杂志上、在我的所有公开演讲中都阐述了这个立场。

(2)我对7月16-17日事件的态度,与上述同志的态度是一致的。
              a)关于机枪团和其他团队提议的发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和我都是在7月16日局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初次得知的。而且我们为了阻止士兵出动,也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与布尔什维克有所联络,而我也与我本人所隶属的“内联”组织[即区联派]的同志进行了联系。
              b)在示威游行还是举行了的情况下,我与这几位布尔什维克一样,频频在塔夫利达宫前讲话,表达自己完全支持示威者的基本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同时也坚持呼吁示威者以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式返回各自的部队和军营。
              c)7月16-17日深夜,在于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和行政区组织的会议上,我支持加米涅夫同志的建议,即应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在7月17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然而,在前往各区的鼓动者通知团队和工厂已经决定发动,在消除政府危机前没有任何阻止群众的可能性后,会议的全体参加者才一致决定全力以赴地把示威活动引到和平示威的轨道上,请求群众不要手持武器上街。
              d)在我在塔夫利达宫度过的7月17日一整天中,我和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对示威者讲话,敦促他们走上这条道路。

(3)我之所以没有参加《真理报》工作,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不是因为政治分歧,而是因为我们党过去的一些条件限制,而这在今天已经不再重要了。

(4)有报纸试图说我与布尔什维克‘无关’,这和说我请求当局保护我免遭‘群众的私刑’,以及那家报社的数百个其他虚伪传言一样,都纯属虚构。

“上述一切清楚地表明,你们所签发的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命令,没有任何理由能把我排除在外。在你们心中毫无疑问,我与上述同志一样,是你们绝不肯妥协的政敌。你们不逮捕我,只会凸显你们在攻击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背后掩饰着的反革命的专横。”(《不断革命的年代》,第98-9页,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在这整个时期,托洛茨基曾在几十个场合表示赞成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于是,他又一次被关进了监狱。

托洛茨基与十月革命

本文远远不够我们完整公道地记述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期间的作用。今天,他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我们可以说的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主观因素(即领导层)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的,但不是宿命论的。就旧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恐怖分子都是“唯意志论者”和空想主义者。他们想象着整个历史都取决于个人、“伟人”和英雄的意志,独立于客观形势和历史规律。普列汉诺夫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话虽如此,有时在社会历史上,当革命所需的一切客观因素都已经发展起来了的时候,主观因素,即领导层,便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在这些时刻,整个历史进程都取决于一小部分人,甚至是某一个人的活动。恩格斯解释说,有的历史时期二十年如一日,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无论多少活动都无法改变其情况。但他也指出,还有一些时期,使得二十年的历史可以浓缩成几周甚至是几天。如果没有一个拥有革命领导的革命党能够利用形势,那么这个时机可能就会被错过,而下一个时机可能就需要十年或二十年后才会出现。

在1917年2月至10月这短短的九个月里,阶级、党和领导问题的重要性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布尔什维克党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政党。然而,尽管它有着充足的经验和积累起来的领导力量,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彼得格勒的领导人却动摇了,陷入了危机之中。说到底,革命的命运还是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如果没有他们,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

乍一看这句话,似乎与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解相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随后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党,列宁和托洛茨基就会完全无能为力。建立并完善党这个工具,在工人阶级中获得权威,在群众中、工厂里、军营里和工人阶级地区都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事花了二十年的工夫。一个孤立的人,无论他多么伟大,都不可能取代这个工具的地位,而这个工具也永远不是能被即兴创造而成的。

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党来改变社会。如果没有革命政党能够有意识地领导阶级的革命能量,那么这种能量就会被浪费掉,就像如果没有能够利用其能量的机器的话,蒸汽也会被浪费掉一样。另一方面,每个党派都有其保守的一面。事实上,革命者有时可能是最保守的人。这种保守主义作为多年来例行公事的结果,是绝对必要的,但也会导致某些习惯和传统,而如果领导层不对其加以克服的话,就会在革命形势下造成刹车一般的影响。在决定性的时刻,当形势要求党的方向发生急剧变化,从例行公事转向夺取权力时,旧的习惯就会与新形势的需求相冲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层的作用便至关重要了。

一个政党,作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斗争的机关,可以与军队相提并论。因此,党也有它的将军、中尉、下士和士兵。在革命中,就像在战争中一样,时机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无疑也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但代价会是什么呢?革命不可能登上几年的时间来让党改正错误,而动摇和拖延的代价就是失败。这一点在1923年的德国得到了清晰的说明。

要理解托洛茨基在1917年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只要读一读当时的任何一份报纸,或者读一读当代的任何回忆录或历史,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就足够了。比如下面这段话,写于布尔什维克上台后仅仅十二个月:

“所有与组织起义相关的实际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可以肯定地说,党需要首要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因为他让守军迅速地走到了苏维埃这一边,并有效地组织起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上面这段话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写的。后来,这位斯大林又会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十月的起义中,都没有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而且作为一个在十月还对我们党比较陌生的人,他也不可能发挥什么特殊作用。”(《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53年版)

再到后来,不仅托洛茨基,列宁的所有总参谋都被指控为了希特勒的特工,一心想要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在十月革命后七十四年的那次事件中,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对苏联和革命的所有成果进行了清算。

事实上,即使是斯大林早期的评价,也不够说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大。因为在九月至十月的关键时期,列宁大部分时间还在躲藏之中,所以为起义做好政治和组织准备的重担就主要落到了托洛茨基的肩上。大多数列宁以前的追随者——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斯大林——不是反对夺取政权,就是至少立场模糊摇摆不定。就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而言,他们对十月起义的反对甚至到了在非党报刊上公布起义计划的地步。哪怕是最粗略地读一读列宁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的通信,我们就足够看出他要想克服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阻力,需要做出怎样的斗争。他一度甚至威胁说要辞职,并越过中央委员会向党内的各层级发出呼吁。在这场斗争中,托洛茨基和区联派坚决支持列宁的革命路线。

关于俄国革命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约翰·里德(John Reed)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在其导言中,称这本书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展示”,建议将其重印“几百万册,并翻译成所有语言”。然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约翰·里德的书从苏维埃和外国共产党的出版物中消失了。其原因并不难看出。瞧一眼目录页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共提到列宁63次,托洛茨基53次,加米涅夫8次,季诺维耶夫7次,而布哈林和斯大林则只有2次。这或多或少地准确反映了事情的真实情况。

党内斗争一直持续到了十月及以后。调解者的主要论点是布尔什维克绝不能单独夺取政权,而是必须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但这个政策就相当于把权力还给资产阶级,就像1918年11月以后在德国发生的那样。约翰·里德描述了这种激烈的争论,其中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复地发生冲突:

“代表大会将在一点钟开始,会议厅里早已坐满了人,但直到七点还没有看到主席团的影子……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开会。整整一个下午,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在为了反对妥协而斗争。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赞成让步,直到要建立起一个全社会主义的联合政府。‘我们坚持不住的!’他们喊道,‘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没有人手。我们会被孤立,而整个事情就会垮掉。’加米涅夫、里亚扎诺夫等人也这样说。

“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像岩石一样坚定。‘让那些妥协者接受我们的方案,然后他们就可以进来了!我们一寸也不会让步的。如果有的同志没有勇气和意志敢于做我们敢做的事,就让他们和其余的懦夫、妥协者们一起离开吧!在工人和士兵的支持下,我们将继续前进。’”(《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68-9页)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就是这么团结,而他们在人民心目中也是完全等同的,以至于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被称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在1917年11月14日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谈到了党的领导层中调和主义倾向的危险性,这种倾向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构成了威胁。在11月14日,即胜利起义后11天,中央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诺金)为抗议党的政策而辞职,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建立起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否则,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政治恐怖的手段,维持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声明的最后,他们以“全体苏维埃政党的政府万岁!”的口号为基础,呼吁工人们“立即和解”。

队伍中的这场危机似乎有可能摧毁十月取得的全部成果。为了应对危险的局面,列宁主张驱逐主要的不法分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发表了结尾如下的演讲:“不要妥协!要一个同质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列宁演讲的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联合,我没法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早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了这一点,而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列宁去世后,执政集团,即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始了系统性的篡改运动,旨在贬低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作用,并抬高他们自己的地位。为此,他们不得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传说,在托洛茨基和列宁及“列宁主义者”(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立场之间打上隔离的楔子。平庸的历史学家们从积累起来的旧论战的垃圾堆里钻来钻去,而那些垃圾早已被参加论战的人们遗忘了:遗忘,是因为当时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被十月的经验解决了,因此除了抽象的历史意义之外,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但是,篡改者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便是十月革命本身。这个障碍是通过逐步从历史书上删去托洛茨基的名字,通过重写历史,最终通过彻底压制一切,甚至是最无害的对托洛茨基作用的提及,来最终得以被移除的。

托洛茨基与红军

革命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军事战术都不甚了解。在革命形势极度危险的时候托洛茨基被要求控制军事事务。旧的沙皇军队已经崩溃了,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已经遭到了21支帝国主义干涉军的入侵。这个苏维埃国家一度沦为了旧莫斯科大公国(即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周边地区)的领土。然而局势得到了扭转,这个工人国家得以生存了下来。这一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在创建红军方面不屈不挠的工作。

1918年9月,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当苏维埃的力量达到最低谷时,政府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宣布社会主义祖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托洛茨基被派往决定性的东部战线,而那里的军事形势正是灾难性的。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已经先后落入了白军手中。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最远只能开到喀山郊区的辛比尔斯克。敌军在人数和组织上都占有优势。一些白军连队完全由军官组成,事实也证明他们远胜于训练不足、纪律涣散的红军。恐慌在部队中蔓延,他们正在胜利的反革命面前混乱地撤退。“就连土地也好像被恐慌所感染了,”托洛茨基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回忆道。“新生的红军支队以旺盛的情绪到达,但立即就被撤退的惯性所吞没了。当地农民中开始流传着苏维埃注定要失败的言论。牧师和商人们抬起了头。村庄里的革命分子都躲了起来。一切都在崩溃,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形势看起来毫无希望。”

这就是托洛茨基及其反叛者们到达时的情况。然而一周后,托洛茨基就从喀山凯旋,取得了革命中第一次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描述前线的情况,以呼吁志愿者参加红军:

“此时画面仍能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喀山前最悲壮、最惨烈的一个夜晚,稚嫩的新鲜力量在恐慌中撤退。那是在八月,在前半个月里,我们遭受到了挫折。一支共产党人的队伍到来了:他们有五十多人,我想应该是五十六个人。其中有些人在那天之前从未拿过步枪。有四十多岁的男人,但大部分都是十八、十九、二十岁的孩子。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个面容光滑的十八岁的彼得格勒共产党员,在晚上出现在总部,手中拿着步枪,告诉我们一个团如何抛弃了自己的营地,而他们如何已经占据了其位置,然后他说:‘我们是公社社员。’在这五十人的分队中,回来的有十二个人,但是,同志们,他们创建了一支军队,就是这些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们,他们以五六十人的分队前往废弃的阵地,而回来的只有十二个人。他们和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英雄一样,无名地牺牲了。我们的问题和职责,就是努力在工人阶级的记忆中重新树立起他们的名字。许多人在那里牺牲了,他们的名字已经不为人所知,但他们为我们造就了红军,那支保卫苏维埃俄国、保卫工人阶级的战果的军队,那个堡垒,那个我们苏维埃俄国现在所代表的国际革命的堡垒。从那时起,同志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在东部战线的处境获得了极大的改善,而那里的危险是最大的,因为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白军从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前进,一边向下诺夫哥罗德进发,一边又向沃洛格达、雅罗斯拉夫尔和阿尔汉格尔行进,与英法远征军会合,以此来威胁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力量被引向了东部战线,而这些力量取得了良好的战果。”(《列夫·托洛茨基论说集》,第126页)

在喀山、辛比尔斯克、赫瓦伦斯克和伏尔加地区的其他城市解放后,托洛茨基被赋予了在这片辽阔国土上协调和指挥多条战线战事的任务。他精力充沛地重新组织了革命的武装力量,甚至撰写了红军誓词,每个士兵在其中都宣誓效忠于世界革命。但他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取得了大量旧沙皇军队士官的合作。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找到必要的军事干部来为不同战线上不止十五支军队来提供人手。当然,其中有些人被证明是叛徒。还有些人则是不情愿地或出于常规地服役。但是,出乎意料地,相当多的人被说服到了革命一边,并忠诚地为革命服务。有些人,比如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一个军事天才——成为了坚定的共产党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斯大林谋杀了。

就连列宁都对托洛茨基在这些旧军官上的成功程度感到意外。当列宁在内战期间询问托洛茨基,是不是最好把受政委控制的旧沙皇军官换成其他共产主义者时,托洛茨基回答道:

“可你知道我们现在军队里有多少那样的人吗?”

“不知道。”

“大概的数字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少于三万。”

“什么?”

“不少于三万人。每有一个叛徒,就有一百个可靠的人;每有一个逃兵,就有两三个为国捐躯的人。我们怎么把他们全部换掉?”

几天后,列宁就建设社会主义联邦的问题发表讲话。他是这样说的:“当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告诉我,在我们的军事部门里,军官的人数有数万人时,我就具体地理解了什么是合理利用敌人的秘诀……理解了怎样利用被汇集起来与我们对立的资本,建设共产主义。”(《我的生平》,第464-5页)

托洛茨基的成就甚至得到了革命的敌人的认可,包括德国军官和外交官。马克思·鲍尔(Max Bauer)称赞托洛茨基是“一个天生的军事组织者和领导者”,并补充道:“他如何在严酷的战斗中白手起家地建立起一支新军,然后组织并训练他的军队,这绝对是拿破仑式的。”霍夫曼将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是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人们也会惊讶于新招募的红军竟然能在白军将领的军队依然强大的时候,将它们的兵力粉碎并完全消灭。”(引自爱·哈·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三卷,第326页)

尽管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imitri Volkogonov)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敌意,但他还是不得不对托洛茨基在内战中的作用表示敬意:“他无处不在,”沃尔科戈诺夫写道,“他的列车从一条战线开到另一条战线;他努力为部队争取物资,而且他亲自参与调动前线军委的行为也带来了积极的成果。此外,军队首长们还将他看作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人’,看作是主要的政治和国家官员,一个具有极大个人威严的人。因此,他在战略领域起到的作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托洛茨基——永恒的革命者》,第140页)

关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中的作用,让我们把最后的发言权交给卢那察尔斯基,即日后成为苏维埃第一任教育和文化委员的老布尔什维克:“如果认为俄国革命第二伟大的领袖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他的同僚[即列宁],”他写道,“这是错误的:例如,在某些方面,托洛茨基无可争议地超过了他——他更聪明、更清晰、更积极。列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适合担任人民委员会上的主席,用他的天才领导世界革命,但他永远也无法应付托洛茨基肩负的重大使命,那种从一处到另一处的闪电般的行动,那些惊天动地的演说,那些临场命令的号角,也无法像他那样一瞬不停地对孱弱的军队加以刺激,这一刻在这里,而下一刻又到了那里。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托洛茨基。”

“每当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发生时,一个伟大的民族总会找到合适的人来扮演其中每一个角色,而我们革命之所以伟大的标志之一,就是共产党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了,或者从其他党派那里借来了足够的杰出人物,并把他们纳入了自己的组织当中,而每个人都无可替代地能够胜任各自所需担任的政治角色。

“而强中之强的,完全与自己的角色融为一体的两个人,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第68-9页)

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是第一次——如果排除掉巴黎公社的短暂经历的话——被压迫的群众开始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自己承担起重建社会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与历史上所有其他革命都完全不同,因为主观因素第一次成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对此的解释,可以从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找到。在资本主义下,市场的力量以不受控制的方式运作,没有任何计划或国家干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的这一部分加以控制和计划。于是,在革命之后,主观因素,即阶级的良知,同样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主义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但是,群众的意识不是脱离物质生活条件、脱离文化水平、脱离工作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当孟什维克抗议十月革命,认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时,他们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客观条件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存在。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国际主义不是一个感性的问题。列宁上百次重复说,俄国革命要么蔓延到其他国家,要么就会被粉碎掉。事实上,俄国革命后,许多国家(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都出现了革命浪潮和革命前的形势,但由于没有革命群众党的存在,他们被打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被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背叛了。由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背叛,俄国革命被孤立在了一个落后的国家,那里群众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仅仅在一年内,就有600万人死于饥饿。当内战结束时,工人阶级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所反应。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符合群众的期望。重要的一批相对觉醒、相对激进的工人在内战中牺牲了。其他人则忙于管理工业和国家的事务,逐渐脱离了阶级的其余成员。在群众日渐疲惫、灰心、迷茫的氛围中,国家机器渐渐地开始将自己抬升到了工人阶级之上。工人阶级的每一步倒退,都进一步鼓励了官僚和野心家们。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个满足于自身地位、不赞成世界革命的“乌托邦”思想的官僚阶层。这些分子热衷于1923年首次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解释说,思想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一种思想被提出并且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那么这种思想必然会反映阶级或社会阶层的利益。现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试图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关于理论问题的“辩论”,其中由于不明原因,斯大林赢了,而托洛茨基输了。然而,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思想之间的斗争,而是阶级利益和物质力量之间的斗争。斯大林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他在思想上的优势(事实上,在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斯大林在理论问题上是最平庸的),而是因为他所捍卫的思想体现了正在形成的新官僚主义阶层的利益和特权,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所捍卫的则是十月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面对着官僚、小资产阶级、富农……所发起的进攻,工人阶级正在被迫退缩。

斯大林的思想和行动也不是事先制定和计划好的。在早期阶段,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事实上,如果他在1923年就知道了自己所领导的进程会把他带向何方,他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走上这样的进程。列宁意识到了危险,并试图对官僚主义的危险发出警告。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向党提出了对国家机器官僚化的尖锐控诉:

“如果我们想想莫斯科,”他说,“以及那里的4700名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再想想那个庞大无比的官僚主义机器,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是谁在指挥谁?我非常怀疑能否如实地说,是共产党员在指挥那一坨东西。说实话,他们不是在指挥,而是在被指挥着。”(《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88页,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为了开展从国家和党的机构中清除官僚和野心家的工作,列宁发起成立了工农检察院(RABKRIN),由斯大林负责。列宁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者来确保这项工作得以彻底实行;斯大林作为党的组织者,其履历看起来似乎使他有资格出任此职。在短短几年内,斯大林在党内担任过许多组织性的职务:工农检察院的负责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织局以及秘书处的成员。但他狭隘的组织观念和个人野心使得斯大林在很短的时间内,占据此职位时不是作为官僚主义的敌人,而是成了党内领导层官僚主义的首席代言人。

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就批评了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因为它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工具,反而变成了官僚主义的温床。起初,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为工农检察院辩护。他的病情使他无法意识到国家和党内在他背后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的地位使他能够挑选人员出任国家和党内的领导职位,并利用这个职权悄悄地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盟友和唯命是从的跟班,这群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感激他的提拔。在他的手中,工农检察院成了他树立自己的地位、消灭政治对手的工具。

直到列宁发现斯大林处理与格鲁吉亚关系的真相时,他才意识到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在列宁和政治局不知情的情况下,斯大林和他的爪牙——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和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一起在格鲁吉亚发动了一场政变。格鲁吉亚布尔什维主义最优秀的干部被肃清,党的领导人拒绝与列宁接触,而列宁却被斯大林灌输了一连串的谎言。当他终于知道真相时,列宁大发雷霆。1922年底,他在病床上向速记员口述了一系列便条,关于“臭名昭著的自治化问题,似乎也就是被官方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

列宁的便条是对斯大林及其集团的官僚主义和沙文主义傲慢的严厉控诉。但列宁并没有把这一事件当作偶然现象,而是当作苏联官僚机构腐朽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列宁关于国家机器的话值得我们完整引用。

“有人说,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机器。这种确信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它不是来自同样的俄国机器,也就是我再日记的前面一节里所指出的那样,是我们从沙皇主义那里接管来,并稍稍施以苏联润滑油的机器吗?

“毫无疑问,应该推迟这项举措,直到能保证我们的机器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拍着良心承认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称这个国家机器是我们的,但实际上它对我们来说仍然相当陌生;它是个资产阶级和沙皇主义的烫手山芋,而在过去五年中,由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军事行动和与饥荒作斗争,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摆脱它的。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据以为自己辩护的‘脱离联盟的自由’不过是一张废纸,无法保护非俄国人免受那个真正的俄国人,那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攻击,他在实质上是一个流氓、暴君,正如典型的俄国官僚那样。毫无疑问,苏维埃和苏维埃化的工人中的极小部分将会被淹没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乌合之众中,就像牛奶中的苍蝇一样。”(《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05页,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格鲁吉亚事件之后,列宁倾其所有,全力以赴,争取解除斯大林在1922年斯维尔德洛夫死后所担任的党总书记职务。然而,列宁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担心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公开分裂可能会导致党按阶级的划分产生分裂。于是,他试图把斗争限制在领导层以内,没有公开相关笔记和其他材料。列宁秘密地写信给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全心全意”地承担起他们反对斯大林的事业。由于他无法亲自追究此事,列宁便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他承担起在中央委员会里对格鲁吉亚人的保障。在他病情末期,为了抗击官僚化进程,他甚至要求托洛茨基与他组成一个集团,以在党的二十一大上与斯大林作斗争。但列宁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计划就去世了。他在《致大会的一封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最能干的成员,并要求罢免斯大林的党总书记职务,但这封信遭到了领导集团的压制,几十年都没有被发表。

“一国社会主义”

即使有列宁的参与,这个过程也不可能发展出不同的结果。其原因不在于个人,而在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到来,造成了一个落后挨饿的国家在客观上出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列宁逝世后,最初由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斯大林组成的领导团体(“三驾马车”)对列宁的建议置若罔闻,转而开始了反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列宁和十月革命思想的否定。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反映了崛起的特权官员的压力,这些人在革命中表现出色,希望结束那个充满着风暴、紧张和工人民主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对十月的反映,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中,尤其是在“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反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得到了相应体现。

如果有成功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紧随着这样的革命而来,那么俄国身为一个落后国家这件事也就不会成为问题。那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国际主义不是什么感性的姿态,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国际特征之中。用托洛茨基的话说:“社会主义就是组织起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生产,以满足人类的需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的法律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脱离生产力的问题,而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在本质上就是世界性的。”(《俄国革命史》,第1237页)十月革命被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开始。

“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斯大林在1924年秋天阐述而生,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所宣扬的一切都背道而驰。怎么可能在仅仅一个国家建立全国的社会主义呢,更何况还是像俄国这样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直到1924年前,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脑袋,包括斯大林。1924年4月,斯大林还能在他《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中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足够了——我们自己的革命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为了社会主义最终的胜利,为了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我们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者的努力。”然而,在几个月内,这些话就被收回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相反的思想。“在巩固了自己的力量、领导了觉醒的农民之后,胜利国的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础》,第39页。北京,1975年)

这样的阐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写过的一切都背道而驰,在列宁在世的时候会是不可想象的。这表明了官僚主义对十月的背离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这在统治集团三人中间产生了危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对事态的这一转折感到震惊,他们与斯大林决裂,并与托洛茨基结成了联盟,成立了联合左翼反对派。1926年,在反对派的一次会议上,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痛心疾首地评论道:“如果弗拉基米尔在这里,他会被关进监狱的。”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群众的情绪,他们同情反对派,但由于长年的战争和革命,已经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了。

新的统治阶层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革命的孤立是斯大林和官僚主义崛起的主要原因,但这同时也导致了国际革命新的失败:保加利亚和德国(1923年);英国总罢工的失败(1926年);中国(1927年);以及最可怕的一次失败,即德国(1933年)。国际革命的每一次失败,都加深了工人阶级的灰心丧气,并进一步鼓励了官僚主义者和野心家。1927年中国的可怕失败可以直接归咎于斯大林和布哈林,而在此之后,对反对派的驱逐就开始了。甚至在此前,反对派的支持者就受到了系统性的迫害,他们被从岗位上解雇,被排斥,有时甚至被逼自杀。

斯大林主义者的恶行完全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传统。这些恶行包括利用流氓来驱散会议、在官方媒体上散布恶毒的谎言和诽谤、迫害托洛茨基的朋友和支持者,使得许多出色的布尔什维克因此去世,例如格拉兹曼(因勒索而被逼自尽)和著名的苏联外交官约夫,后者被剥夺了必要的医疗途径,最终自杀。在党的会议上,斯大林政治机器组织起了一群类法西斯暴徒,对反对派发言人实施系统性的流氓行为,以此恐吓他们。法国共产主义报纸《反潮流报》在20年代报道了斯大林主义者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党内讨论”的方式:

“俄国党内的官僚们在全国各地都组建了吹哨团伙。每当属于反对派的党内工作人员要发言时,他们就就在大厅周围部署下名副其实的一圈手持警哨的人。反对派发言人一开口,哨声就响起来了。这样的噪音会一直持续到反对派发言人把发言权让给另一个人为止。”(《俄国的真实情况》,第14页脚注)

鉴于革命在可怕的落后条件下处于孤立状态,而且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已然筋疲力尽,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这并不是斯大林的聪明才智或远见卓识的结果。恰恰相反,斯大林什么也没有预见,什么也没有理解,而只是凭经验行事,正如他不断的朝令夕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盟友布哈林把路线拐向了右边,企图以“强农”(即富农)为其基础。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坚持不懈地对这种政策的危险性发出警告。他们主张采取工业化、五年计划和以身作则进行集体化的政策。在1927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对这一提议表示了鄙视。他甚至把反对派的电气化计划(第聂伯河计划)比作是“给农民提供留声机而不提供牛”。

反对派的警告被证明是正确的。富农的危险在一场粮食罢工和大破坏中体现了出来,其威胁有可能推翻苏维埃政权,让资本主义反革命成为了当时的风气。在慌乱的反应中,斯大林被迫与布哈林决裂,开始了极左的冒险。在轻蔑地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利用五年计划来发展苏联经济的提议后,他突然在1927年来了个180度空翻,开始鼓吹疯狂的“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以及通过强制集体化来“清算富农阶级”。这一突然的转变迷惑了许多反对派,让他们以为斯大林采纳了反对派的政策。但斯大林的政策只是对反对派政策的拙劣仿效。它排除了任何回归列宁主义苏维埃民主常规的可能性,导致了官僚集团统治阶级地位的巩固。

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开始,一个又一个的前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希望以此被接纳回党内。这只是一个幻象。他们对自己信仰的放弃只是为新的要求和新的投降铺平了道路,最后以莫斯科审判的屈辱而告终。在那里,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承认自己犯下了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即使这样的举动也没能拯救他们。在用污秽蒙住头之后,他们走向了自己在斯大林刽子手之下的死亡。

托洛茨基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尽管他并不幻想自己能赢得这场斗争,因为他在那样的势力对比中处于绝对劣势。但他是在为了给新一代留下一面旗帜、一个纲领和一个传统而斗争。正如他在自传中解释的那样:

“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在面对这一结局时,眼睛是大睁着的。我们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要想让我们的思想成为新一代的共同财富,不能通过手腕或逃避,而是要通过进行公开的斗争,不回避任何实际后果。我们前去迎接了不可避免的溃败,然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思想在更遥远的未来取得胜利而铺平道路。”(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1页)

国际左翼反对派

1927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了土耳其。斯大林还没有充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不能直接杀掉他。1927年至1933年,托洛茨基在流放地[先是内部流放,后来又被驱逐出了苏联]把精力投入到了组织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工作中,目的是重建苏联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在苏联的极左转向通过所谓“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在国际领域表现了出来。这本应要在世界范围内迎来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第三国际宣布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是法西斯主义的。这首先适用于那些被称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派。这种疯狂的做法在德国产生了尤其灾难性的后果,直接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

1929年至1933年那场灾难性的世界经济低潮对德国的影响最为严重。失业率飙升至了800万。大批的中产阶级被摧毁了。但他们在1918年和1923年就已经分别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失望了,这些绝望的德国中产阶级此时开始向希特勒的纳粹党寻求出路。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获得了近650万张选票。托洛茨基从他在土耳其的流亡地坚持向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发出警告。他要求德国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统一战线,以阻止希特勒。这一信息在《共产国际的转变和德国的形势》等一系列文章和文件中得到了有力的阐述。这是在呼吁恢复列宁的统一战线政策。然而,人们对这一呼吁充耳不闻。

虽然德国工运是西方世界最强大的运动,但它在关键时刻却因其领导人的政策而陷入了瘫痪。特别是斯大林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在纳粹的威胁面前。对分裂工人运动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他们甚至提出了“在学校的操场上打倒小谢德曼们!”的口号——不可思议地煽动共产党人的孩子去打倒社会民主党人的孩子。这种疯狂在所谓的“红色公投”中达到了顶峰。当希特勒在1931年组织了以此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公投时,在莫斯科的命令下,共产党指示其追随者们支持纳粹。直到1932年,英国的斯大林主义报纸《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还写道:

“托洛茨基站出来维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刻,没有比这更具有颠覆性、更反革命的阶级领导了。”

1933年,德国共产党约有600万名支持者,而社会民主党约有800万。它们的民兵合计约有100万成员——比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赤卫队人数要多得多。然而,希特勒依然可以吹嘘说“我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打碎就上台了”。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堪比1914年8月的那次。一夜之间,德国无产阶级的强大组织变成了一片废墟。全世界的工人——尤其是苏联的工人——为这次背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托洛茨基原本希望如此规模的失败将能够起到动摇共产国际根基的作用,并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展开一场辩论,从而使共产党重获新生,为反对派洗清罪名。然而,事情并没有像这样发展下去。第三国际及其政党被斯大林化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没有产生任何辩论,没有任何自我批评——只是重申着同样的名誉扫地的政策。德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路线)被庄严地确立为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年,当法国“火十字团”(Croix de Feu)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团体企图推翻“激进达拉第”的政府时,斯大林主义者们居然指示其成员与这群法西斯主义者一起示威,反对“激进的法西斯”达拉第(Deladier)。

一个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党和国际是注定要失败的。德国工人阶级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而遭到的可怕的失败,以及随后共产国际各党派在内部问题上自我批评和讨论的缺失,使得托洛茨基确信,第三国际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了。早些年间,官僚主义还没有奠定自己的统治阶层地位,而现在,它已经明显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批评和讨论来纠正的历史性偏差了,而是代表着一次胜利的反革命,摧毁了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工人民主的一切要素。因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新国际——第四国际——的口号。

莫斯科审判

新形势最清晰的表现就是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将其描述为“一场针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单方面内战”。1936年至1938年间,还活在苏联的从列宁时代起的所有中央委员会会员都被暗杀了。“16人审判”(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7人审判”(拉达列夫、皮亚塔可夫、索科尔尼科夫等);“军官秘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等);“21人审判”(布哈林、里科夫、拉科夫斯基等)。列宁的老同志们被指控犯下了最可怕的反革命罪行。他们通常会被指控为希特勒的特工(就像在法国热月反动时期,雅各宾派被指控为英国特工那样)。

官僚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彻底摧毁所有可能成为群众不满情绪的集结点的人。他们甚至逮捕和杀害了成千上万完全忠于斯大林的人,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与十月革命的经历有直接联系。任何一个被捕者的朋友、邻居、父亲或儿子都是危险的。在集中营里可以找到整整齐齐的一家人,包括孩子。亚克(Yakir)将军于1938年被暗杀。他的儿子和母亲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4年。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主要被告并没有出席审判。在被欧洲各国剥夺了庇护权后,列夫·托洛茨基正在墨西哥组织一场反对莫斯科审判的国际抗议运动。为什么斯大林官僚集团如此害怕一个人?十月革命建立了一个工人民主政权,给予了工人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篡位的官僚机构只能通过破坏工人民主,以及建立一个集权主义的畸形政权来实现统治。无论是在政治、艺术、科学还是文学方面,它都不能容忍哪怕一丁点的言论和批评自由。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的政权与希特勒、弗朗哥或墨索里尼的政权是相似的。但它们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苏联的新统治阶层是以十月革命建立起的新的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它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权力和特权,这个寄生阶层不得不同时维护国有计划经济的新形势,而这种新形势则体现着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成果。那些摧毁了十月的政治成果、消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特权官僚,不得不维持“共产党”、“苏维埃”之类的假象。他们还不得不发展生产力,以国有计划经济为自身的基础。因此,他们发展了工业,发挥了相对进步的作用,尽管其代价比以往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还要高出十倍。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出于感性原因才捍卫民主的。正如托洛茨基解释的那样,计划经济需要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一样。全能的官僚机构那种令人窒息的控制,与计划经济的发展是不相容的。官僚体系的存在,必然会在各个层面上产生各种腐败、管理不善和欺诈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与资产阶级相对的官僚机构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学、音乐、艺术或哲学上,都无法容忍任何独立批评或思考。托洛茨基之所以是对官僚机构的威胁,就是因为他仍然是布尔什维主义真正的民主和国际主义传统的见证者和提醒者。

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在其经典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分析了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这一新现象,并解释说,为了使苏联重获新生,必须进行新的革命,即政治革命。与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或阶层一样,俄国的官僚机构是不会自动“消失”的。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警告说,执政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苏联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惊人地预言道,除非工人阶级能把官僚机构除掉,否则这个官僚机构就将会以资本主义反革命收场。经过大约五十年的延迟,托洛茨基的预言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斯大林主义官员的子孙不满足于他们从国有计划经济的掠夺中获得的臃肿特权,如今正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俄国生产资料的私有者,从而使十月的土地陷入充满野蛮和崩溃的新的黑暗时代——这也是托洛茨基曾经警告过的。

斯大林和他所代表的特权阶层永远不会原谅托洛茨基揭露他们为篡位者和十月的掘墓人。托洛茨基及其合作者的工作对于官僚机构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危险,而官僚机构则以大规模的暗杀、迫害和诽谤运动作为回应。在现代史的年册中,没有任何类似的事能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斯大林及其残忍的杀人机器手中所受的迫害相提并论。要想找到与之相当的例子,就必须回到早期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或者西班牙宗教法庭臭名昭著的工作那里。托洛茨基在苏联的支持者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斯大林的刽子手噤声了。同志、朋友和家人都被送进了斯大林的古拉格,这台地狱般的绞肉机里面。

即使在这些地狱里面,托洛茨基派也依然坚定。他们独自维持着自己的组织和纪律。他们尽力关注国际事务,组织会议和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甚至组织了示威和绝食,例如持续了136天的1936年伯朝拉集中营的绝食运动。“绝食者抗议把他们从以前的驱逐地转移过来,以及不经公开审判就对他们进行处罚。他们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时,所有的囚犯都吃同样的食物(不论他们是否完成了生产规范),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开,把残疾人、妇女和老人从近极地区转移到气候更加温和的地区。绝食的决定是在一次公开会议上作出的。生病的、年老的囚犯被从中豁免;‘但后者断然拒绝被豁免’。几乎每一个军营里都有非托洛茨基主义者响应了这次号召,但只有‘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棚屋里,绝食才是彻底的’。

“管理部门害怕行动会蔓延,于是就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转移到了离集中营25英里远的一些半荒废的棚屋里。在总共1000名绝食者中,有几个人死亡,而只有两个人投降了;但这两个人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37年3月,根据莫斯科的指令,集中营管理部门在各方面都作出了让步;绝食也就结束了。”(艾·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16页)

但囚犯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叶若夫(Yezhov)的恐怖很快就达到了狂热的新高度。囚犯们本已微薄的食物份额被减少到每天只有400克面包,而国家政治保卫局(GPU)把普通囚犯武装了起来,煽动他们去殴打反对派。随意枪杀的数量增加了。斯大林决定采取“最终解决方案”。1938年3月底,托洛茨基主义者以25人一组,被从沃尔库塔集中营赶入了冰冻的荒原之中——直到他们死亡。枪击持续了几个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屠夫们做了他们的工作,谋杀了男人、女人和12岁也上的儿童,无一幸免。一个目击者讲述了一名反对派的妻子是如何拄着拐杖走到行刑地点的。“在整个四月和五月的一部分日子里,”目击者讲道,“处决一直在进行。每天或每两天,就会有三四十个人被叫出来……扩音器里广播着公报:‘因反革命煽动、破坏、劫掠、拒绝工作以及企图逃跑,以下人员已被处决……’一次,有一大群人被带了出来,大约一百多人,大多数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走的时候唱着《国际歌》;棚屋里有几百个声音加入了他们的歌声。”(出处同上,第418页)

一个人对抗全世界

对于这位十月革命的领袖来说,地球上没有避难所和安全的休息场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被牢牢地关上了。那些自称民主国家、自认为强于布尔什维克“独裁者”的国家,其表现出的容忍度并不比其他国家更高。英国早先曾为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本人提供庇护,如今却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拒绝他入境。法国和挪威的表现实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对托洛茨基的行程和活动施加了极多的限制,以至于“避难所”也变得与监禁无异了。最终,托洛茨基和他忠实的伴侣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 Sedova)在墨西哥进步资产阶级总统拉扎罗·卡德纳斯(Lazar Cardenas)的政府下,在墨西哥找到了庇护。

即使在墨西哥,托洛茨基也并不安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手臂很长。通过发声反对克里姆林宫集团,托洛茨基依旧是对斯大林的致命威胁,而证据表明斯大林命令每天早上都把托洛茨基的所有著作放在他的桌子上。他对这位对手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早在20世纪20年代,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就曾警告过托洛茨基:“你以为斯大林会回应你的想法,但斯大林会对准你的脑袋下手!”

在他被暗杀之前的几年中,托洛茨基目睹了他其中一个儿子被暗杀,而另一个儿子则失踪了;他女儿自杀了,他在苏联内外的朋友和合作者被屠杀,十月革命的政治成果被破坏殆尽。托洛茨基的女儿齐娜伊达(Zinaida)因斯大林的迫害而自杀。在女儿自杀之后,他的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雅(Alexandra Sokolovskaya),这位在斯大林集中营中丧生的非凡女性,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我们的孩子没指望了。我不再相信生活了。我不再相信他们会长大。我时刻都在期待着新灾难的发生。”她在结尾处说:“我写这封信并把它寄出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请原谅我对你的残忍,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亲人的一切情况。”(引自多伊彻,出处同前,第198页)

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在国际左翼反对派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938年2月,他在巴黎的一家诊所进行术后康复时被杀害。他的两位欧洲秘书,鲁道夫·克莱门特(Rudolf Klement)和埃尔温·沃尔夫(Erwin Wolff),也同样遇害了。伊尼亚斯·雷斯(Ignace Reiss),一位公开与斯大林决裂并宣布支持托洛茨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则是斯大林杀人机器的又一位受害者,在瑞士被政治保卫局的一名特工枪杀。

最令人痛苦的打击来自对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尔盖(Sergei)的逮捕。谢尔盖留在了俄国,认为他因为在政治上并不活跃,所以会很安全。希望是徒劳的!由于无法对他父亲进行报复,斯大林采用了最精妙的酷刑——通过子女来对父母施加压力。没人能够想象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娅·谢多娃此时遭受着怎样的折磨。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发现托洛茨基甚至考虑过自杀,试图以此来拯救自己的儿子。但他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是救不了谢尔盖的,而且还会让斯大林如愿以偿。托洛茨基没有想错。谢尔盖已经死了,似乎是在1938年被秘密枪杀的,因为他坚决拒绝告发他的父亲。

一个接一个地,托洛茨基以往的合作者们成为了斯大林恐怖的牺牲品。那些拒绝招供的人遭到了肉体上的毁灭。然而,即使投降也没能挽救那些屈服者的生命。他们还是被处决了。苏联内部坚持得最久的反对派领袖是伟大的巴尔干马克思主义者和老革命家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当托洛茨基听到拉科夫斯基投降的消息时,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拉科夫斯基事实上是我与老一辈革命家之间最后的联系了。他投降之后,就没有其他人还在了。尽管在我被驱逐出境时,由于审查的原因,我与拉科夫斯基的通信中止了,但拉科夫斯基的形象仍然是我与老战友之间象征性的纽带。现在谁也不剩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一直无法满足自己与别人交流思想、讨论问题的需要。我只能与报纸进行对话,或者说通过报纸与事实和观点进行对话。

“而我依然认为,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极不充分、极不完整,但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更重要,也比内战时期或其他任何时期都更重要。

“为了清楚起见,我想这样说。如果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依然会发生——只要列宁在场指挥的话。如果列宁和我都不在彼得堡,那么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会阻止十月革命的发生——我对此没有丝毫怀疑!如果列宁不在彼得堡,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克服来自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阻力。与‘托洛茨基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会在1917年5月就开始了,而革命的结果也会无法确定。但我重申,只要有列宁在,十月革命就无论如何都会取得胜利。内战大体上也是这样,尽管在内战的第一阶段,特别是在辛比尔斯克和喀山陷落的时候,列宁曾经动摇过,也曾被怀疑所困扰过。但这无疑只是一时的情绪而已,除了我以外,他可能对任何人都没有承认过。

“因此,我不能说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在1917年至1921年间也是如此。但现在,我的工作是完全意义上‘必不可少’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狂妄。两个共产国际的崩溃所提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的任何领导人都无力解决的。我个人命运的变迁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并使我获得了处理这个问题的宝贵经验。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导人头上完成用革命方法武装新一代人的任务。而且,我完全同意列宁(或者说屠格涅夫)的意见,即一个人身上能有的最大的毛病就是超过55岁!我至少还需要五年左右的不间断工作,才能保证革命的继承。”(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第53-4页)

然而,托洛茨基的愿望并没能实现。经过各种尝试,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別烏)终于在1940年8月20日成功结束了托洛茨基的生命。

尽管如此,直到最后,托洛茨基仍然绝对坚持着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遗嘱体现了对人类社会主义未来的强烈乐观主义。但他真正的遗嘱就蕴含在他的著作和其他文字当中,这些依旧是新一代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如今,“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依旧纠缠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这足以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顽强生命力。因为,从根本上说,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含义。

尤其是在俄国——十月的故乡——托洛茨基主义的现实意义依旧保持着它的强劲力量。托洛茨基早就警告过,斯大林官僚主义,这枚工人国家身上的毒瘤,最终会毁掉十月的一切成果。1936年,列夫·托洛茨基曾预言:“官僚专制现在的倒台如果不被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所取代,那么它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回归,以及工业和文化的灾难性衰落。”(《被背叛的革命》,第251页)如今,这个预言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最近五六年的情况足够证实这一点了。昨天还发誓效忠于列宁和社会主义的那些所谓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今天却在进行着令人作呕的争夺,通过系统地掠夺苏联的财产来充实自己。与这种可怕的背叛相比,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1914年8月的举动看起来只像是儿戏一样了。

然而,尽管有弗朗西斯·福山的预言,但历史并没有结束。俄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了它在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绝对无能。俄罗斯过去十年的历史,是一段生产力和文化空前崩溃的历史。只是因为缺少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这个明显腐朽反动的政权才没有被推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的前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始终打击着工人阶级。他们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非常喜欢一句俄罗斯谚语:“生活育人。”只要俄国的劳动人民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所意味着的僵局(而他们每天都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们就会看到回归旧传统的必要性。他们将在行动中重新发掘出1905年和1917年的遗产。他们会重新拾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以及那位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殉道者列夫·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纲领。在经历了几十年最可怕的镇压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依旧鲜活而有生命力——那是十月的真正思想,诽谤和杀手的子弹都无法将其摧毁。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万能的——因为它是正确的。”

伦敦,2000年1月24日